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 Cui Yueli

各位好,歡迎收看我們一起走過,我是艾儲宜。一年國慶,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毛澤東問身後的一個年輕人叫什麼名字。他回答道:我叫崔月犁。毛澤東又問:月犁是哪兩個字呀?崔月犁回答:月亮的月,犁地的犁。毛澤東聽後笑了:你的名字好辛苦呀,月亮地裡還犁地。

1982年,崔月犁出任中國衛生部部長。在任期間,保護傳統醫學第一次被寫入國家憲法,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成立;而他所主持召開的衡陽會議,更被視為中國中醫藥事業生死存亡之際的轉折。崔月犁被稱為新中國成立後的岐黃殿堂一偉人。卸任後,崔月犁曾多次啟動編纂中醫叢書,直到去世也未能如願。

半生投身於醫療工作的崔月犁,與醫學結緣於少年時代。為逃離包辦婚姻,他14歲離家進入醫院學徒,而後接觸共產黨,在冀西抗日根據地做校醫,多次參與反掃蕩戰鬥。1943年,崔月犁改姓為李,進入北平,隱藏在醫院之中,為妓女乞丐打預防針,借用放射科大夫身份,在大學醫務界發展共產黨組織。但是,這位晚年為中醫多方奔走的李大夫,當時卻常常從醫院突然消失——因為他還有另一層隱秘的身份:北平地下黨電臺總負責人。

一個行醫箱,一輛腳踏車,崔月犁的身影穿行於北平胡同中。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躲避日本軍車追捕,他拋下腳踏車躲進寺廟;為了找回傳單,他走進了國民黨警察局。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重要領導人相繼被捕。白色陰影之下,崔月犁不得不辦公開身份,頻繁接觸劉厚同、傅冬菊等人,展開與傅作義的談判。他們透過傅作義周圍的人瞭解到,傅作義在組織一個大軍來圍剿黨中央的機構。有的人就提出來,不是發報時間,現在發報會暴露我們的電臺。我父親說,像這種事情——他就說,到什麼時候了你還講就這些?我們自己的安危都是次要的。

1948年12月,崔月犁代表北平地下黨,會見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最終促成簽訂北平和平協議。聶榮臻曾經這樣評價: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當時,崔月犁幾度活動於特務監控之下。他曾回憶,先後有十幾位老太太在危險中掩護他安全脫身。

我在貧民窟裡面都去了解過,那些工人、那些手工業主、那些乞丐、那些妓女,這些擔子。他對於老百姓的瞭解同情,對舊社會這種深刻的認識,我覺得我對他是非常敬佩的,也有這個原因。後來他在中醫工作的時候,他竟然就談到:我們中醫就是要為老百姓解決醫療衛生問題。

建國後,由於在醫療教育界廣泛的社會關係,崔月犁負責起梅伊奇、吳階平等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後升任北京市副市長,兼任市委統戰部部長、衛生體育部部長。

1978年,再度投入工作的崔月犁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衛生部部長江一真找到崔月犁,希望他能分管中醫工作——注意的問題也太多,所以也希望有一個比較強的幹部來抓這些事。江部長就請他過來,親自到他家裡面,因為剛出來嘛,那時候很多還說他甚至還不正常的,因為好發脾氣,但是沒有。他堅持著,著急要工作,所以一將這種事找到他以後,他非常高興,好比就是要工作。

晚清以來,隨著西方科學的快速傳播,醫學教育逐步細化。1929年,民國政府甚至一度透過決議廢除中醫。建國後,全國西醫僅有兩萬多人,中醫被稱為封建醫,約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規的醫療幫助。毛澤東指出,要團結中醫,提高中醫,並提出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但從1966年到1976年,中醫從36萬人減少到23萬人,中醫院從1700多家減少到700多家,中醫一度瀕臨消亡。

崔月犁有小彭真之稱,此時的他已經58歲,離開工作長達12年。一年間,他先後走訪了27個省市自治區的基層農村。每天早晨起來到莊稼地裡面去,跟當地老百姓、跟他們聊天:你們現在生活怎麼樣啊?當時醫院一塌糊塗的,有幾張病床,有幾張病床,那就算不錯,有的根本就沒有病房,只有門診。在農村,在偏遠地區,完全是靠我們祖國醫學——因為不光是中醫,你在西藏是藏醫,在內蒙有蒙醫,西醫根本做不到,西醫也不要說,西醫也不可能去了。衛生部門對中醫真是不瞭解,你要到中醫院去,到中醫院去,你去找中醫科,不要用眼睛去看,用鼻子聞——哪個地方一股藥香味,那個就是中醫科。

