不尽缅怀寄深情 《月犁》

2001年 3月

我與崔月犁同志相識將近 60年，多年來無論我們有無工作聯系，無論是在敵後根據地，還是在敵佔區，我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可以說我們的關係既是同一戰線上的同志，又是親密的朋友，無間的兄弟。當我們聽到他突然去世的訊息時，異常震驚，在他的遺像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1941，我被調到北方分局黨校學習，我們每週有一次時事討論會，崔月犁同志作為校部工作人員參加討論會，從此我們相識了，並且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後在學習之餘我們一塊打藍球或同去校外散步、交談。初秋我患痢疾，因怕傳染，就把我安排在單獨一個屋裡。他是黨校醫生，經常來看病送藥，我倆也就有了更多接觸、聊天的機會。從小時候淘氣惡作劇到如何參加革命，我們無話不談，而且談得非常投機。

1941秋季，日寇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我們位於根據地領導機關所在地平山瓦口川內，必須立即轉移。我當時因痢疾未愈，被編入病號大隊，由老紅軍陳鈞同志和崔月犁同志負責帶隊。這個任務很艱難，除一部分病號外還有懷孕和體弱的女同志。轉移的地方是平山縣西部大山中，這個山是太行山支脈，主峰非常高，最高處叫雲上屏，我們被安置在雲上屏北坡半山腰一個小山莊，這個村叫上莊子，莊內只有五、六戶人家，我們卻有將近 20人。陳鈞是老紅軍，年齡大，月犁同志為了照顧陳鈞同志，幾乎擔當起病號隊的所有事情，要了解敵情，熟悉地形，還要籌集給養。

最危險的事情是籌集給養。因為山區很窮，老百姓自己的糧食都不夠吃，所以要到山外的村子去徵集，每次總是月犁同志親自帶著炊事員去。有一個村子叫貓石村，是日寇掃蕩從夏口鎮到洪子店的必經之路，我們的民兵經常在要道上埋設地雷。一次我們聽到爆炸聲，知道又有敵情，月犁同志拿起一支步槍拉上我就往山下跑，到山下去觀察敵情，並且和八路軍、民兵打擊敵人。還有一次山下傳來情報，說日寇要上山掃蕩，月犁同志馬上組織我們往山上轉移，他自己卻留在上莊子，準備應付緊急情況。因為上莊子畢竟偏僻，是大山裡的很小的村子，所以敵人沒能上來。日寇的掃蕩延續了一個多月，這一個月裡，月犁同志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他的高度責任心和他的沉著、機智、勇敢都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一個月裡，我和月犁同志天天一起查地形、摸敵情，更加深了我們之間的瞭解和革命友誼。

我的愛人朱世英當時在平山縣縣委工作，她們的駐地在東黃泥村，在這次日寇掃蕩中遭到大屠殺，我聽說世英也遇難了。當日寇掃蕩一結束，我要求繞道去東黃泥村，月犁同志不放心，一定要跟我同行。在東黃泥村，我們找到了世英，見到她仍健在，我們喜出望外。但是由於大屠殺，整個村子瘟疫流行，一家子一家子地病死。月犁同志不顧個人安危，冒著隨時被傳染的危險，除了給縣裡的幹部看病，還挨家挨戶地到百姓家裡去看病。

1942我被分配到北方分局工作，駐在韓丁村，月犁同志也被分配到北方分局，駐地是老墳溝村，兩村相距 圓裡地，我們就有了更多的往來機會，我們常在一起吃飯、打球、散步，討論國內外大這是我們接觸最多的一段時間。 員事， 1943，劉仁同志領導的城市工作部為了恢復已被國民黨幾乎完全破壞的平津地下黨組織，決定派月犁同志到平津敵佔區去恢復組織，開展工作。當時連一個關係、一個落腳之地都沒有。我有一個哥哥叫周隆高，他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與組織失去了聯絡，當時在天津開了一家診所。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讓月犁同志藏在長袍的衣領中。月犁到天津後化名李春和，在我哥哥家落了腳，並在防疫站找了一份工作作掩護。月犁同志非常善於處理各種關係，他為人謙和，手腳勤快，全家上下都很喜歡他。我哥哥生病時，月犁每天給他打針，同時幫他照顧病人，打針，拿藥。月犁後來常常往返於平津兩地。解放前夕，他還藉助我哥哥，把一些高階民主人士轉移到解放區根據地。

1944根據地開展整風運動，各地各部門各級黨的領導都相繼調回根據地參加整風運動，月犁同志於 1944年秋被調回城工部所在地板油店，由於地下黨的同志不能接觸外人，以免暴露，他單獨住一間房子。我是城委幹部，所以能經常去找他，告訴他整風的目的，帶給他學習檔案，向他介紹整風的情況。這次整風運動，是一次左傾擴大化的運動，和月犁同志一同過封鎖線的同志被活埋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相信我們黨內會有那麼多“託派”。

45年月犁同志又被調回北平，我也同時被調到天津。那年的11月，天氣很冷，可是由於我還沒找到工作，沒有收入，連過冬的衣服都當了，月犁同志到天津來看我，見世英穿得單薄，馬上找老關係給她找來一件皮袍。他常來天津看我，我也經常到北平去找他，有時還住在他那裡。 1946年因我暴露，被撤回解放區，在縣裡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直到解放後我們才又恢復了聯絡。

當時北平是敵人在北方最重要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白色恐怖極為兇險。月犁同志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開展工作，他要廣泛地聯絡平民百姓，還要去做國民黨軍政權貴高官的工作。每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隨時都有被捕、被殺害的危險，真正是“腦袋拴在褲腰上”。但是月犁同志出於他對人民事業的忠誠從不畏懼，憑著他的沉著冷靜、機智靈活，不僅五六年中一直沒有暴露身份，而且使地下黨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恢復發展起來，使更多的群眾覺悟起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敵人再沒能破壞我們的組織，相反，我們卻從根本上瓦解、動搖了敵人，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這不能不說是我黨地下工作的成功的典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月犁同志被誣陷關進了監獄，八年沒有消息，無法相見。我仍時時惦記著他，我聽說他們全家被勒令搬到一個貧民居住的交林夾道，我曾叫我的孩子去打聽，還親自到那裡看那兩間簡陋破舊的平房，但當時我沒敢進去，怕惹出更多的麻煩。

1975文革後期他出獄後，我到醫院去看他，我見到他身體虛弱、面部浮腫，可以想像到他在獄中飽受折磨。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滿和怨氣，仍和過去一樣談笑風生，閉口不談他被誣陷在獄中所受到的折磨，仍然時時注意保護黨的形象，避免給黨造成不良影響。

在我們接觸的近 60年中，我深深地感到他有許多的優點，值得懷念。

他個性率真坦蕩，對人誠懇熱情，他不搞小動作，不算計別人，他不計較小事，不議論別人是非，對於耍手段、整人的事深惡痛絕。

他平易近人，不管高層和基層群眾見面都很熱情，談吐自如，與他接觸感到輕鬆，但他心裡有自己的主見，絕不逢迎附和，不管在什麼人面前都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記得有一次市委開會，公務員按過去沿習的老習慣，只給首長倒水喝，其他與會者都沒水喝，他當即提出，喝水不要分等級，凡參加會議的均應有水喝，就是他後來做了“官”也不擺架子，大家都親切地稱呼他“老崔”。

他熱心幫助別人，急別人之所難，他長期在醫務部門工作，熟悉醫院及醫生，有不少老同志在戰爭年代造成病痛，請他幫助求醫住院，他從沒有推諉過，而且很快就辦好，他總是不嫌麻煩地幫助不少老同志的下鄉回城子女安排工作。

他工作深入基層，關心群眾，他經常到各基層醫院去了解情況，為他們解決難題，併到農村去搞調查研究，為他們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他不僅瞭解基層醫務方面的問題，還關心農村群眾的疾苦，向有關單位提供材料。

老崔同志是個政治堅定，熱愛人民，對黨無限忠誠，對黨的事業充滿信心的人。他冤獄 8年之久，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發過怨言，說過對黨不利的話，雖然身體一直有病，但一直勤奮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是值得紀念的好黨員，是我最貼心的摯友和兄弟。

2001年 6月

幾十年了，大家都習慣於把崔月犁同志叫做老崔。大凡脾氣隨和的人都容易得到這種帶有親近感的稱呼，生前死後都不會改變。

老崔是個急脾氣的人，說幹就幹，辦事幹淨利落，絕不拖泥帶水，秉性和氣，至老不變。他最後走得也急，一個踉蹌，跌地不起。

當日，聽到噩耗，心裡陡地一震，雖然早已料到這可能是他最後的結局———行色匆匆，還是感到突如其來。晚上去看書麟，見她悽然獨坐，談話也還鎮靜，我卻一陣心酸、老淚縱橫，不能自已。

事後細細回想，老崔走得那麼急，似乎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是有思想準備的。那年春天，為了辦理轉移我的醫療關係的事，請他代為催問，電話中和他說了這事以後，不願再去催他，他反而三天兩頭打電話來催問我辦妥了沒有，直到有了結果，他才放心。相隔不久，他又打電話來，問我是否已經注射了感冒防疫針，我說還沒有呢，正準備去。他說：你最怕感冒，快去打針吧，我給你聯絡復興醫院。放下電話不到十分鐘，復興醫院一位李大夫就打電話來，說是崔部長給她打電話，請她為我打防疫針，叫我快去。老崔說辦就辦，我只好快去。李大夫一邊給我打針，一邊笑著說：崔部長說了，他最恨辦事拖拖拉拉，他是主張雷厲風行的。我當時也笑了，這李大夫真是把老崔形容如畫。

現在仔細尋思，老崔那時身體已經很衰弱，心悸不安，閉門不出。那年春節，我們打電話互相問候，他說他每天只下樓散散步，在房裡休息的時間多，為了靜養，連書報也不看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不負我所託，儘可能給我一些關懷照應，而我當時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每每想到這裡，便使我感到自慚不安。

我是個老病號，幾十年來都得到老崔的特殊關懷。 1947年，我肺病復發，咳血。那時我和老崔同在北平做地下黨的工作，我既生病，無法繼續工作，不得已把我擔負的工作都轉交老崔負責。當年深秋，又在老崔和李雪等同志的關心下，安排我到香山去養病，直到 1948年春節前才返回城內。到了 1948年夏天，我的結核病又有發展，從肺部轉移到淋巴和腰椎，而且腰椎結核發展到難以支撐身體的地步，站立坐臥都疼痛難忍。當時，治療結核病的特效藥還不多，為了遏止病勢發展，黨組織用了金子般的價格為我買來20支進口的鏈黴素，老崔在疲勞工作一天之後，每晚還要到我住處為我注射。在他悉心照顧下，我的病痛有所減輕，當年 10月才得以返回解放區療養。

其實，老崔的健康情況也並不好。很早就有心絞痛的毛病。

上個世紀 60年代他就常對我說：別看你病病歪歪，說不定你比我活得長，我倒可能走在你的前面。那時，他正當壯年，看起來他是個衣裝整潔、精神抖擻、風度翩翩的活躍人物，他總是生龍活虎般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因此，我並不把他的話當真。以為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誰知卻應了中國一句老話：一語成讖，他真的走在了我的前面。

老崔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仍是忙忙碌碌，社會工作兼職很多，他是個閒不住的人，終年在外奔波，全不以他有心臟病為意。

有一年他還去了西藏，我聽到後，吃了一驚，心想：他怎麼會那樣冒險？待他回來我問起去藏情況，他說：高原缺氧沒有想象的那樣嚴重，只要先休息兩三天，多吸些氧氣、不急於行動，先習慣了，就可以如常活動了。他說得很輕鬆，還頗為自豪地說，他已經跑遍全國了。過了些時候，聽說他去東北了，接著又聽說他上了長白山，回到瀋陽就病倒了，而且病情危重。我又吃了一驚，忙打電話給書麟去問，才知道開始急救時，慌亂中用的藥不對路，幸好老崔瞭解自己的病情，改用自己隨身帶的對症的藥，這才救了自己一命。那年，他病重不能行動，翌年春天才轉回北京。從此，老崔的健康情況每況日下。他是個好強的人，事事都願跑在前面，從不服軟，這一次死裡逃生，他也不能再不注意身體了。有幾年夏天他都要住醫院注射蛇毒製劑，據說可以防止血栓。有時談起病來，他也說常常感到心悸胸悶，容易激動，體力大不如前，因此打算好好休養，少管事了。我也藉機勸他少管點事，多注意自己的身體。他卻說老同志們如有為難的事，也不能一概不管，無非是坐在家裡多打幾個電話，找人幫忙，累不著的。

老崔是個熱心腸的人，急公好義，樂於助人，頗有燕趙之士慷慨激昂的豪爽氣概。在地下工作時期，有一位姚繼廣同志與老崔相識，北平解放初期，姚奉調西南工作，不便攜帶家屬同行，臨行前將幼子和一個老阿姨寄託在老崔家裡，老崔慨然接受。那老阿姨年老多病，老崔並不以老人為負擔，為她治病，一直撫養到為老阿姨送終。那時代，同志之間緩急相助，不分彼此，比之當今，見利忘義者多，真有天壤之別。老崔還是個感情豐富的人，無論遇上興高采烈的事，還是令人憤憤不平的事，都很容易引起他的激動情緒。

1978年 11月，彭真同志從陝西返回北京，在京的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奔走相告，那天自動去機場迎接的竟有一二百人。飛機一落地，老崔便急不可耐地從人群中擠上前去，熱淚盈眶地與彭真同志熱烈握手，此情此景給彭真同志的印象十分深刻，兩次對我說：老崔有感情，見面就流眼淚了。老崔晚年，心臟更加衰弱，情緒更易激動。有一次我們都去參加出版一本《吳晗傳》的座談會，輪到老崔發言，講到吳晗受難，情緒特別激動，幾乎聲淚俱下，無法再講下去，便站起來說：我不行了，我不能太激動，心臟受不了，我得走了。

於是頭也不回，徑直退出會場。

一個毫不掩飾自己喜怒哀樂、形之於色的人，一個心直口快、直抒胸臆的人，一個性情率直的人，一個樂觀向上的人，便是一個足以傾心結納的好同志，老崔與我便是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心事相通的戰友。但我們兩個人卻是性格各異，用老崔的話來說，他是屬於外向型的，而我是屬於內向型的。這種分類法似乎過於簡單，各人性格的形成過程是複雜的，但只要相知甚深，相互信賴，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商量，這種表面上的性格差異又有什麼關係呢？

紀念逝者是為了活著的人。老崔是個快活樂觀的人。多少年前，我曾見過書麟唱京戲，老崔拉胡琴伴奏，這算是婦唱夫隨，其樂也融融。及至晚年，書麟作畫，老崔題字，也稱得上書畫合璧。他們夫婦曾贈我一張書畫，我想我要快點把它裝裱起來，懸掛壁上，用來紀念我們之間珍貴的過去和永遠的友情。

2001年 3月

在紀念崔月犁同志逝世 3週年之際，回想他 50年前，認真貫 寄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關心回族工作和回民生活的思想作風，仍然記憶猶新。

我和月犁同志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相知相識的。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同在晉察冀邊區黨委城工部劉仁同志領導下工作，當時，我任邊區回民抗戰建國委員會主任、城工部回民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組織動員各界回族群眾參加解放鬥爭，月犁同志在城工部負責黨的地下領導工作。因而，我倆共同面對城市的回民工作。

他對人都是以誠相待，深受群眾的歡迎和尊重。他特別注意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回族群眾中有良好的影響。崔月犁同志對工作非常認真，能夠抓住重點帶動全域性，他集中各方面力量做傅作義將軍的爭取工作，並獲得了成功，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北平解放後，廣大回民群眾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當時國家面臨困難時期，百廢待興，人民的生活水平難以有很大提高。於是，廣大回民群眾對就業、就醫、提高經濟生活水平和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的心情更加迫切了，解決回族群眾的教育、就業、就醫問題成了當務之急。當時，我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長，崔月犁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面對歷史遺留下來少數民族群眾文化水平低的現實，必須發展民族教育，給回族青年提供上學的機會，使回族人民迅速提高政治科技文化水平，提高就業層次，逐步解決國內民族之間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他對發展民族教育非常重視。月犁同志和我向市委彙報了成達師範、西北中學及燕山中學這三所回族學校師生對舊教育制度不滿，強烈要求政府接管的情況，北平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視，取得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同意，於1949年 4月 7日正式接管了成達師範學校。我任校長，楊明德任副校長，立即著手進行對學校的整頓和改造，學校的教學工作迅速走上正軌，學校面貌煥然一新。此時的西北中學和燕山中學仍然處於苦苦掙扎、若存若亡的狀態，回民群眾強烈呼籲請求政府把學校改為公立，與成達師範合併，成立回民學院。月犁同志和我在市委的支援下，到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反映了回民師生的意願和市委的想法，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立即成立了籌備小組，由我任組長，準備接管西北中學和成達師範，成立回民學院。經過三個月的緊張準備，於 1949年 10月 6日，回族第一所最高學府———北京國立回民學院成立了。了解決回族人民就業門路窄的問題，市政府決定，在招工、轉業、就業中少數民族要佔一定的比例，受到廣大少數民族群眾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擁護。崔月犁同志在他的工作範圍內都予以積極地貫徹，這對北京市的民族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影響，對全國的民族工作起了示範作用。

解放初，全市的衛生醫療條件很差，缺醫少藥，市民看病難、住院難，回族群眾看病住院更難。我和月犁同志商定把普慈施醫院（民辦回民醫院）由政府接管，改為回民醫院。經市委副書記劉仁同志同意並指示我們做好接管工作，選好院長，我們把在江蘇工作的回民醫生沈成章同志調北京任回民醫院院長，同時選調了一批回族醫生來院工作，政府給予了資金投入，增加了醫療裝置，改善了醫療條件，解決了回民住院看病難的問題。

崔月犁同志一貫關懷重視少數民族工作，為少數民族人民做了很多實事。

2001年 4月

北平解放之前，常到我家來開會、談工作的同志並不多，只有四五位。其中有兩位“李先生”，一位是佘滌清同志，一位是崔月犁同志。當時佘同志比較胖，我母親在背後管他叫“胖李”，老崔同志面目清秀，比較瘦，我母親在背後管他叫“瘦李”。

我母親特別喜歡“瘦李”。每逢“瘦李”到家裡來，她就十分高興。什麼我母親如此喜歡“瘦李”呢？當然，是由於欽敬“瘦李”為革命出生入死的風範。此外，還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因為“瘦李”面目清秀、舉止文雅。這一點現在聽起來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是在五十多年前，我母親這樣的老人（她原先是小學教員）是很看重這一點的。在當時，蔣管區的人們往往把共產黨人想象成：不是膀大腰圓的彪形大漢，就是頭髮散亂的狂飈式人物，如今看到如此溫文爾雅的地下工作領導人，自然十分喜歡，感到她的兒子能和這般人物為伍，確實值得欣慰。

第二個原因是“瘦李”很關心同志，對同志很熱情。地下工作的同志之間都有著一種十分親切的感情，“瘦李”在這一點上更為突出，他每到我家，都帶來親切和溫暖。別的同志到家裡來多是來去匆匆，談完工作就走了，老崔同志卻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成了我母親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成了我女兒信賴的好伯伯。 1948年初，我患了肺結核病，早晨起床時吐血，他讓我到同仁醫院 載光科找他，親自為我拍胸片。直到北平解放之後，同仁醫院還給我拍了不少次胸片（以後就是 載光科主任餘貽倜同志、載光科的張大夫給我拍了，他們因為和“李大夫”的關係很好，愛屋及烏，對我也很照顧）。北平解放之後，有的在地下鬥爭時常到家裡去的同志因為忙，很少枉駕寒舍了，“瘦李”雖然職位比較高，仍然時常去看望我的母親。不但我的女兒十分喜歡崔伯伯，連我的小外孫女也很敬重崔爺爺，有一次為了我不肯戒菸，還打電話向當了衛生部長的崔爺爺告狀。天有不測風雲，文革風暴席捲神州，北 京 市 委 一 朝 覆 亡 了。 盡1966年 9月我被囚禁於長城腳下的“反修堡”，與老崔同志囚於一室，當時我形神頹喪，賴老崔同志慰勉有加，心情才有所平復。“反修堡”別後，就再也未見到了。直到 9年（1975年）之後，他從秦城釋放回家，才又見了面。這時，他雖然風采依舊，但神色憔悴，目光呆滯，原來他在秦城遭受嚴刑拷打，精神已經有些毛病了。奇怪的是，他見到別人時往往會發脾氣，見到我時卻又高興又溫和。

四人幫被粉碎後，他很快康復而且又精神抖擻地工作了，我們都為他高興，不料 3年前他在外地出差時犯了心臟病。 1996年我動了手術，有一天他一個人從木樨地 22樓到 24樓家裡來看我，我和妻很不安：“你來看我的病幹什麼，你的病比我的重！”趕緊由妻把他送回了家，這時，他已經頭重腳輕，走路不穩了。

我們沒有想到，老崔同志這麼早就離開我們而去了。每當回想起五十多年前做地下工作的往事，回想起解放後在北京市工作的日子，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共患難的情景，在我面前就浮現出他英俊而又堅強的面容來。時光可以流逝，我們對他的緬懷卻永遠不能磨滅，他共產黨人的形象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裡。

2001年 3月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 3年了，舊日往事歷歷在目。我們倆人是在 1939年秋季“反掃蕩”的戰火中認識的。那時我們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都是在中共晉察冀北方分局工作。我是分局秘書處的秘書，他是分局黨校的醫生。“反掃蕩”開始後，領導上安排分局機關和黨校的同志（各有二百餘人）向河北省阜平縣北部山裡去打游擊，經過一天八十多里的行軍後，分局機關的人住在上竿嶺村，黨校的人住在下竿嶺村，二者相距約二華里。因為阜平縣是抗日戰爭初期晉察冀邊區唯一的一個敵人未佔領的縣城。工作開闢得早，黨政機關和群眾組織建設的基礎比較好，活動起來有利條件較多。不巧，當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讓警衛隊派一個警衛班到西山頭上吳王口村附近去巡邏放哨。到晚上八點多鐘時，他們和從山西省大同市出來向阜平縣城進攻的日寇相遇打了起來。敵人的炮彈、槍彈連續不斷向我們所住的上下竿嶺村一帶轟擊，於是我們這兩個單位的人員便立即向駐地東北方向的大山溝轉移。當時敵我雙方都情況不明，我們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大規模的反“掃蕩”戰鬥。我們的隊伍經過三個日日夜夜的行軍轉移，才突出了日寇在阜平北面的包圍圈，轉到了離開阜平縣城約二百多華里的馬莊村一帶。連續進行了三個日日夜夜的行軍轉移，幾乎天天吃不上飯，病號增加了不少。當時我是分管分局機關這些打游擊的二百多人的行政事務，曾多次去黨校找崔月犁同志來給病號看病，分局機關的同志們都稱讚崔月犁大夫真好，可幫了我們這些病號的大忙，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認識的。 1940年初劉仁同志從秘書長調任分局組織部長，我也同時調組織部擔任組織幹事，經常去黨校了解幹部和聽報告，彼此交往的機會就多了，加上我的愛人胡禮和崔月犁同志還是黨校同班的同學，更增加了我們的感情。

41年秋季日寇對晉察冀邊區的大“掃蕩”是從 8月 3日開始到10月 16日結束的，歷時兩個多月，這是規模最大、鬥爭最殘酷的一次。當時日寇調集了 7萬裝備精良的兵力，集中對北嶽地區進行空前野蠻的大掃蕩，敵人採用了所謂的“鐵壁包圍”和“三光政策”，妄圖一舉摧毀晉察冀這個模範根據地。根據中央的指示，在聶榮臻司令員的領導下，經過全體軍民的英勇奮戰，最後打退了敵人的圍攻，取得了反掃蕩的偉大勝利。但是根據地的損失很大，廣大軍民中傷病號約佔 80%，尤以猩紅熱、肝炎、瘧疾為多。當時，吃飯和治病成了恢復幹部群眾元氣的兩件大事。日寇掃蕩期間，分局機關是隨軍一塊兒向西部外線轉移的，隊伍急行軍到達靈壽縣西面的六畝園村以西后，劉仁同志突然胃潰瘍病發作，大口吐血，不能隨軍前進。領導上決定由我帶近十位警衛和交通人員陪他到附近山裡堅壁養病。經過一個多月，他的病情穩定後，就派我帶一名交通員，去分局黨校原疏散地區高家莊、蘇家莊一帶，尋找失散的黨校的師生員工，讓他們儘快地集中到預定的地點，休養恢復準備開學。特別要我找到崔月犁和周榮鑫，要他們把堅壁的藥品和糧食挖出來，解決大家的吃飯和醫療問題。並要崔月犁派幾個熟悉情況的同志到行唐、新樂縣一帶再去買些藥品給大家治病。

劉仁說：崔月犁這個醫生很有經驗，也很熟悉中醫中藥，要他全力以赴儘快給學校的病員治好病，儘快使這批入學不久的學員恢復健康重新開學。 11月中旬黨校開學時，我陪劉仁去參加開學大會，劉仁當面對崔月犁講：“月犁同志在這次最殘酷的反掃蕩戰鬥中，為黨出了力，為救治傷員立了功，我代表組織上謝謝你！”當時崔月犁聽了幾乎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崔月犁是冀中深州縣人，他十五六歲就在安平縣學醫行醫，他的祖輩還有人在安國縣開中藥鋪，也坐堂看病。安國縣是華北地區有名的中藥材集散地。崔月犁同志不僅懂西醫，也熟悉中醫中藥。在戰爭年代，在那個缺醫少藥的條件下，他憑著一顆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在衛生戰線上和城市地下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75年 11月，我當時是青海省的工業書記，來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住在前門飯店。從北京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崔月犁同志從秦城監獄放出來了，住在崇文區龍潭北里一座宿舍樓裡。

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不巧他外出了，家裡有個男孩子在，我留下了姓名、飯店房間號等，並說找個晚上再來看他。沒想到過了兩個多小時，他在男孩子的陪同下到前門飯店來看我。崔月犁同志由於將近十年的監獄生活，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看上去面色蒼白，目光有些呆滯。我兩人多年不見，彼此有說不出的高興。他說，他剛出獄，外面的事，一無所知，要我給他介紹點當前黨內外的情況。

我便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林彪這個大壞蛋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摔死，林彪反革命集團於 9月 13日之後就已徹底毀滅了，又告訴他當前鬥爭形勢仍很尖銳，江青反革命集團一夥一心搞篡黨奪權，鬧得很兇，全國上下不得安寧，全國生產和各項工作都無法進行……，我還告訴他周總理病得很重……倆人談了兩個多小時。看上去他很激動。我又勸他：“出來了就好，要先好好養病，對不熟悉的人見面說話要謹慎些。”因為我二人在戰爭年代同在彭真、劉仁手下工作過，在彭真、劉仁被打成“反革命”時，我們二人都被誣陷為彭真、劉仁的黑爪牙、黑幫分子，是文革初期最早蹲“牛棚”捱整挨鬥的人，後來月犁 深同志還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近十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我們都陸續出來工作。崔月犁同志又回到了老本行，擔任了衛生部部長。他雖身體不好，為我國醫療事業發展拼命工作，要把過去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經常出差在外，深入醫療第一線。

近二十來年住在同一個公寓樓裡，又都是冠心病的病友，見面多了，來往也多了，感情就更深了。月犁同志一生淳樸，為國為民，是個有德、有才、有為的老同志。他立場堅定，黨性很強，是個富於創新精神的實幹家。我很懷念他那胸懷坦誠，平易近人，聯絡群眾的工作作風和革命情操。

2001年 6月

當我執筆寫作此文時，心境淒涼而哀傷。因為眾所周知，崔月犁同志忠誠於黨，成就斐然，正當盛年，為黨的事業殫精竭慮作出貢獻時，卻在人妖顛倒的“文革”中遭受誣陷和摧殘，以至身心交瘁，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此時我不禁聯想到李炳泉同志，作為他的妻子，我痛惜於這個為黨無私奉獻的共產黨員，在“文革”中竟遭迫害致死。炳泉與月犁同志在解放前都曾是北平的地下黨員，他們有過一段具有歷史意義的合作———為北平和平解放效力。

那是 1948年下半年，毛主席在進行平津戰役部署時，提出“爭取讓中央軍不戰投降”，12月中旬，又直接指揮與傅作義的談判。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軍運用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偉大勝利。北平地下党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早在 1948年春，晉察冀城工部長劉仁同志，就根據黨中央的政策精神，指示北平地下黨，要物色與“剿總”上層有關的人，去做傅作義將軍的工作，爭取和平解放北平。

那時北京學委（原在平、津的地下黨組織）在佘滌清等同志領導下，審慎地透過多種途徑展開工作。如輾轉請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先生出面，勸說傅作義接受和談。 1948年秋，當時任學委秘書長的崔月犁同志，不顧敵特的盯梢，置生死於度外，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他多次與劉厚同深談，動員他幫助傅作義認清形勢，以大局為重，保全文化古都，和平解決北平問題。

與此同時，南系平、津學委（抗戰勝利後由昆明、重慶等地來到平、津的地下黨組織）黎智、王漢斌同志，聽取了職青支部的彙報，瞭解到李炳泉的堂兄、“剿總”聯絡處少將處長李騰九的情況。經組織決定：派李炳泉打通李騰九的思想，推動傅作義接受和談；又把傅冬菊（傅作義的女兒、黨員）從天津調來北平，要她勸說父親放下武器與共產黨談判。

1948年 11月，南北系學委合成統一的學委，共同領導著北平地下黨的工作。為了及時掌握傅作義的思想動態，月犁同志與傅冬菊單線聯絡，接頭地點安排在東黃城根 62號李忠同志家。這裡是一座西式平房，有高牆圍繞，儼然高官富賈，有利於掩護。幾乎每天上午，月犁同志都要聽取傅冬菊對父親思想情況的彙報，然後透過地下電臺報告黨中央。聶榮臻司令員曾說：在戰場上這樣迅速準確瞭解敵軍指揮官思想動態的，在戰爭史上實屬罕見。

2月初，東北解放軍已44入關，陸續完成對平、津、張之敵的戰略包圍與戰役分割，傅作義不得不考慮與共方談判。那時李炳泉受黨組織委派，代表北平地下黨去見傅作義，接洽有關和談問題。並於 12月 15日帶領傅方代表崔載之秘密出城到我前線司令部去，從此開始了傅作義三次派代表出城談判的歷史篇章。

和談並不順利，12月19日第一次談判沒有結果，22日軍委下令開始殲敵階段，24日解放張家口，25日宣佈戰犯名單 43人，其中有傅作義。6日傅方代表崔載之被“剿總”急電召回，談判中止。

1949年 1月 1日晚，林彪、聶榮臻找炳泉談話，要他回北平去見傅作義，當面傳達軍委指示的有關談判的六點意見。 2日，炳泉奉命回平，次日見到傅作義，當炳泉向他傳達軍委六點意見時（包括“傅氏反共甚久，不能不將他列入戰犯”），他認真聽著沒有表態。

1月 5日，炳泉按軍委指示，把進城來的情況報告地下黨。炳泉在李忠家與月犁同志見面，向他詳述了此次回北平來的任務和經過，然後當日返回司令部。炳泉此次與月犁同志的會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 1956年所寫《自傳》中，作了詳明的記述。

經過我軍強大的攻勢和複雜的談判之後，終於雙方達成協議。

1月 31日，文化古都北平完整地回到人民懷抱。由此可見月犁同志發表的《憶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的經過》一文，對於北平和談這一段歷史，所起到的正本清源的重要意義。

月犁同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黨性原則很強的人，他的質樸寬厚、富有正義感的高尚品德，也是有口皆碑的。

當“文革”十年的鬧劇剛剛落幕，黎民百姓剛從戰亂的惶恐中掙脫出來，社會生活仍為一池渾水，沉滓氾濫。那時的李騰九，由於曾在北平和談中作出有益的貢獻，建國之初已是政協委員。但他在“文革”中仍受驚嚇不小，耄耋之年重病纏身。“文革”後頗遭冷遇，看病難住院更難。後來他親口告訴我，在他病情危重時，是崔月犁同志把他送進醫院，才使他得到救治，轉危為安。他說這話時竟潸然淚下。

“文革”中李炳泉被造反派誣陷為叛黨投敵，我們地下黨的忠誠戰士竟然成了傅作義的談判代表。在“文革”中炳泉遭受迫害，不幸罹難。我自己成了“黑幫家屬”，被造反派趕出家門，“四人幫”垮臺後，胡耀邦同志批示為李炳泉平反昭雪，我當時暫住於醫學院的一處廢舊房間裡，中醫學院後勤某些人，趁我不在時，竟破門而入，佔據住房，抄走生活用品。我多次向中醫學院交涉，要求發還住房，都不予理睬。

在我走投無路時，寫信給崔月犁同志，向他陳述了中醫學院某些人違法亂紀、私撬民宅，致使我無家可歸的事。誰料三兩天後，就收到他寄來的熱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告訴我，他已與中醫學院院長聯絡，此事“請他迅速解決”。過了兩天，中醫學院總務處長前來賠禮道歉，併發還了住房。

月犁同志主持正義、剛正不阿的作風，表現了共產黨人真誠為人民的崇高品德。他寫於 1982年 10月 13日的信，我珍藏至今，他的深厚情誼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裡。

何 釗2001年 4月1945秋，抗戰剛剛勝利，我從解放區回到北平，做地下工作。不久，我的關係就轉到崔月犁同志那裡，由他直接領導。

我原是北平一個青年學生，在解放區，只呆了三四個月，是剛剛入黨的新黨員。雖有滿懷熱情，卻很幼稚。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做一名共產黨員，怎樣做地下秘密工作，還是所知不多。

老崔同志定期與我聯絡，一般是在景山、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等處。每次見面，除聽我談情況，向我佈置些具體工作外，他經常講講形勢，說說什麼是共產主義理想，現階段的任務是什麼，為什麼共產黨員必須不斷地提高和改造自己。此外，關於地下工作紀律，如何堅持革命氣節，如何隱蔽埋伏，積蓄力量，樹立長期鬥爭的思想，以及如何應付敵人的迫害，更是經常要說的。他講的道理，深入淺出，很有感染力。開始，因為他是黨的領導，我除對他十分尊敬外，難免有幾分拘束，並有一種神秘感。日子長了，感到他在嚴肅中不失耐心溫和，處處謹慎中又顯得十分自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於怎樣工作，他確實是不厭其煩地把著手教給我的。一次，在從學校返家途中，偶然遇到一個同方向騎車的高年級同學。據別人說，此人思想反動，且十分活躍，可能有政治背景。途中閒談，此人將話題引到蘇聯紅軍在東北的表現，說了些不滿的話。我十分反感，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針鋒相對地說，美帝國主義幫助國民黨打內戰，中國人民是反對的。這件事，當我向老崔同志彙報時，他指出我不應當這樣簡單地針鋒相對。

他說，此人可能是有意試探，應當不動聲色地把話引開，不去正面交鋒，以後，對此人多加觀察就是了。他經常提醒我，在學校，做同學的工作，不能光憑個人願望，不能急於求成。先要和他們打成一片，深深地融入其中，做群眾的知心朋友，建立感情，取得信任，由淺入深地做思想轉化工作。不能一上來就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那是會暴露，會脫離中間大多數，會使地下工作受損失的。關於我們在公共場所接頭，他告訴我，定好接頭地點後，不要徑直前去，應在附近先轉一轉，觀察有無異常。他還告訴我，如果懷疑身邊有“尾巴”（意指敵人盯梢），不論是步行，還是騎車，可有意走一段比較僻靜的路，易於發現。還可以穿插著走一段熱鬧人多的街道，容易把“尾巴”甩掉。還教給我，每次接頭，儘可能換一個樣子，比如，換一件罩衫，換一頂帽子，換一輛腳踏車，穿著舉止不要過於引人注意，等等。後來，他交給我兩個地下進步群眾關係，由我負責聯絡。她二人均是職業女性，年齡比我大得多。怎樣從思想上進一步影響她們，怎樣考察她們的工作和覺悟，怎樣與她們談加入黨組織的問題，等等。都是老崔同志一點一滴地教給我的。由於他耐心地循循誘導，使我從一個很幼稚的共產黨員，逐步提高了覺悟，能夠為黨做一些工作了。

1946年 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地下形勢惡化，組織決定我撤回解放區。我回到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開始了與北平地下電臺間的譯電工作。

1948冬，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遼瀋戰役勝利結束，淮海戰役勝利在望，平津戰役正在積極準備之中。劉仁同志認為，平津戰役一打響，城工部機關與北平地下黨人的來往，會遇到困難。是需要地下電臺發揮作用的關鍵時刻了。為加強地下力量，決定派我重回北平地下，搞譯電工作。

離開城工部前，劉仁同志親自談話。除了講鬥爭形勢，講任務，講秘密工作紀律，並反覆著重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之外，要求我儘快出發，沿途不要耽擱，儘快趕到北平，並儘快找到崔月犁同志。那時，老崔同志作為城工部黨委委員，總管地下電臺的電報，凡往來電報，一律由他負責。另外，我出發時，除帶了一套擬換用的電報密碼外，還隨身帶了 8個拍照檔案和經特殊處理的膠片底版，也必須儘快交給他。

1948年 12月 1日，一個嚴冬的凌晨，我化裝成一個從德州來的鄉間女子，持城工部機關仿製的“身份證”，同一位組織上指派掩護我同行的老者，以甥舅相稱，隨著往來跑單幫、做生意的男女人猿天后的傍晚，到了天津。第二天一早，我便獨自乘群，晝行夜宿，火車到了北平。

一路上，我苦苦思索的，是用什麼辦法，儘快找到老崔同志。

我弟弟是中學委下邊一個地下黨員，想透過他，向上級反映，來找老崔同志。不料，半路上，在我滄州交通站附近，偶然遇到了從北平回來的學委楊伯箴同志，在與他擦肩而過的瞬間，我急切地詢問時，才知道，我弟弟得了傷寒，病得不輕，正在家中養病，組織上暫時與他聯絡不多。這條路不行了，又不能隨便與其他地下同志發生橫向關係，怎麼辦呢？一路上，我真是費盡心思，焦急萬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我從前門火車站下車，奔向出站口時，突然眼前一閃，前面不遠處，崔月犁同志在人群中，匆匆走來。他的大衣領子豎得很高，戴了一頂鴨舌帽，戴了一個大口罩，匆匆地進站來了。估計，他可能是要乘火車外出。我不由大喜過望，急忙地迎著人流擠了過去，一直走到他跟前。他見到我，稍稍一怔，我趕緊低聲說，讓我快快找到你。他馬上示意，讓我回家去等。意外的巧遇，真像是馬克思在天之靈幫了大忙，一個困擾著我的主要的難題，竟這麼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我的心踏實下來，高興極了。

大約過了兩天，老崔同志和李雪同志一塊來到我家，當即決定，我立刻搬到李雪同志的母親家中去。李雪同志父親姓金，我扮做金家侄女，化名金 伊伊，在一個小報上，胡亂登了一個金 伊伊身份證遺失宣告，算是有了合法身份，在組織給我安排的這個“家”中，開始了近兩個月的地下譯電工作，直到北平解放。

