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挚爱藏心中 《月犁》

2000年 1月

今天，是月犁同志逝世兩週年的日子。我和月犁同志共同生活了 52年，他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來沒有考慮過他自己。無論是在機關，還是在家裡，他的心思從來都是放在人民和黨的事業上。

月犁同志常說，什麼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就是有九億多農民。所以他一直關切著廣大農村。當他從全國各地農村調查回來，看到廣大的農民依賴於中醫而又缺醫少藥的情景，聽到他們熱切盼望發展中醫的呼聲，就認定了發展中醫事業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對中醫事業的關懷熱愛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引下，他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極大辛苦，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

中醫藥不僅是我國廣大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也出現了中醫藥熱，這更加重了我國中醫工無 作者的責任。月犁常說，我國是中醫藥的祖國，不要等外國發展了中醫藥，我們再向人家學習。他深切感到繼承和發展中醫藥需要培養大批高水平的中醫藥人才，深為中醫藥事業後繼乏人乏術而心 擔憂。直至從衛生部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仍時時關切中醫事業，他不斷致信各級領導，致信各地中醫專家，編輯《中醫沉思錄》，為培養高水平的中醫藥人才奔走呼籲，獻計獻策。

他熱切地希望更快更多地培養出高水平的中醫藥人才，就在他離開我們之前，下決心以年老多病之軀親自主持《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的編譯工作。令人遺憾的是，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為了完成月犁同志的遺願，由曉彤籌建了“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承擔起《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的編譯工作。儘管現在還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我們相信，經過各方努力，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在眾多中醫老專家的幫助下，在眾多熱心中醫事業的同道們的支援贊助下，這項跨世紀的工程一定能高質量地完成。

“立身無愧於天地，志趨不忘為人民”當年楚圖南同志寫給月犁的這幅對聯，是他生前最喜愛的。他去世後，這幅對聯成了他一生的寫照。我們將努力學習他赤誠坦蕩、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懷，老老實實、精益求精的科學態度和紮紮實實、堅韌頑強的工作作風，把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辦好，為中華傳統醫藥事業的發展，盡一份力，發一分光。

2001年 7月

解放軍的威武形象對我的影響很深，每年“十一”國慶節閱兵式，那種整齊的步伐、威勇的雄姿，使我從內心敬佩和熱愛。我從小就暗下決心，長大後要當一名解放軍戰士。

1958我初中畢業，特意到爸爸辦公室去找他，一進屋他感到很意外，說：你怎麼來這兒了？有什麼事？（因那時一般不讓我們到辦公室去找他。

我說：我已初中畢業，想應徵入伍。爸爸說你初中剛剛畢業，文化程度較低，我們的意見還是繼續上學，也可以報考軍校，如果你實在願意去當兵也尊重你的願望，不過當兵不光是天安門閱兵式的威武，必須要有吃苦的思想準備。就這樣，我毅然決定報名應徵入伍。在動員大會上，武裝部長講話說：報名參軍就得準備打仗，打仗就會有犧牲。蔣介石正在叫囂反攻大陸，參軍後隨時可能到福建前線參戰。你們雖然報了名，還可以重新考慮去留問題。這時有 5個人舉手馬上退出。我晚上回家跟爸爸商量，他說你既然願意當兵，就應有打仗和隨時為國犧牲的思想準備。作為幹部子弟更應該站穩立場，積極應徵。並且給我講了堂哥樹森的事。他在 1950年從白求恩醫校畢業，正值抗美援朝，他來信徵求爸爸的意見，爸爸回信鼓勵他，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去朝鮮抗美援朝。樹森哥在 1952年光榮犧牲。當時他年僅 20歲。爸爸說，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千萬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特別是當前蔣匪幫叫囂反攻大陸，更應去保衛祖國，解放臺灣。爸爸一席話，堅定了我報名參軍的信心。第二天，我向徵兵的同志說：我作為一個革命家庭培養的共青團員，響應祖國的號召，堅決應徵入伍。這樣，我當上了一名空軍戰士。

