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自述（其他篇） 《月犁》

1990年 10月

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在革命的崎嶇道路上，無數次失敗的磨難，無數革命先烈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犧牲，終於迎來了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 10月 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同志參加了開國大典，他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一起檢閱了人民解放軍和 50萬人民群眾的遊行隊伍。

開國大典的籌備工作，是由周恩來同志親自過問，彭真同志直接負責，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籌備的。組織這樣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在北京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對於我們每一個參與籌備工作的同志也是第一次。我們大家都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夜以繼日全身心地投入了籌備工作。當時我參加擬定天安門主席臺上觀禮的名單。擬出後報彭真同志，再報周恩來同志審定。我記得當時的排列是毛澤東同志站在天安門主席臺中間，在前排文官列東，武將列西，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陳雲、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懷、彭真、張聞天、葉劍英、聶榮臻、賀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宋慶齡、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郭沫若、黃炎培、李德全、章伯鈞、章乃器、邵力子、張治中等民主人士。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還有政協委員及群眾團體的負責人蔡暢、鄧穎超、李立三、朱學範、司徒美堂等。在天安門城樓下觀禮的是各機關團體、華僑和外國來賓。

那天一早，數十萬人湧向天安門，廣場上由十餘萬少年先鋒隊組成場內隊伍，不時變幻著紅色、黃色的大字圖案，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震天動地的口號迴盪在雄偉壯觀的天安門廣場，驚醒了沉睡多年的東方巨龍。這史無前例的偉大場面，激動著每一個人的心。

上午 10時整，林伯渠同志宣佈慶祝大會開始，毛澤東主席講話。當時我受市委的委派站在主席臺後方聽取彭真同志的召喚，我聽到毛主席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時候，天安門城樓下幾百萬群眾一齊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毛主席高高地舉起右手，向城樓下觀禮臺和廣場上的群眾招手。望著歡呼沸騰的場面，許

多同志禁不住流下激動的熱淚。毛澤東同志行動穩健，氣魄很大，講起話來錚錚有聲，真有壓倒一切的氣勢。

毛主席講話之後，林老宣佈遊行開始，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朱總司令在天安門下乘著敞篷車進行閱兵，然後到天安門主席臺。人民解放軍首先列隊透過天安門，透過主席臺前時，所有官兵“唰”的一聲，頭轉向天安門，持槍向主席臺行注目禮。天安門城樓上這時鴉雀無聲，只聽見解放軍整齊的步伐聲和整齊的喊聲“建設祖國！保衛祖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望著紀律嚴明、步伐堅定、為共和國的創立立下赫赫戰功的解放軍，毛主席緩緩舉起右手向他們還禮。

當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幹部、市民組成的遊行隊伍走過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熱烈氣氛形成一個又一個高潮。當天上午 50萬人正式參加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一直到下午 1時才結束。

從開國大典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 17年裡，每逢“五一”、“十一”，我總是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參加慶典的籌備工作，站在主席臺後邊，聽取中央領導同志的詢問和臨時性服務。這樣，我每年總有兩次定期地見到毛澤東同志。記得有一次我站在毛澤東同志身後，他轉身見到我，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呀？”“崔月犁。”毛澤東同志風趣地問：“是崔鶯鶯的崔嗎？”“是。”“那‘月犁’是哪兩個字呀？”我回答說：“月亮的月，犁地的犁。”毛澤東聽後笑了，緊接著他幽默地說：“你的名字好辛苦呀！”我感覺，他最喜歡的是工人和學生的隊伍，每當工人的隊伍透過”，並高喊“毛主席萬歲”時，他便向工人們喊“工人同志們萬歲！”