我剛到北平不幾日，平津交通線即被我軍切斷，天津很快解放。舊北平城被我軍團團圍住，每天都能聽到隆隆炮聲。為爭取和平解放，與傅作義的談判一直在進行。解放北平的曙光，已依稀可見，勝利已經有望了。但城內國民黨反動勢力仍很猖獗，國民黨軍、警、憲、特活動囂張，地下形勢十分嚴竣，有的同志遭到逮捕，北平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中。這期間，由於城工部機關與地下黨的聯絡，主要依靠電臺，往來電報數量較多。除透過交通傳遞外，為了及時，老崔同志經常親自來我的住處處理電報。一般的都是在傍晚，他騎一輛腳踏車，後座上放一個紅十字藥箱。我猜想，他當時的公開身份，可能是醫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他每次來，我們都有特定的暗號，以示是否平安無事。他聯絡其他同志，也是如此。有一天傍晚，天早已黑了，他應該來取電報了。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我有些忐忑不安。等了很長時間，他終於來了。當時，他神情嚴肅，又略顯緊張。原來，他遇到了一次險情。老崔同志說，在到我住處之前，他去聯絡另一位地下同志。按約定，如發生意外，應在大門外一側牆上，用白粉筆劃幾個圈。當然，一旦發生險情，這種暗號，往往需要地下同志的親屬或掩護人員來做。這天，當老崔同志到達大門口時，並未發現異常，叩開大門之後，卻讓他吃了一驚，發現門內站著幾個不三不四特務樣子的人，情況不好，但他已無退路，只好沉著鎮定地推著腳踏車進了門。他推著車子，徑直往裡走。這是一所有著幾重院子，住著不少人家的雜院。那位地下同志，是住在從前院通向後院穿堂門一側的房子中。當他走近穿堂門時，隔著窗玻璃，看到房中也有幾個不三不四特務模樣的人，他知道肯定出了事，特務在蹲坑。他裝作若無其事，硬著頭皮，一直往最後邊的院子走去，心裡琢磨著脫身的辦法。很快，他遇到一位年齡較長的婦女，老崔同志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是共產黨員，請她送自己出去。這位婦女竟沒有猶豫，抱起一個孩子，一路送他出來。到大門口時，還說了一句：“有空再來”。是這位婦女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幫助老崔同志脫了險。他離開後，怕萬一有人跟蹤，騎車在外邊轉了一陣，才到我住處來的。聽後，我也有些害怕。我不僅為他能機敏鎮定地脫險慶幸，更被那位素不相識卻能挺身救人的婦女的行動而深深感動，充分體現了我黨與群眾間的融融魚水深情。

北平解放後，每次遇到崔月犁同志，他都會提及此事。他曾去找過，因那位婦女已搬走，住址不明，尚未找到。他總是說，在危難 不中，群眾幫助了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執意一定要找到她。直到崔月犁同志逝世之後，我才知道，他終於找到了這位婦女。聽老崔的夫人徐書麟同志說，那位宋玉清老人，現在東城區北竹竿住，今年已是 101歲高齡。解放後不久，就找到了她。老崔同志夫婦每年都去看望，並多次給予經濟上的幫助。崔月犁同志逝世後，過春節時，徐書麟同志照樣去看望了這位老人。

在地下工作的兩段日子裡，崔月犁同志都是直接領導我。他嚴謹勤奮的工作精神、機敏沉穩的工作作風和循循善誘的工作方法，給我印象極深，對我影響很大。崔月犁同志是我的啟蒙者和引路人。

2001年 2月

1998年 1月，我正在上海。有一天接到老伴李樹藩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說，崔月犁同志於 1月 22日去世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使我十分震驚，十分悲痛。在這之前不久，我在北京時還和他通過電話，我知道他患有較嚴重的冠心病，但他心胸開闊，也懂得如何調養，萬萬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從解放前夕至今數十年來，我和月犁同志的接觸是比較多的。

在這悲痛的時刻，過去的一些情景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從我的腦海掠過。

47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先後在文學院辦公室、教務長室和北大博物館工作。在北京大學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裡，我住在女生宿舍灰樓的天字樓，一人住一間屋。宿舍房門有三把鑰匙，一把歸我自己，一把交給女工友灌開水用，還有一把由同學李樹藩交給地下黨組織。在我上班時，地下黨的一些同志就利用這個房間接頭、開會、舉行入黨宣誓等。有一回，我在上班時間回屋，看見有三個小夥子在印油印片子，我問他們是哪兒的，他們說是輔仁大學的學生。到那房間去過的人我都不認識。解放後才知道崔月犁、王漢斌、王松聲等不少地下黨的同志都在那裡工作過。

1948年 12月，我和李樹藩結婚了，灰樓的宿舍只好交還學校。

我們租下了學校附近的東黃城根 62號。這裡也成了黨的一個地杜潤生同志紀念崔月犁同志的題詞下聯絡點。

1948年 11月，解放戰爭的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平津戰役即將開始。為了保護北平古都及大批珍貴文物和 2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北平地下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估計在大勢所迫、人心所向和大軍壓境、兵臨城下的形勢下，爭取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將軍進行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於是透過多條渠道，利用各種關係直接、間接地對傅作義做工作。到了最後直接談判階段，主要是透過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三條線展開工作。這三個人都是由中共華北局城工部學生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崔月犁同志聯絡。

月犁同志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聯絡的地點就在東黃城根2號。傅冬菊是地下黨員。為了做她父親的工作，學委負責人王漢斌同志把她從天津《大公報》調來北平，並住在傅作義家裡。冬菊是我在重慶南開中學同班同學，又是我和樹藩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所以她出入我家比較方便、自然。在中學時，我和同學叫她“傅冬”，後來她真就改名“傅冬”了。

黨組織交給傅冬的主要任務是瞭解傅作義的動態。我們上班後，家裡只有保姆鄭媽一人。月犁同志和傅冬每天上午在我家會面，傅冬把她父親頭天的表現詳細地向月犁同志彙報，如傅作義有時思想鬥爭很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棍，甚至用手槍對著太陽穴想自殺等等，女兒對父親在對和談問題上態度的反覆，思想上劇烈的鬥爭和情緒上細微的變化，都瞭解得一清二楚。崔月犁把這些情況及時寫成電文，由他的愛人徐書麟迅速送給譯電員，再送地下電臺，直接報告城工部劉仁同志，再轉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了。在解放戰爭中創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模式”，加速了全國解放的程序。

解放後，有一次見到月犁同志，他對我說：“小諸，在圍城期間，我和傅冬菊天天在你家碰頭，你知道嗎？”他還說：“解放後，劉仁同志說聶（榮臻）司令員還表揚我們的情報工作做得不錯呢。他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瞭解得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的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這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應該說，崔月犁同志為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功不可沒。

月犁同志在北京市委擔任過統戰部長、衛生體育部長和副市長等領導職務，我作為北京日報記者，開會、採訪、審稿，經常有機

會和他接觸。月犁同志襟懷坦蕩，平易近人，經常談笑風生。熟人都親切地叫他“老崔”。1966年，我參加了一個什麼大會，散會時碰見老崔，他叫住我搭他的車回報社。在車上老崔說他要去廖沫沙同志家看看，沫沙同志因寫了《海瑞罷官》而獲咎，受到批判，想不通。月犁同志認為那篇文章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毒草”，他要勸沫沙同志不要有思想負擔。他卻萬萬沒有料到，由於“四人幫”的誣陷迫害，沒過多久，在這一年的 7月，他就被停止工作，1967被捕入獄。一關就是 8年！

有一回，我和樹藩去看人民藝術劇院預演的敘述和平解放北平的話劇《故都春曉》，碰見了月犁同志。這是我們在他出獄後的第一次見面。我走過去向他問候，問他：“您還認識我嗎？”“小諸嘛，怎麼會不認識呢？ ”他緊緊握著我的手親切地說。然後又和樹藩握手，高興地說：“這不是李忠（即樹藩）嗎？”月犁同志任衛生部長時，還兼任中醫藥學會、世界醫學氣功學會、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等社會團體的會長、理事長等職務。他始終堅持衛生事業的改革，努力開創衛生工作新局面，特別是對祖國的傳統醫藥給予高度重視和關注，為中醫藥事業的繼承、發展和走向世界傾注了大量心血。我曾就祖國的氣功事業的發展與前景專門訪問過他，他談了不少精闢的見解，他當時雖年近 苑園，但因他堅持鍛鍊，不但在監獄中落下的病痛逐漸消失，而且似乎逐漸恢復了當年的活力。

月犁同志在長達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現在他雖然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優良的品德、作風，卻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心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徐 康2001年 3月在北平解放前那風雨如磐的年代，老崔同志是北平地下黨學委領導人之一，對北平的學生運動，特別是北平的和平解放作過突出貢獻。當時我是一個地下黨員，有幸在老崔同志領導下工作過一段時間。雖然事過五十多年，那一頁頁往事，仍歷歷在目，猶如昨日。

我在 1945年參加地下黨，1946年秋季考入北平師範學院（當時通稱師大，後來正式改為師大）。起初由楊伯箴同志領導，1年 6月改由崔月犁同志領導。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位同志家中，老崔身穿米色西服，顯得英俊瀟灑，一見面就說：“今天天氣好，我們出去轉轉”。我隨他到中山公園，在筒子河邊大柏樹下的座椅上坐了下來。我向他彙報了師大開展反內戰運動的情況。當時我是一年級學生，一年級學生住宿學習都在石附馬大街師大二院。當時我聯絡的地下黨員只有劉際璽和劉競男。但從抗暴運動開始，我作為英語系班代表就和其他系班代表經常接觸。以後在社團活動中，在“五四”紀念中，特別是在反內戰運動中，我和二院的張啟華、何大海，本院的李蔭培、趙慶媛等同學並肩戰鬥。我默默感到他們可能都是地下黨員，他們對學校情況瞭解比我多，工作比我有經驗。這些想法也向老崔談了。老崔說：“根據形勢發展，師大需要建立統一的支部，才能更好地領導運動，各自為戰不能適應形勢發展。”讓我回校後，先和張啟華、何大海打通關係。並定了時間，在太廟和本院負責同志會面。

那是 7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按約定的時間向太廟大門內東側走去，66看見在一棵大柏樹下的座椅上坐著三個人。一位是老崔，另二位是本院學生李蔭培和於幗秀。我和他們從紀念“五四”活動中就相識了，也知道於幗秀是李蔭培的女朋友。我想老崔說的本院同志就是他們無疑了。但當我向他們走近時，忽然看見老崔打了一個手勢，好像是阻止我前去。我正要轉身，於幗秀已經發現了我，向我微笑示意，我只好徑直走去。李蔭培起身招呼我坐下。當時華北學聯正發起助學運動，我們便先談起在師大如何開展助學運動的事。於幗秀說她有事便先走了。老崔隨後起身和我們二人向太廟後方慢慢走去。到筒子河邊，周圍清靜無人，老崔忽然笑著說：“最近收到新華廣播電臺廣播，延安權威人士評時局，蔣介石政府已經處在全民包圍之中了，把學生運動稱作第二條戰線，給予很高的評價。”老崔說著從他的黑皮包裡拿出兩份油印的《新聞資料》來，接著說：“這是檔案全文，你們帶回去給同志們傳閱學習。”我們二人都用驚喜的目光看著老崔，一顆心早被老崔傳達的黨中央的聲音激動了，想馬上開啟看看檔案內容。老崔說：“不要在這裡看，回去看。”我們趕緊把檔案收起，隨著老崔沿筒子河向西走去。老崔邊走邊談建立師大地下黨總支的意義，並徵求我們意見說：“你們看張啟華和何大海誰做支委合適呀？”李蔭培說：“何大海現在出面太多太紅了，我看張啟華合適。”我也同意李蔭培的看法。老崔說：“那就張啟華吧。”訂在兩個星期後在景山萬春亭上會面。讓我通知張啟華同去。

8月初的天氣很熱，又是下午驕陽當頭。我和張啟華一氣奔上景山萬春亭。不一會兒，李蔭培也到了。我們看見老崔正在西邊亭子上眺望，便向那邊走去。這時景山上游人雖少，但幾座亭子上還是有人來往。我們便又走到半山坡上一棵樹下，對面坐在草叢上，這裡很安靜，又可以看到上下兩面來人。老崔首先說：“按照黨章，支委由黨員選舉產生，我們處在地下特殊環境，只好由上級組織決定。現在師大總支委員會由你們三人組成，李蔭培同志擔任書記，張啟華同志擔任組織委員，劉鴻綱同志（這是我的原名）擔任宣傳委員。以後學校的工作，一般由支委會研究決定，特別重要的事再請示上級。開展運動，多和學聯聯絡，不要等上級佈置。發展黨員，還要經上級批准。現在每人聯絡的黨員還按原來聯絡，但要彼此介紹一下。”我們三人便把原來聯絡的黨員一一作了介紹，一共是二十五位同志。老崔又說：“你們要和全體同志緊密團結起來。學校裡還有南京地下黨和民青組織，也要和他們搞好團結，共同戰鬥。”時間在緊張、興奮、嚴肅的低語中漸漸過去。火紅的太陽已經偏西，映照著景山上的蒼松翠柏。就這樣，師大北京地下黨總支在景山山坡上開始了它新的征程。

地下鬥爭異常尖銳複雜，處境險惡，稍一不慎，就有被捕危險。我們下一次會議，原訂在中山公園研究發展新黨員問題。我們三人和老崔在水榭會齊後，因周圍遊人較多，便沿西邊假山向北走去。走過唐花塢，碰到一個乞丐，向我們要錢。老崔隨手給了他一些零錢。那時碰到乞丐要錢是常有的事。這個乞丐不像街上乞丐那樣衣衫襤褸，我們三人也都未在意。向北走了一段路，老崔忽然低聲對我們說：“這個乞丐又跟著我們來了，可能有問題。我們馬上分手。你們從社稷壇出去，我從後門走。後天這時候，我在太廟東邊茶座上等你們。”說完，他即向後門走去，我們便拐進社稷壇又從前門出去了。幸好這次沒有發生問題。兩天後，我們又和老崔在太廟相會了。老崔說：“上次那個乞丐，我一看就有點怪，本來是迎著我們來的，要錢以後，又返回來跟在我們後邊。他不是乞丐，是隻狗子。看來以後在公園會面不合適，得另找地方。”後來雖多方設法，但一直沒有合適地方，只好還在公園會面。

1947秋季開學後，我和張啟華都搬到和平門外本院，這樣和李蔭培一起能夠隨時研究工作。仍然定期去公園和老崔會面，彙報情況，聽取指示。當時英語系教室全都集中在新建的文科大樓筱莊樓三樓上。系主任焦菊隱先生購買了幾臺美製短波收音機，放在英語學會，讓同學們收聽 月月悅廣播練習聽力。我便在晚自習後利用這裡的短波收音機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 9月中旬我收聽到劉鄧大軍強渡黃河南下的訊息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的社論，我做了記錄，寫成傳單，傳給地下黨員。隨後在北海五龍亭茶座上和老崔會面時，我彙報了這一情況。老崔聽後很高興，說：“我正要向你們傳達呢！你們能自己收聽解放區廣播，以後就不用給你們發《新聞資料》了，這樣也更安全。”當時茶座周圍有人來，老崔又帶我們去划船。搖著小船，老崔說：“人民解放軍已經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了。蔣家王朝總崩潰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這篇社論很重要，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要讓同志們好好學習、認清形勢，還要把解放戰爭前夕勝利的訊息傳播到廣大同學中去，讓廣大同學看到中國的希望所在。”這次會面後，師大地下黨領導的進步社團都開了時事座談會，又在《新時代》壁報上開闢了《時事述評》和《軍事述評》專欄，由何大海、崔鵬雲分別執筆，把收聽到的新華電臺廣播，參照公開出版的報紙，仿照《時代週刊》上的《軍事述評》寫法，把解放戰爭的捷報、全國時局發展及時宣傳出去。

9月底的一天，老崔讓一位地下交通員緊急通知李蔭培說，張啟華不要外出，只讓李蔭培和我二人去公園見他。我們見到老崔後，老崔說：“張啟華上了黑名單，暫時停止活動，先在校內待一段，準備撤往解放區。”接著讓我們考慮再提一位支委。李蔭培介紹了朱璜情況，說朱璜隱蔽得好，適合作組織工作，還說他在北平有家，可以在他家開會。老崔同意由朱璜擔任組委。以後我們就在朱璜家開會了。朱家住西城太平街 6號，是獨門獨院。還訂了安全信號，就是在門前放幾個燒過的煤球，見到這個標誌，方可進門。我們第一次在朱家開會時，老崔指示說：“以後支部的工作按三線配備，一線的同志搞公開活動，二線的同志搞半公開活動，三線的同志只搞秘密工作。支委應該在三線工作。”因為師大過去沒有統一的支部，無法按照三線配備進行工作。從抗暴運動起，李蔭培和我就公開出面活動。自治會成立時，李蔭培當選為代表會主席團成員之一。我是“新詩社”社長、“和平社團聯合會”理事。根據老崔指示，當時決定：朱璜完全做黨內組織工作，不參加任何公開活動。李蔭培和我也要儘量少出面，逐漸退出第一線活動。這一決定是非常正確的。可惜我當時太幼稚，對三線配備的意義沒有深刻理解。張啟華原來是“和平社團聯合會”常務理事，在張啟華停止活動期間，我在和平社團活動中出面更多了，1947年底，自治會改選時，我又當選為自治會理事，多次主持大會，擔任請願代表。終於在1948年“8·19”大逮捕時，被列入“拘傳名單”，遭到國民黨政府 懷通緝，不得不撤往解放區。

雖然老崔同志領導我們工作僅僅五個月，但他那密切關注形勢，冷靜分析情況，對同志的親切教導，對敵人的高度警惕，遇事不驚，果斷處理的風範，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他也一直關懷著愛護著在他領導下進行地下鬥爭的同志。 1995年，他患重病之後，我去看望他，他還談笑風生地說起解放前在公園裡會面的往事。我隨後寫了一首小詩寄給他。這首詩曾刊登在《北京晚報》上。現在我把這首詩引在下面，作為對老崔同志的悼念吧！

猶憶烏雲壓古城，播來地火耀春明。

景山坡上同心結，社稷壇邊一丐驚。

茶肆笑談討蔣檄，扁舟喜聽反攻聲。

白頭還似少年日，依舊春風化雨情。

向 明 姚 燕 姚 寧2001年 4月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兩年多了，但是，他為黨、為革命、為人民的事業，不怕犧牲，努力工作，奮鬥不息的身影還是那麼高大而清晰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和腦海中。他對戰友，對同志的那種真摯的關懷和幫助，那種只有無私無畏，博大胸襟的人才有的高尚品格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我是 1944年在北京騎河樓中西醫院（現北京婦產醫院）認識崔月犁同志的。當時他在醫院當醫生，大家都稱他李大夫。當時，我丈夫姚繼鳴同志受黨委派到北京作情報工作，公開身份是醫院管理員，也在騎河樓中西醫院。就這樣，他們彼此之間認識並熟悉起來。姚繼鳴同志常和我說，李大夫不像一般人，也許和我們一樣是黨的地下工作者。由於有嚴格的紀律，他們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相互之間從內心深處彼此敬重，默默地成了真誠的朋友。

“李大夫”在醫院時對普通老百姓都非常關心並熱心幫助。記得有一次，一位老漢受生活所迫，將自己的女兒賣給了妓院，當時騎河樓中西醫院的鄭院長把她又買了回來。“李大夫”知道後很同情她的遭遇，就安排她在醫院裡學習，培養她當護士。幾個月後，“李大夫”又送她到革命根據地繼續學習，使她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醫院裡還有一位做飯的楊媽。她孤身一人，只有一個兒子還是一個殘廢有病的人。當時的北京在日寇統治下，老百姓生活非常艱難困苦，白米白麵看不見也買不到，就是玉米麵也難買到，每日只能排很長的隊去買日本人配給的定量的混合面。再加上物價時常上漲，老百姓的生活實在難熬。“李大夫”的工資也很低微，卻經常用自己的錢接濟楊媽並給她的兒子看病。一直到解放，盡管當年的“李大夫”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高階領導幹部，可他一直把楊媽留在自己家中照顧撫養，生活幸福，直至她去世。

1946年 6月，根據黨的指示，我們離開北平，調回晉冀魯豫軍區參加解放戰爭。崔月犁同志和他的夫人徐書麟同志考慮到路途遙遠而危險，戰爭環境艱苦，非常誠懇地說服我們夫妻把我們幾個月大的女兒留在他們身邊，像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撫養長大，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了和平解放北平，崔月犁同志為了爭取傅作義的起義，歷經千辛萬苦，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是，他為了保護我們的女兒的安全，卻決定讓楊媽冒著生命危險，風吹日曬，走了好幾天，把她安全地送到曲陽縣太嶽解放區保育院。我在淮海戰役勝利後，趁著送戰犯黃維到石家莊之際，搭車到了石家莊，找到了曲陽縣太嶽區保育院，把我健康活潑的，已經 源歲的大女兒接到身邊。每次想到這裡，我總是感到，我們和崔月犁與徐書麟同志之間的同志情、戰友情、親情，還有我們全家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和表達的。

1957，姚繼鳴同志不幸因病去世。這給我們全家帶來了極大的悲傷。1958年，組織上送我去天津大學深造，一去就是五年。當時，我的大女兒姚燕（留在崔月犁夫婦身邊的）已經小學畢業，被保送上北京實驗中學（又名：師大女附中）住校學習。小女兒姚寧才上小學二年級，沒有獨立生活能力。崔月犁同志知道後，立即幫助把她安排到北京小學住校學習。之後，崔月犁同志知道姚寧太小，生活上不能很好地照顧自己，又時常想媽媽，又想辦法把她安排到天津實驗小學住校學習。以後的 3年裡，我可以每個星期和孩子在一起度週末，照顧她的學習和生活，孩子非常開心。我也可以安心學習，成為那一屆調幹班唯一一個堅持五年，圓滿完成學業，取得大學畢業文憑的女性。

姚寧小學畢業後，崔月犁同志又把她轉入北京女一中住校學習，還要求她每個星期向他彙報學習情況。那時，崔月犁同志已經是北京市副市長，政務繁忙，連他自己的孩子都顧不上，但是對他的一位戰友的孩子卻傾注了父親般的關懷。

我的兩個女兒一直記住她們的不是父親勝似父親的崔月犁同志的一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她們現在都已事業有成，這不能不說與崔月犁、徐書麟夫婦的撫養、教育、培育分不開。我相信她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切，她們會把這種深深的懷念化成永遠鼓勵她們前進的動力。

2001年 6月

崔月犁同志是我的老領導，我最常想起的，是解放前夕在北平地下黨工作時的情景。那時，崔月犁同志是我的直接領導，更是對我幫助、教育最多，影響最大的人。

回憶那一段，還要先從崔月犁同志和我們家的關係談起。崔月犁同志受地下黨負責人劉仁同志委派，在北平從事革命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聯絡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發展黨的組織。我們家正是他的工作物件之一。那時家裡的情況比較複雜，抗日戰爭爆發後

，我父親拒絕為日偽政府工作，寧願賦閒在家，表現出高尚的民族氣節。我四哥王士光 1938年加入共產黨，1939年到解放區。他在中學和清華大學時，就對無線電非常在行，地下黨派他組建天津秘密電臺，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他的影響下，我父母經常收聽蘇聯和延安的廣播，同情和支援我們黨的活動。我二哥王光琦從美國回來，擔任當時的副總統李宗仁的經濟顧問，李宗仁的小兒子甚至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我五哥王光復則是國民黨空軍英雄，打下過 8架半日本飛機，很受國民黨空軍司令王叔銘的器重，王叔銘曾拜訪過我的父母。這種複雜的成份，首先說明我父母的進步和開明，同時客觀上也使我們家能夠成為地下黨很好的掩護所，崔月犁同志非常瞭解這些情況。

地下黨的工作都是單線聯絡，我不知道崔月犁同志是什麼時候、和我們家誰最先接觸的，我第一次見到他，是 1944他來我家找我母親。我母親不是地下黨，但思想進步，支援抗戰，同情共產黨，崔月犁同志有事找她，她一定會幫忙。後來我漸漸知道，為給解放區買藥，崔月犁同志還找過我三哥王光超。光超協和畢業，珍珠港事件後，日美宣戰，協和停辦。這期間，光超在家中開診所，通過崔月犁同志，為解放區買過藥，為地下黨的同志看過病。而我四嫂王新，937年入黨，和崔月犁同志的關係可能更早，在我的小外甥四五歲時，崔月犁同志幫助我四嫂從北平重返解放區，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他們只好返回家，特務一直跟到家門口，非常危險，我母親和我三哥出來做了掩護，並給了特務錢，才把他們打發走。後來，地下黨還是設法將我四嫂送到了解放區。而從我六哥王光英的回憶中，同樣不難看出崔月犁同志對他的影響。 1942光英從輔仁大學畢業，邊讀研究生，邊在天津辦了個現代化工廠，同時他又積極尋找機會，想到延安參加抗日鬥爭。 1944年，崔月犁同志約他談話，光英非常高興。會面地點是在北海大門口往東走的湖邊，那裡綠樹成蔭，四周清寂，遊人很少逛到這麼冷清的地方。一見面，光英開門見山：“我想請你介紹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微笑著說：“你不是已經在天津辦了化工廠嗎？”“那是為了謀生找出路，但我認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聽了光英的話，崔月犁同志耐心地告訴他：革命多一個人比少一個人好，但就你的具體情況，到了延安，恐怕黨還要你做生意，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開，為共產黨做生意，不是也能為革命作貢獻嗎。這些話，光英至今沒有忘記，他說，他後來在生意場上的發展，與那次談話是有關係的。我的五妹王光平，更是崔月犁同志帶進革命隊伍的，1944年底，她在北大醫院做護士時，崔月犁同志就開始定期約她見面，對她進行幫助、教育，至 1946年初，崔月犁同志將她送到已解放的張家口城工部的劉仁同志處。從光平入黨，到後來去了解放區，上了白求恩醫大，都和崔月犁同志的培養、幫助分不開。

我的大姐王光美，放棄去美國讀博的機會，投奔革命，崔月犁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在我們家，光美是大小姐，和我們幾個妹妹不同，她活躍，認識人多，經常出面接待家裡的客人，和到過我們家的那些國民黨高官都打過交道，李宗仁幾次想請她為他兒子當家教，光美推不開，找來一位和她一起上外教英文班的同學代勞了。王叔銘則想請她做秘書，被她謝絕。她又是教會學校輔仁大學的研究生，成績優異。她的情況地下黨都清楚，所以一直在觀察她，同時，又不放過對她的引導。具體工作就是由崔月犁同志完成的。光美一直都沒忘，最早，崔月犁同志介紹她看一些進步小冊子，約她到太廟、北海、北圖等地方接頭，給她講革命道理。後來開始通過她，將刊物分送給輔仁大學的進步教員，也讓光美介紹她所接觸的各方面人士的情況。逐漸的，光美對黨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並積極地去做黨組織交給的工作。 1946年光美研究生畢業，一面留校任助教，一面準備去美國讀博，這時崔月犁同志開始動員她入黨。進步書籍看多了，特別是看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光美覺得自己離黨員的標準差得還遠，她說：共產黨員的標準我沒達到，現在還不能入黨。不久，時局變化，以美國為調停人，國、共開始在北平談判。軍調處執行部中的中共方面急需英文翻譯。受黨的委派，崔月犁同志開始物色人選。基於對光美的瞭解和信任，他找到光美，希望她能立即接受這項工作。光美沒有馬上答覆，一是覺得自己學的是理科，對軍事、政治詞彙不熟悉，怕完不成任務，二是她已接到幾所美國著名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心裡多少有點捨不得放棄。見她猶豫，不幾天，崔月犁同志交給我一張紙條，讓我轉交光美。那條子的大意是：如果這次不接受任務，以後黨將不再和你聯系。受黨教育這麼多年，光美哪能再猶豫，馬上告訴崔月犁同志，她同意去執行部。為此，她還訂了一份北平唯一的英文報。很快，崔月犁同志交給光美一張紙條，讓她去翠明莊接頭，在那裡，李克農同志接待了她，從此，光美加入革命隊伍。到現在，光美不能忘記崔月犁為她走上革命道路所做的一切，並深深懷念他。

我是上師大附中時，受進步同學甘英等的影響，開始接近共產黨。1944年我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那時起，崔月犁同志開始對我進行幫助、教育。他經常約我去北京圖書館、太廟、北海等較僻靜的地方，給我講解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宣言》等，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形勢，提高我的階 級 覺 悟。 1945年 6月，利用暑期，崔月犁同志親自帶我到阜平縣城工部培訓，參觀了晉察冀邊區。我終於看到了解放區，還學到了許多新東西，覺得收獲特別大。“8·15”日本投降後，我又隨城工部回到北平。同年 1月，一位黨員同學被捕，為避免因其叛變影響其他地下工作者，崔月犁同志安排我立即轉移到張家口城工部劉仁同志處，後因沒有出現意外，我才又回到學校。從 1946年底開始，崔月犁同志一直單線領導我，我的工作主要是通訊員和保管員的性質，有什麼事，他會利用我家裡的電話通知我，然後，我就按照他指定的地點、暗號和有關同志接頭。一般是由指定的同志將黨的宣傳材料交給我，再由我分發給有關同志。我們都是騎腳踏車在約定的小衚衕裡碰頭，如遇戒嚴或特殊情況失去聯絡，則再由崔月犁同志打電話和我重新聯絡。崔月犁同志幫助我逐漸克服了緊張和不熟練，告訴我地下工作的經驗，比如保密，甚至我們兄妹幾個誰也不知道誰是黨員，到了後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我還記得一次我接到崔月犁同志的電話，說有一位同志要安排住在我家，讓我隨時做好準備。我馬上告訴父母，他們甚至沒問是誰就同意了。來的人是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宋汝棼同志，為了掩護身份，他一家租住我家前院，直到北平解放。

地下工作的幾年中，我切身體會到崔月犁同志堅定的革命意志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的工作細緻、周到、不露聲色而富有成效，僅我們一家，就有好幾個受到他極大的影響，在北平，不知還有多少人得到過他的幫助，被他引向革命。我們緬懷他，他對革命、對人民所做的貢獻，人民不會忘記。他對我的幫助和教育，我更會永遠記在心中。

2001年 9月

崔月犁同志是送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也是我最敬佩的老大哥。

1942，天津已淪陷，日寇侵佔了中國的大片土地，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慘絕人寰的凌辱與欺壓，使中國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熱之中，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國各地燃燒起來。

大姐李祖華、二姐李祖秀（改名李琦）於 1938在冀中農村參加了抗日隊伍。二姐隨 120師北上抗日。大姐服從革命鬥爭的需要，由農村轉入天津地下，她以小學教師的身份做掩護。她回到天津日夜焦急地盼望著地下黨派人來和她聯絡，當年秋天，一位從北平來的年輕人來到我家，他身穿大褂，文質彬彬。當他亮明瞭身份，知道他就是地下黨派來和大姐接關係的，大姐當時兩眼滿含熱淚，興奮地說，這可找到黨了，就像失落的孩子又回到了母親的身邊。

這位年輕人化名李道宗，大姐叫我們喊他李大哥，他對人和氣，熱情直爽，深受全家人的尊敬，大姐囑咐我們，一定要保守秘密，千萬不能暴露了李大哥的真實身份。

當時我家住在黃緯路五馬路，一個臨街的大雜院裡，院內還住著做小生意的 源戶人家，他們的社會關係相當複雜。大門對面就是日本憲兵大本營，這裡不時受到日本憲兵的搜查和騷擾，還有偽軍和密探的監視，就是在這樣複雜而惡劣的環境下，在敵人眼皮下面，開展地下抗日鬥爭。當時我大哥李祖鷹在天津當律師，李大哥以給他當秘書的身份來掩護。李大哥經常秘密地來往於北平、天津之間，不久在我家建立了聯絡站，透過內線關係收集敵人情報，並組織積極分子編印傳單和抗戰快報。他們是在又潮溼又黑暗的小黑屋裡點上小煤油燈半夜裡工作的。透過親友、同學等社會關系進行個別串聯和散發，在群眾中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喚起民眾積極參加抗日鬥爭。

在這期間，在李大哥的領導及關懷下，先後培養了我、李緒宗、郭旭加入了共產黨，並建立了黨支部。李大哥每次秘密來天津總是那樣樂觀，精力充沛，而又沉著冷靜。他召集黨員開會時，派我和二侄子（李紹宗）給他當小交通和站崗放哨，我們一邊在大門口玩耍，一邊監視著生人闖入我家。記得有一天兩個日本憲兵搖搖晃晃地向我家走來，我趕快跑到屋裡通知李大哥，他立即機智而沉著地把麻將牌擺在桌上，幾個人打起麻將來，日本兵在院子裡轉了轉，又推開門看了看是玩牌的，最後在院子裡抓了兩隻雞便走了。一場虛驚，我們嚇得不得了，從此我們更加警惕起來了。

李大哥每次來我家，不管多忙，總是找我們聊天，給我們講解放區的群眾如何巧妙地和敵人鬥爭，八路軍、新四軍如何英勇善戰，不怕犧牲，抵抗日寇。他告訴我們只要不屈不撓地把抗日鬥爭進行到底，一定會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黑暗和困難是暫時的，曙光就在前頭。他對我們的啟發和教育，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只希望早點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1945日寇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的扶持下，打起內戰，大搞獨裁，鎮壓革命志士。在地下黨的組織下，天津人民掀起反內戰、反獨裁、要民主的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我當時是女二中初一的學生，也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第一次感到團結起來就是力量，也進一步看清了反動派鎮壓群眾的反動面目。

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加緊策劃消滅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另一方面大肆破壞和追殺地下黨的優秀幹部，對反蔣愛國的人士及進步青年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由於鬥爭形勢日趨嚴峻，更加兇險，地下黨對敵鬥爭也更加隱蔽。在這期間，地下黨聯絡站通過李大哥秘密地把一批批的進步知識青年送到解放區，參加革命隊伍，我和李紹宗也是其中的一批。

46年 1月 2日，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李大哥匆匆來到天津，決定馬上把我和李紹宗送走，當天晚上瞞著我的母親及親屬，跟隨李大哥乘火車離開了天津，在北平他的小診所裡住了一夜，當晚他把寫好的一個小紙條幫我縫在棉袍裡，告訴我：“這是介紹信，千萬儲存好，到了那邊把它交給學校的校長，他會給你們安排上學。”第二天早上，他親自把我們倆人送到火車站，交給了一位0多歲農村打扮的婦女，讓我們叫她姑姑，告訴我們：“路上如果有人問，就說和姑姑回姥姥家，姥姥病危。”還親切地拉著我的手叮囑我，一路上要聽姑姑的話，你們要好好學習，不要想家哭鼻子，要學會自立，要堅強。就這樣我和李大哥在車站戀戀不捨地分手了。

我們三人乘火車到青龍橋下車，國民黨在車站路口設了關卡，對來往行人進行嚴密盤查，他們叫姑姑開啟包袱，一件件地翻騰，還進行了搜身，我和李紹宗都是空身。當時我倆只是十三四歲的孩子，害怕地躲在姑姑身後，他們看了我們幾眼，也就放行了。等我們過了關卡，才算鬆了一口氣。隨即坐上早就等候我們的一輛大馬車，急速地奔向解放區張家口。在路上有兩夜住在老鄉家。

姑姑告訴我倆，咱們住的老鄉家是交通站，趕車的老鄉是交通員，這是八路軍開闢的一條交通線。第三天到了解放區張家口，姑姑把我倆安全地送到城工部就走了。城工部的人都是那麼熱情，為我們安排吃住，他們稱我們“小同志”，我們第一次感到同志的溫暖。

我們在城工部住了幾天，又到白求恩醫院學習、工作了一個月，當聽到晉察冀邊區聯合中學即將開學的訊息，我和李紹宗急忙跑到學校報名，當時接待我們的是一位高個子、大眼睛、和氣而慈祥的校長郝人初，聽說是一位很有學問的教育家。我急忙把李大哥給縫在棉袍裡的介紹信交給他，郝人初校長高興地說：“你們從敵佔區到解放區參加革命，非常歡迎，你們是咱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以後陸續還會有不少從敵佔區來的學生，你們要把學校當成家，有困難找我，給你們解決。”聽到他的一席話，好像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我們的眼淚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好像投入到親人的懷抱。真沒想到李大哥寫的那個小紙條起了這麼大的作用，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從此我們邁進了革命的行列。

48年我從學校參軍，到晉察冀軍區畫報社攝影訓練班學習，後留畫報社工作。北京和平解放，我跟隨部隊進駐北京。過了幾天，我和領導請了兩天假，迴天津探親，見到全家人格外高興，他們都在不同的崗位上，擔任了重要工作。最使我驚喜的是，大姐告訴我“領導地下黨聯絡站的也是親自送你們到解放區的李大哥真名叫崔月犁，就在北京工作，他擔任北京市統戰部長，你回到北京代表全家去探望他，大家都非常想念他”。

我回到北京，急忙去找李大哥，一見他，又高興又激動，他雖然擔任了領導工作，但還是那樣的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還是那樣的坦誠直爽，他見到我也很高興，他說：“呀！小慧長大了，還當上了解放軍，今後要好好地幹呀！”他還詳細地詢問了全家人的情況，倍感親切。

想起當年他在天津領導地下鬥爭的情景，不知經過了多少磨難和驚險，他勇敢而堅強地走過來了，如今他又充滿了革命樂觀精神，勇往直前地接受更新的挑戰，投入到了建設新中國的革命工作中來。

1953，我從部隊轉業到北京日報社做攝影記者工作。由於歷史的原因， 1965年我隨愛人下放到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一去 1年之久，979年我調到健康報社任攝影記者，崔月犁同志 1981年調衛生部任部長，他又成了我的上級，真是巧合和幸運。

崔月犁同志為革命奮鬥終生，一生無私無畏，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無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尤其是他在晚年對祖國的傳統醫藥給予高度重視和關注，為中醫事業的繼承、發展和走向世界，為中醫典籍的編纂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無私奉獻精神、崇高品德、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他帶我走上革命之路，使我永生難忘。

2001年 3月

月犁同志逝世已經 3年了。在他逝世前的幾年，每年春節我們北京市工商聯的老同志都要和以前市委統戰部的老同志聯歡，每次月犁同志都來出席。大家歡聚一堂，除了慶祝春節以外，老友相聚回憶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成就，更使這些過來人留戀已逝的幾十年光陰，以及風雨同舟的感情和友誼。最近 3年，月犁同志無法參加了，大家都很懷念他。