1960中印邊界反擊戰時，部隊進行動員，要我們隨時做好去中印邊界打仗的思想準備。我寫信把這種情況告訴父親，他立即回信說：你應該隨時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去前線打仗，我們堅決無 支援。使我堅定了去前線的信心，時刻準備為保衛祖國而戰。

1968年父親被“四人幫”迫害入獄。我也因牽連被迫復1，分到山東濟南。後來部隊落實政策我可回北京，但父親說，不要給組心 織上添麻煩了，既然在濟南已經安家，工作也不錯，就不要動了，我退休後還可去山東住住。我按父親的意見，打消了回京的念頭，安心在濟南工作至今。

每在關鍵時刻父親總是以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要我們不能計較個人得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革命後代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革命信念永遠不能動搖。

2001年 7月

我的生父在上學時和現在的爸爸崔月犁是同學，還是很要好的朋友。後來我的生父在縣城上師範，畢業後在當地教小學。以後參加革命到石家莊一帶上抗日聯合軍政大學。 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一帶搞三光（即殺光、搶光、燒光）政策，在轟炸他們學校時，我的生父犧牲了。他當年只有 24歲。我當時只有三四歲。我的生父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

我第一次見到崔月犁爸爸是在 1958年，那年我初中畢業，一直只是母親和我相依為命，而且母親因父親早逝得了神經抑鬱症近乎呆傻。當時我家生活很困難。爸爸在回老家時專門來看我們，他仔細地問了我學習生活的情況，看到我們家徒四壁的困苦情況，他的心情很沉重。他說回京打聽一下，爭取讓我到北京去繼續求學。走的時候，他把身上僅帶著的 5元錢留給我，我把錢一直保存在一個小匣子裡，很久也捨不得花，後來到北京上學前，用它買了一件黃格的長袖襯衣，在北京上學時穿了四五年。

爸爸回京後一個來月，就給我回信了，讓我到北京去考學，我當時真是喜出望外。我考上了北京氣象專科學校，星期天就住在爸爸家裡，我在北京又多了一個家。放假時回到村裡，村裡人都說我變了，變得活潑了，有生氣了，告別了面黃肌瘦、悶悶不樂的過去。

沒想到入學第二年，我得了肺結核，被隔離養病，不能去上課，學校讓我休學，可是村裡只有呆傻的母親，我真不知該怎麼辦了。

正在我萬般無奈的時候，爸爸放下繁忙的工作到學校裡來看我，帶我到醫院去做進一步檢查。確診是肺結核，我只好辦了休學手續。

爸爸讓我到他家養病，他說，你家沒人管你，能養好病嗎？當時爸爸的四個孩子———我的弟弟妹妹們都在上小學，家裡住的地方又無 不寬暢，我真怕傳染給他們，而且當時正值經濟困難時期，糧食、油、肉、蛋都是限量供應，吃的東西都很貴，爸爸、媽媽的工資都不高，要養活八九口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即使精打細算，每到月底心 都是囊空如洗。我真不願再給他們增加負擔。爸爸看出我的心思，馬上接著說，家裡有姥姥、老保姆照顧，你不用擔心。就這樣，我住到了爸爸家裡。在爸爸家裡，我受到無微不至的特殊的關照，即使弟弟妹妹們受些委屈，也要保證我的營養。由於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療和調整，很快恢復了健康。

1966在“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爸爸被四人幫迫害關進監獄。1973年林彪被摔死在溫都爾汗後，才允許我們去探監，在監獄裡，爸爸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當場作了一首詩給我：菊芬生父似吾兄， 抗日殺場獻生命。

孤女已成我家女， 非親非故勝親生。

我當時禁不住淚流滿面。我想不通，我的好爸爸為什麼會被關在這個地方。爸爸卻反過來以樂觀的信念勸我，他說他堅信自己沒有問題，一定會很快獲釋。直到 1975年 4月 25日爸爸才獲釋放。以後每年 4月 25日，全家都會聚在一起，紀念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讓我們深思，讓我們牢記歷史的教訓，也令我們振奮，激勵我們為人民的事業做更多的工作。