1958年大躍進以後，我國經濟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儘管在慶典的日子，毛澤東同志也不那麼高興，面色顯得蒼白，很少和周圍的人說話。1964年以後，我國經濟情況有了好轉，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當時豬肉只賣到七八角錢一斤，應該是很令人欣慰了。但是在 1965年的國慶節，毛澤東同志還不是像 1958年以前那樣。當年，他愛和別人打招呼，說話時臉上總是帶著和藹的微笑。那年，他不時離開城樓的護欄，回到休息室，當工人或學生的隊伍透過時，彭真同志讓我去請他，他也是很勉強地走回前邊。當文藝大軍舞著一條條長龍走來時，他的臉色變得非常嚴肅。當時，我意識到毛主席不願看文藝方面舊的東西，以後才知道，當時他的心中在蘊釀著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情況歷歷在目，但已成為歷史。如今，我們的黨和人民翻開了歷史畫卷的新的一頁，我們期待著，由毛澤東同志和老一輩革命家建立的新中國，在新一代的手中建成一個民主、富強、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

1982年 4月 2日

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北平獲得和平解放的經過，仍為許多同志所關心，希望能夠回憶一下。因為事隔多年，具體情節顯得淡漠，這使我的回憶只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每當我回想這段歷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澤東同志的精練的概括：“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正是“三大法寶”的威力，使我們贏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開創了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確實有它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北平解放前夕的鬥爭形勢1948年冬，蔣介石國民黨必敗已成定局。在蔣管區，經濟崩潰，政治腐敗，軍心渙散。那時的北平，物價一日數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有錢有勢的國民黨大官們，紛紛搶購黃金和美鈔，爭先恐後乘飛機南逃。中下層的官員們懷著惶恐、觀望、等待的心情，思謀著為自己找一條後路。進步人士和廣大群眾，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傳頌著解放軍勝利進軍的訊息。

北平的地下黨，在晉察冀城工部的領導下，根據黨中央“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從 1942年起，個別黨員陸續進城，到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發展地下黨員約三千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約五千人。其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系統約佔三分之二。

1948年 11月下旬，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學委（指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重慶等地的地下黨組織，抗戰勝利後來到北平和天津的）、北系學委（指原來在平、津的地下黨組織）合併成為統一的學委。我們學委除了聯絡著大、中學生，領導著學生運動，還透過進步學生，廣泛地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我們的革命同志。我們建立了三處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電臺。根據城工部的指示，在積極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時，發動黨員和進步群眾組織糾察隊，蒐羅槍支武裝自己，做好護廠、護校、保護檔案和文物古蹟，配合解放軍攻城的準備工作。首先把立足點放在武裝奪取上，但也盡力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我們這數千知識分子隊伍，聯繫著各階層廣大群眾。群眾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聲，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力量。

當時傅作義將軍是“華北剿總”的總司令。我們黨分析傅作義有兩種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有較深的矛盾，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之時，有把他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們打過仗，他自己有兩個軍的嫡系部隊，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有 60萬人，不到不得已，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

事實正如我們黨所估計的，在傅作義還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時，對和談、起義長時間處於猶豫動搖之中。

我軍的節節勝利，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遼瀋戰役勝利後，敵我兩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偉大轉折，我人民解放軍相繼開闢了淮海、平津兩大戰場。華北戰場的勝利，對平津周圍戰略要地的分割包圍，使傅作義感到震驚，開始考慮尋求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1948年12月 22日新保安一戰，殲滅了傅作義的王牌軍三十五軍，又在 24日攻克了張家口，斷絕了他西逃綏遠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實力割據一方的夢想，傅作義才真正接受和談；直到 1949年 1月中旬，我軍一舉拿下天津，兵臨城下，炮轟機場，徹底切斷了他的陸上、海上去路之後，他才最後下決心起義。

一小撮蔣介石的“軍統”特務，千方百計地破壞和談，阻撓傅作義將軍起義。他們跟蹤逮捕，幾乎每天都有我們的黨員和進步分子被捕入獄。劉仁同志不斷來電要我們“提高警惕”，“絕對保密”，“嚴格組織紀律”。尤其是從秘密的變為半公開的直接出面以後，危險性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對自己的住處和身邊所有的東西進行了徹底地清理，把難得的馬列主義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處理。連精心收藏的小小的電話號碼紙片也燒掉了，這雖然增加了聯絡工作的困難，但因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所以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如果被捕，也絕不能讓敵人從我們身邊搜出任何證據，以致牽連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聽到解放軍轟鳴的炮聲，那時就是盼著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的準備工作早在 1948年初，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透過各種社會關係去接近影響傅作義周圍的人，做傅作義的工作。我們的同志審慎地選擇物件，以親友關係談心、談形勢，經過較長時間的瞭解，逐步宣傳黨的政策，爭取他們與共產黨合作，有的條件成熟後則發展為共產黨員。一年來，我們學委先後聯絡的能和傅作義“說上話”的人有：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這些人在關鍵的時候，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作用，促使傅作義將軍起義。今天回顧這段往事，深深體會到黨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確。城工部領導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勝利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