40年代末期，時局動盪不安。 1948年，我父親曾要我去美國留學，而我因 1947年在天津時曾因阻止兩個美國兵侮辱中國婦女而被打，氣憤填膺，決不去美國；我那時對國民黨的腐敗痛恨不已，也沒有跟隨國民黨跑臺灣的念頭。這樣我既不去臺灣，又不去美國，應了我自己的一句老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也正如曹禺話劇《日出》裡陳白露一樣，在那個社會里，她靠不了潘月亭，又不願去投靠金八，陳白露的形象其實是當時知識分子思想狀態的代表。

整個社會形勢在變化，舊社會即將垮臺，父親又催我來京頂他，自思沒有剝削歷史，年紀還輕也能做些工作，北京已有一些進步的老同學，如鄭懷之、王剛、邢福津（方群）等，於是我決定離滬回到北平。鄭懷之那時在統戰部門工作，他對我說他是共產黨員。這件事我早在 30年代就已知道，他去過延安，在成都時（1941年至 1943年）特務專門對他盯梢。我和他雖然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但彼此互不打聽，密而不宣。北平和平解放後，他亮明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他是在崔月犁同志領導的單位工作。這樣我和月犁同志也就有了工作關係，並且加入了職業青年聯盟（是共青團的一個外圍組織，有許立群、張雪巖等同志），也就是後來的青年聯合會。

因為和統戰部門接上了關係，有許多活動便都約我參加。例如1949年 3月份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座談會，有彭真、葉劍英、劉仁、趙振聲、吳晗、錢端升、雷潔瓊、李樂光、浦潔修、王剛、王志誠等同志參加，現在健在的人已經不多了。在那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崔月犁同志，他非常和藹可親，那時，他於圍城時隻身去看梅貽琦是早已聞名的了。

月犁同志對統戰物件很注重在思想上的幫助。邵力子是我結婚的證婚人，他作為和談代表來北平參加國共談判期間，我去看他，從國民黨的工作人員張月超那裡聽說國民黨是不肯放下武器的，我便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鄭懷之。事後鄭對我說，你的訊息當晚就送到周恩來同志處了。後來鄭又催我去摸訊息，我既不曉得怎樣去打聽訊息，又因不黨不派不願意去打聽。於是月犁同志叫鄭轉告我，對國民黨不要存在幻想，對我進行了中肯的批評。 1948年的 11月，我的伯父孫越崎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全部起義後，從香港回來，正好在我家，月犁同志來看我，並同孫越崎見了面。孫越崎對政治並不瞭解，以為馬列主義是像宗教一樣被人崇拜的東西。月犁同志也給他講了許多道理。

此後，有許多活動，我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之一都是參加了的，雖然內情不詳，但估計這些事情的決定都和月犁同志有關。例如，讓我擔任各界人民代表座談會副秘書長、“和大”北京分會副秘書長、工商聯籌備處秘書長，等等。月犁同志工作大膽，有魄力。一次，北京“和大”與日本日中友好團體要籤一個友好協議，月犁同志是北京“和大”的代秘書長，但是他卻決定由我去代表“和大”同日方代表三浦八郎簽字。

在老“五反”時，要我交代有關問題，我始終過不了關。因為我一個糧食局的人都不認識，造偽冒充行賄，胡亂交代，編都編不出來，案子只好拖了下來。因而我是“解放”得比較晚的一個。當時市工商聯軍代表很關心我，曾親自幫我查賬，我估計這也是崔月犁等同志的意見。直到“文革”期間，我才聽說，原來“五反”時糧食局少了糧食，連工人都被審查。

“文革”期間，我是專政物件，工人們鬥爭我，說我在“反右”中 不是黑市委給保下來的，沒有打成右派。“文革”以後才瞭解到“反右”時的真實情況，當初是月犁同志看了報紙的小樣，對報社同志講，不要把我和另一個同志的名字寫上去。如果媒體一登，講述如何如何，那就必然打成右派。 1957年“反右”運動緊張，我的神經受了刺激，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組織上讓我去休養。月犁同志特別對我說，好好休息一下，腦筋輕鬆一些，不要太緊張，有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就讓它暫時放在腦子裡好了。還說，人生不容易，死也不容易，好好養病。我心裡是萬分的感激。

月犁同志不僅對我個人是這樣，對我的家裡人也是關懷倍至。我愛人黃織當時在北京民主促進會工作，因為要做工商界婦女的工作，組織上特地將她調到工商聯來做工商業者家屬的工作。工商聯家屬工作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是有很大成績的，1956年，黨中央召開了工商婦女工作代表會議，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特別接見了有我愛人黃織在內的幾位代表人士。黃織的弟弟黃經在天津一個貿易行工作，他讀大學時是學交通運輸的。月犁同志說，何必讓他學非所用，於是將他調回來安排在交通管理局工作。這一切，我們一家都銘記不忘。

我和月犁同志幾十年的交往，感情很深，平時一直很惦念他。“文革”後他被釋放出來，我特意去探望了他。他生病以及病故以後，我亦經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夫人徐書麟大姐。

上述文字不能完全代表月犁同志和我的關係，因為有些與我交往的工作，他是透過其他同志做的。但從他的為人處事來看，他是一位好黨員，是既能體貼統戰物件，又能幫助統戰物件的一位優秀的統戰工作者。

劉 湧2001年 5月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 3年多了，我和他從 1949年北平和 寄平解放直至他逝世前，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無論在工作方面或生活方面都有過密切的聯絡、互助與照顧。他深入實際、密切聯絡群眾、善於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他講話言簡意賅、觀點明確，從來不說廢話的求實精神，他愛護同志關心同志疾病的感人事蹟……，不時湧現在我的眼前。

（一）

崔月犁同志一貫勤奮好學，青少年時代先後在醫院當學徒、當醫生，掌握了豐富的醫學知識，提高了醫務工作的能力。他 1年參加革命，同年參加共產黨，1934年 1月到晉察冀中共中央分局城工部工作，同年三月被派往平、津做地下工作，主要以醫生職業為掩護。

1949北平和平解放後，社會治安情況十分混亂，十分複雜。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對市公安局指示：抓緊消滅混亂現象，使社會治安秩序走向正常。具體做法：對敵特系統、對持有槍械的武裝暴亂分子，經過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採取先上後下，先武后文的處理措施。當時市公安局雖然已經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但對某些人的具體情況和現時表現不瞭解，執行起來有困難。當市公安局二處處長馮基平同志向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彙報這一情況時，劉仁當即表示可要原地下工作各系統的主管同志向你們彙報有關的情況。時隔不久，崔月犁同志應馮基平邀請到二處談情況，有局長譚政文、馮基平和我（當時我任機關黨委書記兼一處處長）等少數幾人。崔說我奉劉仁同志之命向你們無保留地彙報你們所要知道的情況。

他的彙報，手頭沒有任何書面材料及筆記之類東西，全憑自己的記憶回顧。他著重談了醫務系統的情況，也談了其他方面的敵特情況。他的彙報內容豐富、有條有理，講話乾淨利落，非凡的記憶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這次彙報座談以後，直至他先後擔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衛生體育部長期間，有這樣的幾件事使我至今難以忘懷：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長、特務頭子徐宗堯，以他的身份和罪行，應執行槍斃。但徐在北平解放前，曾為我黨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報，並交出保密局北平站的人員名冊、所使用的密碼及電臺等，對革命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因此，劉仁對公安局的領導同志說：“徐宗堯可以寬大處理，將功折罪，不要槍斃，判他徒刑，以利改造。”嗣後，徐宗堯被特赦，特赦後又經崔月犁同志推薦，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崔月犁同志根據領導意圖對徐宗堯作了妥善安排。

留學英國、德國，持有兩國醫學博士學位的宋元凱，在醫學理論上有造詣，發表過多篇著名論文，臨床經驗豐富，在醫學界很有點名望。解放前他與國民黨的黨政要人、特務頭子過往密切，以特大嫌疑犯被逮捕判刑。解放初期北平市公安局接管了北平市警察醫院，但缺少像樣的醫生，廣大幹警生病後，治療十分困難。馮基平同志去勞改農場檢查工作後，發現此人是個醫學人才，又無具體罪行，勞改農場負責同志彙報工作時，談到宋元凱表現較好，認罪服法，在農場醫務室為幹警和在押犯人看病，療效很好，馮基平建議農場同志為其辦理減刑依法提前釋放手續。馮的建議得到了市局領導其他同志的同意，又得到崔月犁的支援。宋提前釋放後，安排到公安醫院當大夫，經過短時間考驗，經崔月犁推薦，北京市衛生局任命宋元凱為公安醫院醫務院長。陸續從農場服刑人員中選出兩名有聲望的醫生，採取減刑或免刑的辦法，安排到公安醫院，經過短期考驗後，充實了公安醫院的科室領導。還經崔月犁同志推薦，從北京市其他醫療單位調來幾位較好的醫生，提高了醫務能力。“文革”前北京市公安醫院成為北京市醫療水平較高的醫院，院長宋元凱、內科吳主任經常被邀請參加各醫院疑難病的會診。

德國留學生蒲伯揚，1926年獲得海德堡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山本醫院任職，與魯迅是好朋友，解放前個人開診所，與崔月犁領導的地下黨有聯絡，解放後經崔月犁推薦，先後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協委員，公安醫院顧問兼兒科主任，參加了農工民主黨。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女數人均參加了工作。

（二）

1956我由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調到市委組建市委政法部工作後，與老崔相處，接觸機會更多。他任統戰部長、衛生體育部長、副市長等各個工作崗位，都能勝利完成任務，業績顯著。每當市委常委討論他所主管的工作，他在彙報情況時，言簡意賅，觀點明確，工作有預見，有魄力，受到彭真、劉仁、天翔、萬里等領導同志的肯定與表揚。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市衛生體育部的崗位，搞調查研究，有一次深入實際走街過巷，不怕髒累揹著糞鬥學習時傳祥，到居民住戶大院的公廁茅坑掏大糞，對糞業工人起到鼓舞作用，對幹部有教育作用，一時成為大家議論的話題。

入城初期邢相生同志 30出頭眼病日益加重，看報紙只能看大標題，檔案、報紙都無法閱讀。工作任務重，心急火燎，找了幾家醫院，都查不出病因，無法治了，沒有辦法之際，崔月犁同志得知後，帶領邢去求見老名醫施今墨醫治，施說此病吃藥打針無效，頓時使邢更加緊張，施安慰說，你是青年人得了老花眼，到眼鏡店配鏡。

配鏡後果然見效，解除痛苦，老邢談起此事對老崔和施大夫感激之情，言語難以形容。

1962我因患感冒，用藥不慎引發了耳鳴耳聾的重病，我當時不以為然，退燒後，認為過幾天就會好的，但劉仁、崔月犁同志對我的耳鳴耳聾病症十分重視。有豐富醫學知識、醫療經驗的月犁同志對我說，對這種病不能“馬大哈”，不抓緊治療，發展下去，會越來越重，甚至全聾，就悔之晚矣！令我立即住入同仁醫院，並經他會同醫院組織有經驗中西醫專家會診治療。病情穩定稍有好轉。

1963年月犁同志親自與上海醫務部門聯絡，安排我住入華東醫院，由上海的耳科專家會診治療。經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雖有輕度好轉，但未達到預期效果。文化大革命一來，接受造反派專政，繼而下放勞動，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療，病情日益加重，兩耳全聾。

但崔月犁同志的醫務道德、關心病人、愛護同志的作風，永遠銘刻在我的心懷。

（三）

“文革”開始後，在北京飯店召開的市委會議上，市委機關處長級以上幹部，大部分宣佈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的停職，有的撤職檢查，我和崔月犁同志同時被宣佈撤職檢查，接受造反派專政。同年秋天這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又稱黑幫分子，全部集中到昌平縣居庸關外清華大學的造林基地，以後改稱為一時著名的“反修堡”，四周圍著鐵絲網，荷槍實彈的警衛日夜看守。在這裡大家接受審查寫材料同時參加秋收、挖樹坑植樹造林。此外，“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們，不斷地被揪鬥，送到城裡參加批鬥會。在反修堡期間我與老崔同住一屋，他被揪鬥，送到城裡參加批鬥會的次數比我少，每次批鬥回來，情緒正常，浩氣長存滿不在乎。我被送到城裡參加批鬥會的次數比他多，而且基本上武鬥，政法系統的造反派，更是無法無天，有時批鬥會，體罰比較嚴，臂部扭傷，頭部有血泡，身感痛苦，情緒不高。他以樂觀的情緒給我講故事，某某同志在敵人監獄裡坐老虎凳、手指插竹籤都滿不在乎，這有什麼了不起。在“反修堡”期間，我們相互交換意見，交流感情，相互慰勉，相互幫助，他對我幫助很大。

（四）

從“反修堡”回來後，分別繼續受到造反派的專政，失掉聯絡，不知資訊。林彪一號命令後，我們被下放到山西省潞城縣勞動改 深造。9·13林彪事件後，時隔不久，我由潞城回到北京，才得知崔月 情犁同志仍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1975年 4月出獄，被關押八年之久。此時我已被解除專政，可以自由活動。我到他的住處龍潭湖北里二條 源樓 猿單元探望多次。開始見面時，雙方都很激動，我的眼睛流淚了，他神情發呆，反應遲鈍，與我這聾子談話、寫字手顫，我的心裡很難受，但他的心情開闊、樂觀，他與賢內助徐書麟同志，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幫助，心情愉快，他懂得醫學，配合治療，身體的恢復還是比較快的。主持衛生部工作期間，業績斐然，人所共知，有口皆碑，衛生部長換屆卸任後，雖然退居二線，他擔任的社會職務、名譽職稱據統計有 11項之多，其實不止此數，例如他也是“光明中醫函授學院”的名譽院長，就未統計在內。這也印證了月犁同志不顧年事已高發揮餘熱、關心黨的事業不遺餘力。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崇高品德。

崔月犁同志矢志堅信共產主義，對黨無限忠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勤於學習，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他在是非面前，態度明確、堅持原則、敢於負責。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優良作風和無私奉獻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王 剛 王志城 薛 敏 程昭武薛玉珍 董國鋼 沈 汶 白寶貴 羅巨達2001年 3月1949市委進城後設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舊址。崔月犁同志和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院內西側二樓上一間大辦公室裡。住宿辦公都在一處，沒有床，鋪上榻榻密大家睡地鋪。只有一張桌子，兩三把椅子，誰寫材料誰用，起草文字則是坐在地鋪上，在支起的膝蓋上起草。老崔是領導，也和我們一樣。後來他們夫婦有了

一小間房子，才同我們分開。不過這間房子就在我們大房子隔壁，他愛人徐書麟同志當時是一箇中學的校長，工作也很忙，並不是天天晚上都回來，老崔也仍然在我們這個大集體裡。老崔是我們的領導，但是沒架子，沒官氣，跟同志們都隨隨便便。工作沒有上下班時間，幹完為止，通宵開夜車是常事。如果晚上沒事，躺在大鋪上，海闊天空，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老崔也參加這個單身漢行列。他坦率真誠、有啥說啥，從不拐彎抹角。

那時市委才進城，我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市委提出參加市委召開的各界代表性人物座談會名單草案。座談會由彭真同志、葉劍英同志主持，聽取各界人士對北平在党進城後各項政策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我們這些同志負責聯絡這些代表人物（教授、學者、專家、工商界人士、地方耆宿士紳），收集情況，聽取反映，也結合聯絡走訪，適時地宣傳解釋一些政策性問題，並將這些情況及時寫成材料報告市委領導。這幾次座談會為後來組織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政治協商會議打下初步基礎。崔月犁同志和他所領導的我們這些同志便由“老崔那兒的”的無名處室，變成統戰室。

月犁同志在北京市委肩負著掌握和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任務，而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並不為一些有關同志深刻理解。他在工作中既要反右又得防“左”，在兩條戰線鬥爭中前進。而在許多人以“左”為榮的大環境下，往往遇到一些同志的誤解，使月犁同志常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他忠黨無畏，堅持原則，勇於和善於鞏固與發展黨的統一戰線，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

當時統戰工作小有成績：推動、幫助民主黨派參加土地改革，以九三學社為例，就組織了 90餘名社員參加，佔當時九三學社社員總數的 30%。在抗美援朝捐獻武器中：民革捐獻 15億元（舊幣）合戰鬥機一架。民革、農工、九三等三個黨派共捐獻現金 18億元（舊幣）。民建、工商聯共捐獻現金 648億元（舊幣），摺合飛機 4架，超額完成任務，有力地支援了朝鮮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

1958整風結束後，當時市委統戰部長崔月犁向各民主黨派貫徹了：“以政治思想教育為統帥，以工作崗位為基地，以業務實踐和勞動實踐為基礎的服務與改造相結合的‘三以’方針。”在這個號召下，市民革召開了 16次關於文史哲、外語、交通等行業的專業座談會，還舉辦了成員著述、編譯展覽會，會上展出了 緣園多個成員的作品共 261件，包括王崑崙的劇作《晴雯》，許寶駒的《文成公主》等。又如農工成員的中西醫專家：秦伯未、劉士豪、陳邦賢等完成了國慶十週年向黨獻禮的科研、著作專案，有的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有的如蒲輔周老大夫還獲得中央衛生部發的金質獎章。老崔還常常告誡我們：一個共產黨員在民主黨派工作，要特別防止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侵蝕，要好好學習，要堅定立場，要行得正，做得正。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月犁同志對我們的工作安排非常認真，親自和我們一道籌劃建立各種統戰工作關係網路，在各大學和各有關單位的黨組織都設立了統戰委員，統戰委員下面都各有一批與教授、專家、學者、知名人士有聯絡的黨員或非黨積極分子作聯絡工作，大家一道及時收集各種情況及反映。月犁同志還親自帶領我們去拜訪人家，以朋友串門子、隨便聊天、談心交友的方式，瞭解情況，收集反映。在來往路上，他就把談什麼，該怎麼談，該注意什麼等問題都說了，他自己也在工作中起示範作用。由於嘴勤、腿勤、手快，材料真切及時，很受領導重視，彭真同志親自表揚，還說毛主席很重視我們反映的材料，每天一開始工作就先要人把這些材料拿給他看。為了快速反映，我們的材料經崔月犁同志審改後馬上用複寫紙複寫幾份報送市委領導。

崔月犁同志這種交朋友談心的方法，和召開一定規模的座談會收集意見的方式不一樣，不如後一種方式面廣、範圍寬，但是這種手工業精雕細刻的方式，有它獨到之處，隨便串門子可以聽到很多肺腑之言，正如某出京劇中寇準所說的：“不說閒話，難辦正事”。

有些正事，往往是在聊閒天完了送客出門握手時，人家才說：“我還有點事想跟老兄說說呢！”這種統戰工作方式，老崔是在既言傳又身教的過程中展示出來的，使我們這些一直在知識分子圈子過生活的同志，深受啟發。

當時月犁同志就住在臺基廠 10號，每天和大家工作、生活在一起。那時候工作確實很緊張，星期日也很少離開，好像統戰部就是家，月犁同志就是這個家的家長和領袖。我們這一群在一起相處很融洽，幾乎無所不談，除了“坦白交代”各自的出身經歷故事外，連戀愛小品、荒唐傳奇等等，也都隨機信口道來，或出於期待諮 盡詢，或期冀大家建言獻策，以圓自己的好夢。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的黨組織生活確實非常認真嚴格，領導與群眾一律完全平等。記得每兩週開一次生活會，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有時爭辯起來，既特別認真，也非常熱烈，甚至爭得臉紅脖子粗，好像吵架一樣，非要論出一個是非曲直才肯罷休。老崔的結論往往服人。那時候公私分明，誰要用一張公家便箋，為自己的事寫一張便條，那就得在小組會上說道說道，作自我檢討才能過關。我們也非常節約，一個信封，不僅兩面用，而且用完了兩面，還要拆開翻過來糊好再兩面用一回，誰要浪費公家東西也得在小組會上說說才算完事，你為什麼這麼幹？用共產黨員標準量一量，你的覺悟合格不？以後該怎麼辦？嚴格的組織生活並未讓大家感到拘謹，受約束難受，反而覺得這真是黨的大家庭，同志們誠心誠意地幫助你健康成長，是真正的同志間政治上的關心愛護。

有的同志個性倔強，脾氣很犟，愛鑽死理兒。有時寫了材料送月犁同志審改，常常自恃一些字句和他爭論得很兇，但他的工作經驗老練，耐心解釋，爭過了，他都泰然處之，頂多說一句：“你怎麼這麼犟？”有時爭得他發煩，說：“你這麼咬文嚼字真事兒多！別爭了，就照我說的寫吧！”事後回想，還是他說的合適。不管怎麼爭，還是相互信任，毫無芥蒂。

統戰室這段工作在老崔領導下，表面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正規，工作忙起來不分晝夜，但是大家都很愉快，無怨無尤，忙而成性，忙而生趣。特別是在學習上，月犁同志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

當時的市委統戰部幹部隊伍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大多是清華、北大的學生和教師，處長們都是教授、副教授。我們這些小字輩特別是幾個中學生，既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又難免有比別人低一頭的自卑感。月犁同志看得很清楚，他對政治學習抓得很緊，從根本上提高全體同志，特別是年輕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在一次政治學習考試測驗時，月犁同志親自閱卷，小字輩考出了較好的成績，月犁同志就給予鼓勵，增強了大家學習理論、做好工作的信心。

他不僅在政治學習方面表現出認真刻苦、一絲不苟的黨性，而且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方面，也反映出他堅韌的毅力。他沒有什麼正規學歷，可是在百忙中總是抽出時間看書，認真讀些像《史記》這類古文書籍，這一點我們認為真是難能可貴。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忙完了，翻翻閒書，放鬆放鬆，無可厚非，可是他卻鑽老古董，特別在那個時代，真是難得。在我們的記憶中沒見他和誰打撲克來消遣消遣。

月犁同志教給我們很多，卻從未聽他傳授什麼“處世哲學”。

有些領導幹部對敏感的問題常常是儘量迴避表態，以免犯錯誤。

月犁同志最痛恨這種作風。他認為遇事不拿出主意來，就喪失了作領導幹部的作用，等到事態已發展得明朗時，人人都有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那還要領導幹什麼。 1952年，他去上海參加“五反”做報告，有的私企高薪職員提問：“到了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有多高？”他回答說：“還沒有你們現在的水平高”。當時有人認為這樣的回答欠妥。但現在看來是實事求是的。

這一段歲月使我們深深地留戀。革命大家庭內親密無間，和諧共處，沒有官場習氣，沒有阿諛奉承，相互促進砥礪，激勵共同成長。以至“文革”後，我們這些老同志，雖然都有了各自的新的工作崗位，仍然不約而同地有著一個共同的心願，每年都要相約聚會一次，看望看望老崔，彼此再開懷敘敘舊情，以為老來一樂。

現在老崔先我們走了，但是在過去聚會時他曾激情地號召過大家，“我們這些人，就是最後剩下倆，我建議也堅持聚一聚！”熱情、真摯、坦誠、直率、期冀的語言，竟成了他送給我們的一份情真意切的遺囑。雖然我們目前都已是七老八十的老頭老太太了，但是我們仍然堅持著這個碰頭聚會的機會。同志們在一起說真話，見真情，也真是人生難得的機遇良緣，也真值得珍愛、呵護。真是相處相親更相知，相知相交情更長。老崔同志走了，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的心卻仍在一起。

張廉雲2001年 3月認識老崔是 50年前的事了。

北京解放不久，接到地下黨小組通知，我的黨組織關係已轉到市委政策研究室，讓我近日即去報到。到市委報到時，我的心情極為興奮，見到李炳泰、吳惟誠等許多同志，他們帶我去見了研究室的領導崔月犁同志。雖然是第一次見到老崔，他卻像對一個老朋友一樣，關切地問到我的工作、生活、社會交往……我說了自己在自忠小學工作的情況，老崔微笑著傾聽，間或提出一兩個問題，整個談話過程，都讓我覺得特別隨意、真摯。沒想到這第一次見面，竟結下了以後幾十年的工作之緣。

北京解放前，我們創辦了自忠小學，校址在府右街椅子衚衕 4號我家舊居，我在小學工作並住那裡。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充分發揮家庭的影響，我在 1948年末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解放後，聽說民革急需辦公的地方，我便將院內南房借給他們籌建民革北京市地方組織。老崔曾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到民革籌備處看望。那時的老崔，年僅 29歲，儀表堂堂，穿著一身整潔的灰制服，騎著一輛腳踏車。他走後，民革籌備處的幾位同志對他大加稱讚，說他年輕有為、精明強幹，為此增加了他們對共產黨的好感和信任。我驚訝，老崔和他們短暫的接觸，就讓大家有這麼高的評價！

1951，我由北京小學調市委統戰部，在學校交待工作以後，就接到老崔的來信，催我早點去報到。我在北京小學工作得很不順利，離開時，心情很不好。儘管從學校調市委工作是件非常高興的事，但畢竟也是去一個新單位，心裡難免有些忐忑。老崔的來信，讓我覺得特別溫暖，到統戰部工作後，和老崔的日常接觸也多了起來。

當時市委統戰部的辦公地點在柴花籃。柴花籃小院是一所西式的平房，北面、西面兩排房屋，有很寬的玻璃走廊，院子裡種有花木，還有幾畦青菜。部裡工作人員不多，除部長李樂光和王剛兩位同志年紀稍長外，其餘的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當時工作人員都住在機關或柴花籃宿舍，大家朝夕相處，是一個朝氣勃勃、奮發上進而又很溫暖的集體。老崔雖然是部領導，但他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非常平易可親，因此，我們這夥青年人常常喜歡聚在他的身邊聊天，國家大事、部裡工作、思想認識、某件事、某個人……話題信手拈來，說到熱鬧處，大家哈哈大笑。

老崔很善於做幹部工作，將坦誠給了部裡每一位同志，他熟悉部裡的每一個青年人，瞭解大家的性格、思想、工作、家庭，甚至對每件事情的看法。他關心每一個人，誰生病了老崔都會前去慰問，由於這種瞭解和關心，部裡領導和幹部的關係非常融洽，誰有什麼心裡話都願意和老崔講。老崔也經常和我聊天，談我的家庭、談對傳統道德的評價、談對做人忠義的分析……雖然談話中流露的一些思想、認識、情感常受到他的批駁，我仍然是有什麼話都和盤託出。我們這夥青年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不少人出生在大家庭，為了打消我們身上的驕、嬌二氣，踏下心來做好工作，老崔經常批評我們，非常直率。他常常說，很多真才實學要在工作中取得，別看你們年齡相差不多，在一起工作，幾年以後就會有很大差別，有的同志進步快，有的同志差一些。每個人都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這些話雖然聽上去很平常，但蘊含著非常深刻的哲理：天道酬勤。所以我一直銘記在心。

五十年代幹工作，組織瞭解、領導信任是一大幸事。老崔讓在統戰部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都感受到了這種瞭解和信任，正是這種瞭解和信任，在部裡形成一種很強的凝聚力，大家做起工作來心情舒暢，生機勃勃。在統戰部工作的幾年，是我幾十年工作歷程中最為愉快和最值得留戀的日子。

在一次開黨小組會上，我和老崔就一件家屬反映的事爭論起來。我哪是老崔的對手，我說一句，他有三句話等著我，最後我實在氣不過，一邊說著：“老崔，我對你有意見”，一邊轉身走出了辦公室。這是我和老崔相識幾十年發生的唯一一件不愉快的事。這件事，我一直忘不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閱歷的增長，我越來越深切感到，身為下屬，能和領導公開爭論，當面頂撞，就足以反映領導的民主作風。這種作風在今天尤顯珍貴。

1957年和 1958年，我和老崔還有過兩次印象較深的談話。一次是從鳴放到反右，我怎麼也轉不過彎來，總在想，不是讓大家幫助黨整風嗎，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右派向党進攻？這樣下去將如何取信於民？思想鬥爭非常激烈。我還參加了機關黨委召開的鳴放會，在會上發言說了一些“重話”。就在這時候，老崔叫我到他辦公室去，我認為一定是一頓狠狠的批評，出我意料之外，老崔平靜、耐心地對我講全國的形勢和反右的情況，聽了老崔的話，我覺得，他對我的情況一直相當瞭解。他還告訴我，市委領導同志問起我在整風反右中的表現時，他回答：“張廉雲覺悟很低”。在反右鬥爭高潮的特定時期，老崔這樣回答，幫我躲開了“政治上反動”的大帽子，顯然是為了保護我。我也向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

1958下半年，我的老伴車慕奇劃為“右派”。我曾一直幻想著他不會被戴上“右派”帽子，結果是天不從人願。我的心情極為沉重，有一種特別想向人傾訴的願望，第一個想到的是找老崔，他是我最信任的人，立即趕到臺基廠他的宿舍，那是一個星期天的傍晚。老崔邊吃飯邊聽我的訴說，問我：“你想怎麼辦？”我沉思了一下，想到多年來與老車的感情，特別是想到我們的兩個孩子，我說：“他還年輕，有個家庭有利於他的改造”。老崔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同情地點了點頭。他能說什麼呢？他默許了我的選擇，這已經是對我最大的支援和安慰了。

自從作了“右派”家屬，我有意識地不和人們接觸，也不再找老崔了。1958年至 1960年，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三大運動接踵而來，不久又是反右傾，運動不斷。 1957年我從市委統戰部調到海淀山後的一所農村中學工作，處境極為困難。我很擔心，這樣下去恐怕連黨籍都要保不住。實在走投無路了，鼓著勇氣給老崔寫了封信，請他幫助。後來，我從學校、教育局到積水潭醫院，每一次的工作調動，都沒離開過老崔的直接幫助。

1964，我和宣武醫院的一位同志同時被任命為黨委副書記。在當時，做黨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職務。老崔當時是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因為我和那位同志的出身家庭問題，組織部門就有人議論老崔幹部路線和組織路線有問題。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月，這樣的議論和指責，份量是很重的。老崔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議論，但他依然故我，照樣以自己的可能，關心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同志。並以他的黨性，堅持大膽提拔有覺悟有能力的幹部。

後來，統戰部的老幹部每年春節聚會一次。一年一次見面，和老崔聚到一起說說笑笑，心情愉快極了。慢慢的，這春節聚會竟成了心裡盼著的一件事。1993年春節，老崔說要送給每位同志一份禮物。5月的時候，我收到了他寄來的一封信和送給我的一幅壽字，並說明是仿照西太后的壽字寫法，收到這封信和字，我這心裡沉甸甸的。

三年前，老崔走了，走得很突然。聽到這一噩耗，我很久很久才從悲痛的情緒中解脫出來。我常想，和老崔相識數十年，得到過他那麼多真誠的幫助，怎麼還沒容我說出一句感謝的話，他就走了呢？

高 鍇2001年 2月1951年初，我從學校調到市委統戰部，給崔月犁同志當秘書，時約兩年。那時白天黑夜工作，星期天都不休息，供給制待遇，生活比較艱苦。但那些歲月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除了由於當時黨的路線正確，國家總的形勢好，幹部普遍廉潔等原因以外，直接領導我的老崔給了我極大的影響。他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革命事業中，簡直是不要命地工作，同時非常努力學習。他對敵鬥爭堅決，而對同志、對朋友十分關愛。他生活樸素無華，作風瀟灑，衣衫整潔，外表英姿勃勃，對人謙虛有禮。那時，大家學習斯大林的一段名言：“共產黨員應當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我就想過：老崔正是這樣的共產黨員。

他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那兩年，老崔任北京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協助李樂光部長工作，還兼任許多職務，如：彭真同志秘書，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副秘書長等。在“清理幹部隊伍”時他兼任北京市忠誠老實學習委員會副秘書長。在“五反”運動時，他任北京市檢查嚴重違法工商戶的總檢察長，還受命帶北京市一百多名幹部去上海支援上海市的“五反”運動。我國舉辦建國後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時，他擔任會議的副秘書長，會後成立全國性的抗美援朝委員會（簡稱“和大”總會）時，他又兼任“和大”總會的常務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劉寧一、劉貫一主持總會的日常工作達數年之久。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慰問團赴朝慰問時，他又擔任了慰問團總團的副秘書長，赴朝鮮前線慰問志願軍……。這些兼任都不是虛職，而是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他參與領導和組織。我眼見他大刀闊斧地指揮、安排，工作緊張、忙碌。同時，又有許多具體細致的工作要做，這主要是高層民主人士要求市委領導幫助解決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收回被沒收的房產、尋找遺失的古玩、邀請名醫看病、解決親友的工作問題等等）。彭真同志或其他領導批給老崔辦理。老崔都一一認真瞭解情況，而後妥善處理，無論辦成或辦不成都給每一位民主人士恭筆致函答覆，工作做得十分周到、細緻。

我曾想，老崔擔當繁重的任務時能舉重若輕，又能粗能細，既能大刀闊斧、又能精雕細刻。那時，他經常在各處開會到過半夜才回統戰部，一坐下就忙於看大量檔案，處理本機關事務，書寫請示、批示、報告、信函。我陪在他旁邊，幫助做些抄寫之類的雜事。某晚，我靠在沙發上睡著了，等打盹醒來，發現老崔還在燈下不停地書寫，而自己身上卻披了他一件外衣，非常不好意思，連連表示歉意，老崔卻說：“年輕人缺覺貪睡是正常的，不怪你，別受涼就好！”其實，他當年也才 31歲。

使人驚歎的學習精神更使我驚歎的是，他在緊張、繁忙的工作間隙努力學習的精神。從他填寫的幹部履歷表，我知道他只上過高小五年級，以後全靠自學。他知識相當廣，讀書很多。對馬、恩、列、斯原著，他是一部又一部通讀。對馬克思哲學尤其有興趣，曾多次見他在家裡也和夫人徐書麟研討辯證法。他還抽空看小說，當時流行的蘇聯小說《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等他都讀過。和青年人交談時，他能隨口引用書中主人翁的姓名和警句。一次，他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休息時，和老舍先生交談甚歡。我在旁邊聽到，他對老舍寫的小說相當熟悉。他愛讀書，出差和開會時往往隨身帶本書，一有空就讀起來。他的外表文質彬彬，知書識禮，因此不熟悉的人總以為他是知識分子出身。一次市委統戰部開會，爭論一些問題，一位老區委書記就指著他和杜若同志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杜若同志上過大學，而老崔連中學都沒進過。 1952年我隨他去上海搞“五反”運動，他擔任上海市老閘區增產節約委員會（“五反”指揮部）副主任。主任原是位老地委書記，悄悄向我打聽：“崔主任知識淵博，曾在什麼大學畢業？在什麼大學任教？”我告訴他：“老崔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十幾歲當八路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知識主要靠自學得來”。老地委書記嘖嘖稱讚。更奇的是，老崔在那樣緊張繁忙的工作間隙不僅抽空讀書，還抽空練字。有過好幾次，深更半夜忙完工作，又精神抖擻地練毛筆字，他每寫幾個字讓我給評“甲乙丙丁”，再寫再評。後來，他的字越寫越好。

老崔這種過人的工作精神和學習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中。

他說自己水平不高跟老崔在一起，最讓人感到心情舒暢的是他的平易近人，他的豁達、直率和真誠。組長王志誠常因工作意見不同和他爭吵，甚至吵到他睡覺的床邊，他也對吵，互相拍桌子，而事後相處很好。在他的影響下，那時統戰部同志之間經常展開爭論，卻團結合作。機關上下包括勤務員都叫他“老崔”，誰都敢給他提意見，而他對每個下屬都很關愛，平等相待。他寫的東西，如果時間允許，常要我看一遍再發。他說：“給我把把關，看有什麼問題？”我那時剛參加工作，什麼都不懂，哪能看出什麼問題，但有一次，我興高采烈地跑到他屋裡說：“哈！我抓到你三個錯別字！”在座的統戰部辦公室主任何力平當即批評我：“你這哪像秘書的樣子？怎能以這種態度對首長？”老崔卻對何力平說：“他文化高，就是要幫我改錯。”我跟他出去，見到其他領導同志時，老崔都介紹說：“他叫高鍇，是給我新配的秘書，工作積極，對我幫助很大”。老崔的謙虛使我慚愧，同時感到心裡熱辣辣的。老崔特別注意聽取下面同志的反映，每次開統戰會議以後，他總問我對他在會上的報告有什麼意見？我在他面前毫無顧慮，曾說過他某次會上的發言“水平不高”。他一點不生氣，還直檢討似地說：“這次準備得匆忙了，是沒有講好。”但我不該把這話也給別人說了，種下了後來的禍根。

1955肅反運動中，我和另兩位同志成了統戰部運動的重點審查物件，幾乎每天開會進行審查，捕風捉影地批判，查我們三個人的政治歷史問題。結果，查了半年，誰都沒有問題。本來可以圓滿結束，卻因我錯誤地質問：“為什麼先鬥後查？為什麼不先查？”責怪會上一些話是汙辱、損害我的人格，因此引起審幹領導小組一些人的不滿。1956年 1月，他們專為我的問題開了個支部會，會上宣讀了一個“決議”草案，列舉我多條“罪狀”，其中第一條（也是最主要的一條）是“攻擊領導”，唯一的例子是我說過“崔部長水平不高”。會上透過了這個決議，把我清洗出黨。會後，我提出申訴，老崔把我的申訴轉給範儒生同志（當時任市委組織部部長）。僅僅過了兩個月，市委機關黨委書記臧育生親自來統戰部，又專為我的問題召開了一次支部大會，臧育生同志宣佈：此次運動的目的是查政治歷史問題，必須和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分開。高鍇的政治歷史已查清，現在只是思想認識問題，因此機關黨委認為，上次你們支部會對高鍇的處理是不適當的，希望重新討論。支部會上很多同志為我仗義執言，順利透過撤銷上次支部會的“決議”，恢復了我的黨籍。特別使我感動的是老崔在會上的發言。他說：“高鍇說過我的發言水平不高，我這人是水平不高，這不能說他攻擊我，更不能說他反對領導。”他還說了許多鼓勵我的話。我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深知他在全體部屬面前說自己“水平不高”的苦心，他是在盡力保護我、解脫我。身為部領導而不計個人榮辱，他的胸襟多麼寬廣！

此事時隔 40多年，但我對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每次回想起老崔對我的關懷和厚愛，總禁不住心情激盪不能自已。

陶大鏞教授細談往事1986年春節，原市委統戰部老同志在中山公園聚會，老崔在會上說：“我過去很‘左’，執行過很多‘左’的東西，直到‘文革’中被抓進監獄，才深刻體會‘左’的可怕、‘左’的危害。”我認為，老崔過去執行過“左”的政策，是時代的侷限，是在那段歷史條件下所難以避免的，而他內心有著許多無奈。

1987夏，我和著名經濟學家，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鏞同在北戴河休養，他給我講了一件往事：那是 1957年鳴放期間，陶大鏞參加了章伯鈞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他那天遲到了，沒有說什麼話。

哪想到“反右”一開始，毛主席便把這次座談會稱作“六教授會議”（六教授是指費孝通、曾昭倫、錢偉長、黃藥眠、吳景超和陶大鏞），定性為“章羅聯盟”的“智囊團”。頓時，對他的批判鋪天蓋地，北京師範大學也組織了全校師生大會批鬥他。陶大鏞說：“那天散會時，我肉體上腰痠背痛，精神上痛不欲生，忽有工作人員叫我，說有個領導同志找，帶我去剛才開會的主席臺後面一間小屋，讓我自己推門進去。一進去發現只有市委統戰部部長崔月犁一人在屋內。