我的好爸爸離開我們三年多了，我一直不能動筆寫點什麼，因為只要一提起筆，想起爸爸，就禁不住痛徹肺腑的悲傷。

我好想好想你啊，我的好爸爸！

2000年 1月

我的父親崔月犁離開我們整整兩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他的記憶和懷念非但沒有淡漠，反而更加強烈了。就像我對父親的愛，越積越厚，越是久遠越加深切。

他是一位嚴父，一直對我們要求很嚴。他從來不讓我們用他的專車，從來不許借用他的名義幹自己的事，以至於在家打電話，時間稍長都會被批評為“佔公家便宜”。記得小時候，儘管工作單位就在馬路對面，他卻很少回家，偶而回家吃頓飯，往往被來電話攪斷三五次。我上初中後，連續三四個寒暑假都被送去參加四清工作隊，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在我的記憶裡，好像從來沒有接到過父親打給我的電話，經常一兩個月見不上一面。這種淡淡的關係，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

父親從衛生部長崗位上退下來後，每天依舊繁忙，只不過多是在家裡會客人、談工作、打電話、寫信、題辭，每天一小時的午睡常被擠掉，有時還要工作到深夜。由於年邁多病，他感到力不從心。

我回家時，常要我幫他聯絡事情，回覆來信。在這期間，我才感到父親心底的熱，才知道他在以整個生命點燃中醫振興之火。 1997年 10月間，他把我和孫向鴻叫到家裡，就譯註中醫典籍工作談了很長時間，他最後說：我就不信這件事幹不成，我來組織，你們來幫我。從那天起，我家的電話變成了熱線，常常是清晨 6點鐘，有時甚至在半夜 12點多，把我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常為他的健康擔心，而他卻為這一事業只爭朝夕，殫思竭慮，他親自擬定了編委、顧問的名單，親自起草了經費管理使用規定，並且親自收集相關資料，隨時把他想到的寫下來，接連不斷地寄給我們。他在給我們的信中說：“我們這次對中醫古籍的翻譯出版，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內容，也是造福子孫後代的一件大事，至於對人類健康的貢獻，那就不是一句空話了”。他還明確要求我“對編譯工作都是完全盡義務，一分錢也不拿”，“使所有參與該項工作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完全為了繼承和發揚中醫藥這個偉大寶庫，沒有個人一點私利”。正是在他的感召下，全國各地的專家不辭勞累不計報酬地投身到這項工作中來。

沒想到三個月後他匆匆地走了，留下了剛剛啟動的事業。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想不到有那麼多人流著心底的淚水，有那麼多人含著難言的悲痛。那堆疊如山的鮮花，那漫如雪片的輓聯，或許就是他對人民的愛的回報，或許就是他一腔熱血的昇華。我的心再也無法平靜，就算付出再大的努力，也要把父親的遺願繼承，讓他那顆火一般的心越來越熱，越來越紅。今天，我們成立了以崔月犁命名的傳統醫學研究中心，開設了名為“平心堂”的附屬門診部，中醫專家們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在臨床科研上為攻克疑難絕頑做著大膽的、有意義的嘗試。從這個小天地起步，為中醫藥的繼承和發展，為中醫藥的走向世界發出我們的光和熱來。

1998年 2月

父親去世的訊息來得如此突然，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在離開父親的十幾天內我彷彿吞下了人間所有的悲傷，第一次體會到古人說的“苦不堪言”。我失去的不僅是最關心、最愛我的父親，我還 心失去了一位最理解我的好朋友。