隨後,在崔月犁的主持下,一封報告被遞到了鄧小平處:中醫中藥沒有人了,也沒有學術了,那中國的傳統藥是不是就讓它萎縮掉呢?那不能。他們提出若干條政策性的建議,請中央批示,這個報告寫得非常好,送到了中辦。後來這個報告到了鄧小平同志那,當時小平同志主持工作,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報告上是怎麼批示的呢?要為中醫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根據這封報告所提出的建議,中央發出七八五六號檔案,將一萬個國家編制分配到三十個省市,從社會中招聘中醫,提供工資、職稱,並由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從政策上為中醫後繼乏人提供了保障。

1982年,國家修訂憲法,崔月犁提出建議,將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正式寫入憲法。這是國際上對傳統醫學實行法律保護的首創。

同年,為了扭轉中醫西化的局面,崔月犁決定召開工作會議。這一系列舉措使得崔月犁陷入了爭議之中。當時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很有名的——我們要在中醫事業上有所作為,有些人就攻擊他。當時衛生部的還有西醫的:中醫能有什麼作為?你當部長,你去發展中醫,你有什麼作為?反對聲音很大的,所以反對的不光是在全國,在機關裡面就認識不一致。當然,從部領導這一塊,包括司局這一層下面,都是這個樣子。他心裡想的就是老百姓,就是不怕這些,該怎麼做怎麼做,該怎麼走怎麼走——別人怎麼認為的,怎麼說的,他從來不當回事。

1982年4月,在崔月犁的主持下,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會議如期召開,史稱衡陽會議,成為了建國後中醫發展新的里程碑。

上世紀60年代初,依照毛澤東「把中西醫界線取消,成為中國統一的醫學」的指示,中西醫結合成為一個新的方針。直到80年代後,在西化背景下,大部分中醫醫院由西醫或中西醫結合人員當家。有意見認為,提倡中醫等於倒退,更有人質問:中醫醫院是姓中還是姓西?

1982年,崔月犁推動主持召開衡陽會議,調整中醫醫院和中醫學院的辦院方向。崔月犁想著一句話: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的調子。第一,業務上要突出中醫的特色,用中醫的思維來診斷治療、養生康復、急診、辦院、醫院、護理。第二,要解決中醫機構的領導問題——當時就說了,一箇中醫醫院裡邊,是中醫說的算還是西醫說的算?

衡陽會議在當時阻力是非常大的。你說辦中醫的特色,在衛生部本身,有一些思想,包括有一些副部長,他都不同意這個觀點:所以你們怎麼能搞純中醫呢?純中醫搞得起來嗎?醫院裡面沒有西醫不做手術,不搶救能行嗎?而且當時衡陽會議提出來,中醫的領導班子也由中醫擔任,中醫院的醫生和藥劑師要以中醫為主體,領導科室主要是中醫科室——結果就帶來的有些人很有意見,甚至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我們的院長就不能當了,我們這些在中醫的西醫,我們咋辦呢?

衡陽會議以前曾有老同志勸崔月犁:中醫工作內部分歧大,不抓最穩妥。為了解決分歧,崔月犁做了細緻的安排。他做了很多的解釋,說這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我們要做細緻的工作,我們要做到人人有所很好的安排,要各得其所——中西醫結合的人,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很好的安排。他就說,中西醫結合工作應該,我意思,應該放到綜合醫院的——就是人民醫院的中醫科室最合適。為什麼呢?人民醫院的中醫科的中醫,都是有根底的,都是有質量的;他有的是西醫專家,有的是西醫的裝置,因此搞中西醫結合最有條件的。一個新的中醫院,剛起來,中醫在那裡,你也馬上要搞中西醫結合,一大堆的西醫東西弄進去,這個方向就馬上變掉了。

這是一段衡陽會議的珍貴影片。就在這次會議上,崔月犁接到通知,出任衛生部部長。我還記得有一個人從後臺走上來,聽一聽,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中央已經任命崔同志為衛生部部長。哎呀,我們中醫的這個會議代表,都熱烈地鼓掌——我們知道,沒有崔月犁就沒有中醫的今天。有了這麼一個會議之後,各省市大家都參加,然後對中醫的發展方向,提出了民主的要求。

衡陽會議後,有人說崔月犁反對西醫,反對中西醫結合。為此,他再次主持召開石家莊會議,專門針對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作出討論。甚至有些反對的事,對他——我知道他們說老頭身體不大好,精神還有毛病,這是一種非常惡毒的攻擊。他說:那不要緊,我再長壽一點,我就能給老百姓幹很多事情,我多感謝,就是一切。

你看,他給胡錦濤、李嵐清——可以管到中醫教育,可以管到高教,可以管到農村。他不放棄任何一個能反映問題的機會。崔月犁以作風硬朗聞名衛生部。衡陽會議後,他提出在每個縣都要修建中醫院。崔月犁深知中醫爭議重重,為了保證質量,人才與教育更是關鍵——他主持新辦了多所中醫藥高校,與教育部協商名額為名中醫封教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批中醫教授。