他溫和地對我說：你以前的歷史，我們是瞭解的；你在這次運動中有什麼問題，以後也會搞清楚；你要經得起運動的衝擊，經受住考驗。臨別時，崔部長還兩手扶住我雙肩，鼓勵我不要灰心”。陶大鏞說：“那時我被人人喊打，覺得生活已沒有希望。崔部長這次談話，對我是極大的鼓勵”。陶大鏞教授對幾十年前這次短暫交談的細節都記得這麼清晰，可見對他印象之深。後來，我見到老崔談起此事。老崔說：“陶大鏞在解放前就是進步教授，講授社會主義，他在鳴放中也並無出格言論，只因毛主席給定了性，市裡無力挽回。

我瞭解知識分子是最重視名譽的，尤其被所在學校的學生批判，對他精神上的打擊一定更嚴重。我最擔心的是他一時想不開，發生意外，所以這天特地趕去安慰他幾句，做一點思想工作，也只是無奈之下的盡力而為罷了。”劃掉孫孚凌、李貽讚的名字被老崔保護過的幹部和民主人士不知有多少，除非我問起，他從來不說自己做過的好事。有一件事卻是我親身經歷的。也是1957“反右”期間，北京市工商聯連續召開大會動員揭發工商界 深中的“右派”。那時我已調到《北京日報》做記者，報社派了一組記 情者前去採訪，臨時由我負責。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種常見的現象是，一些人為了逃脫厄運，往往不顧事實地給別人上綱上線，以此表現自己的積極，打擊別人以保護自己。工商聯那幾次大會上出現的也是這種現象：會上被點名揭發批判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足有三四十人，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孫孚凌和李貽贊也被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那時，市委領導分工由老崔負責掌握工商界的“反右”問題。我送記者們寫的稿件給老崔審查，看到孫孚凌、李貽贊等人的名字，沉吟半晌說：“他們跟黨合作多年，被揭發出來的這些言論也沒有明顯的反黨內容，就不要見報了吧！”，而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在政治運動高潮中把某人幾句掐頭去尾的話見了報，很可能招來一大堆批判，以後就難以挽回了。老崔那天果斷地在稿件上劃掉這兩位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實際上就是保了他們。孫孚凌先生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很多貢獻。李貽贊先生早於 1984年去世，生前擔任市工商聯副主委、市農林局副局長。歷史證明，老崔當年保護他們是完全正確的。一位女幹部的年齡保密對普通幹部和群眾，老崔也是關心愛護。

1951“清理幹部隊伍”時，在各個機關開展忠誠老實學習運動，要求每個幹部在小組會上交代自己的經歷，何年至何年在何處，做何事？藉此掌握所有幹部的基本情況。某單位一名女幹部聞此“要求”大哭起來。經私下了解，原來這名女幹部事業心很強，30好幾才結婚，對男方隱瞞了好幾歲，很擔心在運動中公開講自己經歷，被男方知道她實際年齡會嫌棄她。老崔當時兼任市忠誠老實學習委員會副秘書長，聽此彙報後，親自下去了解，回來綜合各方面情況研究，並經請示劉仁同志同意，決定今後凡是幹部不願意在小組會上談自己經歷的，可以改為個別找人事部門談。只要如實交代歷史，就是達到了忠誠老實的要求。這不僅解除了該女幹部的顧慮，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調整，有利於團結廣大的幹部群眾。老崔還特別叮囑那個女幹部的單位領導，要求他們務必為該女同志的年齡“保密”。老崔說：“我們切不可做任何可能傷害個人生活的蠢事。”竭力保護一位生產隊長1957“反右”後，我下放在西郊八寶山魯谷村勞動。1958有一天，忽見老崔同趙竹巖來看望我，說是市委讓他下來蹲點。隨後，他就在魯谷村找了間小屋作為蹲點住處，常讓我帶他去各農民家串門，無論老、少、男、女，他都能交談得十分融洽，瞭解到農村中的各種實際情況。當時正搞“大躍進”，生產隊計劃把各農戶養的豬都集中到大隊的豬場，老崔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還讓我寫了一篇《養豬應公養、私養並舉》的稿件，用他和我兩個人的名義送《北京日報》，但報紙因文章“不符合形勢”而沒有發表。當時在農村，也風行開批判會，誰犯了點什麼差錯就在田頭或晚間在村頭小學校開批判會。魯谷村生產隊長姓張，原是僱農，自幼貧窮，年過四十，從未娶妻，孤零零一人生活，常在一寡婦家吃三餐。那寡婦與他年歲相仿，已有幾個孫兒。他們在生活上互相照顧。但是，近日，村裡忽然沸沸揚揚地風傳他與那寡婦“老不正經”，幾名原本與隊長有些不睦的村幹部，就想借此由頭開他的批判會。老崔聞訊，勃然大怒，讓我趕緊找村支部書記和幾名村幹部來他屋裡，嚴厲批評了那幾個想要開批判會的人。老崔說：“請你們憑良心想想，你們都是二十來歲就娶老婆、生孩子，張隊長卻一直過的光棍生活。你們不幫他找老婆，還要破壞他找物件，這對嗎？他有權找那寡婦做老婆，那寡婦也有權利再嫁，但她已經有好幾個孫兒了。在農村，做了奶奶的人要再嫁，有多難啊！鄰里的指頭會戳到她脊背上，她的兒子和媳婦們都會羞得抬不起頭。這是封建思想在作怪，但現在又有什麼好辦法呢？他們私下有些來往就讓他們來往好了，實在是由於情況特殊，應當體諒他們。你們手下留情好不好？如果你們開他的批判會，公開羞辱他們，這不僅絕了他們來往，還很可能鬧出人命來！會不會逼得女方跳河呢？這對得起誰啊，對大家有什麼好處？我請求你們了，不要開這批判會，還應當同情、保護和幫助他們。”老崔越說越動感情，講得入情入理，終於把村幹部們說得連連點頭。以後，由於村支書和幹部們做工作，村裡的風言風語也平息了，張隊長繼續在寡婦家裡“一日三餐”，可他一點不知道老崔怎樣保護了他們。

滿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歲月悠悠，往事如雲，但對老崔的許多回憶清晰恍如昨日。寫這篇紀念文章時，我萬感交集，夜不能寐，綿綿思念無盡期。一件又一件曾經感動我的往事從腦中湧現出來，真是寫也寫不完。我又想起了，在老崔去世前最後一次參加的統戰部老同志聚會上，他談到走向共產主義的曲折之路。他說：“文革”的經驗教訓值得進一步總結。國家要實現民主，首先是黨要實行充分的民主。決不能允許個人崇拜，必須反對個人專斷。現在的中央領導是好的，但是，0年、20年、50年之後呢？所以一定要實行民主，繼續改革，保證以後不出大的問題。但是，中國很大，人口很多，農民佔大多數，封建影響嚴重，官僚主義、貪汙腐敗問題很多，很複雜，不要幻想一帆風順，以後還可能有各種挫折、曲折，但是，無論道路多麼崎嶇，無論時間多麼漫長，共產主義最後一定能實現。

我想，老崔從少年時代起，就懷著共產主義理想參加了革命；到了耄耋之年，仍堅定地懷著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現在的世界和20年、50年前大不相同了，相信 20年、50年後會發生更大的變化，中國將建成偉大的、富強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祈願崔月犁同志的在天之靈，欣喜地看到這人間的變化！

2001年 2月

臨近崔月犁同志逝世三週年之際，2001年 1月，曾在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的老同志聚會在北京市政協的一個小會議室裡，回憶50年代在崔月犁同志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時的情景；回憶“文革”後統戰部的老同志每年一次和崔月犁同志相聚的時光。一幕幕難忘的往事浮現在我們的眼前，使大家沉浸在溫馨、感慨的激情之中。在座談中張廉雲同志深有感觸地說了一句話：“在我們回憶月犁同志時，我們都會覺得，月犁同志對‘我’是最瞭解的”。她說的這個“我”，是指每一個人。對此我有親身感受，回憶那時月犁同志對我可以說是：學習上關心幫助，工作上熱心培養，生活上關懷備至。

1949年 4月市委統戰室成立時，我 21歲，是年齡最小的，工作分工上雖然我是內勤，可是月犁同志經常帶我出去訪問各界人士，參加各種座談會、調查會，或者讓其他同志帶我參加這些活動。使我直接與各界人士接觸瞭解情況，很快地熟悉了業務，也認識了很多人。開展統戰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結識的人多，並且要經常接觸，這樣才能向各方面人士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才能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所以崔月犁同志在研究和部署工作時經常強調，不但要多認識人，而且要了解他們各方面的情況，要多交些能向我們講真話、反映情況和提建議的朋友。既是朋友就要真誠相待，要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要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困難。統戰部在制定年度和季度工作計劃時要把交朋友單列一項，並且要定出交朋友的數字和名單，過一個時期還要寫出人物小傳。在月犁同志的指導下，我也在民族、宗教界交了一批朋友，在開展民族宗教工作上就得到朋友的有力支援。因為統戰部的同志們每人都有一批朋友，所以遇到國內外發生重大事件，統戰部很快就能收集到各方面意見和反映。及時上報給市委，為領導在制訂、修改政策時，提供更多、更實的依據。

崔月犁同志在工作上還有突出的一點是深入實際的開拓精神。1941年月犁同志受中共晉察冀分局華北城工部的派遣到北平開展抗日地下工作，進入北平時幾乎沒有社會關係，但是幾年後開創了新局面，在醫務界和文教界交了很多朋友，還發展了一批黨員。北平解放前夕，城工部指示地下學委，要爭取一切能夠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教授和各方面的人士。在任務緊迫的情況下，有些知名人士月犁同志並不認識，他就親自拜訪，亮明身份，動員他們留下建設新北京。在領導我們工作時也要求我們要有開創局面的精神，例如開展北京天主教界反帝愛國運動工作，組織神職人員學習時，月犁同志就叫我住到天主教主教府內，和三十多名神甫同吃同住同學習，與他們廣泛接觸，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和他們彼此加強了瞭解，結交了一批朋友，更深入地瞭解了天主教的情況，為進一步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統戰工作因為要經常與黨外各界人士接觸，要求幹部要有一定的政治和業務水平，所以崔月犁同志很重視幹部的政治理論、方針政策和業務知識的學習，我剛到統戰室他就叫我自己制定一個學習計劃，當時我也想系統地學習政治理論，就訂了一個讀書計劃，其中有《國家與革命》、《聯共黨史》、《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等等，月犁同志看了這個計劃後，他說：“這些書當然重要，應當讀，但是對你來說當前應讀《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社會發展史》、《中國現代史》，特別學習《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這是當務之急。領會了這些書的內容，才能做好當前的工作。

我按他的指導修改了學習計劃，經過一段學習實踐之後，首先對中國的現實、當前革命的性質和步驟有了概括的瞭解，對黨領導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採取的措施有了深一步的理解，看問題分析問題，頭腦清醒多了。再加上月犁同志也經常和同志們一起學習討論，發表自己的學習心得和對事物的分析，使我受益非淺。

在生活上，月犁同志對我關懷備至，有些事一生都是忘不掉的。1949年春我剛到市委統戰部不到一個月，月犁同志就曾騎著 不腳踏車到我家裡來家訪，見到我家所有的人，後來我家先後搬到南 盡池子和本司衚衕，他都曾來過我家，而且都是騎著腳踏車來的，每 懷次來都是詢問生活情況，很隨便地聊家常。他還多次帶我到他家裡去，甚至他還帶我去了他河北深縣農村老家，在他家住了四五天，這樣一來我們彼此之間就非常瞭解了。

三年困難期間，我下放到豐臺區石景山公社五里坨大隊勞動鍛鍊。那時月犁同志已調任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我下去之前去向他告別，他恰巧不在，我就給他留了一個字條。第二天他就打電話給我，鼓勵我下到農村好好鍛鍊，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使我很受鼓舞。更使我感動的是：員會， 1961冬正是農村最困難的時候，許多社員發生了浮腫，我當時任五里坨大隊第四小隊的黨支部書記。突然有一天，崔月犁同志和趙竹巖同志兩人到村裡來看我，當時正是剛劃分小隊，以小隊為經濟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分給社員自留地的時候。困難情況雖然仍很嚴重，但農民情緒已經穩定。我向他介紹這些情況時，他十分認真地傾聽，並鼓勵我堅持下去，他說不用多久情況就會好轉，暫時困難一定能夠渡過。他的到來使我感到十分溫暖，增加了戰勝困難的信心。

這些事雖然已經過去四五十年了，可是回憶起來卻歷歷在目。

2001年 6月

1951年 3月，我從市委黨校學習結束調到市委統戰部，當時部裡只有七八個人。不久又從大、中院校調入一些同志，達到二十餘人。部長是李樂光同志，崔月犁同志任副部長，吳惟誠、王志誠、王剛同志是組長，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幹事。那時市委機關明確規定對領導不要稱呼官銜，一律稱“同志”。因此在部裡大家習慣稱部長為樂光同志，其他包括崔月犁同志在內就形成了“老字輩”和“小字輩”，老崔（崔月犁）、老吳（吳惟誠）、老王（王志誠、王剛）等是“老字輩”，“小字輩”有小高（高鍇）、小姜（姜立勳）、小武（程昭武）、小董（董國剛）、小薛（薛玉珍）和我。那時領導和被領導、同志和同志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非常和諧。

記得我到部裡時，崔月犁同志只有三十一二歲，給我的印象是他工作精幹、有魄力，而且好學不倦。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學習，第二天上午又按時上班，睡眠不夠往往就在外出開會時坐在汽車上眯一會兒緩解疲勞。他經常說他是小學文化，實際他的知識非常淵博，我對他十分敬佩。

老崔同志瞭解幹部、關心幹部、愛護幹部，體現在一點一滴的工作中。1957年市委精簡機構，抽調一批幹部去文教、衛生戰線。

我原來被留下來，但我非常想到醫院去工作，在一次和同志們聊天時流露了自己的想法。老崔知道了，立刻找我談話問明情況，把我調到朝陽醫院工作。原來擔任老崔秘書的程昭武，從小就喜歡飛機，想長大當飛行1，1951年因工作需要從四中調到部裡後仍沒有放棄原先的愛好，經常在業餘時間看飛行畫報或做飛機模型。後來，航校招生，老崔同志就積極支援他去報考，終於成了一名出色的飛行員。“文革”後他又參加籌建中國空軍航空博物館，翻譯了大量航空資料，編寫有關航空的教材，成為我國軍事航空方面的專家。

五十年代初期，市委機關工作是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個單元的 不作息時間，晚上九點下班後還經常加班至深夜。部裡的“小字輩” 盡大都住在辦公室旁的集體宿舍，週日也很少回家。老崔同志住在他的辦公室裡間，有空就和大家一起聊天。有時星期天他帶領我們“小字輩”到頤和園去游泳，中午和大家一樣吃個麵包喝點涼水，玩到下午四五點鐘回機關。當時我們都是“包乾制”，每月只有很少一點零用錢，生活雖然比較艱苦卻充滿了歡樂。有一年春節放假，他找我和沈文、程昭武一起到同志們家去串門兒。到我家時正趕上吃午飯，吃的是餡餅，他和我家人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圍著小飯桌一邊吃一邊誇我母親做的餡餅好吃。飯後又到院子裡和鄰居聊家常。事後，當鄰居知道他是市委的幹部時，都稱讚他平易近人。

“文革”後，老統戰部的同志都非常想念他。從 1986年開始，每年春節前後都聚會一次，大家的共同心願就是“看看老崔”。他在練習書法，為每個人寫了一個“壽”字，說我年輕，給我寫的是“福”字。每次聚會他給大家講形勢、講“養生之道”，祝願大家向王剛同志學習，健康長壽。萬萬沒有想到，就在 1998年春節前準備再次聚會時他突然走了。噩耗傳來，我們萬分悲痛！

老崔同志，現在你先走了，我們也都成了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年年聚會就算有困難，也一定會以書信、電話、賀卡保持聯絡，直到最後！

2001年 2月

1958年夏，根據中共北京市委領導安排，崔月犁同志赴豐臺區石景山公社蹲點。那時我在市委統戰部工商組（處）工作，他約我同去石景山，我想自己離開學校就到了機關，很願意下基層鍛鍊，徵得組領導同意，即到公社報到。

1958是反右傾保守思想、鼓幹勁、爭上游的年份。這一年的 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此後不久，全國興起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全國各行各業很快形成了轟轟烈烈地大幹快上的熱潮。正如 1981年 6月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情況認識不足，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月犁同志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到石景山公社蹲點的。

當時剛剛組建成立的石景山公社下轄北辛安、八角、八寶山、衙門口、西黃村、五里坨村等六個生產大隊。月犁同志蹲點期間絕大部分時間住在位於北辛安鎮的公社大院和位於魯谷村的八寶山大隊隊部，直到 1959年麥收之後返回市委機關。在高指標、浮誇風盛行之時，他堅持從當地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58，全國興起鋼產量要在 15年內趕上英國的熱潮，不但鋼鐵企業鼓勁增產量，捷報頻傳，城鄉各行各業也曾掀起土法用廢舊生鐵器具鍊鋼的群眾運動。月犁同志剛到公社不久，去八寶山大隊時，大隊長向他講述社員砸了鐵鍋搞土法鍊鋼，結果鍊出來的全是廢品。他聽後笑著表示：既然土法鍊不出合格的鋼，咱們還是發動社員搞好農副業生產，用來支援鋼鐵廠的工人兄弟們鍊好鋼、多鍊鋼吧！此後，他多次和社、隊幹部交談提出，在公社所在地區，有石景山鋼鐵廠，又有發電廠和特殊鋼廠，公社和大隊要發動社 盡員，根據地區特點，儘可能地多種些蔬菜，多搞些副業生產，既增加集體和農民收入，又可為廠礦企業工人提供豐富的副食產品。他對八寶山大隊從豐臺區盧溝橋公社聘請“菜把式”來隊裡指導種菜非常讚賞，多次和這位老菜農交談，聽取他的種菜經驗和意見，鼓勵他幫助大隊種好菜、多種菜。對公社先後辦起來的奶牛場、養魚場等副業生產，他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還特別強調，發展養豬事業，要集體養和戶養並重，不可偏廢。

每年 6月，長江以北廣大農村陸續進入小麥收割期。 6月 8日報導 伊伊省 伊伊縣 緣畝小麥平均畝產 2105斤，6月中下旬又報導另一省 伊伊縣小麥試驗田創畝產 4300多斤和 4600多斤的紀錄。月犁同志經廣泛調查，認為這裡的土質不錯，農家肥也不少，但小麥畝產好的也只有四五百斤，沒有過千斤的。在和社隊幹部和社員討論時，他一再仔細詢問：現在我們這裡小麥畝產幾百斤，播種時每畝地下多少籽種，經分櫱長成熟後每畝有多少麥穗，每一麥穗有多少麥粒，一斤小麥含有多少麥粒等問題。經大家研究核計，認為在本地實現小麥畝產幾千斤，有許多問題難於解決。月犁同志表示：各地具體條件不完全相同，我們既要學習創高產地區敢想敢幹的精神，更要實事求是地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採取措施，爭取來年小麥畝產有所增加。國慶節前後是北京地區種麥季節，他在八寶山大隊同隊幹部討論，大家從實際出發，大面積播種的小麥，適當增加了播種量，而只在很少試驗田（若干畦）搞深翻密植，按每畝一百斤播種。結果來年小麥返青時深翻密植的若干畦小麥，由於麥苗過密，通風透氣不良，出現“黃疸病”，不得不間苗。而適當增加播種量的地畝，小麥普遍增產，有的畝產達到八百斤左右，大大超過以往最高產量。

月犁同志在蹲點期間，住在公社時就同公社幹部同吃同住，住在大隊時就同隊幹部同吃同住，有時騎腳踏車走村串戶，有時步行。在同社隊幹部討論工作時，認真聽取意見，絕不強加於人，因而社隊幹部都願意和他討論問題，聽取他的意見。許多社隊幹部反映：“崔部長在這裡蹲點，平易近人，實事求是，不“看風使舵”，還常給我們傳達市委有關農村工作的精神，對我們工作很有幫助。 ”1959年，他回到市委機關，改任衛生體育部部長，還同公社幹部保持友誼的來往。“文革”前，公社領導幾次邀請他回公社看看各項事業發展的情況。

“石景山蹲點”距今已四十餘年，月犁同志也離我們而去，但是，他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2001年 5月

1998年 1月底，從廣州回到北京，一進家門，首先映入眼簾的 寄是月犁同志的一張訃告，頓時心中萬分悲慟。 1949年我就在他領 情導下工作，因為他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官架子，我們都管他叫“老崔”。

老崔熱愛勞動人民，和幹部群眾心連心，他總是站在群眾之中，和勞動人民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

在50年代，已故的北京市先進工作者時傳祥的先進事蹟家喻戶曉。在老崔當了副市長後，和萬里市長一起下到時傳祥的清潔隊去背糞桶，當時引起了全市的轟動。市長、副市長和掏糞工人一起參加勞動，一時成為美談。在大家覺得老崔能去背糞，實在了不起的時候，老崔卻不以為然，他說，我本來就是勞動人民，過去是，現在還是，只是分工不同，在領導崗位上，就是要為勞動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他身邊的“勞動人民”，無論是清潔工、電梯工、司機、保姆、理髮員，以至於所遇的窮苦人，不知得到過多少他的真心的關懷、幫助和支援。他在工作中考慮最多的是這項政策是否對勞動人民有利，他們是否接受，是否擁護。他從來不坐在辦公室裡出政策，出辦法，而是堅持深入了解，調查研究。他一絲不苟、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源於他對人民群眾的深厚的感情。

他對黨對人民坦蕩赤誠，對敵人對革命隊伍中的蠹蟲深惡痛絕。文革期間，老崔遭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在秦城監獄受到非人的摧殘，在長達 8年的鐵窗生涯中，他始終不渝地堅信黨，堅信人民，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堅決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和革命氣節。有一次在民盟為紀念吳晗誕辰一百週年的座談會上，他發言痛斥“四人幫”對吳晗的殘酷迫害，當時他泣不成聲。

因為過於激動，心臟不適，沒有等散會他就離開了會場，回到家裡，心臟病突發。每想起那一段我就傷心地為之流淚。

有一位上層民主人士的遺孀，全家五口三代人，住在一間潮溼的平房裡，希望有一套房子渡過她耄耋之年。當此問題反映到老崔那裡，他二話不說，拿起筆來就給有關單位寫證明材料，證明這位已故民主人士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為黨作了貢獻，還同董必武同志合作過。老崔在材料中寫道：“毛主席講過：‘凡是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人們都不能忘記他們’”。一氣寫了三大篇證明材料。希望有關方面能為其遺孀解決一套房子。

老崔確實是一位合格的領導，他對事業的執著，對學習的努力，對部屬的關愛，以及他的豁達、真誠、直爽的性格，深深地印在大家記憶中。在他領導下的日子，確實是我一生中的難忘的“黃金時光”。

2001年 3月

崔部長逝世三年多了，我特別地想念他。雖然我跟他僅有五年，但幾十年沒斷過聯絡，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去找他。我能跟著這樣的首長，實在是我的幸運。他對我的教育，對我一生努力向上起了決定作用。他對我的幫助，為我所做的一切，使我終生難忘，無以回報。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學習刻苦努力，待同志如同兄弟，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1950，我調到市委統戰部做勤務員。工作主要是照顧好崔月犁同志的生活，還有辦公室的衛生等。那年我才 15歲，崔部長平時就叫我“小鬼”。我去後第二天，他就將房門鑰匙及組織上發給他的新腳踏車給了我，所以，我騎的腳踏車是統戰部最好的。那時實行供給制，崔部長按規定吃小灶。其實小灶吃得也很簡單，一菜一湯。我每天早、中、晚都給他打飯，由於他的工作不分晝夜，飯也沒譜，回來晚了我就去小食堂給他隨便要些吃的，一個飯盒，連幹帶稀。他還常說：“有什麼吃什麼，能填飽肚子就行了。”那時，市委統戰部剛成立不久，都是供給制，津貼是一樣的，都沒有幾個錢。工作時間是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個單元，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還覺得不夠，常幹到深夜。大家團結得和一個人似的。崔部長很講究衛生，但幹起活來，不怕髒，不怕累，搬家收拾房間和打掃衛生本來是我的事，他一定要和我一齊幹，拿著刷子、抹布，一直幹到將衛生間和房間的每個角落都乾乾淨淨為止。

年崔月犁同志與王椿齡同志在一起崔部長平時對我特別關心愛護，有一天中午，我打掃收拾完會議室就靠著沙發睡著了，等醒來一看，屋裡坐滿了人，原來崔部長召集的會早就開始了，我身上卻還蓋著他的一件外衣。崔部長見我醒了，笑著說：“小鬼累了，就多睡會兒吧！”我坐起身來，很不好意思地給客人們沏茶去了。

崔部長工作非常忙，晚上回來桌子上常擺著許多檔案，他抓得很緊，處理很果斷。有時，有的同志寫好材料，讓我轉交他批閱，第二天當我將材料送回時，發現滿滿三四頁的稿紙被他用毛筆勾得只剩三四行了。

他平時非常注重檔案學習，桌上常擺著一些大學或中學的課本。那時我還管統戰部的辦公用品和圖書，每月有一點經費補充圖書，我每次買書前問他需要什麼書就給他準備好了。他學習刻苦，毅力驚人，晚上我都睡醒一覺了，發現他屋裡還亮著燈。

他對我要求也很嚴格。那時我上市委的業餘學校，早晚都得做功課。老崔和我談話，就是談學習，讓我抓緊時間。他說：“過一天就再沒有這一天了，過一分鐘少一分鐘，你這輩子就再沒有這一分鐘了。”他還給我講了不少自學成才的故事。他講起話來頭頭是道，感染力強，我聽得津津有味，至今難忘。他對我的政治進步也非常關心。我 15歲入團，剛滿 18歲就提出入黨申請。可是由於家庭出身有問題不能入黨。崔部長還讓秘書找市委組織部詢問，當他得知一時難以解決，就找我談話，要我“做一個黨外的布林什 盡維克”。

我在電機廠幹了 5年，又 去 支 援 石 油 工 業 5年。到 了 1965 深年，我所在的京津石油普查大隊找到石油後，要移交石油部。由於 情我們這些行政管理人員都是北京各單位支援的，解散後，要由組織另行安排，我就想起找崔部長，此時他擔任北京市的常務副市長。1965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到市政府找他，他馬上讓我進去，一見到我就放下手裡的檔案，和我握手，讓我坐下，像見到親人似的問長問短。我說明來意後，他特別熱情，一口答應幫助聯絡解決。第二天他就將我請調工作的信轉給人事局辦理。我在家等了一段時間沒有訊息，又去找他，他對我說：“你把心放在肚裡，等待的這段時間正好多看些書……。”後來得知我的檔案在北京轉了半圈，主要由於我家庭出身問題，又沒有好的學歷，許多單位不願意要。最後，還是靠的崔部長，他說：“椿齡這麼小就在市委工作，一直很努力，憑什麼不要人家？終於把我安排在東城區東四辦事處，一直幹到離休。

2001年 7月

我是 50年代初期認識崔月犁同志的。他對同志特別熱忱，與群眾打成一片，是好領導，也是親密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對他從來不稱官銜，習慣親切地直呼“老崔”。

0年代初，我在北京兒童醫院做住院醫師和不脫產的黨支部書記。那時李同是團支部書記，胡亞美是工會主席。我們政治學習熱情高，定期組織三位老院長（諸福棠、吳瑞萍、鄧金 洗金）學 習《共產黨宣言》、《聯共黨史》和《社會發展史》等。學習空氣非常自由活躍。鄧院長提問題最多，我們這樣的年輕黨員常常解答不了，就請崔月犁同志來參加學習會。他雖然很忙，還是定期參加我們的討論，解答問題。當時的充分自由討論和濃厚的學習空氣，在我的經歷中可說是空前絕後，至今猶留戀難忘。

解放後第一批參加土改工作，本來沒有給兒童醫院名額，但院長們都很想參加。一天傍晚我就跑到老崔當時住家的樓下，大喊崔月犁同志，見面後即提出要求，土改應給兒童醫院名額。結果給了一個名額，由吳瑞萍院長去湖北參加土改工作。第二批由胡亞美參加，去了湖南。吳院長和其他同志在參加土改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老崔對年輕黨員醫務工作者要求又紅又專，要求我們要成長為當代的林巧稚、諸福棠。這對我們當時“雙肩挑”的年輕黨員是壓力，也是動力。老崔對年輕黨員醫務工作者要求嚴格，又認真培養。1955～ 1959年我在蘇聯學習小兒結核，在蘇聯結研所當研究生。1959年底回國，在兒童醫院做內科副主任。那時北京結研所要求把我調去，兒醫不肯放。這樣僵持了兩三年。老崔感到不好辦，一次問我：“你在兒童醫院還是在結研所能發揮更大作用？”我說：“我在哪兒都發揮不了太大作用，服從工作需要吧！”後調至結研所，成立專門的小兒結核研究室。老崔表示支援，當年即分配1963醫學院畢業生 遠人到結研所，給我當助手。不久，我在結研所建立了兒科病房，還繼續管兒童醫院的結核病房和市結核病防治所兒科的工作。那時，老崔還考慮過成立專門的兒童結核病院。由於各種原因沒有搞成，文革後作罷。我自蘇聯回國後受到黨組織這樣支援重用，心情十分愉快。在小兒結核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老崔逢人便介紹我是小專家。

1966文革初期（我從兒童醫院調結核病研究所才 3年左右），我在結研所參加運動，狠批舊北京市委。我記得是一個晚上開全院大會。當時在院子裡大家坐在地下。突然有人站起來說：“讓江載芳揭發崔月犁。”我毫無思想準備地一“激靈”，站起來說：“老崔，老崔他沒有三反言行。”主持人說：“你現在還稱老崔。他是三反分子。這是什麼階級感情！？”讓我感到從背後起一股冷氣，預感到馬上接著就要把我揪出來示眾了。幸虧有同志保我說：“江是三門幹部，沒有階級鬥爭觀念。”只捱了一頓臭罵。兩年以後我被戴上“修正主義苗子”，“蘇修特務”的帽子，被揪出來專政勞動。“四人幫”粉碎後老崔出獄不久，我去看他，他當時住在龍潭湖附近一所小兩居室，當時他精神有些恍惚，兩手動作不自然。我記得那一天我陪他圍繞龍潭湖整整轉了一大圈，邊走邊談。他十分高興，大有經歷八年磨難，恍如隔世之感。對文革只覺難受、痛心，但從不說自己怎樣受苦，有什麼委屈。關心的是今後如何多做工作以彌補失去的八年光陰。老崔對革命的忠誠對我教育很大。

2001年 6月為了紀念崔月犁同志，北京老醫藥衛生工作者協會於 2001年 6月 11日在北京市衛生局召開了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石羽、石金祥、李振民、李建、張植棟、王芝蓮等同志。會上大家緬懷了老崔同志生前在擔任北京市及中央衛生部門領導工作期間，對我國的醫藥衛生事業所做的突出貢獻和輝煌業績，特別是對他在振興中醫，關心知識分子，培養青年幹部以及深入調查、平易近人、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等方面進行了熱烈發言。

崔月犁同志性格堅強、敢說敢做、坦蕩無私。他對祖國的傳統中醫學有著深刻的認識和深厚的感情。他在振興中醫事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傾注了全部心血。即使在離休以後，仍不遺餘力地關注中醫藥事業的發展，為此他給中央領導江澤民、胡錦濤同志、中顧委、全國政協以及北京市領導都寫過信，提出振興中醫的建議，僅給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就寫了 18封信，闡述振興中醫、發展中醫的理論、方法和步驟。

“中醫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西醫傳入中國才 200多年，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就是靠的中醫。中醫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這是崔月犁同志常常說的話。在他擔任中共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長期間，積極提倡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北京市曾舉辦過幾期西醫脫產學習中醫班。這些學員畢業後又跟隨一些名老中醫學習。後來大多成長為頗有造詣的中西醫結合的醫生。老崔同志還提倡開辦中醫醫院。北京市各區縣的中醫醫院都是那個時期先後建立的。在市屬、區屬各大醫院中，還先後設定了中醫科。在市中醫醫院，還建立了中醫研究所。老崔同志調到中央衛生部擔任領導工作後，仍繼續關心中醫事業。 1985年，在一次全國中醫醫院院長會議上，他強調指出，中醫醫院要突出中醫的特色，應當由中醫當家作主。他又說，強調中醫的特點，不是不要中西醫結合，要擺正中西醫的關係。這次會後，各中醫醫院院長，大都逐步換成了中醫。

崔月犁同志對知識分子特別關心愛護、體貼，很多老專家都得 不到過他在政治上、生活上的關懷。

原結核病院的老專家崔谷忱，1957年被打成右派，精神壓抑，心情不舒暢。老崔同志親自到他家與他談心，做他的思想工作。當老崔同志瞭解到崔谷忱是為在會上說了一句“醫院應以醫護為 情主”的話被打成右派時，他實事求是，冒著風險，在同基層黨組織研究後，於 1959年初就給崔大夫平了反，並請他出席當年“十一”國慶10週年觀禮。崔谷忱對此十分感動。老崔同志在市委工作期間，曾參加宣武醫院一個黨支部大會，討論一位住院醫生的入黨問題。這位醫生現已是 70高齡的專家，他對這件事至今記憶猶新。1958整風反右時，老崔同志到同仁醫院“蹲點”。他召開當時所謂有“問題”的醫務人員座談會，在會上他說，你們誰對黨有意見就當面提，說了就不戴右派帽子。當場很多知識分子踴躍發言，他當場宣佈發言者“沒事”。所以同仁醫院的右派劃得比較少。

崔月犁經常深入基層瞭解知識分子的生活情況，誰家有困難、有病，他就到誰的家看望，並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如積水潭醫院的德國專家米勒，住平房很不方便，想改建又沒錢，老崔同志叫他自己設計，讓醫院安排人去給施工。安定醫院魏毓麟身體不好，去醫院上班有困難，老崔同志就叫單位落實，保證這位專家的用車。三年困難時期，有些老專家工資低，生活困難，老崔同志就讓有關單位給這些專家增發生活補貼，每月補 100元至 300元不等。

崔月犁同志重視對青年幹部的培養。他對青年幹部既嚴格要又關心愛護。緣求， 0年代，有位青年幹部剛從財貿系統調到衛生口，老崔同志就找他談話，要求他儘快適應和熟悉新的環境。還說衛生口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把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把醫院的工作做好，要在幹中學，不懂就問，我可以教你。他曾多次帶著這個幹部去醫務人員家中訪問，講工作方法。老崔同志十分注意提高幹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幾乎每年要安排院級領導幹部學習班，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老崔同志十分重視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每三個月搞一次評比，促進了服務態度的改善。寒冬季節他經常半夜給醫院領導打電話，詢問病房內的溫度，達不到標準的，他就要求醫院領導去鍋爐房檢視並協助燒火。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有的基層領導就乾脆住在醫院不回家。

崔月犁十分關心基層醫院的建設和發展。在他任中央衛生部領導工作期間和離休以後，經常深入區、縣醫院瞭解情況，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一次，他去無極縣中醫醫院，看到那裡的條件很差，縣長劉日說縣裡經費緊張沒能力改善條件。老崔同志就叫縣裡打報告。後來他批示衛生部財政司戴帽撥款 10萬元給無極縣中醫醫院。河北衡水哈里遜醫院處在貧困老區，醫院裝置差。老崔同志帶著天壇醫院的黨委書記到該院做了一次調查，當即要求天壇醫院支援哈里遜醫院一臺 悅栽裝置，並派技術人員負責安裝，還要為他們培訓 悅栽技術員和腦外科醫生。哈里遜醫院在老崔同志關懷下，得到了天壇醫院的支援和幫助，發展很快，建立起了腦外科門診和病房，大大地改善了當地的醫療條件。

老崔同志病故前幾個月，還曾打電話、派人去河北最貧困的縣之一館陶縣的人民醫院瞭解情況，幫助解決技術落後的問題。後來從北京市大醫院派專家去那裡出門診，給醫生講課，並由縣裡派醫生來京進修。從此，該醫院的醫療技術水平有了提高，醫院的經濟效益也有了好轉。更重要的是，當地農民得到了更好的醫療服務。

（石金祥 石 羽 王芝蓮執筆）

張 彤2001年 7月我們的好領導崔月犁同志逝世已經 3年了。3年前的農曆歲末，我和魏玫（友誼醫院現任黨委書記）準備了兩盆盛開的杜鵑花，約定去看他。想不到那天清晨老崔突然發病，離開了我們。我倆含淚捧著這兩盆杜鵑花，悄悄地放在老崔遺像前，望著他慈祥的笑容，久久不願離去。

今年農曆除夕前，偶遇中央衛生部司機小李，提起又快到老崔同志的祭日，小李十分動情，念念不忘老部長遺體告別時的情景，他深情地說：“崔部長走的那天，沒有人通知我們司機班，可我們全體一個不少都趕到醫院向他告別。老部長平易近人，對群眾關心體貼，特別得人心。”我也清晰地記得那天清晨，手拿鮮花的人群，從北京醫院一直延伸到東交民巷，望不到盡頭，人們都想最後再看一眼敬愛的老崔，祝願他一路平安。

1957我從市委組織部調到剛建院一年的積水潭醫院工作。從市委組建衛生體育部到“文革”，我一直在崔月犁同志領導下工作。他對我們的教育和影響很深，至今銘刻在我們心中。

老崔同志對人民滿腔熱忱，凡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他都親自抓，雷厲風行一抓到底。50年代末，醫院重點科室掛號難，老百姓掛一個骨科號從頭一天下午排隊，經過漫漫長夜，第二天也不一定能掛上號，老崔很快知道了。晚上他來醫院，對我們說：你們今晚就去石景山，住在那兒，明天一早乘頭班公共汽車來醫院掛號，體驗一下老百姓看病的困難。我們說，從今晚起，我們就調查統計，解決掛號難的問題。於是，除院長孟繼懋外，其他院級幹部分班守候在醫院門口，從下午一直到翌晨掛號開始，每來一個人就詳細登記，經過兩天連續統計，發現主要是外地和農村的病人掛不上號。於是，重新安排創傷骨科門、急診人力，敞開掛號，保證病人當日看上病；並調整病床，增加骨科床位，加速週轉，儘量縮短病人等候住院的時間，最大限度地滿足病人的需求。

有一段時間正骨科中藥藤藥特缺，黃樂山主任告訴老崔，他試用樟木代替，有消腫、減輕疼痛的療效，可惜沒法搞到樟木。不久，在市委衛生體育部開會，散會時，老崔讓我留下，說已經從樟木箱廠找到一大麻袋樟木刨花。他知道我們基層幹部外出都是騎自行車或乘公共汽車，還特地派了一輛車，幫我把這袋刨花帶回給正骨科。這事感動得老中醫黃樂山直說：市長日理萬機，還不忘我這點小事，真是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坎上啊！