我在美國生活的 9年中，與父親相隔萬里，也可能正是因為遠離祖國，才使我更覺得父親的可親可敬。他為人處世的風格時時在教育著我，成為我在異國生存的精神支柱。1988年，我自費赴美留學。在最初的日子裡，我找不到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更不知道能不能把學位攻下來，感到精神壓力很大，非常想家。父親寫信對我說：“想家可以隨時回來，只要你自己不後悔。不要把困難想得太大。其實在美國第一要有飯吃，第二才是有學上。你能掙下飯吃我就很滿意，你能有學上就更好了。只要想得開就會有辦無 法。”父親的話我一直牢牢記在心裡。我知道只有他才會說出這樣簡單、實在的話。這些年來，父親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我，他給我寫的信可以裝訂成厚厚的一本書。我的每一點進步，父親都引以心 為榮。5年前，我和朋友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一向把金錢看得很輕、兩袖清風的父親對我說：你的公司能不能成功就用兩個字來衡量，這就是能不能“掙錢”。父親常常提醒我，生活在美國就不要把中國的一套搬過去。每次我回國出差或探親，父親總是詳細詢問我們公司的情況。鼓勵我多與其他國家建立聯絡。當我告訴他公司的業務量逐年增長，並聘用了美國僱員，父親聽了非常高興。他馬上給我寫了回信，他說他真沒想到自己的女兒在美國有僱員，當“資本家”，他由衷地為我自豪、高興。我知道只有父親才會說這樣實在的話。因為他最能理解中國人在異國他鄉創出一番事業的喜悅和自豪。

父親離休以後，有了更多的時間給我寫信。他一直把我當成非常知心的朋友。從他的信中得知，他時時在為中醫的發展而操勞。他曾經對我說，中國對人類最大的貢獻莫過兩條：一是中餐，二是中醫。中醫這一財富若不能繼承就太可惜了。當我看到近年來美國和歐洲市場上的“中藥熱”，聽到洋人對“十全大補湯”的贊譽，我更加佩服父親的遠見。他傾心地熱愛中醫，對中醫比一般人有更深的理解。他認為中醫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歷史和文化一旦丟失了是不能再創的。

父親一生待人厚道熱情，他心地善良，對別人給予他的幫助永志不忘。記得童年時代，父親曾經帶我去看過一位宋婆婆，這位婆婆在日本鬼子的刀下救過父親的命。多年來，父親一直從工資中拿出撫養費送給宋婆婆，以報答她的救命之恩。一直到我出國以後，有一次我回家探親，父親還將一床新被送給宋婆婆家。父親經常教育我，對人要一視同仁。他待家裡的阿姨就像慈父對女兒一樣。他經常對我說，我們不能把她們看成是傭人。別人幫助我們，我們也要幫她們。父親認為她們都是年輕人，不應該做一輩子飯，所以就讓她們在料理家務的同時抽出時間去上業餘學校，這些學校都是父親親自聯絡，並替她們交學費。這些年裡，家裡的阿姨換了三四個，她們只要一畢業，父親就把她們送到正式的工作單位去，然後再請一位新的阿姨來。父親說：來一個就培養一個。他的善良和熱情給每一個接觸過他的人都帶來了溫暖。

失去這樣一位善良、熱情、聰明的父親，太使人難過了。我知道無論用什麼代價也不能換回我的父親，父親給我的巨大的溫暖，會伴我一生。父親的風格和品質是我為人處世的榜樣。

我願藉此文章，緬懷我的父親，並在此向所有為他健康操勞過的醫生、護士，向愛戴他的領導、朋友、同事們，向對他體貼入微的司機和秘書表示衷心的感謝。

2000年 1月

1985年我和幾個朋友去深圳，準備在深圳籌建一所中醫門診部。我們同有關主管部門協商並達成意向，準備回到北京後就開始籌備這件事。沒想到我還沒有回到北京，父親就知道了此事，回北京後父親把我叫去，問到此事，他對我說：“你想在深圳辦門診部？深圳那邊來了電話，問我的意見，我對他們講這件事放一放再說吧。”就這樣，父親很婉轉地拒絕了我辦門診部的事。父親歷來對我們要求很嚴，從不讓我們利用他的關係去辦一些事情，特別是他管轄的衛生口，從不讓我們涉足。但只有一件事是例外的，那就是帶人看病。父親在職時，我不知帶過多少病人到各大醫院看過病，父親從未因此事批評過我。他自己也常為病人寫信，介紹大夫或聯絡醫院。在他自己住院散步時，碰到有困難的病人，他竟置自己的病於不顧，跑前跑後地為他人組織會診。