1948年春，劉仁同志讓北平地下學委系統擔任軍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與天津南開大學地下黨員曾常寧聯絡，透過曾常寧的父親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曾延毅與傅作義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結義兄弟，在傅作義任軍長時是他的副軍長。在王甦同志的鼓勵下，曾延毅來北平找過傅作義，但他表示傅作義對他不信任，難以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建議透過劉厚同做傅作義的工作。劉厚同是傅作義和曾延毅的老師，當時是傅作義的“中將總參議”，傅作義對這位老師相當尊重。曾延毅與劉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兩家關係很深，經常來往，曾與劉是無話不談。曾延毅的女兒曾常寧和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又是同學，劉杭生在曾常寧的影響下，參加了“民青”。王甦同志每星期去天津一次，我與王甦同志每星期聯絡一次。開始我是從王甦同志那裡瞭解到劉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況，後來我與劉厚同見面卻是透過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紹的。

杜任之同志當時是華北學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從太原來的共產黨員，也是“民盟”成員，與傅作義是同鄉，有過交往，由於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險，來北平後便住在他弟弟的家裡（他弟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那時在民盟中的地下黨員關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況。1948年秋，我和關世雄同志一起到錦什坊街油簍衚衕 6號去看過他，他說他是共產黨員，因有被捕危險，由太原來北平找地下黨。他問我，他是回解放區還是留北平。根據黨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腳的都留在北平工作。爭取北平和平解放，杜任之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錦州解放以後，東北全境即將解放，華北平津的解放不過是時間問題。北平的群眾，一方面希望解放軍趕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擔心戰火會造成很大傷亡和破壞，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廣大群眾的心願。杜任之同志以自己與傅作義有同鄉之誼，積極促進傅作義接受和談。他透過他弟弟與劉厚同見了面。劉厚同與傅作義商談後，說傅作義有意進行和談，但希望有個民主黨派參加，以便協調雙方意見。因此找了當時民盟在華北的負責人張東蓀作為第三方的代表。

由於傅作義被蔣介石召到南京開會，談判問題暫時擱下了。

在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的領導下，有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騰九（傅作義“總部”的聯絡處長）的工作。王漢斌同志又將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調來北平，留在傅作義身邊，以便做傅作義的工作。

這可以說是爭取傅作義將軍的準備工作。

一 次 試 探1948年 11月初，劉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學委書記佘滌清同志叫回解放區泊鎮，指示要學委出面代表共產黨正式與傅作義方面談判。

經我們學委研究，由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親試探，看傅作義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義的大女兒，是共產黨員，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那時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為了便於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將她調來北平。佘滌清同志找傅冬菊談話，告訴她：“現在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當即去找她的父親，向他轉達我們黨的意圖。傅作義當時怕是“軍統”特務透過他的女兒套他，傅作義問他女兒：“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遇上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傅冬菊說：“是我們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傅作義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問佘滌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滌清明確告訴傅冬菊，叫她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表示可以考慮。這是一次試探性的正式接觸。

第一次出城學委考慮傅作義總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義的工作的同時，派李炳泉同志透過他的堂兄李騰九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1940年入黨，抗日戰爭勝利後來到北平，當時在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當記者，後升為採訪部主任。原來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有一段時間由佘滌清同志領導。

李騰九，是傅作義“剿總”總部的聯絡處長。李炳泉同志開始是以親屬關係，漫談形勢，引導到與共產黨和平談判才是出路。先把李騰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讓李騰九找傅作義去談。