老崔一貫重視醫院的業務建設，支援和幫助我們開拓新技術，提高專業水平。1963年，上海市第六醫院為工人王存柏斷手再植成功，這是全國首例。老崔立即組織我們去上海學習。積水潭醫院手外科主任王樹寰和我在那裡跟班觀摩整整兩週。回來後老崔聽彙報，當我們說到斷指比斷手多發，而手指血管很細，吻合的難度大大超過吻合斷手，我們準備起點高些，從嚴、從難訓練吻合細小血管的基本功。為此，我們實驗動物用家兔，做兔耳離斷再植的實驗。選擇兔耳是因為兔耳血管能接活，其它血管吻合就迎刃而解了。老崔聽得仔細，問我們有什麼困難。我照直反映：沒有這麼細的縫針，也沒有手術顯微鏡。王樹寰大夫用的是在醫院庫房裡找出來的上海吳良材眼鏡公司生產的一副放大兩倍的眼鏡和普通的縫合針線，希望能有特製的針線。老崔當即拍板，成立由北京五華醫療器械廠、積水潭醫院手外科聯手的研製小組，王樹寰主任擔任技術顧問。老崔又和萬里同志商量，批了特殊鋼材，又找酒仙橋電子管廠協助，用拉電子管鎢絲機器將鋼絲拉成細絲再用這種細絲做成縫針。其間王澍寰大夫還帶著五華廠的工程師去鞍鋼參觀，找那裡的制針廠取經。經過反覆實踐，最後終於研製成功圓弧 3/8、弦長 6毫米、直徑小於 0.23毫米的小縫針。在研製過程中始終得到老崔同志的支援和關懷。在老崔的鼓勵下，我還找到新四軍老戰友張西雷，在她領導的合成纖維研究所工程師的支援下，研製出了 300支紗（指一克原料抽出 300米長的絲）的卡普綸縫線，而且是染成無毒、副作用的深藍色。後來又進一步改進，將適當長度縫線固定縫針尾部，這種針線，用於動物實驗中，也用到斷指再植手術中。上海六院的曹大夫也及時把積水潭醫院兔耳再植動物實驗引進到六院。

老崔同志對幹部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呵護。他非常深入，到醫院來，從來不事先通知，有時他在醫院門診、病房已經轉了多時了才找我們。所以，許多事情他都能及時瞭解到，批評或者表揚都是有的放矢，讓人心悅誠服。至今，積水潭醫院黨委的老同志說起往事，總要念叨老崔對黨委一班人的教育。有一次黨委開生活會，黨委委員、人事科長楚維則批評黨委書記戎自清民主精神不夠，群眾有點害怕，又一位黨委委員也提了類似的意見，我和郭子恆同志（當時任常務副院長）還沒發言，老戎就受不了了，站起來，提著他那個布書包，拂袖而去。主持會議的走了，我們只得暫時休會。這事很快被崔月犁同志知道了，老戎被他找去談話，一去兩天未回。第三天，老崔帶著戎自清回來了，宣佈黨委會繼續進行。老崔的開場白大意是：黨內要民主、要聽得進不同意見，甚至是批評意見，誰敢說自己是白玉無瑕，沒有缺點？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嘛……。老崔講話語重心長，是在教育我們一班人。在比較寬鬆的氛圍中，黨委生活會開得既嚴肅又平和。其實，我們對老戎工作的成績是肯定的，他勤奮、執著，一心把醫院人才培養、業務建設、管理水平搞上去，有戰略眼光也富前瞻性。但他也有不足之處，即使是支流，也不能忽視。老崔同志留戎自清同志住在一起，推心置腹，整整談了兩個不眠之夜，肯定成績，指出缺點，這才是真正對幹部的呵護。

老崔最不能容忍幹部說假話，“憑空氣”辦事。正如當時市委黨刊《前線》發刊詞中說的那種，像氫氣球隨風飄，人云亦云，為選票不得罪人的鄉原作風（“鄉原作風”即和事佬，不講原則，不得罪人的作風）等等。老崔也反對幹部說大話、說空話、不聯絡實際、不解決問題的浮躁作風，提倡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1966年初，全國號召學習林彪提出的所謂“四個第一”，市裡也組織市屬醫院去外地學習經驗。回來後彙報時，大家紛紛議論，說那裡突出政治，政治空氣十分濃厚，走進醫院大門迎面是醒目的毛主席語錄，病房也貼了不少語錄，他們“天天讀”不間斷……。老崔開始傾聽，後來問大家：醫院不是馬列學院專攻政治的，光說，政

治能治病？醫務人員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的是解決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要大乎隆，不要見風就來雨。老崔講的切中時弊，今天想起來仍很親切。可惜，現在被一些人淡忘，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一滴水映出的是太陽的光芒，老崔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他革命精神的體現，是他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品質的昇華。我們要學習他的工作作風，更要學習他那顆愛民、愛黨的火熱的心。

崔月犁夫婦在 1988年

2001年 6月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每當我回憶起我與老崔同志近 30年的交往，一幕幕場景和老崔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眼前。

我第一次見到老崔同志是在 1959年 8月，當時我是一名 圓歲的北京醫學院的待分配畢業生。老崔同志當時任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那是一次小型的座談會，參加會的有老崔同志、甘英同志、我校領導和我們四位同學。崔部長微笑著開始談話，他首先祝賀我們即將畢業，隨後問我們畢業後有什麼打算，願不願意留在北京工作，他說：北京市歡迎你們，希望你們留在北京工作。我們依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談了自己的打算。崔部長不斷和藹地插問幾個問題，使會議氣氛十分融洽，大家也就無拘無束起來。我介紹自己是 1954年由成都考進北醫，全家都在成都，女朋友陳婉珠在四川醫學院讀書，我願意留北京工作，但也想回四川。這次座談會是我邁出校門走向社會的第一步，黨和政府如此重視我們這些大學生，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尤其是崔部長那渴盼人才的熱切的眼神，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之後不久，我和十幾位同學被分配到北京積水潭醫院工作，院領導待我們像自家人一樣，使我們再次感受到黨的溫暖。後來，我才知道，崔部長多次在醫院領導的會上反覆強調要了解人才，尊重人才，培養人才，放手使用人才。正是在崔部長的直接領導、關懷下，北京各醫院技術力量薄弱的狀況在短短几年內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在我的物件陳婉珠畢業後調北京的事情上，我又一次切身感到崔部長對培養人才的重視。 1961年陳婉珠畢業後分配到四川宜賓地區人民醫院。我向院領導提出希望調她來京，院領導戎自清、張彤、郭子恆等同志多方交涉，當地同意放人，可是當時北京市戶口凍結，一時無法解決。為此，我直接給崔部長寫了一封信。沒想到沒過多久，北京市人事局同意調入，並分配到積水潭醫院。事後瞭解到這是老崔同志親自協調的。沒想到事隔兩三年，他還記得我要回四川的打算，為了給北京留住骨幹力量，竟這樣認真地辦理一個不沾親、不帶故的小人物的事情。後來，有一次我們在積水潭醫院見到老崔同志，對他表示感謝，老崔只是以長者的微笑看著我們這對未婚的戀人。

62年底，院黨委決定派我去作中國雜技團出訪日本的隨團醫生，並說崔月犁同志要我去市委談話。老崔同志在談話中叮囑我，要服從雜技團的領導，並要我在訪日期間瞭解一下日本市容衛生情況、垃圾處理辦法，瞭解一下日本人如何看病和醫院收費辦法等。當時中日尚未正式建交，我剛畢業 3年就負起這 50多人的健康、安全的責任，我知道這是老崔同志對我的信任，更深知這副擔子的分量。在訪日期間，我全力以赴，在保障全團健康的同時，還在途中救助了日本朋友。當我圓滿完成任務，向老崔同志彙報時，得到了他的表揚。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由於我努力工作，鑽研業務，1966年升任矯形骨科的住院總醫生，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和打擊。

在這場浩劫中，我被扣上“黑苗子”的帽子，要我交待“狗特務崔月犁”佈置給我的“特務任務”，並以“走資派的秋後算賬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記反動黑日記”等多種罪名揪鬥我，“臨時黨組”還宣佈開除我的黨籍。工宣隊進駐醫院後搞的還是極“左”那一套，由於我老給他們提意見，1970年他們藉著“6·26”醫務人員下鄉支邊，把我和婉珠一起“光榮下放”到首鋼遷安礦區醫院。

我們當時已有兩個孩子，一家四口在那裡渡過了 8年多。

四人幫倒臺後，郭子恆接任積水潭醫院黨委書記。為恢復、充實醫院技術力量，想調我們回院，卻屢遭首鋼拒絕。

1977夏天我去北京友誼醫院看望原積水潭醫院黨委書記張彤同志（時任友誼醫院黨委書記），她告訴我老崔正在友誼醫院住院，並陪我到病房去看望他。這是自 1963年以後再見老崔，整整間隔了 14年。由於冤獄的折磨，老崔老了不少，已過不惑之年的我，就同孩子見到親人一樣，再也忍不住積壓在胸中多年的委屈，失聲大哭起來。當老崔同志知道我的境遇後，馬上親筆給周冠五同志寫了信。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交涉，終於在 1978年 11月與陳婉珠帶著三個女兒及我偏癱在床的老父親回到了積水潭醫院。

回醫院後，我加倍努力工作，45歲的我下決心再學英文，發誓要把耽誤的時光儘快補回來。我廢寢忘食，從 1981年底開始，我先後到了美國、義大利、瑞士、英國、愛爾蘭進行學習和交流訪問，掌握了人工關節置換的知識和技術，並於 1984年首先在我國開展了第一例治療青少年和成人髖發育不良的髖面旋轉截骨術。 同年底我透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英文考試，被派住日本研修康復醫學。

我和老崔同志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 1988年 1月，那年他剛出院，春節前給我寄來一張賀卡，同時告訴我他從深圳出差回來後要到我家來，讓我約上張彤和關毓惠同志。 1月 30日那天，老崔同志和我們齊聚一堂，吃我做的便飯，並和大家合影。老崔聽到我抱怨晉升職稱不公正時，並沒有直接答覆我，而是在留言時寫下了“戒驕戒躁戒多言，勞心勞力順自然；勿怒勿憂勿煩惱，心情舒暢可延年。”他說這是政協一位老先生的話，留給你。這是老崔同志最後一次當面對我的教導和勉勵，我一直珍藏著。

從1959年至 1988年，我和老崔認識交往近 猿0年。 猿0年來，不論地位職務如何變化，也不論社會風雲如何變幻，我們一直是互相尊重的忘年之交。他叫我“小王”，我稱他“老崔”。在我成長的程序中，順利時，他默默地為我高興，困難時，他毅然地出手幫助。在他的心中，我是黨和人民寶貴的技術骨幹、知識人才，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貼心的領導、慈祥的長者。30年來，我只請他在家裡吃過一頓便飯，他給我的卻是用重金也買不到的事業成功的機會。如今我已成為主任醫師、骨科教授，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專家，而他卻已長眠地下。人常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之間卻是同志之交冰晶玉潔。

甘張藻南 金 錚 趙竹巖王潤芝 路 石 王恩榮 張亞群2001年 5月1959年夏季，中共北京市委為加強對衛生體育工作的領導，決定成立衛生體育部，崔月犁同志出任部長。我們從這個部成立一直到 1966年“文革”開始，都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

老崔同志平易近人，熱心關愛同志，樂於助人，工作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開拓進取、真抓實幹的作風，認真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所取得的實效，至今使我們難以忘懷。

平時，老崔同志很少坐辦公室，大部分時間都是到基層醫療衛生單位的門診、病房瞭解情況，晚上經常到基層幹部或醫生家裡走訪，在聊天中瞭解醫務人員的思想脈絡，聽取建議，是他的“家常便飯”。他“疾惡如仇”，對在深入實際中發現和瞭解到的問題，都督促有關單位領導切實加以解決。 1964年，老崔同志出任北京市副市長，仍兼任衛生體育部長，此後，又兼任統戰部部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工作十分繁忙，他就利用星期日到基層瞭解情況，指導工作，幫助解決問題。一次週日他約張藻南同志到昌平縣的小湯山療養院和海淀區溫泉的結核病醫院，當小湯山療養院領導彙報搞好院內綠化解決不了樹苗後，老崔同志很快就和有關部門聯絡幫助解決了所需苗木。

由於老崔同志參加革命工作後，在解放區曾從事過醫務工作，解放前在北京作地下工作期間又曾在同仁醫院從事醫務工作（以醫生為公開身份，作掩護），在出任衛生體育部長前，曾先後任市委統戰部主任和統戰部長。因此，他和北京醫務界的老專家和一些黨員醫師已有多年的廣泛交往。在任衛生體育部長後，他紮實的工作作風、坦蕩直率的性格，很快贏得市級各醫院領導和醫務人員的信任，大家都願意向他反映情況，提供建議，並聽取他的意見。正是緣於老崔同志的種種優良作風和對醫療衛生單位的深切了解，他在衛生體育部工作期間，一再強調，醫療衛生單位知識分子 不比較集中，他們在第一線工作，要提高醫療質量關鍵是要認真落實 盡好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責任心和積極性。根據 1956年黨中央召開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精神，老崔同 深志明確指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首先要加強對本單位知識分子的 情瞭解，在政治上給予信任，工作上給予支援，對一些老專家，更要尊重他們的建設性意見。月犁同志曾對婦產醫院的工作指示說：“要把知識分子工作做好，尤其對知名專家林巧稚、陳本真等同志，要很好地發揮她們的作用，遇事多和她們商議，一定要尊重她們。”他要求我們必須瞭解她們，對她們的性格及家庭等情況都得知道，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做好工作。並告誡我們：“作為工農幹部，更要注意說話的方式，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到她們心坎上……”0年代初，北京市組建了第二醫學院，市委調北京醫學院的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教授任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為發揮他的專業特長，老崔同志提議在友誼醫院成立泌尿外科研究所，由吳兼任所長，並從全市其他醫院抽調泌尿外科骨幹醫師到研究所工作，為開展臨床科研創造了條件。友誼醫院的泌尿外科成為全市開展腎移植手術最早、水平較高的醫院之一。

市兒童醫院副院長鄧金 洗金 是小兒內科有名的老專家，他每週在兒童醫院有一次大查房，除該院有關醫生參加外，還吸收其他醫院兒科醫生參加討論，深受歡迎。老崔同志對此非常讚賞，要求各醫院要進一步規範老專家和科主任查房制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安定醫院院長魏毓麟是精神科專家，由於年事較高，居住地距醫院較遠，有時不能來院查房或會診，老崔同志知道後，即要求醫院每次派車接送，以發揮這位老專家的作用。

積水潭醫院黨委根據知名骨科專家孟繼懋院長的意見，將創傷骨科從建科初期只分創傷和矯形兩個專業，逐步新建了手外傷、燒傷和小兒骨科專業，這些專業分別由解放前後畢業的中青年骨幹醫師擔任專業組的負責人。各綜合醫院對本院的重點臨床科室都作了類似的調整。事實證明，這種調整為以後出人才、出成果提供了組織保證。

解放初期，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和支援下，針對北京市醫療機構短缺的情況，先後新建了友誼醫院、兒童醫院，擴建了同仁醫院，958年前後，又新建了積水潭、宣武、朝陽和婦產醫院，新建醫院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亟需加強各項管理。根據衛生部召開的醫院工作會議精神，為切實改進和規範醫院管理，在老崔同志提議和主持下，組織了一個班子，醞釀起草醫院工作條例，這個條例雖最終未頒佈實施，但在起草過程中，由於廣泛聽取了有關領導和黨內外醫務人員的意見，提高和統一了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黨政領導的認識，對加強醫院各項制度建設和管理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

老崔同志還經常強調：醫院肩負著“出人才、出成果”的任務，因此，必須經常進行又紅又專的思想教育，組織大家學習《矛盾論》、《實踐論》，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指導業務實踐，爭取在若干年後湧現出一批專家。他還根據自己對老專家和一些中年骨幹醫師成長經歷的認識，提出並推行比較嚴格的住院醫師培養制度，強調在整個住院醫師培訓階段要“打好基礎，練好基本功”，認真進行“三基”、“三嚴”的訓練（“三基”是：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三嚴”是嚴格管理、嚴密組織和嚴謹態度），為進一步提高醫療技術水平夯實基礎。各醫院都必須建立一套有利於提高醫療質量、活躍學術氣氛、加速人才培養的查房和病歷討論制度，並切實抓出成效。對住院醫師的嚴格要求，相應對主治醫師和科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堅持數年，各類人才的成長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老崔同志還根據醫院特點，要求各醫院黨委每年要有針對性地抓幾次服務態度的整頓，表揚好的做法，批評不良傾向，進行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教育。他還針對有的醫院病房管理存在的問題，要求進一步加強日常工作，特別要加強基礎護理工作，減少不必要的陪住，使病房經常保持整齊、清潔、安靜，為住院病人提供有利於治療和康復的環境。“文革”前，全市各綜合醫院的陪住率一直保持在 10%以下。

老崔同志對各醫院結合臨床實踐開展科研工作非常讚賞，強調搞科研工作既要創新，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當他了解到“中毒性痢疾”對兒童的健康危害很大，甚至造成死亡，便找友誼醫院兒科主任祝壽河，要他進行研究。事後，祝和科內有關醫師共同研究，用冬眠療法，促使患兒熬過 24小時（因患兒容易在 圓小時內死亡），患兒的病死率即由 22.3%下降到 4%；繼而學習上海的辦法用“阿托品”進行治療，患兒病死率進一步下降為 1.4%；但這種藥毒性較大，他們又與醫科院藥研所合作，發現中藥“山莨菪”和“阿托品”同樣有改善患兒微迴圈的作用，但其毒性較“阿託品”小得多。1965年 4月祝向老崔同志彙報後，決定用“山莨菪”對患兒進行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 1%以下。這一治療方法，很快在全國推廣。以後，藥物所用合成的辦法制出具有同樣療效的藥，俗稱“654鄄圓”。

1960報刊登載某地開展柳枝接骨成功的報道後，積水潭醫院黨委書記向老崔同志彙報，他當即表示，此事不可輕易在臨床上應用，應在動物身上試驗後再說。後經該院幾次在動物身上試接，證明根本無法成活。積水潭醫院手外科的醫生在治療手外傷時，常常碰到小血管吻合的難題。為此，他們在兔子耳朵上練習小血管吻合技術。當時，顯微外科在我國還是空白，所需手術材料都要自己解決。在老崔同志支援下，該院黨委書記張彤和手外科主任王澍寰多次到市醫療器械廠和合成纖維實驗廠聯絡，吻合小血管所需要的比頭髮還要細的卡普綸帶針縫線終於試製成功。斷指、斷手再植成功都是用這種針線進行的，為該院大網膜遊離皮瓣、用腳趾作拇指再造等手術奠定了基礎，促使顯微外科專業技術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

老崔同志對貫徹落實中醫政策十分重視。基於他對趙炳南、關幼波、黃樂山等名中醫的特長了解較多，因此，他要求各醫院要為名老中醫配備助手，學習繼承他們的臨床特長，同時又強調要注意安排和發揮西醫學中醫班結業醫師的作用，鼓勵他們繼續學習名老中醫的特長，在總結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經過醫院的組織和中青年醫師的努力，漸漸地湧現出一些繼承和發揚名老中醫專長的優秀人才。

市中醫院皮膚科的張志禮教授，是當年西學中的醫師，一直專心學習繼承皮科名老中醫趙炳南的臨床經驗，並在不斷總結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提高，以其在治療皮膚病的較好療效，逐漸在全市有了較高的名望，近十幾年來，醫療工作日益繁重，不幸積勞成疾，於去年辭世。

友誼醫院根據老崔同志建議，定期請市中醫院名老中醫郗沛齡到內科病房會診，郗老的處方對一些疑難病人確有較好療效，從而激發了內科西醫學習中醫的熱情，郗老雖已辭世，但他在內科會診已結出碩果，有的醫生經過學習已能根據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開中醫處方為病人進行治療。

老崔同志還針對 60年代初，許多個人開業的中醫先後參加全民或集體醫療機構後，收入有所減少，有的老中醫的老伴又沒有工作的情況，經與衛生局商定，對 60多名老中醫每月分別增發 50元到200元的技術津貼。在當時全市各行各業工資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這一津貼完全解除了老中醫的後顧之憂，促使他們安心在醫院工作。“文革”後期，老崔同志出獄後，聽說老中醫黃樂山有病在家，還專門約甘英同志一同前往看望。

總起來講，從衛生體育部成立到“文革”是難忘的七年，在老崔同志領導下，透過衛生行政部門和各醫院黨委一系列的工作，使廣大醫護技術人員親身感到工作中既有壓力，又有動力，醫院的醫療、教學、科研水平得到比較明顯的進步。全國召開的各科學術會上，市屬醫院學術論文顯著增加。在 1964年召開的全國外科學會上，積水潭醫院有十多名醫師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交流了 20多篇論文。80年代中期，根據國務院有關檔案，在全國各行各業開展了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工作，原來市屬各醫院的骨幹醫師均被評為教授或主任醫師；進入 90年代，在市屬醫院中確實湧現出一批較有名望的專家，其中有的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75年，老崔同 深志獲得“解放”，當許多醫院的老領導和醫生知道後，紛紛到老崔家 情去看望。

崔月犁同志在 1985年

2001年 6月

我認識老崔是在困難的 1960年，當時他在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任部長，我在通縣文教部工作。第一次見面，作為下級，理所當然地尊稱崔部長。他半開玩笑地說：“還得長身體，哪能不長哩！”接著又嚴肅地說：“彼此是同志，我不喜歡別人叫我部長，還是喊老崔或月犁同志親切些。”本來在縣委，大家都習以為常地喊我魏部長。有的在縣委沒有職務，別人也得喊他一聲 伊委員。對比之下，自己倍覺汗顏。從此，我再也沒有喊過老崔的官稱，也學會了不讓別人喊我的官稱。

記得老崔曾在一次彙報會上說：“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一個黨員一擺官架子，一股子官氣，還談得上與老百姓同甘共苦，為他們服務嗎？”我清楚地記得，老崔每次從市裡到縣裡來，從不帶秘書，叫我陪他到較貧困的永樂店公社去。有幾個當時的老貧農家，他每年必去兩三次，問寒問暖。三年困難時期，連吃飽飯都很困難。他詳細地瞭解他們的勞動、分配，一家老小的生活情況，詳細地作記錄，和他們一起吃公社的大鍋飯。說是吃飯，實際是從公社大食堂打來的野菜湯，裡面只有很少的玉米麵。即使如此，每次老崔都不會忘記按規定留下糧票和飯錢。往往直到回市裡前，才找公社的書記來，共同研究如何安排好生產和生活，設法減少當時普遍存在的營養不良、水腫、夜盲症、腸胃病等。

有一次，我和他上廁所，他見我大便滴血，便問：“怎麼回事？”我回答：“常下鄉，見不著油星兒，便秘，有痔瘡。”他說：“為什麼不治？”我說：“一天到晚下鄉，回縣裡忙著整理材料彙報，本職管的文化、教育、衛生、體育還抓不過來，哪有時間看這種不是病的痔瘡。”不久，我到市裡彙報衛生工作，老崔就把我留下了，讓我把當時下鄉縣委發的自衛手槍交給部裡的同志存在保險櫃，我一到辦公室，張藻南同志就告訴我，老崔為我已聯絡好寬街的中醫醫院，並親自向縣委書記打了招呼，先把痔瘡治好，是用中藥的新療法，不需要開刀。就這樣，把我苦惱多年的痔瘡去掉了。不但如此，老崔得知我在縣裡任鄉村教師的妻子趙永舜也有痔瘡時，也安排她在暑假時到寬街中醫醫院把痔瘡治好了。至今我和老伴談起此事，心中仍是暖烘烘的。

“文革”期間，他蒙冤坐了近八年的牢。我也被軍管會錯誤地隔離審查一年多，停止了黨籍，扣發了工資，弄到懷柔縣二道關的山溝裡勞動近六年。平反恢復工作後，我們見了面，他問我，是不是有點怨氣。我實說：是的。全國解放時，我從上海復旦大學地下黨調出來，掛著上海軍管會的臂章接管國民黨的舊機關人員，怎麼革命、革命，自己倒成了反革命？他教育我說：“革命的路是我們自己選擇的，黨和人民是母親，我們都愛自己的母親，但母親也有錯打自己的孩子的時候，我們能因為母親錯打自己而抱怨嗎？要一切朝前看，繼續為自己所選擇的共產主義輕裝前進，奮鬥終生。”我一直銘記老崔對我的教育。後來，我與臺灣的長兄和侄子們聯絡上，我妻子也與她的哥哥和侄女聯絡上。當他們對“文革”期間，我們全家遭受的苦難（親兄妹有二人在“文革”時非正常死亡）不能理解時，我和家人就把老崔的話告訴他們，得到他們的理解。不但如此，老崔還鼓勵我和妻子與臺灣的親屬多聯絡，多交流，多做些統戰工作。我在臺灣的一個任大學教授的侄子，在大家的影響下，反對李登輝“兩國論”，成為堅持只有一箇中國的知名學者。孩子們的舅舅回大陸投資時，老崔和老徐夫婦倆雖都已離休，還以我朋友的身份參加過我們的家庭聚會。老崔和他們談家常，講國共合作的故事，鼓勵他們和他們在臺的親朋好友多回來看看。

說大家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以前我們的國家常被帝國主義列強欺辱，現在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老崔真不愧是我們黨搞統戰工作的好乾部。親友們都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坦蕩率直，親切實在。在他的鼓勵下，不少親友都成了最早回大陸投資的人。陳水扁上臺後，臺灣的經濟很不景氣，中、小企業倒閉很多，而他們在大陸投資的企業都很興旺發達，成了來大陸投資雙贏的榜樣。這些親友現在都認為搞“臺獨”是死路一條，贊成一箇中國，都希望儘快“三通”、早日統一。

我有一個女兒，在北京四中中學畢業時，正值“文革”期間，被分配到化工廠工作。在化工廠，她得了哮喘病，醫院檢查說是她對有些化學物品過敏，是職業病。她想調換一下工作環境。我說：“三千多人的工廠，別人都能活，你就不能？”一個星期天，她在家裡犯了哮喘病，被急救車送至醫院輸氧搶救。此事被老崔知道了，就批評我不實事求是，他說：她和旁人不一樣，她是過敏性體質，應該設法為她調換工作，工廠領導也會通情達理的。後來，我女兒調到某學院工作，再沒有犯過病。這件事，她一直感謝老崔，說崔伯伯和徐阿姨比父母疼她，是崔伯伯救了她的命。

我是 1981年 4月調國家計生委工作的，這一年國家計生委剛成立，當時只有 60個幹部編制，沒有設定司局，只有一個辦公廳，下設 5個處，我任外事處處長。有一次老崔出國回來，上交接待單位贈給他的自來水筆。我告訴他這類小贈品應歸個人所有。他說：“你負責外事具體工作，應該登記所有出國人員受贈的禮品，該上交的上交，該歸個人的應由他本人簽字再歸個人。”對這樣的小禮品，像老崔這樣認真的領導幹部，真是鳳毛麟角。有的領導，出國回來應該上交的禮品，再三催促卻拖著不交，出國帶禮品也不守規定，提醒他還滿臉不高興，想方設法找理由多帶，與老崔廉潔無私的品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今年 4月我回老家———浙江湖州探親，專門去上海附近的昆山看了一下，因為崑山是臺灣商人在大陸投資的集中點之一。有不少見過老崔的親友，都問起老崔，我告訴他們老崔已仙逝三年，他們都非常難過，認為好人應該更長壽些。他們告訴我，幸虧來大陸了，否則中、小企業在臺灣就活不下去了，異口同聲，十分懷念和感謝老崔。

愛人者人恆愛之。老崔在天有靈，真應安息了。他的一生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一生，是領導幹部中的一個光輝榜樣，他將永遠活在我和家人心中。

路 石2001年 5月崔月犁同志有很強的組織觀念，他不僅尊重上級，更善於團結黨內外同志，待人以誠，特別是對下級同志更是關心愛護。這是他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嚴峻危險的環境下所形成的好品德。

42年崔月犁同志從老解放區被派到北平市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在北平東華醫院結識了一個女化驗1，1943年就秘密培養發展她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擔任地下黨的交通員工作。這位女交通員機智勇敢，經常往返於西山大覺寺（當時我黨秘密聯絡點），遞送情報和檔案。她騎腳踏車一個往返就要三四個小時，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崔月犁同志總是很具體地指導她如何躲避盤查，如何應付緊急情況。 1946年發現國民黨特務對女交通員跟蹤，崔月犁同志機警地意識到很可能暴露了身份，就立即安排她到協和醫院馬文昭教授家中暫時隱蔽，之後不久決定調她離開北平，到解放區白求恩醫大學習。這位女交通員就是解放後擔任北京市衛生教育所所長及北京結核病分院黨總支書記的劉毅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毅同志身患重病，又受到衝擊和摧殘，病退轉街道後，不幸於 1979年 4月病故。因為當時“文革”剛結束，許多革命老幹部還籠罩在“走資派”的陰影之中，當我們作為家屬提出是否可以開一個追悼會時，街道居委會說，我們無錢無力開追悼會，讓回原單位解決；原單位又說，病退已歸街道，我們不便管。崔月犁同志得知這種兩不管的情況，心情很不平靜，他當然不會忘記三十幾年前那個得力的交通員。為革命工作了一輩子的老同志若落到沒人管的地步，對活著的同志和親友們會是什麼影響呢？面對撥亂反正的大是大非問題，他馬上給市衛生局打電話說：“革命老同志的善後不能沒人管。”市衛生局值班人員表示“要向局領導彙報”。他放下電話又覺得沒有落實，就又拿起電話明確指示：“要開個追悼會，通知我，我要參加。”接著深情地對劉毅同志的家屬說：“他們都不管，咱們自己搞。如果沒有錢，就是插個幹樹枝 不也要開個追悼會。”不久在市衛生局的協調下，市結核病醫院組織了劉毅同志的追悼會，崔月犁同志準時參加。有關單位領導、同事 懷和親友幾百人參加了追悼會。大家從崔月犁同志的所作所為感到了黨的溫暖，感到我們黨愛護幹部的老傳統又回來了。

———記崔月犁同志在北京市人委工作期間二三事2001年 9月我們曾在崔月犁同志身邊工作過的幾位同志，回憶起他在1964年 9月至 1966年上半年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的工作，彷彿就發生在眼前，它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他那種為基層著想、為群眾著想的思想作風是留給我們的極其珍貴的精神遺產。他永遠是我們的好領導，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月犁同志在市人委任職期間的主要職責是，協助時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市長的萬里同志工作。一年多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抓的方面很多。諸如機關革命化、知青上山下鄉、街道工作、計劃生育、備戰清檔、城市四清、部份林業、治安工作、機關內部工作等。那時他仍兼任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及市委統戰部部長的職務。1964年底，選入市委常委。他的最突出的品格就是平易近人，雷厲風行，心裡始終裝著基層，裝著群眾，是一位與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的好領導。入實際，改進作風，一切為了基層月犁同志在任期間花了很大精力協助萬里同志抓機關革命化的工作。當時在機關中主要在四個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檔案多、會議多、機構人員臃腫；二是深入基層聯絡實際、聯絡群眾差；三是工作作風拖拉、粗枝大葉；四是蹲點調查研究差。

月犁同志在萬里同志指導下不斷深入局、處、街道瞭解情況、指導工作，並在全市的領導幹部大會上和市人委機關大院全體幹部大會上幾次講領導幹部要認真改進思想工作作風，明確具體地提出，不要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不搞主觀主義、文牘主義、衙門作風，不搞特殊化，要從工作制度上解決思想工作作風。根據市委常委的規定，每週一、二開會搞材料，週三幹部下去勞動，週四、五、六到基層調研。同時還鮮明地指出政權機關一定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不良思想的侵蝕。在抓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月犁同志對好的給予表揚，像化工局、農林局、糧食局等都受過表揚；對工作抓得不力的敢於點事點名提出批評。

我們幾人對月犁同志抓機關本身的情況記憶猶新。在他的直接指揮下，機關派出一些同志到門頭溝區青白石、昌平縣馬池口蹲點調研。派出不少同志參加農村四清工作。月犁同志為了督促工作，親自與機關幹部到工廠車間、商店、醫院、街道等參加勞動、蹲點調查。他還經常到市人委辦公廳信訪科和大家談工作，瞭解人民群眾的呼聲，並定期接待群眾來訪，批閱了很多群眾來信。對於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檔案、簡報批示得特別具體。比如對公安局反映在河道游泳淹死人、拆城牆砸死人等事件都極為重視，及時批示，查處有關部門在管理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在他的直接指導下那兩年市人委發出的公文大大減少。

身體力行，平易近人，時刻關心群眾月犁同志任職期間，機關內部也好，基層的幹部群眾也好，普遍反映和他談事、接觸不拘謹，他很隨和，沒架子。他到任不久，為了和機關廣大幹部接觸，取消了領導幹部的小食堂，他和大家一樣排隊買飯。為了讓機關同志吃好飯，專門指示食堂大師傅到北京飯店學習做菜。他到任以後從不坐專車上下班。那時機關大院的西邊有一座小花園，秀麗怡人，一直不向廣大職工開放，他到任後，不僅開放了小花園，而且還親自打電話讓普通員工也能與市領導一同在裡邊看電影。一般同志有了困難找到他，他都儘可能地幫助解決，無論幹部、司機都一視同仁。甚至普通幹部的婚禮他都前往祝賀。

月犁同志到任前個別領導專橫、作風不民主，在對待幹部、職工的工作上做了些讓人不滿的事，甚至大會、小會老點某某人的名，以警示其他同志老實聽話，使不少同志精神壓抑，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月犁同志到任後經過細緻地調查瞭解，還事情以本來面貌，大家的心氣順了，工作的積極性起來了，人員雖然精簡了，但工作效率提高了，機關的風氣正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融洽了。

親自抓點，雷厲風行，體驗群眾辛苦月犁同志為了解決一線工人勞動強度大的問題，在萬里同志帶領下，召集有關部門、有關同志專門研究一線工人幹什麼活最髒、最苦、最累？怎樣幫助工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並藉以推動機關的革命化工作。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市人委辦公廳派人進行了調研，選擇了人工背糞、手工砸蜂窩煤、人工鏟運垃圾三件事。向萬、崔彙報後，他們批示抓緊解決，要雷厲風行抓出效果來。調研後的第三天，萬里、月犁同志決定親自和勞模時傳祥同志背一次糞，體驗體驗它的髒、苦、累。當時選擇了崇文區花市大街的一些居民戶。萬里、月犁同志、幾名工作人員和時傳祥一起背起糞桶，到各戶一勺一勺地淘起糞便，倒進糞桶，背到糞車上，糞便濺到脖子裡，濺得滿身都是，幾天內都還聞到臭味。萬、崔二位領導當時已是 50來歲的人了，師傅照顧他們，只讓他們背半桶，但那也是四五十斤重啊。背完糞後，二位領導當即和市環衛局的有關領導座談，明確提出儘快讓工人放下糞桶，並讓他們提出規劃加以解決。月犁同志在聽取環衛局領導彙報時，具體指示如何建公廁，如何改裝車輛，並指示有關幹部抓住這件事在較短的時間逐步解決，要努力創造條件把工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在月犁同志直接督辦下，建公廁、車輛改裝進展得很快，大批的糞桶放下了。

另兩項髒、苦、累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觀。

在我們的印象裡，月犁同志抓這三件事最能體現他的品格、他的作風，他確確實實從心裡想著一線的群眾，想著他們的疾苦，受到了工人群眾的歡迎，用工人的話說，沒想到市裡這麼大的“官”下來給我們解決問題。他們二位領導親自背糞後，第二天《北京日報》就報道了，沒多久，市委、市人委的機關幹部紛紛下到較髒、苦、累的地方和工人一起勞動，促進了各級領導幹部轉變作風、深入基層為群眾辦事的好風氣。

（原市人委機關幾位同志座談紀要 彭學源同志整理）

2001年 9月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他走得那麼匆忙，當聽到他不幸辭世的訊息時，我感到無比震驚，非常悲痛，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前兩天我去他家裡看望、聊天時，他還談笑風生，精神很好。我說春節快到了，集會活動較多，勸他適當控制，不要太勞累了。他說：“沒事，今年病情比較平穩，基本沒犯病。”時隔兩天怎麼就離開我們了呢？還有那麼多要辦的事，還有那麼多人需要他的幫助呢。

崔月犁同志是我的老領導，更是我的好老師，他平時非常關心我的生活和工作，是我的長輩，也是老朋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他的革命精神、優良作風、崇高品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一直教育著我。

我有幸兩度做月犁同志的秘書，第一次是在他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時，那是 1965年下半年到 1966年上半年；再是 1978老崔同志擔任衛生部副部長，那時由於老崔同志遭受“四人幫”誣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身體還在恢復階段，需要有個較為熟悉的人，經組織安排，將我從北京市中醫研究所調來衛生部工作。

1964年 9月，月犁同志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協助萬里同志分管市人委常務工作，代理秘書長併兼任機關黨委書記、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任務繁重。他到市人委工作以後，即雷厲風行，改進機關作風，教育幹部深入實際，聯絡群眾。規定機關幹部每週三到基層參加勞動，並以身作則參加修京密引水渠和綠化等勞動。一次，到長椿街、展覽路等地綠化種樹，他建議在街道兩旁多種一些既綠化又可觀賞、開花結果的樹種。園林部門顧慮群眾亂採亂摘，老崔同志講：“那怕什麼，結果子，誰吃不一樣，城市就是要綠化美化嘛！”後來，園林部門還真在許多街道兩旁不僅種了不少長青樹、觀賞樹，還種了不少桃樹和柿子樹。

月犁同志在市人委機關大院全體幹部會上宣佈，不許稱官銜，必須稱同志或直接叫老崔。他說無論是領導與被領導，都是同志，沒有高低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到衛生部擔任副部長後，也分別 深告知各司、局長，一律稱他為同志。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性格爽 情朗，和市人委以前的個別領導形成鮮明對照，他經常到各科室瞭解情況，處理人民來信，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取消小食堂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飯，和群眾打成一片，無論是同級或下級，機關司機、廚師、工勤人員，大家有事都願意找他說，無話不談，都親切地直呼老崔。那時辦公廳大部分幹部均去農村搞“四清”了，機關留下的人很少，由於當時民主環境好，大家心情舒暢，工作任務雖重，但工作積極性高，均能順利完成任務。大家回想當時情景，至今仍念念不忘。