有一次，我回家看望父親，父親突然問我“你有沒有舊的軍大衣？”我問父親要軍大衣幹什麼，父親說他早晚在樓下散步時，發現腳踏車棚看車的老大爺穿得很單薄，想找一件大衣給他。父親就是這樣細心地關心著他周圍的每一個人。

這不禁使我聯想到現在，我們的一些個別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利貪汙、受賄，安排個人的子女，甚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敗壞我們黨優良傳統、良好作風，真讓人感到痛心。想想父親那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嚴於律己、克己奉公的優秀品質，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我深深懷念我的父親，我無限敬佩我的父親。

2001年 9月

當我的姐姐曉平 1986年去美國留學的時候，身上只裝著 源美金，其中有 100是爸爸給的，是他從多次出國的生活補貼中省下來的。我的姐姐到了美國的第二天就要去打工，因為那點錢還不夠一個月的生活費。她在上學的同時，去做傭人，做飯、洗衣、打掃衛生……。有誰能知道她在國內是一名稱職的醫生，又有誰知道，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的女兒。爸爸就是這樣，把許許多多的好機會都讓給了別人，而不是自己的兒女。因為爸爸是一個平常的人，他的兒女也是。

當有人生病的時候，無論是什麼人，也許是達官貴人，也許是平民百姓，清潔工、電梯工、司機，也許是親朋好友，也許是素不相識；無論在哪裡，也許在家裡、在機關，也許在風塵僕僕的路上；也無論是什麼時候，也許是炎夏午休、也許是寒冬夜半，凡有求，必有應。當有人遇到困難時，無論是什麼事，也許是工作、住房、工資，也許是落實政策，也許僅僅是發洩牢騷，凡有求，必有應。為了所有的平常人，他正像他的名字，如月下催犁，辛辛苦苦地幹了一輩子。從 16歲參加革命，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是一個心中裝著所有平常人的人，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別，權力是人民給的，他要把之用在所有平平常常的人們身上。平常人，平常心，平常事，正是這樣的一個平常，體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品德和心胸。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平常，把他自己融入千千萬萬的平常人之中。

正是由於他的平常，他受到那麼多平常人的不平常的愛戴。在白色恐怖的地下鬥爭時，有人捨生忘死地掩護他；在緊張繁忙的操勞中，有人真心真意地尊重他；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有人實實在在地關愛他；在他離開了我們之後，又有不知多少平常人在懷念他，懷念他的平常，懷念他對所有平常人奉獻出的不平常的真情。

這樣短短的幾句話，雖然無法完全說清這一個平常的真諦，但是這樣的一個平常，在人們的心中是永遠的，是最最難能可貴的。

讓我們來繼續這個平常吧，只有平常的才是永久的。

徐書麟（跋）我於 1945年冬天認識月犁同志，1946年夏天和他結婚，到 1998年 1月 22日他去世，共同生活了 53年。其間“文化大革命”他坐了 8年冤獄，我們雖然沒有在一起，但無時無刻不在互相掛念，我們的心是聯在一起的。在 53年的風風雨雨中，我感覺最強烈、體會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一顆善良的火熱的心，對舊社會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無比同情和熱愛。他這個人的最大特點是深深紮根在人民群眾當中，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情感是發自內心的。

我認識他的時候，還是他接受華北局城市工作部的派遣，孤身一人從抗日根據地闖入敵佔區平、津，落腳紮根開啟局面的時候。他在敵人殘酷瘋狂的白色恐怖下，溶入人民群眾當中，真是如魚在水中。