為了爭取更多經費與資源,他四處奔走。每天上班的時候,光信件一大筐拿來一下,幾十封信經常的:有給機關的,有給院長的,給校長的。然後有什麼事,他想起來又麻煩,那就一事不行,兩事不應,三事,然後開會求人家。當時很多機關,他家的門檻是隨便可以踏破的,電話鈴聲也不斷。只要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深入持久的抓好法治的教育——

為了規範化中醫,加強中醫發展的法律政策保障,1986年,在崔月犁的推動下,國家中醫管理局成立。兩年後,國務院決定,將國家醫藥管理局管理中藥的職能重新移交國家中醫管理局,自此中醫中藥不分家,中醫也有了專項經費和獨立的人事管理權。與此同時,崔月犁將中醫立法提上議程。

那一年,中華中醫藥學會開春節團拜會,因為崔部長是會長,這幫老中醫就非常高興,說崔部長你是我們中醫的救星。結果崔部長說了幾句話,我覺得真的發人深省。他說:你們說我是中醫的救星,中醫現在是春天,我退休了呢?我死了呢?那中醫還要不要發展?他說幾十年我們中醫發展不好的經驗教訓很多,其中有一條就是人治——衛生部的部長主要是一把手,張部長支援中醫,中醫就發展;李部長限制中醫;王部長要扼殺中醫,中醫怎麼辦?他說中醫人治的話,中醫永遠發展不好。他說我是要退休的,我是要走的,他說中醫要立個法,在法律的保障上,中醫才能夠長治久安的發展。從1985年起,中醫藥法開始起草。重重阻力下,崔月犁最終沒有看到中醫藥法頒佈的那一天。

1987年,崔月犁卸任衛生部部長職務。直到晚年,崔月犁仍在為中醫四處奔走,參與會議,主編書目。

他的兒子張曉彤回憶,幼年時很少在家看到父親的身影。離任後由於精力不濟,子女們開始幫助父親出版中醫古籍,才與父親有了更多接觸。這個時候他有什麼想法,就來個電話,把我叫起來,讓我幫他幹啥。

他可以給門房老大爺——他說,這個老大爺沒大衣,他說你們幾個,給他找一件軍大衣,那麼冷的天,人家看門的老大爺。他能跟人家開電梯的小姑娘,小姑娘說我們家有點什麼什麼事;他能給人家醫院的院長寫個條,說是我介紹誰是誰去看病。

1998年,就在崔月犁重啟編纂中醫叢書的十幾天後,崔月犁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他當時正走出家門,準備去參加一箇中醫大會。這一年崔月犁七十八歲。他離世後十九年,中醫藥法最終頒佈。

他一開始要搞振興中醫。振興中醫,振興什麼呢?他問過我,他說:你怎麼振興中醫?振興中醫,就是說,你現在我們的醫院,幾百個醫院搞成幾千個醫院就振興了?我想來想去,空拍一個朽朽的振興?他很同意我這個意見。所以他後來對中醫事業的關懷,是從一個民俗文化的繼承,為人民解決基本健康問題這一根本出發的。

在印象中,大家把崔部長當成什麼?就是抓中醫的一個部長。其實錯了,大錯特錯——他是共和國的衛生部長!衛生部長,他在抓整個全國的醫藥衛生工作,中醫只是其中一些,怎麼可能呢?只是他那時候對中醫傾注了更大的心血,他更關心中醫——因為他看到中醫一塊瀕臨滅絕,他著急。他是從人民衛生健康的角度出發,從我們更廣大的基層的農民,或者基層的幹部出發,他是最能解決問題的。

最早發起寫中醫法是崔部長,一直到三十幾年以後——八五年起草,一七年才頒佈,三十二年,我們這個法才算是完成,終於有了自己第一個的國家大法。所以崔部長做的這些工作,我覺得都是——他能夠高瞻遠矚,從當今考慮到未來。他現在人不在了,但他做的事情現在才發生了效果。

晚年崔月犁回憶,在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前幾天,有人找他談話,問他對工作有什麼想法,他說沒什麼想法,實實在在搞業務就行。在任衛生部部長期間,崔月犁主持恢復高等醫學教育,又與協和等幾家醫院為試點,進行醫院改革,為農村辦醫專。

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勤勉工作。為了瞭解中醫,他堅持全程聽講中醫學習班;又為了中醫院院長人選,三顧茅廬。在去世前,家人曾問他將如何處理自己的遺體,他說他決定將器官捐獻醫院,骨灰就埋在京郊——他曾經打遊擊的地方——在樹下滋養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