1978老崔同志擔任衛生部副部長期間，分管中醫、醫學教育工作。他對分管的工作抓得很細很緊。對衛生科技人員的培養非常重視，凡是去外地出差、開會時，均要觀察瞭解當地高等醫學院校和中醫中藥單位，衛生學校。一次去江西開會期間，考察當地一所衛生學校。得知該校正建在雷擊高發區，每到雷雨季節，均有學生和教職員工傷亡事故發生。月犁同志當即指示當地主管領導，要立即選址遷校，經費有困難，省和部裡可適當給予補貼。到各地考察中醫工作時，發現有的縣市沒有中醫醫院，他即指示各縣醫院或綜合醫院設立中醫科。並希望創造條件在全國縣縣都設中醫醫院。他十分關注中醫事業的繼承和發展，要保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的特色並使其發揚光大。他還特別重視少數民族地區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情況，到新疆視察工作時，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縣、鄉、鎮，親自到石河子醫學院和一些縣醫院和衛生院瞭解醫療衛生狀況。他看到有的縣醫院裝置簡陋，衛生條件很差，沒有診室，走廊裡連一把椅子都沒有，病房內牆皮都掉了，病床上沒有被褥，空著床板；看到不少病人和婦女抱著小孩坐在泥土地上輸液和

候診；看到護士怕重名，在病兒頭上貼著編了號的橡皮膏；看到上海來的醫療隊給婦女做子宮脫垂手術，由於沒有病房，只能在小學放假期間，利用空閒的教室，婦女們打地鋪，躺了一片。老崔同志看到這些，心情很難過，並沉重地說：“這不是醫院，是病人收容所。”“解放這麼多年了，少數民族地區的醫療條件還這麼差，存在這麼多的困難，應儘快改善。”他還到各醫學院校詳細詢問從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支援邊疆醫教人員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瞭解到這些人員工資待遇低，居住環境差，平時吃蔬菜很少，由於當地文化教育基礎薄弱，他們的子女升學、就業很困難，因此使廣大醫教人員紮根邊疆受到一定影響。老崔同志對此情況與自治區文教委和衛生部門領導交換意見，要求迅速採取措施，加以改善。“外出就是工作，一不遊山玩水；二不受禮；三要食住從簡”，這是老崔同志每次到外地開會和視察時，對隨行同志一再叮嚀和規定的制度。他身體力行，一次去吉林出差，回京時有人送了兩筐蘋果梨，當時的隨行人員沒有彙報，即帶回來了。老崔同志知道後，馬上讓秘書寄錢給吉林。還有一次去上海開會，我和中醫司的同志受部裡同志委託幫助買了些衣服和其他用品，老崔同志知道後非讓我將買的東西拿出來給他看看，詳細詢問是否是有人特殊照顧和單位送禮。作為一位部長，出差外地，在假日裡遊覽一下當地的名勝古蹟，原是無可非議。但我隨老崔同志外出多次，他從未參觀和遊覽山川河湖。在這方面他的廉潔奉公的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在老崔同志身邊工作的幾年，使我深受教育。他教育我作為領導的秘書，言行很重要，要領會領導意圖，如實貫徹實施，不能利用在領導身邊的特殊崗位以權謀私，一定要謙虛謹慎、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周到細緻地完成領導交辦的各項工作。這不僅是工作作風問題，而且也是做人的應有品德。老崔同志的教誨，使我終生難忘。

老崔同志樂於助人，不管份內份外，不管親疏，只要有人要求幫助，只要能辦到的，他絕不推辭。老崔同志每天上班時，總會帶來許多信，有時一天要有十幾封，讓我轉各有關單位，要求辦好，件件有交待。中午吃飯時，也是我彙報早上交辦事項辦理結果的時候。

老崔同志還兼任衛生部紀檢組長。那時正是我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時期，許多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誣陷，政策未落實，工作、生活有很多困難。老崔同志親自過問，要求主管單位盡快落實政策，有困難幫助解決。他的工作很繁忙，但還時時刻刻關心國家方方面面的工作。如建議廣播電臺的新聞晨曲改為更歡快輕鬆的節奏；當他瞭解到各地大三線都集中很多精良的裝備和高級科技人才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時，他即和有關部委的領導共同向中央建議，將三線的工廠企業轉為民品。如後來發展起來的四川嘉陵摩托等產品，都是軍轉民產品。軍轉民對軍工企業的蓬勃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這有老崔同志的一份功勞。

老崔同志幾十年來為群眾辦好事。解危濟困，搶救病人的事例很多。一次一個青年患白血病，十幾天高燒不退，他的父母很著急，不知怎麼打聽到老崔同志家，跑去請求老崔同志幫助找個好醫生救救孩子。對這個素不相識的人，為了搶救病人，老崔同志當夜找腫瘤醫院院長幫助解決。後經醫務人員大力搶救和精心治療，青年人病好了，完成了學業並結婚生子。其父母見人就說：“我們遇到好人了，是崔部長救了我兒子，真是感恩不盡。”老崔同志生活非常簡樸，那時靠工資收入要瞻養老人，還有幾個子女上學，生活並不寬裕，但他還經常去看望或讓我寄錢給在地下工作掩護過他的老人，補貼老同志的生活。像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就我在部長辦公室工作幾年期間都無法統計。更不用說老崔同志一生中救了多少病人，幫助多少人解決了困難，簡直數不勝數。

老崔同志的一生，光明磊落，心懷坦蕩，肝膽相照，不論職位高低，不分親疏，不打官腔，不擺架子，均一視同仁，待人和藹可親，那爽朗的笑聲仍時常回蕩在我的耳邊。

2000年 1月

新的世紀剛剛來臨，新的千年同時肇始，歲月無情又有情。轉眼間，崔月犁老部長離開我們已經兩週年了。

兩年來，人們在不絕的思念中，常常悟到這樣一個哲理：一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也可以是永恆的。當他的生命溶入偉大的事業之中，這生命也就與事業同在。崔月犁同志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早年傳奇般的革命生涯光彩奪目，至今還有待後人去搜集整理。他的後半生，正遇上改革開放的年代，有幸成為中國衛生事業的一代領導人。而他對振興和發展中醫藥事業的突出貢獻，更令人永志不忘。

崔月犁同志做事、待人，有一種真誠坦率、一往無前的精神。他堅信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人民的健康事業離不開中醫中藥。他在為中醫藥呼籲、爭取、規劃和運籌的過程中，始終理直氣壯，充滿了堂堂正氣，傾注了全部心血。他說，“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句空話，人民的大多數是農民，農村沒有中醫，還服務什麼？”他曾在北京市做過多年的領導工作，特別關心首都中醫事業的發展。1987初，他年屆 67歲，國務院決定免去其衛生部部長職務。文件發到了衛生部黨組，還沒有正式對外宣佈。崔月犁同志把北京市衛生局局長、中醫處處長等請到衛生部開會。幾句開場白以後，他宣讀了中央、國務院的任免決定。他說，“我已經不是部長了，但作為一個老同志，我希望北京市帶頭抓好中醫工作，儘快把市中醫管理局建立起來。”他絲毫沒有某些幹部那種到了五十八九歲出現的“休前綜合徵”，而是滿懷對事業的忠誠，毫無私心雜念，毫無顧忌，明知不在其位，依然全力把事情辦好。

他實事求是，敢講真話。對中醫界的重大問題，他都無私無畏、秉筆直書，上達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在落實中醫政策時，為一些蒙受不白之冤的老中醫得到平反和安排，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特別關心農村、牧區、基層單位和鄉村醫生、民族醫藥人員，盡心竭力地解決他們的困難。當他發現有些綜合醫院不重視中醫工作，把中醫科放在角落裡，心裡十分不安，就直言不諱道：我到過不少人民醫院，找中醫科，不用問，用鼻子一聞就知道，哪裡有廁所，旁邊就是中醫科。經他多次提醒和批評，綜合醫院中醫科的工作終於有了改進。

他也非常重視西學中和中西醫結合工作。有一次，廣安門醫院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我陪同他參加開學典禮。我記得全班二十幾個學員，教室很簡陋，儀式也很簡單，崔月犁同志熱情洋溢地即席講話。會後，我考慮他已經退休，而且正患感冒，就對他說：“這樣的學習班活動，中醫藥局來人參加就行了，你就不一定來了嘛！”崔月犁同志說：“西學中很重要，廣安門醫院辦西學中班，辦了多期，堅持得很好，我每期都參加（開學典禮或結業典禮）。你們今後也要多支援。”他又說：“西學中，西醫學了中醫，中西醫結合就有了基礎。中西醫結合不僅僅是中醫工作的方針，而且是整個衛生工作的方針，是一個大的政策問題。”崔月犁同志襟懷坦蕩，寬厚待人，愈到晚年，益顯得心平氣和，能容而大。90年代初，一位湖南的中年中醫寄給他一篇文章，表述了對中醫前途的憂慮。崔月犁同志把文章轉給了我，讓我“在中醫藥學會召集一些小規模（10人左右）座談會，讓大家充分發表有關中醫如何健康發展的戰略性意見。”並且說，這位中醫師“寫的學術性文章，其中有些觀點是可取的，但在口氣和情緒上不可取。學術爭論要心平氣和，擺事實，講道理，展開爭鳴。否則，目的和效果就不好統一。”崔月犁同志的作風，一向以大刀闊斧、果敢利落著稱。但他對這樣一個重大學術性問題的討論，安排得如此從容縝密，使我深受教益。

崔月犁同志經常說，他本人原來不是搞中醫的，是領導上讓他管中醫工作才對中醫有了認識，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之後才發現中醫工作中確實存在不少政策問題。“不解決這些政策問題，中醫得不到公正對待，中醫藥事業就得不到健康發展。”唯其如此，崔月犁同志對中醫藥工作的意見，才顯得格外務實、客觀、公正，加上他 盡對祖國人民和祖國傳統文化的深切瞭解，又使得他對中醫的見解高瞻遠矚，獨具慧眼。“風入寒松聲自古，水歸滄海意皆深”，崔月 深犁同志心如血色，言如其人。在人生的大舞臺上，有的人只能近看，儘管一時看起來相當耀眼，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有的人卻經得起遠看，他離歷史愈加久遠，他的價值也愈益凸顯。不管今後中醫藥在國際國內如何發展，遇到什麼樣的艱難曲折，成敗利鈍，都會有人聯想起崔月犁的名字。這，就是不朽！

徐書麟同志（前排右一）、佘靖同志（前排中）與《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編委們在一起。

2000年 1月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兩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卻一直在我們的腦海中迴盪。在他光輝的一生中留下許多感人的事例，尤其令人難忘的是他生前參加最後一次會議的情景。

那是 1998年 1月初，中國中醫藥學會組織急診醫學分會成立大會暨全國中醫醫院急診必備中成藥推廣班，會前向老部長髮出了邀請。儘管他年事已高，且重病纏身，但聽說要成立中醫急診醫學分會，有許多中醫急診專家參加會議，他老人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記得 1月 4日那天氣溫很低，北風呼嘯，寒氣襲人，但他步入會場時依然精神煥發。有的同志說：“崔部長，今天太冷了，您要注意身體。”老部長爽快地回答：“今天是大喜之日，我一點兒都不覺得冷。”他頻頻向大家招手，表示對中醫急診專家們的親切問候。

在會上，老部長認真地聽取了有關專家的發言，還不時地點點頭表示讚許。到了老部長講話的時候，他顯得情緒有些激動。他說：“我會前沒有準備講話，只想到會表示祝賀。但今天見到這麼多專家，感到非常高興，覺得有許多話要講。”緊接著，他回顧了中醫急診工作的發展歷程，尤其是 80年代初期成立中醫急症協作組時的情景。他指著坐在身旁的王今達教授說，他很早就認識了王教授，他非常讚賞王今達教授幾十年如一日對中醫事業無私奉獻和對中醫、中西醫結合急救理論與技術的執著追求，他祝賀王教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並希望他再接再勵。他接著指出，中醫藥學博大精深，中醫急症理論有其豐富的內涵，是中醫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中醫急診工作，促進中醫急症學術發展，是改變中醫“慢郎中”形象的關鍵。對中醫急症理論需要堅持不懈地挖掘、整理並不斷提高發展，但此項工作難度大，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於中醫急症事業、責任心強的人士去探索和實踐。他最後深情地望著中青年中醫藥專家們，聲音有些顫抖地說：“中醫急症學術和事業的未來靠年輕一代的努力，你們要發揚老一代中醫急症專家的拼搏精神，學深、學透中醫理論，決不能淺嘗輒止、半途而廢！”老部長的一席話溫暖了全體參會人員，無論是老專家還是青年學者，無論是中藥企業家還是管理工作者，都為老部長對中醫事業、對中醫急診工作的滿腔熱情所深深感動並報以熱烈的掌聲。可是，誰也未曾想到，這段講話竟成為他生前最後一次會議上的寄語。

老部長的講話不禁使我聯想起他一生中對中醫藥事業所做出的不朽的貢獻。他的足跡遍佈全國各地，曾親臨許多中醫藥機構調查研究；他為中醫藥事業嘔心瀝血，組織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他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也是為了中醫藥事業。他的光輝形象和豐功偉績將永存在每一位中醫藥工作者的心中，他最後的寄語將永遠激勵著我們為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奮鬥不息。

2001年 7月

老部長崔月犁同志逝世已 3年了，中醫界的同志們在深深地懷念著他。大家同聲稱讚他在任衛生部長期間，重視中醫工作，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對中醫事業的振興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毛主席親自關心和指導下，黨中央制定了中醫政策，為中醫事業發展指明瞭方向，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緣年代，毛主席批評並糾正了衛生部主要領導歧視、排斥中醫的錯誤，使中醫事業有一個大發展，創辦了中醫醫院、中醫學院和中醫研究院一大批中醫機構，為中醫的醫療、教學、科研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中醫工作才有了地位，中醫事業也真正成為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革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一場災難，損失巨大，不堪回首。中醫是個重災區，受到的破壞更嚴重。在極左思潮的鼓動下，批判中醫是封建醫，學中醫、從事中醫工作是復古，把許多老中醫打成牛鬼蛇神，中醫醫院和中醫學院先後被拆散或合併。據統計，1975年縣及縣以上中醫醫院只剩下 175所。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展全面的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也給中醫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良好的轉機。月犁同志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到的衛生部任副部長分管中醫工作的。不難想象，他當時的工作會有多麼困難，任務又多麼艱鉅。但他不畏艱難，不顧文革期間受迫害坐牢 8年造成的傷病，一心撲在工作上，忘我地、拼命地工作。在他透過認真地調查研究，摸到了中醫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影響中醫發展的主要癥結，他及時提出“振興中醫”這一響亮口號，以警示、鼓舞中醫界的同志；積極爭取並緊緊依靠黨中央、國務院對中醫工作的正確領導和有力支援，全面貫徹小平同志批轉的中央關於中醫工作的（78）56號檔案，不僅使中醫事業很快得到恢復，而且有許 不多新的突破，重大的發展。 1982年，“發展我國傳統醫藥”第一次盡被寫進《憲法》；1985年中央書記處釋出了對中醫工作的重要批 懷示；986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組建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每 深年給中醫 1億專款，並同意給中藥飲片生產以免稅的優惠政策。成就這些大事，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決策是關鍵，但崔部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當時任中醫司司長的田景福同志所說，如果不是崔部長主管中醫工作，作黨組書記，給中央的報告出不了衛生部。

我和崔部長最早接觸並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是 1982年他親自主持召開的衡陽會議期間。衡陽會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主要宗旨是端正中醫醫院辦院方向和中醫學院的辦學方向，明確提出要突出中醫特點，保持併發揚中醫特色。崔部長在會上以形象的比喻，大聲疾呼“不能打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流行歌曲的調子”，至今仍給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會議期間，他親自參加我們修訂高等中醫院校教學計劃小組的討論，他說，中醫要振興、要發展，關鍵是人才，要解決中醫後繼乏人、後繼乏術，就一定要把中醫教育搞好，培養有過硬本領的中醫，不要弄成個“中不中、西不西、兩個半瓶子醋”。他主張在教學計劃中壓縮西醫課程，精簡教學內容，增加中醫課時比重，一定要把中醫學好、學紮實。當時，由於許多同志不太理解，以至崔部長的設想，並未能很好地實現。從現在情況看，中醫教育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專業方向問題，培養目標仍未擺脫“掌握中西醫兩套本領”的模式。其結果不僅會削弱中醫的教學效果，而且會不同程度地動搖學生的專業思想。

崔部長很瞭解中醫的成才規律，即不僅要聽好課，學好理論，而且要早臨床、多臨床。他稱讚師帶徒的教學方法。為此，他非常重視中醫院校臨床教學基地建設，一方面提倡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讓符合條件的中醫院劃作高、中等中醫院校的教學醫院；一方面積極為中醫院校改擴建附屬醫院。 1984年國家計委撥出 5億元用於改擴建醫學院校附屬醫院，崔部長指示從中拿出 1.5億元給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當時，經衛生部計財司、中醫司協同國家計委社會發展司逐個進行考察論證，最後確定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上海、成都、南京共 7所附屬醫院，經過擴建，規模擴大了，醫療、教學、科研條件均得到很大改善，其中有些附院至今仍保持著先進水平。崔部長為了給北京中醫學院解決臨床教學基地，曾親自給北京市衛生局和有關中醫院做工作。 1985年崔部長帶隊到新建的中日友好醫院蹲點，解決該院的辦院方向和體制改革問題時，他明確提出中日友好醫院一定要作為北京中醫學院的教學醫院，並強調要建立相應的中醫臨床科室，並給中醫配置 400張病床。1986年中醫有了 1億專款，崔部長指示，要優先支援地方院校的附屬醫院和教學醫院建設。

崔部長透過調研和仔細的計算，知道單靠幾十所國家辦的高、中等中醫院校培養人才是不夠用的，特別隨著中醫機構的恢復和新建，中醫各類人才的缺乏將更加突出，所以他還特別支援並關心社會力量辦學，像當年在北京興辦的培黎、京華以及光明函大等學校，他都給予支援，並多方面做工作，爭取政府主管部門和主辦單位給他們創造比較好的辦學條件。崔部長曾親自出面與國家教委何東昌副主任協商，解決民辦大學學生的學歷問題。但儘管他多次呼籲，卻始終未得到國家教委的認可，為此他很惱火。 1989春，光明函大在北京召開分校校長及輔導站站長會，崔部長和還有幾位退下來的老部長被邀請出席，當我（時任國家中醫藥局教育司長）就學歷問題向與會者作解釋時，崔部長打斷了我的話，並氣衝衝地說：“老傅，你和教委唱的是一個調子，別講了！”當時真搞得我下不來臺。但會後一想，老部長都退下來了，還為參加民辦學校學習的廣大基層中醫藥人員爭取學歷，目的就是為了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以便提高中醫隊伍的整體素質，改善中醫後繼乏人、後繼乏術狀況。我理解了老部長的心情，所以也就不計較他對我的態度，並從那次以後，我們更積極主動地和國家教委自考辦協商，大力推動各省、市、自治區開辦中醫專業自學考試，從而為透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學習中醫的人員，能獲得正式學歷，開闢一條較理想的渠道。

崔部長工作有魄力，但性子急、脾氣大，這是許多他的老部下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次衝我發火是在 1990年 7月在上海召開的 情全國中醫藥科技工作會議上，我代表中國中醫研究院新班子表態，當說到“研究院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時，老部長當即打斷我的話，並插話說：“研究院搞得亂糟糟的，哪裡是什麼前進中的問題”。當時我愣住了，不知為什麼又給我一個下不來臺，心裡很委屈。會下一想，研究院由於班子不團結，確實給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在全國也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崔部長是因為特別關愛中醫事業、關愛中國中醫研究院，才這樣嚴格要求、嚴厲批評。也正因為他是為了事業、為了工作，而不是為個人恩怨，所以我不僅不在意、不計反而更加心服口服。 員較， 1994春節，我和張鳳樓同志到崔部長家拜年，老部長拉著我的手說：“老傅，你這個人的脾氣可真好，我幾次批評你，讓你下不來臺，你都不在意，真是對不起你，錯怪了你”，他當即招呼老伴徐大姐，把我介紹給她，並贈給我他們二老合作、親筆簽名的《畫冊》。老部長的這一舉動，使我非常感動，他的真誠、坦蕩、直率，更讓我肅然起敬。

中醫人才短缺，以農村、基層尤為突出。崔部長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精神，提出中醫教育的結構要改革，要適當擴大大學專科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數量和招生規模，擴大中醫藥的專業類別，努力多培養一些能去農村、基層工作，留得住、用得上的中醫、中藥及護理人員。為落實崔部長指示，原中醫司和後來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新調整了中醫教育發展計劃，確定每個省、市、自治區至少辦一所中醫學校；高等中醫院校和有條件的中等專業學校（經考核批准），要辦大專班，倡導支援開辦中醫藥職業技術學校，並從中醫專款中拿出一定經費予以支援資助，改善辦學條件，擴大招生規模。在國家教委的支援下，高等中醫教育還增設了中藥製藥、中醫護理、管理以及養生康復等新專業，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中醫藥人才的需要。

崔部長 1987年從衛生部長崗位上退下來，轉任中顧委委員。

他退下來之前，曾和我們講，管了這麼多年中醫，但不懂中醫，等退下來一定好好學習中醫。我當時認為崔部長只是說說而已。後來，他果真到廣安門醫院隨西學中班聽課，學習中醫，而且據說學得特別認真，聽課很少無故缺席，還經常和老師們探討一些教學中的問題。透過學中醫，他更愛中醫，也發現中醫不好學，其中一個突出的困難，就是中醫古書文字深奧看不懂。從此，他萌生一個想法，即將中醫古籍特別是那些經典著作譯成白話文，便於學習，也利於普及推廣中醫知識。老部長從來幹工作就是說幹就幹，雷厲風行，一抓到底。他親自組織寫作班子，擬訂寫作計劃，聯絡出版單位，爭取社會贊助籌措經費。 1988年白話中醫古籍叢書包括《黃帝內經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等醫經六種率先出版，速度之快是驚人的。後因他生病和出版經費困難停頓了幾年，本來我想他可能就此罷手不幹了，因為幹這個事太操心也太費力。但崔部長並沒有放棄。當他自己感覺身體逐漸轉好，又獲資助經費以後，立即請我推薦組織編輯人選，並在1998年 1月，在衛生部會議室親自主持召開會議，佈置繼續編撰白話中醫古籍叢書有關事項，未曾想，這竟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也是作為他的老部下，最後一次聆聽他的工作動員，接受工作任務。

敬愛的崔部長走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他把振興發展中醫的輝煌業績留給了我們，把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留給了我們，激勵我們去努力奮鬥，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2000年 1月

衛生部原部長崔月犁同志，一生勤奮，紅心赤膽，無限 忠 誠 地 獻 身 於 中 國 共產黨偉大的革命事業，他的豐功偉績，難以盡書。為了悼念他，我特撰寫了一副挽聯：“無 私 無 畏，德於 眾，豐功 垂 青 史；為 黨國，鞠躬盡瘁，丹心照千秋。”可作為老部長一生的寫照。

崔部 長 熱 愛 黨 的 衛 生事業，他為千千萬萬人的身體健康費心勞神，為建設具有中 國 特 色 的民 衛 生 事業不辭辛苦，為黨的衛生工作嘔心瀝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

老部長在職期間，對我國衛 生 保 健 工 作 以 及 醫 學1998老中醫專家焦樹德同志悼念崔月犁同志的輓聯的發展、教育、科研等，均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績有口皆碑。作為一名中醫，更懷念的是他對黨的中醫政策的積極貫徹和堅決落實，一絲不苟、毫不走樣地執行。

1978，鄧小平同志親自批發了［1978］56號檔案，崔部長雷厲風行，很快即召開了“衡陽會議”，堅定地落實黨的中醫政策。1979在老部長的大力支援下成立了“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現改名為“中國中醫藥學會”）。1981年，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在崔部長的關心指導下，在武漢召開了“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內科學會成立暨 不首屆學術交流會”，老部長親蒞大會講話做了指示。次年又在上海 盡召開“全國中醫急症會議”……中日友好醫院是我國最大的一所有中醫又有西醫的醫 院。 深1984崔部長為這所醫院的開院關心備至，並多次親自到院視察 情各項準備工作，常常為此做出很具體的指示。例如中醫病床要設多少張，西醫病床要設多少張，並且一再叮囑中醫病床一定要設在醫院的主體建築———病房大樓內。可以看出老部長對中醫工作的重視。

他在工作中、在會議上曾多次指出中醫工作底子薄，中西醫結合工作還年輕，要在政策上有所傾斜。並且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反映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的情況。 1986年黨中央、國務院通知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崔部長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為籌建這一專門管理中醫工作的國家機構，又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老部長離休後，仍為中醫藥走向世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而籌劃操勞，為此結交了很多朋友，團結了許多同志。老部長在逝世前十餘天（元月 8日）還在衛生部大會議室，召集名老中醫和有關專家，商討出版《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計劃先把中醫古籍名著100種編校整理後，譯成外文，以提供世界“中醫熱”中的外國朋友學習中醫之需要，使外國人真正瞭解中醫、認識中醫、學習中醫，為中醫藥走向世界，為全人類的保健事業做出貢獻。在會上，老部長做了語重心長、發人深省的發言和具體指示。

老部長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指示內容還縈縈在耳，但老部長卻與世長辭了。我作為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其慟哀心情實難言表。我一定化悲慟為力量，不辜負老部長的叮囑和遺願，與各位專家同志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這項工作，以慰老部長在天之英靈。

2000年 1月

歲月如流，轉眼間，我們敬愛的老部長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兩週年了。其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為黨的衛生工作和中醫事業，嘔心瀝血、勵精圖治的精神，胸懷坦蕩、平易近人之優良作風，無時不在引起我們的崇敬和懷念之情，久久不能自已。

憶先生當年任衛生部長時，正值粉碎四人幫初期，全國受到嚴重干擾與破壞，面對這種情況，崔部長組織調查組，親自帶頭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深入調查研究，對存在問題，立即設法解決，使整個衛生工作得到了很快恢復和發展。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中醫藥工作受到的干擾和破壞尤為嚴重。如文革前，全國中醫醫院有 371所，文革後只剩下百餘所，而且多以西醫為主，中醫為輔。崔部長根據黨的中醫政策，深刻認識到中醫藥學術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賴以繁榮昌盛的大事，而且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和為世界人民防病保健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大事。所以，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概，以力挽狂瀾之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具體表現在幾件關鍵性大事上：1.1982年 4月，在湖南召開了“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即大家所稱的“衡陽會議”。這次大會高高舉起 2 0世紀 80年代振興中醫的旗幟，明確提出了“保持發揚中醫特色”，解決中醫後繼乏人乏術、中醫教育、中西醫結合等七個問題，可說是撥亂反正、真正落實黨的中醫政策的綱領性檔案。時隔 17年，進到 21世紀的今天，我們重溫這一檔案，依然感到非常親切、正確，是符合黨中央和江主席“發展祖國醫學，弘揚民族精神”的指示的。

2.1982年國家在重新修訂憲法時，崔部長與人大領導彙報討論，將“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21條之中，這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為中醫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保證作用。

3.為落實黨中央“把中醫和西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中醫不能丟”的指示，崔部長曾多次向黨中央彙報，於 1986年 1月經國務院批准，正式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專門負責中醫事業和中西醫結合工作。它是中醫工作的一個轉折點，是振興中醫的里程碑。

4.文革期間，中醫醫院銳減，崔部長多次奔走，爭取到每年億元資金，使全國中醫醫院迅速發展到千餘所，對民族醫藥事業的發展，亦做出了可喜的成績。

以上僅是擇其大者舉例，一般具體事例更多，不再列舉。

1987，崔部長退居二線後，滿可休養身心，安度幸福晚年，但他仍時刻不忘黨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他關心中醫工作的興衰，以年高多病之軀，參加各種有關會議。1994年 1月 2日，按照雙百方針，主持召開“中醫藥發展戰略討論會議”，著重展開學術討論，對現狀進行分析，找出癥結所在，提出建議，進而向黨中央及有關領導部門反映，直陳中醫發展之艱辛，對中醫走向世界充滿信心，預言 21世紀將是中醫發展的世紀。 1997年 8月 6日，中國中醫藥學會為我舉辦“從醫 60年暨學術研討會，拜師大會”時，崔部長準時到會，對中醫傳統帶徒形式，予以肯定和支援，提出希望全國名老中醫都能帶些弟子，以繼承其學術思想和醫療經驗，保持中醫學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發展。1998年 1月 8日，崔部長在衛生部第一會議室，召開在京中西專家（包括出版界）座談會，他自籌資金，擬編輯《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擬在漢語譯本基礎上，逐步譯成各種外文字，作為培養合格人才的中醫教材，將中醫藥學系統而完整地介紹給世界人民，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盛事，與會專家為崔部長離而不休，發揮餘熱的精神所感動，深表支援和贊同。可惜這次會議竟成永訣，崔部長由於春節前參加活動頻繁，勞累過度，於 1998年 1月 22日不幸逝世，他的去世是中醫藥事業的極大損失。

值得告慰的是，崔部長所主編的《中醫沉思錄》和留下的一些文章，勾畫出弘揚民族精神、振興中醫藥學、建設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宏偉藍圖，讀後使人振奮。這是他留下的巨大財富，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為黨為國為民奮鬥一生的博大胸懷。不少中西醫藥學家讀了他的文章，明確了方向，增強了自尊心、自信心，深深體會到“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遵循中醫學術自身發展規律，完善自我的基礎上，擷取世界各國醫學之長，為我所用，才能躋身世界醫學之林，造福人類。近年來，報章雜志上，發表了一些論點明確、卓有創見的改革中醫醫教研等方面的文章，於中醫工作的發展不無參考價值，足見一斑。

敬愛的崔部長，您雖然過早地離開我們，但您光明磊落，坦誠直率的高尚品德，為弘揚中華文化瑰寶，振興中醫事業，孜孜以求的革命一生，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一定要紮紮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為完成您的遺志，積極參加《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的編審工作，為中醫藥學走向世界而自強不息。

2000年 4月

我和崔月犁同志原不相識，只從報刊、檔案上多次看到他的名字。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給我們開闢了一段富有情義的交往。

那是 8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不久，月犁同志擔任中央衛生部長，我在“改正”後也出任重慶市副市長。一次在廣西南寧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月犁同志親臨主持，我去參加。有個傍晚，在賓館草坪散步，我們偶爾相逢。他問起我一些情況和對衛生工作的意見。我坦率談了一些，他感到興趣，讓我把有的意見寫成書面送他。

那之後不久，1985年春，我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說，衛生部受波蘭政府邀請，組團出訪，順道還要去蘇聯、法國，崔部長約我參加。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和月犁同志共同生活了十多天。在接觸中，我聽到了他不少發人深省的言談。他說，撥亂反正，為我們國家開闢了生機，要十分珍惜。再不能折騰，再不能走回頭路。他說，應當看到，世界變化很大、很快，我們的視野要跟上時代，思維要高瞻遠矚，工作要求真務實。他說，解放思想，就要不再僵化。

無論對自己或別人，好的都要汲取，不好的加以摒棄，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精神。這些話，突出了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形象。

在莫斯科、華沙、巴黎，邊參觀邊閒談中，月犁同志還興致勃勃談了不少克里姆林宮、羅丹雕塑、肖邦、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典故。

一位“老革命”，有這樣廣聞博識，實不多見。

在華沙，我們接受一次電視、報紙採訪，本該月犁同志出面。他叫我去，我也就勉為其難。下來，他對我說，你應付得還得體。我說，能不辱命，已就幸運。我舉這件事，是想說明，我從月犁同志身上，真正體會到了，不是口頭宣揚而是見諸行動的對黨外人士的以誠相待的統戰精神。

以後，由於彼此都忙，我和月犁同志接觸不多。我只是去北京時，到木樨地他家裡拜會過一次。 80年代末，在相違頗長一段時間後，我忽然接到他一個電話，問我：最近你是不是出了什麼麻煩？我問他，怎麼知道？他說，是從統戰部門聽到。原來，月犁同志擔任過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對這方面情況熟悉。於是，我把中國民主同盟不久前在煙臺的一次盟務研討會議的情況，給他談了。我說，那是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會，叫大家暢所欲言，大家也就開誠相見，可能又犯了忌，但我為黨為盟，自覺坦然。他聽了後，對我說，這些事，幾十年，比比皆有，該認識就認識，該堅持就堅持。任何時候，都要實事求是，不背良知。幾句話，令人振聾發聵；出自一位並無夙交，而又身居高官之口，更何等難得！

在和月犁同志的不多接觸中，他的好學多識，坦蕩情懷，確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禁想，如果能多有一些這樣有品、有學、有才的政治家，少一些虛有其表，徒具其名的官僚，我們和人民會多麼貼近，我們的社會程序會減少多少折騰，我們的社會主義會得到多少活力！

月犁同志已永遠離開了我們，大家對他仍無限懷念。一個不是自我標榜，而是讓人親切感受的榜樣，總會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2001年 5月

當眾稱呂炳奎為老師1982年 4月在衡陽召開的中醫會議是中國中醫藥發展的裡程碑。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顯得重要。

我作為天津首席代表參加會前的預備會。在會議上對大會重點內容、重要性及議程，崔部長髮表了重要講話。在談到要突出中醫特色和中醫藥歷史作用時說，我到衛生部分管中醫工作，除了認真學習毛主席、黨中央對中醫工作的論述外，許多中醫知識是呂炳奎同志給了我很大幫助。在這方面他是我的老師，我非常感謝和尊重他。

崔部長的這段話，至今傳為佳話，令人記憶猶新。

平易近人，有求必應記得是1993年初春，我去部長家做客。

在書房內見到部長夫人徐書麟同志畫的梅花，我向部長提出想請夫人畫一幅給我，他當即答應一定送一幅。

結果時隔半月，由部長題詞的一幅梅花寄到了我家。料春節期間，來我家拜年的高局長和中醫院姚院長見到了這幅畫，都想要一幅，懇切心情溢於言表。我只好寫信給崔部長，不出月餘均滿足了兩位的心願。

更讓我難以忘記的是，我的《從醫六十年》文集一書，想請部長題書名，不僅如願，他還致信給我表示祝賀。至今想起此事，心裡總是熱乎乎的。

只要對繼承發展中醫有利，我就一定支援。1991年張錫純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市召開，會前沒有向部長具體彙報，但大家都想第二天請部長參加會議。當天晚上推我代王琪、孫芳洲、張田仁三位教授前往部長家邀請他參加會議並講話。我只好從命，結果部長欣然答應並按時參加了會議。在會上他說，只要對繼承發展中醫有利，我一定支援。使到會的同志都非常感動。

中國民間中醫藥開發研究協會每次常務會部長都參加，並和大家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工作。當聽說有人提出協會一些部門與中國中醫藥學會工作有矛盾，建議撤銷協會時，部長很明確地肯定了協會的重要作用，強調不能撤銷，提出兩會工作要在分工明確的基礎上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協會按崔部長的建議明確了工作方向，修改了條例，在多次整頓社會團體中不僅保留下來，而且工作越做越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張 燦 王甲2000年 1月新元伊始，永珍更新。它給世人帶來了希望，帶來了光明。作為一名中醫工作者，對新世紀的到來，抱以更大的寄託。新世紀的開創也是繼承著往昔的成就，飽含著前人的汗水。故值此瞻前憶舊之際，不禁使我們想起了衛生部老部長崔月犁同志。

崔部長青年時期即投身革命，致力於救國救民。“文革”後及主持衛生部工作以來，他除了全面關照衛生工作外，特別對中醫事業的推進和中醫學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值此老部長逝世兩週年之際，中醫界的同道，對老部長無不抱以深厚的情誼和無限的懷念。

在崔部長主持衛生部工作及謝職後直至逝世前的歲月裡，他為貫徹黨和政府的中醫政策，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諸多正確認識和評價中醫學術的論點，採取了諸多發展中醫學術和事業的相應措施，使中醫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與提高。今舉以下諸事為例：一、高舉繼承和發揚祖國醫藥學的旗幟這是崔部長在衡陽會議上對中醫政策的重申，它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待中醫的政策的基本精神。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都是在繼承與發揚中發展起來的。沒有繼承就沒有發揚，繼承是為了發揚，發揚需要繼承。這就是學術發展的辯證法，是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

二、保持發揚中醫特色崔部長特別指出“體現中醫特色，即在診斷、治療、急救、護理、營養、病歷書寫、病房管理等一系列問題上，恢復和發揚中醫中藥的特色。”這雖是針對“一部分中醫院掛著中醫的牌子，唱著西醫的調子”的情況講的。但它對整個中醫工作與學術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我贊成中西醫結合，但我不贊成中醫西醫化這是崔部長在答《中國青年》雜誌記者問時講的，答問中又進一步說明“有三個概念我們必須弄清楚，一是發展中醫，一是發展中西醫結合，一是發展西醫。我們不能用中西醫結合代替發展中醫，這是個原則問題。”僅就上述問題看來，崔部長對黨和政府的中醫工作政策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在新世紀到來的今天，紀念崔部長逝世兩週年，就是要步其遺願，繼承與發展中醫學術，端正中醫事業的發展方向，以告慰崔部長的在天之靈。

2000年 1月

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幹祖望老先生，是我國中醫耳鼻喉科的學科帶頭人，今年已有 88歲高齡。他幾十年來，精研中醫理論，致力臨床探索，著述近千萬字。當他看到《崔月犁同志談振興中醫》後，深為錯過與老部長見面的機會而感到遺憾，為此，於難償文債的繁忙中主動承擔了《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中《理瀹駢文》的譯注工作，成為這部叢書編譯中年齡最長的作者。當崔月犁老部長逝世兩週年之際，他遙寄小詩四首，以寄託他的哀思。

呵護中醫赤膽忠， 念年殉職善始終。

丹心情寄《沉思錄》， 遺訓長留國士風。

衡陽會議親籌劃， 一炬燃犀燭萬奸。

重闢通衢存國粹，祈切弗暫時安。

中醫立本全憑學， 《編譯叢書》第一籌。

遺恨殺青難目睹， 吉人天相紹箕裘。

吐飧握髮賢何少， 盼煞知音伯樂無。

路斷供求天作弄， 吝緣一面慰迂儒。

1999年 1月

崔老會長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的 1978年來到衛生部擔任副部長、部長，分管和領導中醫工作的。上任不久，面對“四人幫”對中醫工作嚴重破壞的局面，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革命年代造就的非凡氣魄，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於 1982年召開了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衡陽會議”。衡陽會議的主題是保持發揚中醫特色、振興中醫。本人就是受衡陽會議精神的感召，開始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的。

崔老會長在中國中醫藥學會任職 18年。1995年 3月中旬在中西醫結合學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崔會長問：“中醫學會的韋黎是誰，我怎麼不認識呢？”當他知道韋黎就是我的筆名時，爽朗地笑著說：“你讓我好找啊！你的文章我仔細看過了，我已經批給中醫學會秘書長，讓他們列印成單行本發到各省、市學會，希望學術界”當時我不由得一驚：他已經是 苑就這一問題進一步研究、討論。歲的老人了，對學術問題還那麼關心，那麼敏銳。他直率、風趣地說：“我主張中西醫結合，但我不贊成中醫西醫化。這個觀點我是從工作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你從理論上把它講透徹了，這也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吧！你對中西醫結合誤區的分析符合歷史、實事求是，所以最後的定義是科學的，有說服力。”接著他認真地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待中西醫兩者的關係，核心是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首先從實踐入手，提高臨床療效，共同服務於病人。至於創造統一的新醫學體系，那是指醫學發展的長遠目標。中西結合為一的醫學體系，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恐怕要經過許多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說今天已經形成了中西結合的醫學體系，那就不是事實了。現在中醫學術發展的核心仍然是保持特色、發揚優勢。中醫學術全面振興了，中西醫結合才會有一個可靠的基礎。”他的概括言簡意賅，直截了當，既準確、又全面。分手時他叮嚀我：理論研究很重要，軟科學研究更是中醫的薄弱環節，一定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並囑我今後再有軟科學方面的新文章發表，一定先送給他看。