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走訪誰家，他都能很快和那裡的老老少少交上朋友，親如一家。他每到一處，大家都很喜歡他，歡迎他，願意跟他聊天談心，聽他講形勢，談政策。敵人歪曲共產黨的“青臉紅鬢巨齒獠牙”的可怕形象不見了，代之以英俊瀟灑、溫文儒雅、和藹可親的青年形象；抗日救國的大道理講活了，變成了家長裡短，講故事，聊大天。白髮老人把他當侄子，“販夫走卒”把他當兄弟，青年學生引他為知己，小朋友把他當作大朋友。他善於作統戰工作，專家教授認為他沉穩持重可以信賴；高官大賈敬重他通情達理待以上賓。在敵佔區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裡，他卻到處是家，從不為吃住發愁，而且情況熟悉，訊息靈通。他把一顆赤誠的心交給黨，交給了人民群眾，群眾更是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幫助他。北平能否和平解放，關係著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身家性命，正是對人民的愛，給了他出生入死的勇氣和智慧，給了他化敵為友的力量和信心，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和平使者”。

北平解放後，由於他聯絡群眾，情況熟悉，曾任彭真同志政治秘書、市委統戰部長、衛生體育部長、市人委副市長、“和大”副秘書長等。他兼職很多，工作很忙，但仍堅持深入基層、密切聯絡群眾的工作作風。他關心周圍的每一位同志，熟悉他們的家庭生活，瞭解他們的思想情緒，無論誰碰到困難，他都盡心竭力去幫助。他從不鄙棄犯錯誤的同志，對被劃成右派、感到前途無望的人，他也會給予安慰和鼓勵。他常重複朱老總的一句話“還有沒有用的人哪！”意思是說不管什麼人都有長處，發揮得當，都能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善於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發揮每個人的特長。和他在一起工作，令人心情舒暢，精神振奮，效率高，出成果。“文化大革命”把他投入冤獄，8年的獄中煎熬，非但沒有動搖他的革命信念，反而使他更加堅信馬克思主義，更加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不管誰犯什麼錯誤，歷史總是要前進的。一旦給了他工作的機會，他就又全心身地投入。他在工作中時時刻刻為群眾著想，他的立足點從來都是人民群眾。他任衛生部長時，常說衛生事業就是服務性的行業，就是為群眾服務的。他特別關心老少邊窮地區的群眾，他總是到最基層、最艱苦的地方去視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出國考察，也要去看看他們的農村，考察別國勞動群眾的生活，對照我國，借鑑國外的經驗，改進我們的工作，改善群眾的生活。即使不是他的工作範圍，他也要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他總是從群眾的需要考慮問題，就連我畫畫，他寫字，都當成為人民服務的一項任務，他說應當“有求必應”，讓人們從書畫中得到安慰，受到鼓舞。在他的生活中，“勞動人民”的事都是“大事”，無論是身邊的保姆、司機、秘書，還是樓群中的電梯工、清潔工，無論是醫院的護士、醫生，還是社會上的售貨員、理髮員，他都願意和他們聊天、談心，從中瞭解各方面的情況。只要他知道人家有困難需要幫助，都會主動相助，他始終實踐著自己的行為規則：只要答應人家的事，就一定不能忘，一定要辦到底。

大家都知道在他的晚年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的振興嘔心瀝血，做無 了大量工作。許多同志以為他是中醫，其實他原來學的是西醫，地下工作時他是北京同仁醫院 載光科大夫。他對中醫的熱忱完全來自人民群眾的需要。確定他分管中醫工作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遍心 全國 26個省、市、自治區的廣大農村，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他從人民群眾中得出了不容置疑的結論，那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離不開中醫藥，中國的衛生事業離不開中醫藥。他說中醫藥最大的好處就是省錢，省事，療效好。幾千年來全國老百姓的健康靠的就是中醫，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他常說，我們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特色就是我們有 9億農民，一切工作都要從 9億農民出發。9億農民不能沒有中醫。為了中醫的發展，他虛心向老中醫求教，和老中醫交朋友，聽老中醫評說政策，講解醫理，分析病案，總結療效。他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千百年來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實踐，證實了中醫藥的科學性。他從中醫高等教育入手，力圖為我們的民族培養出百萬高水平中醫藥人才。他為此焦慮，為此疾呼，為此不顧年老多病、多方奔走，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知道，我深深地知道，他是太累了。他為人民的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心裡時時刻刻牽掛著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