95年 5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中國中醫藥學會組織召開了“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學術研討會”。會上，專家們對 40年來中醫基礎研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一言未發，從頭到尾聽得很認真。會後他來電話找我，一見面便說：“我打算編一部書。

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醫事業與學術的發展做一些回顧，希望啟發大家對中醫事業的歷史、現狀、未來進行一下冷靜的總結和思考，使人們從中分辨出一條比較清晰的路子來，免得以後走彎路。”他語氣嚴峻地說：“在會上聽了專家的意見，感到壓力很大。中醫應該走自身發展的道路，中醫機構應該突出中醫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醫的做法不改變，或者在漂亮的口號下使中醫很快地西醫化，那就重複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消滅漢醫的悲劇。到那時，我們和你們這一代人就都是歷史的罪人了！”他要諸國本同志和我輔助他，把 20年來在事業發展、理論研究、戰略思考方面的好觀點、好文章，收集、整理一下交給他。並要求在中醫學會換屆之前先出一集，作為他從會長位子上退下來時留給中醫界的禮品。這就是以後由他擔任主編而出版的《中醫沉思錄》第一卷。

1997年 8月《中醫沉思錄》出版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員響， 2月 20日，即北京市召開中醫工作會議前夕，崔老會長要我再給他送去 200冊《中醫沉思錄》，他除了送給參加會議的各位代表外，還準備送給一些關心、支援中醫發展的各界領導和有關人士。那天，他顯得很高興，也很激動，使我又一次領略了他那赤誠坦蕩、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懷，聆聽了他對我的諄諄教誨。他指著《中醫沉思錄》說：“一本書如果只有人說好，沒有人批評甚至反對，那就千奇百怪了。”當我談到有些專家打算寫書評向學術界推薦《中醫沉思錄》時，他說：“不要在報刊上發表讚揚的書評，我們不講我們好，也不要別人稱讚。觀點、論證擺出來，還怕群眾不認識？我希望把各方面的不同觀點都擺出來，讓大家分析，有什麼不好呢？”他鄭重地說：“中醫的困難，集中起來就是‘兩個西化’———學術上不尊重中醫自身規律，用西醫的觀點、方法對中醫進行改造是一個西化；醫療、教學、科研的管理上，不加消化地搬用西醫的一套，也是一個西化。徹底扭轉西化傾向，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既需要努力，也會有犧牲。中醫近百年裡在這方面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浪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如能減少事業上的浪費、學術上的損失，個人做出一些犧牲，算什麼！”他還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致重，你還年輕，在理論、學術研究上要有書卷味、學究氣，更要有勇氣和骨氣。你搞軟科學研究，就要敢於堅持經過深思熟慮、來自於科學與實踐中的正確觀點。不隨波逐流，也不要怕有人誤解 。我知道你，許多老中醫更瞭解你、支援你。要多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的治學態度，敬業精神，也要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和人格。在學術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是好事。為了振興中醫，弘揚我們優秀的文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就是遇到打擊和非難，也沒有什麼。有‘雙百’方針和改革開放的大政策，還怕打成右派嗎？一代代的科學家走了，科學研究成果永留在世，這就是我的人生態度。”他那坦然、無私的肺腑之言，使我開口便溢位了前人的兩句話：“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千秋。”他爽朗地大笑著，連聲說：“好、好、好！人民的健康需要中醫，我們就繼承發揚中醫，抓住不放。”離開他的住所，腦子裡一直迴旋著兩句名言：“心底無私天地寬”、“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就是崔月犁。

他大概希望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苦心，1998年 1月 20日又寫給我一封信。信中說：“在中醫振興中，有不同見解是正常現象。

我不主張點名爭論，我主張絲毫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從正面來逐步深入地加以論證，把各自的觀點擺出來，請上上下下各界參考評論，從實踐中證明哪些提法、觀點、預測是正確的，請醫、教、研和行政工作的同志們選擇。”他的叮囑是對我的厚愛，也是對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工作者的要求。沒有想到 1997年 12月 20日的談話竟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見面，更沒有想到 1998年 1月 20日寫給我的信竟成為他一生的絕筆。每思及此，就使我感到不盡的懷念，令人淚下，催我振奮。

崔老會長把他的後半生完全獻給了中醫。他忠實地按照鄧小平同志：“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高高舉起了“保持發揚中醫特色”、“振興中醫”的旗幟。他在管理工作中正確地處理了學術和事業的關係，始終把遵照中醫自身規律、繼承發展中醫藥學放在振興中醫事業的首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行政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在學術界廣交朋友，逐步使自己成為中醫藥學術的內行，並投身到生產力（即學術）的開發與推廣上來。為了給更多的人提供學習中醫的方便，為了讓中醫儘快走向世界，他從 1987年起，即著手籌劃中醫古籍的白話翻譯工作。經過專家反覆論證，經過他精心運籌，《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終於在 1998年 1月 8日全面起動。令人痛心的是，不到一個月他竟因心臟病驟發而與世長辭了。我們深信，在廣大中醫藥工作者的努力下，他的願望一定能夠實現。

老子曾經說過：“死而不亡者壽”。崔月犁老會長就是這樣一位壽者。今天我們緬懷他，就是要不忘教誨、牢記使命，為振興中醫而不懈努力。老會長，安息吧！待到中醫輝煌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2001年 1月 22日

讀胡繩先生晚年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馬列），三十而立（寫《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四十而惑（五八年大躍進）。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感世事之無常，嘆理性之顛覆，念人生之短暫，哀歲月之蹉跎……是時，正值崔月犁先生逝世三週年忌日。中醫興衰關頭，魂系陰陽兩界，倘若先生今還在呢……故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因想到自己未及“耳順之年”，得以“提前離崗”，頓由衷而喜———春來了！此乃天賜我也！天示我也！

時鐘報曉，徐風洗面，思緒若定，遂命筆：翠柏青松可極天， 秋菊冬梅亦斑斕。

文化異彩由來久， 互濟並榮莫等閒！

辨證千載實踐驗， 廢醫哪有養生丹？

清源自是回春路， 陋巷簞瓢信念添。

注一：胡繩先生是當代知名的社會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注二：崔月犁先生曾任國家衛生部部長，中國中醫藥學會會長，為中醫的振興與發展有矚目貢獻。他生前牽頭，與諸國本先生及本人編輯出版《中醫沉思錄》，結下情誼。注三：“辨證”指“辨證論治”，即“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縮略語，是中醫防病治病原理與過程的總概括。

注四：“廢醫”指“廢醫存藥”，是在近代科學主義、西方文化中心論衝擊下，在中國出現的“廢除中醫理論，保留中藥”的一種思潮。

注五：“清源”指“正本清源”，即從中醫經典醫著的學習、研究做起，以消除“廢醫存藥”思潮的影響，使中醫按自身內在規律健康發展。

注六：“陋巷”、“簞瓢”，典出《論語》第十“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

王 健2001年 8月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三年多了。他多謀善斷、斷必行、行必果的工作作風令人永遠難以忘懷。

（一）說一不二 說到做到1984年 1月 28日崔月犁同志在衛生部全體幹部整黨大會上，開門見山地講：“要從衛生部實際出發，我贊成小平同志講的無私無畏，扭轉乾坤。整黨要清理三種人，要邊整邊改，強調效果。”接著又講衛生工作，“我要抓重點：一是中醫，二是預防，三是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又說“中醫一定要振興。預防為主是衛生工作方針，幾千年前‘上工治未病’就指出了預防醫學的地位，所以衛生防疫當然也是重點。農村，當然也是永遠不能忘的重點。”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抓的。

1982年 7月，月犁同志到我辦公室（我當時在婦幼司任副司長），一見面就大聲問我： “王健，你在省和部工作幾十年，你說衛生預防怎麼搞？”我說“恕我直言，從組織上要加強，成立三個機構：一是成立預防醫學科學院（或稱中心），二是成立中華預防醫學會，三是成立中國預防醫科大學。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平行於中國醫學科學院，預防醫科院成立後先辦研究生院，不斷壯大提高，籌辦預防醫科大學為預防醫學最高學府。預防醫學會成立後平行於中華醫學會，並立即在全國展開學術活動。”剛說到這裡，崔部長把桌子一拍，“好！就這樣辦！同我的想法一樣，明天你就去主持衛生防疫司工作，立刻就辦！”話音未落，站起來就回他辦公室了。第二天就讓王秘書來辦公室通知我調衛生防疫司。而且立即組織成立中國預防醫科院，立即組織召開成立大會。過了 3年，我的年齡已59歲，月犁同志說“你去成立中華預防醫學會，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先搞個籌備組你任組長。”中華預防醫學會 1987年正式成立，不到半年各省、市、區也成立了分會，總會成立了 23個專科學會。

自此，強有力的預防醫學研究機構和從中央到縣的學術組織迅速健全了起來，改變了過去預防科研排不上隊，預防醫學學術活動沒人管（因為過去中華醫學會只在二級學會里設有一個衛生組）的不良局面。許多同志讚揚“崔部長辦事果斷，說一不二，說到做到，行必果，戰必勝，大將風度。”崔月犁同志指示明確、及時、徹底，說一不二，決不食言。 1982年 7月 27日他給黨組各位成員寫信“要認真算一算帳。應支援王健同志提出的消滅和控制麻風、結核、性病的防治意見，並在近期對防病治病計劃，認真討論一次。”在這之前他就指示衛生防疫司“設麻風、結核、性病防治機構的地方，在衛生防疫站成立結核科或慢性傳染病防治科”。10月 6日又寫條子“王健司長，我認為應該成立中國麻風協會，有何問題，請提出來，以便解決。”月犁同志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當斷即斷、一抓到底的領導方法，我非常贊成。

寫條子不抓實不行，抓不出成績不行。月犁同志還親自察訪麻風村，親自檢查麻風防治研究中心和協會成立的情況，並親自籌備和主持在廣州召開的國際麻風大會（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千餘人，還有許多國家的部長帶隊）。外賓非常讚揚中國防治麻風的成績和決心。並指示“一定要在 1995年全國達到基本消滅的目標，並在消滅之後，在北京召開國際麻風大會向全世界公佈中國已經消滅麻風。”月犁同志非常關心十二億人民的疾苦，他多次到部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值班，親自處理來信、來訪，都是其他部長、副部長沒辦到的。他親自參加全國計劃免疫會議，也親自參加在一省消滅一種病後由全國各省代表參加的大會。他 1983年到青島參加山東全省消滅絛蟲病大會時對我說“王健，要抓緊抓實，一定要在全國迅速消滅（這時已在廣西、貴州消滅），要把各種能消滅和控制的疾病當成重大衛生問題來抓，一定號召全民參與。”後來，經過三四年，在全國浩浩蕩蕩的群眾性的衛生滅病工作中，到處出現滅病的先鋒，捷報頻傳，山東消滅了絛蟲病，貴州也消滅了，廣西自治區也消滅了。全國食品衛生也大幅度提高了，食物中毒大大減少了，瘧疾在絕大部分地區消滅了，食品衛生法普及了，傳染病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公佈了，幾百種食品標準，幾百種食品新增劑標準，職業病診斷標準公佈了，全國幾十個“衛生城市”出現了，幾千個消滅寄生蟲病縣和幾千個基本消滅麻風的縣出現了。

1986年 5月我隨崔部長去日內瓦出席第 39屆世界衛生大會。在大會主席臺上崔部長講“到 1985年底，我國急性傳染病的發病率已由 1949年的 200‰下降到 8‰，下降了 96%；計劃免疫相應的疾病發病率，脊髓灰白質炎由 4.06/10萬下降到 0.15/10萬，白喉由 23.1/10萬下降到 0.14/10萬，百日咳由 251/10萬下降為 4/10萬；地方病的發病率也幾十倍地下降，血吸蟲病已由 50年代初期的 1100多萬減少到 60萬，瘧疾患者由 3000多萬減少到 40多萬；麻風由 50萬減少到 10萬以下，絛蟲病患者由 3000多萬減少到500萬。 1983年食品衛生法試行以來，全國食物中毒減少了 80%，五大衛生已進入法制管理階段。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已由 35歲上升到 67.9歲，嬰兒死亡率由 200‰下降到 34.7‰。”崔部長講話受到大會的讚揚，許多國家代表聽到這些成就都感到震驚。

（二）多思善斷 直言無私1985月犁同志考慮成熟，9月份同我談“為了加強全國衛生防病機構的業務技術建設，提高幾十萬衛生防病人員的素質，適應崗位技術知識考核，與釋出衛生防病機構崗位責任制的要求配套，應立即組編一部《衛生防病人員崗位考核指南》。”要我“立即組編，一年內編好。”並指出“要寫得具體，但不能繁瑣，要適合全國廣大衛生防病人員的要求，從全國實際出發，不能機械地抄襲外國，科學性、政策性、指導性要強。要具有從實際出發，總結實際、概括實際、高於實際、指導實際的特點。我同意掛主編的名字。快搞！編”經過 員好後立即出版！ 1個月的奮鬥，幾次審改，幾次向月犁同志彙報，月犁同志高興地大聲講： ”全書 9冊，緣篇 圓“好！立即發行！

章，60萬字。包括五大衛生、急性傳染病防治、慢性傳染病防治、寄生蟲病防治、地方病防治、非傳染疾病防治、國境衛生檢疫、健康教育、各種檢驗、流行病學、衛生防病管理、統計學、消殺滅計劃、免疫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實用。這部書成為對全國 緣0萬衛生防病人員的考核、提高的標準。自此後業務技術迅速提高，很解決實際問題。

我非常贊成月犁同志善思果斷。遇事深思後立即指示，決不放過，也一定毫不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意見（或寫條子或叫來面示），有事決不過夜，決不等閒視之，該拍板的考慮成熟後立即拍板。

83年黨組整黨時，我聽說有的黨組成員很尖銳地向月犁同志提出“寫條子不合適，不像個部長”，並大作文章。我聽說後立即上書說明司長們如何擁護這一領導方法，也正因為他的多思善斷及時解決下面拿不準的問題，使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何況月犁同志的條子是建築在深入實際、平易近人、民主作風的基礎上。

1984年 10月 6日，月犁同志寫條子給我“我認為應該成立中國麻風協會，……”其實當時我們正在考慮成立二級學會還是一級協會問題，論而未決，條子來了，立即成立了起來，立即展開工作，當月 22日在廣州成立了“麻風防治研究中心”。又如戒菸協會也如此，正當下面考慮不成熟，論而難決時，部長來了指示（條子）就立即成立了。很多事都是這樣，下面還沒考慮到的事，崔部長的條子就來了，而且非常明確，982年、1983年經濟形勢正在大改變過程中，鄉衛生院、國家衛生檢疫所沒有收入，困境逼人。崔部長即指示“應該收費”。我記得 1983年我去深圳檢查衛生防病工作，到市衛生防疫站看到，走廊裡貼著市政府告示“衛生防疫站接種預防腦炎疫苗收費兩元，必須立即退費。”我看後讓站長向市長彙報“不應該退。”到國境衛生檢疫所後大家反映，香港方面來的大貨車入境消毒後市裡不讓收費，我告訴他們“必須收費，一元一車不多。” 不當我回京向崔部長彙報後，他大聲講“你為什麼不讓他們再多收 盡點！不收不行。”此後一百多個口岸檢疫所就逐漸好過起來。許多問題往往是我們還沒想到，他的條子來了，給我們指明瞭方向、辦法，及時解決問題。同志們都說這樣的“條子”好得很！

（三）是非分明 剛直不阿我記得那是我剛調衛生防疫司工作不久，我隨月犁同志一起去上海。到賓館還沒坐下，他就問“你說劉美亭司長是不是造反派？上屆黨組負責人跟我說他是造反派，他住了北京醫院我去不去看他？”我立即回答“他是司長中最突出的跟造反派頭頭對著幹的人，造反派 1月 17日奪衛生部的權，他第二天就講他反對，第三天就以人民勤務員戰鬥隊的名義貼出反對‘1·17’奪權的大字報，他反對奪權委員會，反對‘革命委員會’。到 3月 10日先念同志講話和 3月 23日周總理講話都談到衛生部‘1·17’奪權方向不對，是錯誤的。劉美亭同志是個敢作敢當的革命派！”崔部長進一步調查後，回京第二天就去北京醫院看望了劉美亭同志，直言相告“你不是造反派，是革命派，是好同志！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好養病吧！”劉美亭同志長出了一口氣說“老崔是個好部長。”後來病重時月犁同志又去看他，去世時又去向遺體告別，安慰家屬。

1995年 4月 3日，崔部長去部裡看看，我也去老幹部局辦事，在樓下巧遇，崔部長說“二四六遛遛彎，一三五聊聊天，來！王健！”剛坐下，王秘書一面把 4月份工資單給咱們到這個屋來聊聊天！

他，一面口頭彙報。當部長看到扣房費 400多元，馬上站起來要房管處長的電話，大聲喊“你們還讓人活嗎？你給我算算，我一個月工資一千二百多元，你扣我房費 400多元，我交保姆費 400元，還要交水、電、煤氣、衛生費等等，我還夠吃嗎！？你們立即考慮一下。

我的日常開支都記細帳，上個月的我已經送李鵬同志了，你們辦事不想想群眾！”電話放下後又給在職的部領導人寫條子。崔月犁同志時時關心著大家，而且反映問題不說別人如何有意見，總是以自身保大家。結果後來大家的工資都沒被扣。

（四）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的新局面月犁同志指導思想非常明確，日夜思考如何按毛主席指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鄧小平同志指示“要認識國情走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道路。”他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

1984年 5月 11日在黨組會上講：“要加強對中醫藥事業的領導，真抓實幹，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 ”1984年 4月在衛生防病方面號召“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搞好衛生防病，振興中醫，抓好農村衛生工作，各方面都從中國實際出發不斷總結提高，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防病工作，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1982年 9月 7日崔部長在黨組會上說：“衛生防病方面有些要收費。公社衛生院要收費，國境衛生檢疫要收費。 ”自此後即開始迅速改變著經濟上吃大鍋飯的局面，逐步走向市場經濟，衛生防病機構開始出現新局面。

1983年 12月 29日崔部長對衛生防病工作指示“要把衛生防病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立足改革搞好農村衛生防病的機構建設。

鄉衛生院必須很好地抓衛生防病，要有一個切合實際的規劃，各鄉衛生院長必須親自認真抓，一定要因地制宜地全面安排，突出重點，一定要實事求是。包括五大衛生、傳染病、寄生蟲病、地方病、職業病的防治、衛生運動，既不應保守又不要無根據地搞‘高指標’，能爭取達到的就一定要努力去實現。各地要堅持有領導有步驟地改革，及時總結新經驗，為落實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快步伐，辦好我國的衛生防病事業，共同努力闖出一條新路子，創出中國獨特的經驗。”又說：“衛生防病工作在我國佔有特殊的地位，防病滅病是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中的一件大事，我們一定要在黨中央、國務院、各級黨政領導下同心協力‘送瘟神’。”崔月犁同志在 1997年1985年 12月 10日在長沙全國計劃免疫會議上講：“一定要抓好全國的計劃免疫，實現普及計劃免疫目標，分兩步走，1988年前以省為單位接種率達到 85%，1990年前以縣為單位接種率達到5%，這就一定要思想落實、工作落實、宣傳培訓落實，要抓緊基層、抓緊科研，保證疫苗質量、接種質量，各地要爭先恐後認真抓。”1982年 10月 7日黨組會上，崔部長號召“衛生工作總的形勢是要開創新局面！”我到衛生防病司主持工作兩個月後向崔部長彙報。崔部長說“衛生防病方面事多、面寬、任務重，必須狠抓、實抓，要急傳、慢傳、寄生蟲、地方病一起抓。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都要做出消滅或控制各類疾病的計劃。計劃免疫也要抓具體，把既危害嚴重又有辦法治療的病放在前，一個一個地抓實。五大衛生首先抓食品衛生、食品立法，以狠抓食品衛生帶動其它四大衛生。衛生防病一定要搞出中國的特點來。狠抓幾年一定會改變面貌，總結出新經驗，開創新局面。”83年我隨崔部長由上海去青島，參加山東消滅絛蟲病大會，一路調研，經過兗州、集寧、滕州、曲阜，在曲阜住了 猿天。崔部長在聊天時說：“我們必須認真貫徹預防為主、中醫政策和麵向農村。一是狠抓中醫，振興中醫，二是衛生防病，三是汪洋大海的農村，當然包括老少邊窮。還有各項工作都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反對說假話、說空話，要勤于思考，考慮好就定，定了就堅決幹，幹就一定幹好！不斷總結出自己的新經驗。中醫是中國最寶貴最豐富的遺產，最偉大的寶庫，也最有特點，衛生防病也一定能總結出中國特點的經驗，各方面湊起來，就一定能創造出中國自己的中國式的衛生工作。國外好的當然也要學，但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創造具有中國特點的衛生事業。幹吧！無私無畏！要有自信！一定能幹好！”當1987年我離開衛生防疫司去組建中華預防醫學會時，月犁同志又親筆給我題詞“無私者必無畏，自信者多自豪”。

崔部長雖然離開我們，但他說一不二，說到做到，他多思善斷，直言無私，他剛直坦蕩，愛憎分明，對人民的事業極端熱忱，實事求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高度責任感，代表著黨的優良傳統，永遠牢記在我們心中。

2001年 1月 12日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 3年了，至今我仍然深切懷念他。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生前重視和關懷我國少數民族衛生事業的情景。他為我國少數民族衛生事業建設與發展所作的貢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經過大力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邊防政策和各項衛生工作方針，少數民族衛生工作也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由於這些地區經濟文化落後，衛生事業底子薄、條件差，加上長期以來受“左”的思想干擾和影響，造成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發展緩慢，衛生工作現狀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很不相稱，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各族人民健康的需要差距很大。如何改變當時的這種狀況，是月犁同志接任衛生部部長以後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為此，他傾注了大量心血，也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82年 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以後，改革之風吹遍了全國。一天，月犁同志要我們根據十二大提出的關於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要求，準備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衛生工作會議。雖然月犁同志因有外事任務未能親自參加這一會議，但他還是抽空寫了“加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的書面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以黨的十二大精神來指導和推動新時期的少數民族衛生工作，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他就當時少數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務和必須著重做好的工作談了自己的意見。在他的重視關懷下，衛生部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83年 5月 8日至 13日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第二次少數民族衛生工作會議”，總結交流了以往 3 0多年少數民族衛生工作的歷史經驗，提高了對少數民族衛生工作重要性的認識，確定了今後一個時期少數民族衛生工作的指導思想、具體任務和政策措施。會後，印發了《全國少數民族衛生工作會議紀要》，還分別與有關部、委聯合下發了關於全國重點高等醫學院校培養少數民族高階醫學人才、繼承發展少數民族醫藥學的意見和關於經濟發達省、市對口支援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建設的實施方案等幾個檔案，推動各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事業進入了一個穩定而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月犁同志做工作，歷來是紮紮實實，一抓到底，為了進一步推動少數民族衛生工作的開展，也為了推動衛生部工作作風的改進，他懷著一顆對各兄弟民族的赤忱之心，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堅持實地考察，現場調查，深入基層，瞭解實情。他根據少數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具有大分散、小集中，散居中有聚居的特點，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分類指導。從 80年代初開始，他不遺餘力，翻山越嶺，歷盡千辛萬苦，走遍了全國各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地方。繼1983他對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工作考察以後，又於翌年率領衛生部有關司局和北京醫學院的主要負責同志共 13人赴西藏調查研究，足跡遍及拉薩、日喀則、山南等地區的 10個縣、35個醫療衛生單位，並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發展西藏衛生事業的總體設想。為了使對口支援西藏的工作得到落實，他還在重慶市主持召開了衛生單位支援西藏“三方協商會議”，討論制定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對口支援西藏衛生事業建設的幾點意見》，一竿子插到底地落實了衛生系統對口支援西藏的具體任務和政策措施，由衛生部轉發有關部門參照執行。嗣後，從 1986年 7月 17日至 9月 18日，衛生部老、少、邊、窮地區衛生工作調查組在月犁同志親自帶領下，先後到遼寧、內蒙古、寧夏、新疆、甘肅和青海等省、自治區，考察了部分地（市、州、盟）、縣（旗）、鄉（蘇木）、村（嘎查）的 170多個醫療、預防、保健、教學、科研機構和農、牧、山區基層衛生組織，瞭解了那些地方的建設發展情況，對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蒙、藏、回、東鄉、裕固、撒拉、維吾爾、土家族等少數民族的獵、牧、農民進行了訪問，詢問了這些民族的生產、生活、衛生保健情況，走訪了結核病、地方病患者的家庭。月犁同志體察民情，問寒問暖，還與當地黨政領導、衛生幹部、技術人員及住院病人廣泛交談，提出了《發展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的幾點意見》，並透過《健康報》刊發。此外，他還到廣西、貴州、廣東、海南等省、自治區進行了考察。衛生部後來的領導對月犁同志的做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不僅因地制宜地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提出了發展衛生事業的設想，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為衛生部的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尤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對於改善中央國家機關同自治地方的關係，振奮邊遠地區基層衛生工作人員的精神，增進民族團結和加強機關密切聯絡群眾的作風的建設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月犁同志每到一地，對民族醫藥也注意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他瞭解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有關省、區衛生部門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雖然普遍重視了搶救民族醫藥的工作，使民族醫藥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但眼下所面臨的問題仍還比較多。主要問題是，一些有聲望的名老民族醫藥人員，除了少數骨幹，相當一部分文化和業務水平較低，少數民族醫藥學瀕臨失傳的危險。月犁同志指出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是加速人才培養。西藏要把培養一支以藏族同胞為主的醫藥衛生隊伍作為西藏衛生事業發展的戰略重點，採取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的辦法，加快醫藥衛生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培養。他還為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學的繼承與發揚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要採取正規教育和師帶徒相結合的辦法，西藏要在 1985年在藏醫院、藏醫研究所和藏醫學校的基礎上建立拉薩醫學院，成為藏醫藏藥的醫、教、研中心；要爭取在 1990以前恢復西藏醫學院；內蒙古、青海、新疆也要繼續辦好蒙醫學院、藏醫學院、維醫學院；甘肅的中醫學院要成立藏醫系，放到甘南自治州去辦，跟拉布楞寺藏醫學院掛鉤；另外，有條件的地、市（州、盟）也應開辦少數民族醫藥專科學校，規模不要大，承擔培養本科生和在職培訓任務；要允許業務水平較高的民族醫藥人員帶自己的子女作徒弟。

由於民族醫藥學是少數民族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月犁同志對如何進一步發展民族醫藥事業，還提出了三點意見：1.民族醫藥科研工作也要跟上，加強民族醫藥學的研究，當前科研的重點，應是把現存的經驗加以總結提高，發掘、整理、編譯過去有效的傳統醫術和方藥。在這個基礎上做到醫、教、研相結合；2.在西藏、內蒙古、青海、甘肅及新疆等地，民間都還有一些民族醫藥高階人才，應該設法把他們集中起來，發揮其培養人才和編譯典籍的作用。對於他們的職稱、工資和生活待遇，有關部門要從優照顧，妥善解決。現有民族醫藥人員，一般都是從師學徒出身，應該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技術職稱。對於他們當中有較高造詣的，可以聘任為教授、副教授，亦可聘任為兼職教授。對師承學徒出來的民族醫藥人員，必須改變過去的偏見，根據其實際水平給予相應的職稱。聘任和招收民間的民族醫務人員到國家機構工作，不能按照一般的招工、招幹評定工資級別，應該享受同他們實際水平相適應的工資待遇；3.西藏和西北地區都有豐富的民族藥資源。開發和利用這些天然醫藥資源，不但可以解決民族用藥的困難，促進民族醫的發展，同時也可以廣開群眾致富的門路。應允許衛生部門投資，分別成立藏、蒙、維藥等原料的收購、加工和供銷的 深經營單位，可以招收待業青年，在有經驗的老民族醫藥人員指導下，給予一定的訓練，實行企業化管理，自負盈虧。另外，各省、區還應建立民族醫藥種植園。對於民族藥的生產，要開放，努力發掘傳統成方、成藥，不但準用，還要鼓勵生產，但一定要防止濫用藥。

以上這些意見，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在這個意見指導下，西藏、內蒙古、新疆及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在民族醫院的業務建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邁出了新的步子，為繼承發揚中國傳統的民族醫藥學揭開了新的篇章。

在和月犁同志多次外出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我對他的為人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他為人性情豪放、爽直，處事果斷，言必信、行必果；他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對自己和下級的要求嚴格，廉潔無私；他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殫精竭慮、善闖新路……他的這些革命精神，都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月犁同志雖然離開我們了，但他的精神卻在激勵我們為振興各族人民的衛生事業，不斷創造新的輝煌！

王佔鰲 宋 新 王道瑞 韓飛舟2001年 6月崔月犁部長離開我們已三年多了，但我們北京醫專的幹部和職工，對這位堅定、求真、務實的老人，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因為這所學校的構思、建立和發展凝聚著他對人才的深切渴望和對農村衛生事業的殫精竭慮。

一、深夜一封信，飽含殷殷鄉村情1985，共和國邁入了改革開放的第七個年頭。 2月 21日，是農曆大年初二，初嘗改革碩果的人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

時任國家衛生部部長的崔月犁，懷著對農村衛生工作的思慮，冒著寒風，驅車來到京郊順義，與基層衛生工作者商討發展農村衛生事業的問題。

崔月犁同志與老區人民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的考驗，這也培養了他對廣大群眾的難以割捨的深厚感情。由於他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對農村情況十分熟悉，當市縣衛生部門領導談到農村衛生人才十分緊缺時，老部長不無憂慮地說，這不只是北京的問題，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政策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繁榮，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日益提高。而擁有 80%人口的廣大農村，醫療衛生水平還十分落後。憑著對衛生工作的全域性性思考，崔月犁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是才 匱 乏。當時北京遠郊區縣總人口 371.8萬人，病 床600張，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房屋和裝置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但衛生人才卻是來者少，去者多，醫師只有 1934人，人均佔有醫生比例僅 0.5‰；而且學歷結構極不合理，中專學歷以下者佔絕大多數。由於“文革”造成人才培養的中斷和削弱，百廢待興的局面使城市也面臨著人才緊缺問題。而在人才供需矛盾支配下的人才流動規律，使恢復高考後畢業的幾屆醫學畢業生幾乎都流向了城市，來遠郊就業者本就寥寥無幾，而且還陸續流向了市區。老的每年 盡都在退，年輕的年年來不了，農村衛生工作的支柱鬆動，不能不引起共和國衛生首腦的深深思慮。

根據當時的人才流動形勢分析，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大學本科醫學生絕大多數仍將在市區就業，極個別流向遠郊的也將在區縣醫院就業，鄉鎮衛生院沒有可能接收本科生。因而區縣、鄉鎮兩級醫療衛生機構對高等醫學人才的需求既是急迫的，又是大量的。在部長的思路引導下，大家一致認為，必須下決心開創培養醫學人才的新途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當天晚上，崔月犁同志發燒 38益，夜不能寐，提筆給當時的北京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今日到順義縣，了解到在首都郊縣對醫學人才的需要也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如不加快培養，在農民群眾生活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勢必愈來愈被動，使農民不能就近就醫。”為此，他鄭重建議，在遠郊縣成立一所醫學專科學校，專門為農村培養留得住的大專醫學人才，以解決在相當一個時期內農村對醫學人才的急切需求。

崔月犁同志飽含焦慮心情的信，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後有六位市政府領導批示，用語都是“大力支援”、“大力促成”、“速辦”、“速落實”，衛生部、市政府及市縣衛生局領導想法高度一致，充分反映出在為農村培養醫學人才問題上的共同憂慮。

二、一次次過問，京郊屹立新學校崔月犁同志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深入分析農村醫學人才的供需矛盾。認為就需求而言，廣大農村對高等醫學人才需求是大量的、長期的；就供給而言，在今後相當一個時期內，只有大專生才能流向農村，並紮根農村，滿足農村對高階醫學人才的急切需求。因此，他認為創辦醫學專科學校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人才培養之路。

崔月犁同志的心情是急迫的。當建校還在醞釀之時，他就指示衛生部為建校留出 200萬元專項資金，並指示北京醫科大學等校在教學方面給予大力協助。同年 5月 28日，他又給市政府領導寫信，催促籌建之事，甚至提出當年就招生，渴求人才之心躍然紙上。

在崔月犁同志的一次次過問下，建立北京醫學專科學校的步伐是快速的。1985年 4月 9日，市衛生局向市政府提出了立項報告，市計委、市文教辦、市高教局同意立項。 11月 29日，市政府批準建立北京醫學高等專科學校，並迅速展開了建設。對人才匱乏有切膚之感的基層衛生工作者，在建校決策鼓舞下，更是滿懷熱情，夜以繼日地辛勤勞作著。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崔月犁同志親自過問和協調下，經過短短一年時間，建成校舍 80畝，教學用房 20平方米，組成教師隊伍 49人，管理機構和人員基本到位，初步具備了招收大專生的條件。

1987年 9月 16日，在北京醫專的首屆開學典禮大會上，面對來自遠郊區縣的 1 20名學子，崔月犁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動。他殷切地勉勵這些來自農村的孩子們刻苦學習，全面成才，三年後報效家鄉，為京郊衛生事業奉獻自己的才智。到這個時刻，老部長兩年多焦慮的心情終於舒緩了，想到從此以後，一批又一批莘莘學子將44不斷地奔赴農村醫療衛生崗位，他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三、每年來一次，心繫人才小搖籃北京醫專是崔月犁部長為農村培養衛生人才的一塊“試驗田”，當它還孕育在部長腦海裡的時候，它就姓“農”了。因此，北京醫專是全國第一所明確亮出為農村培養醫學人才牌子的醫學高等學校。它因農村之需而生，應農村之興而長。在為農村服務的旗幟下，它快速而穩健地發展著。

崔月犁部長始終牽掛著這塊“試驗田”的成效，十幾年來，他幾乎每年都要到學校來一次。每次來，他都不是簡單地問一問情況，聽一聽彙報，而是必定要在校園裡仔細看一遍，體會學風校風；到宿舍與學生們促膝交談，考察學生素質。而每次聽校領導彙報工作，最關心的還是師資隊伍建設狀況，甚至每次要算一算增加了多少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講師。我們深感他對人才這個根本問題的極端重視，欽佩他抓全域性、抓關鍵的工作思路。我們內心銘刻著他的教誨，在建校初期調進的老教師陸續離退的情況下，學校黨政主要領導和分管人事的校領導，每年要遠赴濟南、瀋陽、長春、天津等名牌大學引進青年教師，同時在人力上、財力上、感情上下大力氣培養骨幹教師。目前全校已建成一支數量適當、結構相對合理的師資隊伍，其中正高職稱 10人，副高職稱 31人，中級職稱 怨人，基本滿足了教育教學的需要。

北京醫專的幹部職工沒有讓老部長失望，現在學校已佔地20畝，教學裝置資產千萬餘元，開辦 6個專業，在校全日制大專生1000餘名，夜大學在校生 1000名，已累計向北京農村和基層培養畢業生 2800名，成為遠郊區縣衛生高階人才的主要輸送者，被郊區縣衛生部門的同志稱為“自己的學校”，並譽為郊區農村醫學人才的“小搖籃”。而崔月犁部長無愧是這個“小搖籃”的設計者和編織者。

四、臨別一席話，渴盼農村多英才

1987年 4月，67歲的崔月犁同志離休了。作為一任部長，他語重心長地說： “當我向衛生部的同志們，向全國衛生戰線的戰友們辭行時，最後向他們說些什麼呢？說來說去，就是一個問題，千方百計要為我們十億人民培養醫護人才。這個是百年大計，智力投資重於基建和裝置投資。不要將人才匱乏的焦慮像接力棒似的從一任部長手裡傳到又一任部長手裡。”這既是他多年一貫堅持的工作思路，也是他內心依然放不下的心願。而更讓這位老人放不下的是農村衛生人才的急劇緊缺。北京市“七五”期間所能培養的醫學本科生和大專生只能補充市屬醫療衛生系統醫師自然減員的 80%，而郊區則很難接收到、也更難留得住大學畢業生，而在全國廣大農村，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對高階醫學人才的需求近乎於一種奢望。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 80%農村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種人才供求的矛盾將不是一兩年可以得到解決的。但是，人民群眾有需求，人民群眾也有需求的權利。解決問題，只能按照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探索有效的途徑。談到這裡，崔月犁同志強調：關鍵在於貫徹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方針，大力發展醫學教育事業。特別應該重視發展高等醫學專科教育。開辦高等醫專投資少，週期短，培養出來的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是為農村衛生醫療事業培養較高層次人才的一個好途徑，符合我國國情，也切合農村實際需要，解決人才匱乏問題較為實際。

以北京醫專為樣板，全國各地先後創辦了十幾所醫學專科學校，畢業生就業不同程度地向農村基層傾斜，在為農村培養醫學人 深才的程序中起到了切實有效的作用。

建立一所學校是不容易的，實踐一個有益於人民的思路是需要堅定信念的。北京醫專發展的歷史，就是我們從崔月犁部長身上學習他實事求是、心繫人民高貴品質的歷史。我們的事業越發展，我們就越懷念這位可親可敬的老人。我們沒有理由不始終沿著為農村培養人才的道路走下去。

2000年 1月

崔月犁部長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老部長一生為衛生事業奮鬥，為振興祖國傳統醫藥學而吶喊。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依然不忘北京市中醫藥事業的健康發展。

那是 1990年的一個嚴冬，我還在北京中醫醫院工作。一天在衛生局開完會後，接到通知說老部長要來局裡調研中醫工作。由於衛生局辦公條件差，又趕上衛生局大院停電，樓裡沒暖氣，會議室冷如冰窖，擔心老部長年邁身體不適應，局領導特地說明了情況希望改日待有了暖氣後再來，但老部長堅持一定要來。他這種執著的精神感動了大家，調研會臨時安排在宣武醫院七樓會議室。

下午四時左右，崔部長冒著嚴寒準時到達。當局長介紹到我時老部長高興地說：“謝陽穀，這名字好，山東陽穀縣是武松打虎的地方。幹中醫就得有那麼一股勇往直前的勁。”一句話，使會場氣氛活躍起來了。佘靖局長介紹了北京市中醫工作情況，老部長聽完後稱讚說：“北京市中醫工作這些年開展得不錯，基本已經做到了縣縣有中醫醫院，在全國帶了個好頭。但是應該看到：廟建起來了，要請‘神’進來啊。”接著談起中醫人才的培養，詳細詢問了北京中醫藥學院的課程設定，中醫和西醫課程的比例情況。他語重心長地說：“中醫事業的發展，人才是關鍵，要有一批懂中醫、愛中醫的管理幹部；還要有一批真正學到了中醫辨證論治精髓的名醫。

中醫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用現代科學的先進技術充實中醫，但是千萬不要丟掉中醫之本！試想一個連中醫都學不好的人，怎麼能很好地搞中醫現代化，搞中西醫結合呢？”談到中醫醫院的辦院方向時，崔部長一針見血地指出，中醫醫院一定要搞中醫，要突出中醫特色，要重視中醫專科專病的建設，不能“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流行歌曲的調子”。群眾到中醫醫院幹什麼去了，是去看中醫，你中醫特色不夠，對得起群眾嗎？中醫事業的發展不能從一個學科的角度來講，而要從群眾的利益出發。群眾的健康需要我們用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共同為之服務，解除痛苦。群眾需要中醫，這才是我們發展中醫事業的基石和推動力。

老部長關心中醫事業，有一股執著的韌勁，飽含著為人民服務 深的使命感。座談會一直開到六點多，當我與老部長告別時，他語重 情心長地告誡我說：搞中醫工作除了要有一股打虎的拼勁外，還要有韌性。要長期努力，更要多向衛生局主動溝通，求得多方的支援。目送著老部長的車離去。我眼前浮現的卻是那風塵僕僕奔波在都市、農村為中醫事業嘔心瀝血的老部長的身影……

2000年 3月

崔部長，您離開我們去另一世界已經 3年多了，3年來，我不知多少次仰天長問：崔部長，您在那生活還好嗎？

那是個多麼寒冷的日子，大家為您送別。您的戰友、您的部下、您的親朋、還有您曾經關懷和幫助過的無數群眾，懷著最悲切的心情，手持鮮花，向您作最後的訣別。靈堂內哀樂低徊，無數的挽幛，書寫著您的光輝業績、高尚人品和人們對您的崇敬。安臥在鮮花叢中的您，微閉雙目，您在為每一個人祈禱：祝大家平安、幸福。

我，一個從青年時代就得到您關懷的老兵，望著您，我的心，穿越時空，思緒萬千……那是 1958年“大躍進”的年代，我作為《北京日報》的下放幹部，在北京石景山中蘇友好人民公社勞動。那天，我正在公社辦公室刻版出小報，您精神抖擻地進來，坐在對面和我交談起來。那年，我 20歲，正為我在農村虛度大好年華而憂慮。您告訴我，要珍惜每一次學習和鍛鍊的機會，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學校，需要用積極、認真的態度，做好每件事，過好每一天。那時您在石景山區做社會調研，所以常到公社來，我也就有更多的機會見到您。每次，您都鼓勵我，教育我，您告訴我生活光有熱情還不夠，還要有頭腦，要懂得為什麼這樣做，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只有這樣，熱情才會持久，人也才能成熟。崔部長，您真是洞察一切，既看到我的特點，又指出我的不足。從那以後，我就有意識地鍛鍊自己，改變自己。1964我隨丈夫調到濟南，臨行前，您又再三叮囑我，在一個新地方，一定要有個好的開始，高的起點，要努力，遇事要沉著。崔部長，我認真履行了您的叮囑。到了濟南之後，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如果說我在《北京日報》還是隻“蜻蜓姑娘”的話，我在《濟南日報》已是個獨擋一面展翅搏擊的小鷹了。重要的政治報道，國慶節的大遊行都是我採訪。我用極大的熱情，更用清醒的頭腦，勤奮地採編。我的見報稿件和工作態度都得到了肯定，被評為濟南市的先進工作者。當時我是唯一得到這個榮譽的記者。

十年浩劫中我也受到極大的衝擊，被打成“三家村”的夥計，資產階級的“黑秀才”，被趕下鄉服勞役。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積極向上都是假的？我在苦悶失望中度日。又是您，給了我勇氣和信心。1975年您被釋放，正好我也去北京，到您家去看您，那時，您的門前還有人監視。您這樣功勳卓著的共和國老一代革命家也沒能倖免，被誣陷為北京“黑市委”的要員、叛徒、特務。鐵窗下 8年的苦難生活，我真不知您是怎樣熬過來的。8年的磨難，您蒼老了許多，但是您仍鼓勵我要振作精神。看著您，我的心在流淚，我決心學習您，不畏艱難，頑強奮進。

粉碎“四人幫”後，您到了衛生部，領導中國的衛生事業。為了向全民普及健康教育，您高瞻遠矚，決心建立國家級健康教育所。那時，我已回到北京，有幸接受了這個任務，參加了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在那些創業的日子裡，在您的直接關懷下，我們終日奔波於國家編委、計委、科委、財政部之間。中健所終於批下來了，大家都欣喜若狂。中健所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的健康教育事業有了“國家隊”。您來到中健所，鼓勵我們克服困難。在您的直接關懷下，中健所不斷發展，從房無一間白手起家，到建起了自己的大樓，中健所增強了全國健康教育的業務指導功能，完成著歷史賦予它的光榮使命。中健所的發展體現了中國健康教育事業的興旺，更是凝結著您對中國健康教育事業的心血。

當您離去的噩耗傳來，我驚呆了，前兩天您還參加我們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新聞釋出會，並在會上講了話，關心著健康教育的今天和未來；您還在緊張地策劃，要出一套關於中國傳統醫學的書，為中醫事業再做貢獻；您還有那麼多事要做，甚至您還牽掛著您籌資為她做心臟手術的小保姆的健康……崔部長，您怎麼捨得下您所獻身的事業和您所熱愛的生活？我想得出，當離去的那一刻，您是怎樣地在呼喚著生命！在最悲痛的時候是無言的。崔部長，除了完成您未盡的事業，我們還能為您做些什麼？在送別您的那個日子，中健所的攝像機、攝影機拍下了您最後的身影，拍下了人們肝腸寸斷那悲壯的一幕。

崔部長，您走了，我過去不相信有神靈，也不相信靈魂能升入天堂，而現在，我寧願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崔部長，今日北京晴空萬里，朵朵白雲飄在天際，崔部長，您在那生活還好嗎？

2001年 6月

偉人凡人 任人評說 榮辱得失 漠然置之敬愛的崔部長離開我們已 3年了。回憶起在他老人家身邊工作的日日夜夜，至今仍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我是 1980年 9月由原衛生部中醫司調任崔月犁同志秘書工作的。一干就是 3年。1983年 9月我離開崔月犁同志身邊，調衛生部人事司工作。其間 1982年 4月崔月犁同志由副部長升任正部長，982年 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我和崔部長相識是在 1980年夏季。記得那是一個下午，司領導通知我，崔部長召見。當時司領導也不知何事。試想當時一個機關小科員被部長召見，心情可想而之。我戰戰兢兢來到崔部長辦公室。見面後他詢問了我最近的工作情況，然後讓我寫一篇關於近期去基層醫療機構的調查報告，而且第二天要交給他。我按要求做了。後來傳出組織上在選秘書，領導也在考察我們幾個對象。有些老同志勸我，崔部長脾氣大，很厲害，動不動就訓人，很多司局領導都怕他，你別自討苦吃。我說我儘量別犯錯誤就是了，怕也沒用。可能是我和崔部長的5分，他偏偏選上了我，而且非要我不可。離開中醫司時，司領導找我談話，方知此事已醞釀很長時間，原來還有其他部領導讓我去當秘書，司領導都婉言謝絕了。崔部長也講了幾次，而且他又分管中醫工作，態度很堅決，又催得急，所以只能顧全大局了。因此原單位工作尚未交接，我就開始擔任崔月犁同志的秘書工作。

我在崔部長身邊工作 3年，相處非常融洽。他為人厚道，非常慈祥，可親可敬，如嚴師慈父一般，他從未嚴厲批評過我。從工作到生活，從做人到處世，言傳身教，受益非淺。崔月犁同志的時間觀念極強，開會、出差，幹工作說幾點就幾點，作風雷厲風行，決不允許拖拖拉拉。他最反感對工作不負責任、推諉扯皮的領導幹部，批評起來一點不留情面。過後有的人在下面發牢騷、講怪話，他也從不計較，只要工作有成績，該提拔照樣提拔，有時他還力排眾議，力主重用。可見其胸懷之坦蕩，事業心之強烈。

我記得 80年代，中央曾幾次下文要求黨內一律互稱同志。崔“別叫我部長，就叫老崔，大家直呼 伊伊同部長事先就講過多次，志，還顯得親切，何必老把那官銜掛在嘴邊。那些阿諛奉承之輩叫起來更使人覺得肉麻，共產黨人何必來這一套呢”。相比而言，有些後上來的領導幹部就不敢恭維了。一位和我較熟悉的司局長曾友善地警告我，別再直呼 伊伊領導為老 伊了，人家聽了不高興，要叫 伊伊長。否則他認為你不尊重領導，非給你小鞋穿不可。同崔月犁同志剛直不阿、樸實無華的思想境界相比，那些人難道不覺得慚愧嗎？

崔月犁同志對工作極端負責，對事業盡心竭力，對錯誤決不姑息。可是對同志，對親友，卻是滿腔熱情，體貼入微。我記得 願0年代初，那時的通訊裝置還很落後，打長途要到郵電局，有急事只有發電報。我跟隨他出差去的地方甚多，每次到達駐地以後，他都及時給家裡寫信。我開始不以為然，後來有一次閒聊時他問我，怎麼不見你給家裡寫信。我說沒必要，也沒什麼要說的。聽後，他耐心地批評我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並告誡我，通訊既是尊重、關心對方，也是一種思想上的交流，從本質上講這也是一種學習。這次你不寫，我給小李（我的愛人）寫，以後必須你自己寫。信中既幽默地表揚了我的愛人，又提出了希望，為此我愛人非常感動。 圓0年過去了還經常提起這件事來奚落我，她始終珍藏著崔部長的這封親筆書信。

1981崔月犁同志寫給王玉山的夫人李綠萍同志的信文革十年浩劫，崔月犁同志受“四人幫”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有著共產黨人堅定信念和強烈事業心的崔月犁同志可以說是在工作中逐漸康復的。1980年深秋，我跟隨他到河北衡水地區調研農村合作醫療和中醫藥隊伍建設情況。到深縣調研時，我們就住在崔部長老家的農舍裡。白天到縣醫院、公社衛生院調研，召開座談會了解情況，晚上我們睡在一條土炕上聽他講述自己革命的一生，從少時離家幹革命到深入白區搞情報；從為和平解放北平策反傅作義到建國後北京市政建設；從革命理想到個人生活，無話不說。尤其讓人感動的是，在文革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近八年時間裡，他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仍然堅持學習，把《資本論》等馬列經典著作通讀了十幾遍，有些章節他都能背誦下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熱愛黨、忠於祖國和人民的崇高信念不能不使我們這些後來人敬佩不已。第二天一早，他照常起床到田間地頭同村民、農友和鄉親們一邊幹著農活，一邊親切交談問寒問暖，既聯絡了群眾，又瞭解了農村基層的情況。有幾次外出正逢下雨，農村泥路汽車走不了，他就步行到下一個公社基層衛生院瞭解情況。為了工作，他廢寢忘食加班加點成了家常便飯。以至後來到天津調研，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瑞環同志在宴請崔月犁同志時三番五次地提醒他老人家要勞逸結合注意身體。

精神風範 後人楷模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安排他到衛生部工作。針對當時百廢待興，尤其是中醫機構短缺、專業人員匱乏的嚴重情況，崔月犁同志心急如焚，親自安排部署召開各種座談會、現場辦公會，深入到縣、公社基層調查研究，有的放矢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方案上報黨中央、國務院，實施著一場挽救祖國醫學的系統工程。當時，有些好心的老同志勸他，中醫工作不好抓，內部分歧又大，弄不好還涉及政策問題，衛生部歷史上有前車之鑑，一般抓抓就可以了，不抓最好。但崔月犁同志卻把個人榮辱得失置之度外。他說：“我們是共產黨人，為官一任，就要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辦些實事，絕不能因為是禁區，更不能因為怕丟烏紗帽而貽誤整個事業的發展，否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怎麼能貫徹好。”正是由於月犁同志那心中始終裝著老百姓、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博大胸懷，經過幾年的嘔心瀝血，終於開創出中醫工作的一個全新的局面，為中醫事業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凡瞭解衛生部歷史的同志都知道，作為共和國衛生部首腦，崔月犁同志是第一位當選為中央委員的衛生部長。那是在 1982 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當訊息公佈後，許多同志前來祝賀，贊賞他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知難而進的奮鬥精神。而月犁同志卻謙虛地說：“我當選中央委員，並不是我個人的榮譽，原來吃幾碗幹飯，現在還是幾碗。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還能當中央委員，這體現了中央對衛生工作的重視，說明中央對衛生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我們只有加倍努力，在這個崗位上，多為人民群眾健康事業辦點實事，多解決點實際問題，不斷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健康水平才是”。這就是我們的老部長、一位人民公僕的風範。

點點滴滴 諄諄教誨在給崔部長當秘書的 3年時間裡，有件事我記憶很深。

那是為錯別字。在我參加了“工農兵學員”回爐文化補習班之後，在核對一個報告文稿時，我指出了幾個錯別字，崔部長看後很高興，稱讚我學習有進步。而我卻對他講，兩個月前第一稿時我就發現錯了，只是沒敢講。“為什麼不敢講？”崔部長問道。“我心裡沒底，怕您說我驕傲，形成不謙虛的印象。”我回答道。“現在怎麼敢講了？”“因為您多次催我中斷學習趕快回來上班，感覺您對我已很信任……”，未聽完我的話，崔部長哈哈大笑，“我早知道你這點鬼點子，我就是要你實話實說。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不敢說實話，還怎麼做大事。那次你猶豫了一下，我感覺到了。你有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豪爽，這很好，但千萬不能自滿，還要加強學習，克服缺點，才能不斷進步”。 20年來，我始終牢記崔部長的諄諄教誨，為人處世，工作生活，嚴格恪守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令我終生難忘的是 1998年元旦後的一天。崔部長在出席一次衛生部直屬單位的會議上，因未見我參加，晚上打電話到家裡詢問我愛人，當我愛人告訴我出差在外地時他才放心，並嗔怪道你們怎麼不來看我，我愛人告訴他，我們早已商量過，春節要去看望他，他聽後很高興。回到北京後，我馬上給崔部長去了電話，問候他並重複道春節去家裡拜年看望，他一再高興地說我等著春節你們來看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約定竟是我們和他老人家最後的話別，是我們最後一次聆聽他那嚴師慈父般的聲音。

歲月匆匆，轉眼 3年過去了。斯人雖逝，風範長存。在崔月犁同志身上所學到的作風、品格和知識將使我刻骨銘心，受益終身。

2001年 6月

崔部長一生，在許多重要的崗位上擔任過領導職務，也有許多同志先後作過他的秘書。我跟隨部長作秘書比較晚，時間也不長，但卻感到，那段時光我終生難忘，使我終身受益。

1985初，我從解放軍總後勤部轉業到國家衛生部，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作崔部長的秘書。前一天剛剛脫下軍裝的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走進了衛生部的大門。辦公廳秘書處的領導開始給我交代工作：從檔案流轉，信函登記，電話記錄，會議日程，出差安排，一直講到飲食、安全……不一而足，面面俱到。我坐在那裡是眼觀、耳聽、手記，忙得不亦樂乎。面對這許多細緻、具體，甚至有些紛亂的事務，我剛才的不安心情，這一會兒甚至變得有些惶恐了。

第二天，我正式到崔部長那裡去上班。走到門口，部長正好送客人出門，見到我來了，就告訴我在辦公室裡等一會兒。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那時辦公室裡的陳設：中央靠窗是一張很大、但很舊的寫字檯，後面是一把十分普通的椅子，就是那種在政府機關部門常見的、套著白布套的椅子。寫字檯後面，靠著牆是一排高大的書架，擺滿了各種書籍。我不禁好奇地走近前去，想看看都是些什麼書。當然，最多的是醫學書籍，但讓我略感意外的是，書架上還有許多名人傳記、歷史典籍、軍事論著、政治評述一類的書，甚至還有幾本當時最熱門的小說。我正在琢磨的時候，部長回來了。我趕忙回到寫字檯前，站好。“第一天上班是不是有些緊張？有什麼打算呢？”沒等我開口，崔部長先問我。“我想先從具體事務學起，比如登記信件、安排日程什麼的，特別是照顧好您的……”。“這些具體小事不要緊，要緊的是你必須儘快熟悉各司局的業務工作特點，”崔部長一下子打斷了我的話。

可能是看出了我的惶恐，崔部長又緩和了一下口氣，說：“我個人的事情很簡單，你不用多花心思。我知道，秘書處肯定已經給你交代了一大堆事務，我不多提，只給你增加一條：認真聽會。無論是正式會議還是個別談話，只要我不說你不必參加，你就可以坐在一旁聽，要用心聽，用腦子記”。

說真話，當時我並不十分理解崔部長為什麼對我提了這麼一條看似簡單，卻又意味深長的要求。但是我的確按照他的要求作了。十五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使我終身受益的恰恰是這言簡意賅的四個字。

按照崔部長的要求，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時間過得非常緊張，但是也非常充實。部長的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就是請人吃飯也在談工作、談業務。因此，我的腦子也就總是滿滿的，手邊的小本子從不敢離開。因為部長常常在散會之後或者客人離開之後突然問我：“你對今天談到的問題怎麼看？”剛一開始也我感到很困難，人員生疏，業務複雜，加上我本來不是學醫的，許多專業問題一開始聽起來如墜五里雲霧。但是，堅持下來，慢慢地，就有了變化，有了進步，也有了興趣，能夠從被動地聽進入到主動地問，主動地思考。

這樣一來，就真的沒有閒工夫去聊天、“拉關係”。直到現在，還有人問我：你當過部長的秘書，怎麼沒替自己建立點兒“關係”？我回答：因為我是給崔月犁部長當秘書。

崔部長一生都在替別人著想，很少想到自己。從大處說，他在想黨的事業，在想國家衛生事業的發展；往小處看，連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小秘書的成長，他也放在了心上。他看重的並不是我能不能照顧好他的日常事務，而是一個年輕人能不能迅速熟悉業務，能不能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崔部長希望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心思全部都用在調查研究、積累知識、增長才幹上，而不是用在瑣碎小事上，更不允許我們把時間花在串門、閒聊、拉關係上。這一點充分表現出他的遠見和胸懷，表現出他的過人之處。

幾年之後，我離開崔部長，參與衛生部外資貸款專案的管理工作，同幾乎所有的業務司局都發生了工作關係，比如醫政、科教、防疫、婦幼保健、地方病控制等等，我都能夠很快進入角色。應該說這完全是靠了那段在崔部長身邊工作的積累，實實在在是被崔部長“逼出來”的。十幾年過去了，我仍然感到有一種壓力，這些年我已經換了四五個工作崗位，但是始終不敢懈怠，就好像老部長仍然站在身後看著我。

對於工作，崔部長要求作到全心全意、精益求精；而對於待遇，則是不爭不患、甘居人後。他自己是這樣做的，也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努力這樣做。這使我想起了我的住房問題。

那時，我仍然住在轉業前部隊分配給我的一間平房裡，只有十來平方米。而且離衛生部機關非常遠。每天早晨都要起個大早，先騎腳踏車到地鐵站，再乘地鐵去趕衛生部的班車。下班就更麻煩了，由於經常不能按時下班，趕不上部裡的班車，就得擠公共汽車，有時一兩個小時才能回到家。這樣跑了一些日子，我也感到有些吃不消，有好心的同事就跟我說，“你當部長秘書的還發愁房子嗎？”於是，我就向部長悄悄唸叨了幾次。

一天，崔部長忽然對我說，“走，今天去看看你住的地方。”車子離開部機關，一路向西，過了永定路，拐進了我住的部隊家屬院。

當時我心裡矛盾極了，真後悔不該向部長提房子的事。

在回來的路上，崔部長一直沒有說話。回到辦公室，他才對我說：“你的住房的確困難。但是，部裡有困難的同志很多，你又剛調來不久，不能只是因為你給我當秘書就可以特殊。能不能再等一等？”我完全理解崔部長的意思，從那以後，我也再沒有向崔部長提過住房問題。一直到 3年後，我早已離開崔部長，調到了貸款辦公室任處長，才按照部裡的規定分配了住房。

我能夠在崔部長身邊工作，得到他的教誨，是我一生的榮幸，也使我終身受益。

2001年 6月

在崔月犁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裡，我特別感受到了他那深入實際、聯絡群眾的工作作風。我是他擔任衛生部長的最後一任秘書，任期不到半年卻有兩個月的時間在基層搞調查研究。

崔部長調研有幾個特點：一是每次調研時間都較長。他一般每年安排 1～2次調研，每次 1～2個月。我第一次隨他下去就走了近 50天，途經浙、贛、貴、桂 4省（區）、13個地市的 20多個縣，這是我在部機關 10多年中出差時間最長的一次。二是經常下到最基層、最困難的地方，掌握瞭解真實情況。 50天中有近一半時間是在縣及縣以下地區，村邊、地頭、老鄉家他都去過。在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他曾到過一個小山村，汽車快到村口就無路可走了。崔部長帶頭走下汽車，踏著泥濘的小路，迎著 11月底雲貴高原陰冷的寒風走訪老鄉家。村民們聽說來者是部長時，開始很茫然，可能不知部長屬哪級幹部，他們心目中的領導是村長、鄉長，但當聽說是北京來人時，他們掂出了首都的份量，為此而激動不已。

在廣西調研，崔部長選定了經龍勝、三水、融安、融水四縣的路線，這都是貧困地區，有些還是少數民族地區，公路大都是土路，汽車一過塵土飛揚。我們乘坐的小麵包車封閉差，坐在車裡很嗆人，我向當地同志提出換車時，崔部長馬上制止，說在這地方有車坐已很不容易了，不要再給地方同志添麻煩。當到達目的地時，我們臉上、衣服上都浮著薄薄一層塵土。

他不但調查農村基層衛生機構改革中的真實情況，還了解黨的農村富民政策是如何在這些窮困地區貫徹落實的。調研中發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想法建議隨時向衛生部黨組反饋，有些重大問題，他還親自執筆向國務院領導反映。他每次都從調研中提出一些具有全域性性的問題和思路，這是他調研的第三個特點。比如在第二年 1月召開的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他在報告中列舉的一些情況和提出的觀點和這些基層的調研有著密切的關係。

1987年 3月，崔月犁退居二線後，我又跟他工作了近兩年。這段時間裡，他懷著老同志的高度革命責任心，仍然利用各種機會 懷深入下面搞調查研究，較長的一段是 1987年 7月至 8月的四十多 深天裡，他到晉、陝、新三省區，還是老作風、老方法。在新疆，有時坐車一天要跑五六百公里的路，沙漠、戈壁，路況很不好，一天下來我都感到吃不消，何況月犁同志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呢！在伊犁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當地同志反映了一些民族醫藥的政策性問題，月犁同志讓我馬上打電話反映給部裡，並要求儘快把結果反饋回來，主持座談會的梁副州長很受感動，當即號召與會的同志們要學習月犁同志這種雷厲風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1989機構改革後，我調到業務司局工作，十多年來到下面搞調查研究的事是常有的，但卻很少再有像跟著崔部長那樣用那麼長的時間，深入到最基層去的情況，這其中固然有些客觀原因，但主觀原因也是不能排除的。如何繼承發揚黨的緊密聯絡群眾的優良傳統，仍是我們幹部隊伍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很懷念在月犁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永遠懷念對我的一生有重要影響的這位慈祥、可親的長者。

2000年 1月

2000年元月 22日是我尊敬的老部長崔月犁逝世 2週年的紀念日。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記得兩年前的 1998年元月下旬，當我驚悉忘年之交的中國衛生部原部長、原中顧委委員崔月犁同志於元月 22日因病逝世時，淚如雨下，悲痛之際寫下：電傳噩耗信非真， 淚灑報端天地昏。

征戰黑夜十幾年， 解放北平建功勳。

畢生情繫衛生業， 振興岐黃杏林春。

諄諄教誨永不忘， 綿綿哀思忘年情。

1998元月 26日晚，我的老鄉、老紅軍、原中國中醫研究院黨委書記王恩厚打來電話告知這一噩耗，我怎麼也不敢相信。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因為 10天前的元月 12日上午，我帶著我辦公室的王再進主任在北京他的家中看望時，他還精神飽滿，神采奕奕，與我暢談了很多工作，還向我贈送了他主編的《中醫沉思錄》一書的第一集，還約我為第二集寫稿呢！就在接王恩厚電話的當天上午，我還收到了他自北京寄給我的祝賀我獲得世界傳統醫學博士學位的賀詞呢！信封上的郵戳是 1998年元月 21日。我不相但無情的事實使我痛心疾首、潸然淚下。元月 圓信， 5日的《健康報》在頭版頭條以醒目的黑體大字標題報道：“為衛生事業工作到最後一息，崔月犁同志因病逝世，遵照他的遺囑喪事從儉，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啊！蒼天啊！你太不公，崔老是大好人，還有許多工作未做，還有許多心願未了，怎麼不讓他延年益壽呢？崔老啊，您走得太急，我知道您是累倒的，您考慮快過春節了，不願給醫務人員添麻煩，還負病參加各項活動，為衛生事業奔波。您曾囑咐身後喪事從儉、死後捐軀，你的胸懷像泰山一樣高大，像大海一樣寬闊。

兩年雖然過去了，但崔老的音容笑貌還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他為中國革命和中國衛生事業發展作出的貢獻使我畢生難忘！

我記得，4年前的 1984年 8月，在一次中醫工作研討會上，當時身為衛生部部長的您，在傾聽了我的發言後十分感興趣，會後與我交談，說我年輕有為，還說要與我交朋友，可那時我只有 圓苑歲。

一個基層的衛生局長能與共和國的衛生部長交朋友，您知道我當時的心情有多高興，事後我們經常通訊聯絡，我只要是到北京就要看望您，您不管是在位時很忙，還是退居二線，都是熱情接待我，對我的要求總是盡力支援。 1986年，部長要調我到北京工作，我知道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事，可我卻說我不願離開老區麻城，我熱愛我的家鄉，我更熱愛我家鄉的事業，部長您說表示理解，並希望我在家鄉繼續好好幹，多為老區人民作貢獻。 1992年崔部長聽說我獲得學術成果獎時，為我高興，還提筆寫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的題詞祝賀我，這幅題詞我一直掛在堂屋內。 1年，我市舉辦首次全國農村中醫學術會，崔部長又親筆寫信給湖北省衛生廳，要求予以支援。 1994年初，我市興建市醫院門診大樓，他既寫信又打電話，幫我們解決資金。 1994年底，我遭人誤解，工作不順利，他又勸我挺起胸膛大膽幹，還說真金不怕火，心底無私天地寬。1996年，我說我市中醫院建設缺資金，他二話沒說又為我寫信打電話，幫忙解決建設資金。1998年元月 12日，他聽說京九鐵路貫通給麻城帶來新的生機和希望，十分高興，還說方便時再到麻城去看看。當他聽說麻城已是全國的中醫先進市，叮囑我還要加強中醫藥人才培養，還答應在 1998年幫我解決培訓經費，誰想這次相見卻成永別！崔老啊！您幫助我的事太多太多，難以盡述。

崔老啊！您安息吧！老朋友永遠懷念您，全國的衛生工作者和麻城人民永遠懷念您！

2001年 5月

敬愛的崔月犁部長離開我們三年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支持與愛護。

1983，在第一次改革大潮中，我走出河北省醫院，在郊區衛 情生院的基礎上辦起了我國第一所腦血管病醫院。當時一無裝置、二無資金。我們借用中學的一臺顯微鏡建起化驗室，臨時租借了農村大隊的一個禮堂，用布簾子隔起來做病房，用舊汽油桶改的爐子給病人取暖，竹竿做成輸液架，病人自帶被褥。由於良好的服務態度及精湛的醫術，病人越來越多。我們決定拆除簡陋的平房蓋病房樓，但如果病房樓建好後交不出錢，房子就得歸承建的建築公司所有。樓房快蓋好了，我們還拿不出錢，急得我焦頭爛額。

1984年 11月的某一日，我正在查病房，聽人說崔月犁部長正在某醫院視察。我是個普通醫師，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使我不敢去見部長大人，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事業，我還是勇敢地去那個醫院等他。大約下午四點多，散會後，我直接走到崔部長面前，我說：“崔部長，請您看看我們的醫院吧。”崔部長欣然允諾說：“看看去吧！”然後，崔部長來到了我們這所所謂的醫院。崔部長挨個看了病人，問了病情，表示滿意，但也十分感慨地說：“這哪裡是醫院，簡直是病員收容所啊！”當他了解了我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是一個真心想幹事業的人，就問我：“你有什麼要求？”我說：“崔部長，我能做到吃飯靠自己，發展靠自己。但是我交不起這建房款啊！”他問：“需要多少錢？ “猿”我說： 0萬。”崔部長表示給我 50萬，萬作為院長基金。當時，我熱淚盈眶，對他深深地一鞠躬。我說：“崔部長，我感謝您，我代表廣大的腦血管病患者感謝您！”他們走後，約一個多小時，崔部長派車來請我吃飯。我去後，讓我坐在崔部長與市委韓立成書記中間，我說：“崔部長，我太高興了，什麼也吃不下。”我給他講我的創業史，當我說到遇到挫折與困難時常常喜歡掉眼淚，別人說是更年期綜合徵時，崔部長說：“這不對吧！一個女同志乾點事業多不容易啊！修瑞娟就是這樣吧？”飯後，他欣然給我題詞：“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健康著想，一切為了病人著想，以敢做敢為、艱苦奮鬥的改革精神創辦醫院，是全國衛生系統的一個好典型。”崔部長僅僅是支援了我嗎？不，這代表了他對鄧小平同志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刻理解與身體力行。

他看到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必由之路，為中國衛生事業改革開放而大膽實踐、摸索經驗，因此他果斷地扶持了這棵萌芽中的幼苗。歷史證明了他的高瞻遠矚與對改革開放的超前意識。

在題詞的鼓舞下，我乘祖國改革的東風，走科技興企業的道路，以慎獨、務實、奮進的精神為座右銘，以對祖國和人民的愛心，執著地發展醫藥事業。這以後，崔部長還多次視察我們企業，聆聽我的彙報，並經常給予我深刻的教誨。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如今我們已成為含四家醫藥科研機構、八家醫藥生產企業、十餘家醫藥經營企業、五家海外公司、數十家腦血管病專科醫院在內，同時佔有 400多個醫藥生產文號、幾十個獨家品種、十幾個國家中藥保護品種及一大批科研、科技專案成果在內的集科研、生產、經營、服務為一體的跨國醫藥集團。同時我們成立了保定市介明扶助會，在天災、希望工程、扶助孤寡老人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並加倍歸還了政府給我們的資助。

世界上錦上添花的人畢竟多，雪中送炭的人還是少。當初見到崔部長時，我的事業剛剛萌芽，前程未卜，一個部長與鄉村赤腳醫生間的差距是多麼懸殊！崔部長沒有一點架子，毅然扶植了我們這顆改革中的嫩筍，使其成長為挺拔的翠竹；培養造就了數千員工，造福了廣大的腦血管病患者。我常想：人生苦短，活著就要像崔部長一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愛灑向人間。

2001年 4月

記得那是在 1986年金秋，崔部長一行視察北嶽恆山腳下的山老區渾源縣。在我的印象裡，崔部長是一位新中國的開國元老，尤其是在北京和平解放時，為保護古都文化遺產做出了卓越貢獻。

這樣一位老革命家，早讓我肅然起敬。今天崔老不顧年老體弱，就要來我們渾源縣視察，真令我們激動不已。

當時我任縣中醫院院長，有幸和崔老直接見面，心情十分緊張、拘束。輪到我向崔老彙報中醫院的情況時，心裡更加緊張，甚至有點語塞，崔老看出了我的窘態，便笑著先問我叫什麼名字？多大歲數？什麼學歷？當院長几年啦？崔老的和藹可親，使我緊張的心情頓時緩和了下來，等我彙報完情況後，崔老對在坐的其他隨行人員立即表示說：“下午，我們去看中醫院”。

渾源縣中醫院成立於 1983年，當時，國家衛生部剛開過“衡陽會議”，要求全國辦好中醫院，渾源縣委、政府為了貫徹好這次會議精神，振興渾源中醫事業，把城關鎮、城關公社合併後，原來隸屬於城關鎮的衛生院，翻過牌子變成了縣中醫院，因此人力財力都顯得十分困難。醫院佔用的是房產局的老房子，裝置十分簡單，僅有血壓計、體溫計、注射器及一臺老掉牙的 50毫安 載光機，人員也是從各鄉鎮抽調來的。當崔老認真視察後，不無感慨地說：“你們的條件太差了，我們的醫務人員也太辛苦了，謝謝你們，謝謝縣委、政府對中醫事業的支援。”在崔老視察荊莊鄉李峪村後，即將離開渾4時，他對縣委領導說，在國家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衛生部給渾源縣中醫院撥款 10萬元，改善一下辦院條件。作為一名醫務人員，當時我聽到後，激動得幾夜沒睡著覺，崔老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給老區人民這樣的溫暖和厚愛我們怎能不把中醫院辦好呢？

衛生部的專項撥款，當年就到了位。當款一到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地蓋住院病房。由原來的 24張床位擴大為 40張床位，基本解決了住院困難的問題。同時購置了 200毫安雙筒、雙床 盡載光機。並開展了縣級醫院應該開展的檢驗專案。同時送醫務人員外地進修、深造，以提高技術力量。這樣一來，我院有了新的活力，年門診量由原來的幾千人次猛增到 7萬人次，病床利用率、周 情轉率亦顯著提高。年經濟效益由原來的幾萬元增至 50多萬元，先後被省、地、縣評為先進集體和文明中醫院。

渾源人民永遠忘不了崔老對渾源衛生事業的關心和支援。

2001年 6月

北京中醫專家門診部從創辦至今，每一步都離不開崔月犁部長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援。

1985我離休後，總想找點事做，不求勞有所獲，但求老有所為。一次衛生系統離休幹部開會，遇到了一同退下來的劉琳（原朝陽醫院副院長）和郭玉蓮（原兒童醫院黨委書記）兩位老同志，她們也有同感。老姐仨一合計，打算辦個有特色、高水平的專家門診部，把一批退下來的老專家、老教授組織起來，為他們創造繼續發揮餘熱的條件，該有多好啊！萬事開頭難，當時我們是一個身子扛著一個腦袋，要錢沒錢，要房沒房，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拿什麼辦呢？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崔月犁同志，爭取求得他的支援和幫助。

1985年 6月我們三人一同來到衛生部，崔部長聽說我們三個老太太來了，馬上請我們到辦公室。我們簡要地彙報了想法、打算和困難。他說：“你們要辦專家門診部是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我非常贊成。現在衛生系統的一些老同志都陸續退下來，你們把這些離退休的老專家組織起來，發揮他們的專長，為病人服務，既給老專家找到了出路，讓他們老有所為，也是為北京市的醫療衛生改革做貢獻。你們先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讓我看看，以後的事情咱們再談。”崔部長簡短的幾句話，給我們籌辦專家門診部指明了方向，我們老姐仨心裡踏實多了。

走出衛生部大門，已是夕陽西下，晚霞灑滿了後海，染紅了京城。我們三人格外高興。有崔部長做後盾，全力支援我們，天大的困難也不怕了。從那時起，我們不避寒暑，不辭辛苦，找領導，請專家，看房子，經過半年多的奔波，終於找到一個四合院，房子雖舊，但挺適用，房價 6萬。在當時 6萬元錢不是一個小數目，又把我們三個老太太難住了。沒辦法，還得去請示崔部長。1985年 10月一個深秋的下午，我們帶著專家名單和房屋買賣協議書，第二次來到衛生部。當時崔部長正在接見外賓，由於日程安排很緊，工作十分繁忙。送走外賓已是下午 4點，他顧不上休息，就在一間小會議室接見了我們。崔部長一向是作風乾練，雷厲風行，注重實際，開門見山。沒等我們把籌備情況彙報完，崔部長連忙止住話題，並親切地說，理由少說，要我解決什麼問題吧？我們提出買房子需要 6萬元錢，想借一輛車接送專家。崔部長馬上同意由衛生部借給我們6萬元錢和一輛轎車。這時，我們三個老太太心裡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渾身倍感輕鬆。

87年 5月 30日下午，我們在民族文化宮召開了簡樸的成立大會，崔部長親臨大會並講了話。他說，這個門診部是我一手支援辦起來的，像這樣的離退休人員創辦、離退休專家參加的專家門診部在全國是第一家，可以說是名醫薈萃。你們一定要辦好，要辦出特色來。希望你們發場我國醫藥學優良傳統，充分發揮老專家的技術專長，發掘一些傳統特色專案，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會上崔部長欣然答應擔任門診部的名譽主任。門診部於 6月 1日正式開診。

遵照崔部長的指示，門診部只求精，不求大，應診的專家大部分是國家名老中醫。他們醫德高尚，醫術超群，積幾十年臨床經驗，對疑難病的治癒率較高，許多疑難危重病人在專家熱情細心地診療下轉危為安。開診不久，門診部名聲大振，全國各地的疑難病人慕名前來求醫，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益。

時至今日，門診部已經走過了整整 14年。艱苦的歷程，每一步都離不開崔部長的支援和教誨。不論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只要請示崔部長，不論在辦公室、在家裡或是住院在病房裡，他都是有求必應，甚至把處理原則、解決辦法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他掌握政策公正嚴明，一絲不苟。他作為我們的名譽主任，我們要給他一點生活補助，他總是婉言謝絕。並告誡我們：我當你們的名譽主任完全是自願的，是盡義務。我一不缺吃，二不缺穿，更不缺錢，什麼也不缺，只希望你們把門診部辦得更好。每逢春節，我們都要舉行一次專家團拜會，崔部長工作即使再忙、再累，總能準時參加。

每次他都說，我來一是看望老專家，和大家見見面，二是想親自聽聽各位老中醫對中醫藥管理與發展的意見或建議。記得在 1年春節團拜會上，崔部長對大家親切地說，門診部辦了六年了，也有一些積累了吧？我看你們還是老傳統，省吃儉用，不捨得用，不捨得花。你們都老了，自己掙來的錢，要適當用於改善自身生活，爭取晚幾年去見馬克思，過年過節要給職工多發點過節費，但也不是吃盡分光，要逐步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他特別關心老專家的健康，反覆叮囑我們要照顧好老專家的身體，工作不要太累了，專家的困難要盡力解決，確保專家們健康長壽。崔部長語重心長的話語說得大家心裡熱乎乎的。專家們說：崔部長真是我們老中醫的貼心人。

在進入 21世紀的今天，門診部共接待國內外疑難病患者一百二十多萬人次，治療總有效率達 95%以上，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和讚揚。

我們可以告慰老部長：您的試點是成功的，你的心血沒有白費，我們一定會將振興中醫的大業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