李騰九與傅作義談了幾次，傅作義都沒有理他。12月初我軍以神速動作分割包圍了華北的戰略要地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塘沽，這時傅作義才感到和談的迫切需要，找李騰九與共產黨聯絡。學委決定李炳泉同志以公開的共產黨黨員的身份出面，約在 12月下旬，傅作義決定派他的親信、《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出城談判，我地下學委則派李炳泉同志與崔載之一起出城。當時傅作義提出要我們在李炳泉出城後，再指定一共方人員與李騰九聯絡。我們則指定當時《益世報》採訪部主任、地下黨員劉時萍同志與李騰九聯絡。這次談判條件，我們要求不僅傅作義的嫡系部隊，所有在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全部在內，都要放下武器。傅作義說：“我的軍隊可以，其他我控制不了。”不幸的是佘滌清同志和劉時萍同志被“軍統”逮捕，工作遇到困難。

再 次 出 城新保安、張家口已被攻克，傅作義的主力部隊被殲滅，1949年元月初旬，平津前線吃緊，傅作義感到情況緊急，他決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我約好在李閣老胡同張東蓀家與他們見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見面，他想先和我談談，因為出去的路線、時間、暗號都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絡好了，不能耽擱，我讓他們馬上就動身。周北峰說：“我們這方面路過的軍隊關卡好說，到解放軍那邊怎麼辦？”我讓他們帶上一面白旗，準備過火線時用，並告訴了他們要走的路線和聯絡暗號。很快周北峰就和張東蓀一起出發了。

後來城工部來電，要我們注意周北峰迴來後傅作義的態度。我們瞭解到傅作義還是猶豫不決。不久攻打天津的戰鬥就開始了。軍委來電指出，天津拿下後，傅作義可能有變化。果然，1949年 1月中旬，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與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後下決心起義。

談判過程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原來地下學委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就是透過各種關係多方面進行的。1948年秋，我已與劉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聯絡，那時我擔任學委秘書長，分工上層統戰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後，即由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這時同志們原來聯絡的人都交給我聯系，以便於全面掌握傅作義的動態和進行工作。在最後直接談判階段，主要透過三個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傅作義的同事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

我們選擇劉厚同作為與傅作義談判的橋樑，因為他對形勢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和我有較長時間的接觸，對和談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對傅作義瞭解較深，同時深得傅作義的信任。透過劉厚同，我們對傅作義做了長達近一年的工作。

我與劉厚同經常見面的地點在偽高等法院院長吳煜恆的辦公室。吳煜恆是民盟負責人之一，在大後方時曾與董必武同志有工作來往。

劉厚同老先生看樣子將近 70歲，是個讀過舊詩書有才學的人。說話聲音洪亮，頭腦清楚，很健談，很開朗，講古論今，談笑風生，一談就是半天。吳煜恆院長語言溫和，待人誠懇，為我們在那裡見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見面還設宴招待了我們兩個。

我們是在談判，也同時是在談心交朋友，看樣子劉老先生很喜歡和我這個年輕共產黨員交朋友。老先生還送給我一張他們一家人的照片。劉厚同與我約定每星期見兩次面，他說：“如果一星期不見你來，就認為你被‘軍統’特務逮捕了，我便請傅先生派人到監獄找你。”因為“軍統”特務活動特別猖狂。劉老先生對共產黨是友好的，也是講信義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約，可真急壞了劉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義派人到各監獄查問，有沒有同仁醫院的李大夫（當時，我告訴他，我姓李，是同仁醫院的醫生，其實，那時我已離開同仁醫院了）。後來見面時他告訴我，沒有找到李大夫，只有個同仁醫院的孫大夫（地下黨員孫振洲同志也是同仁醫院的大夫，被敵人逮捕了）。

我與劉老先生直接接觸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老先生對促成和談盡了很大努力。從劉老先生所談情況，清楚地知道傅作義一直是動搖的，一方面不想跟蔣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儲存自己的地盤和軍事力量。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傅作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總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覆。

事隔多年，很難記起每次都談些什麼內容，大體記得有這樣幾個關鍵性的問題。開始時，我們知道蔣介石還不斷拉他委以重任，我們主要談的是跟蔣介石走沒有出路，蔣介石歷來消滅異己。當我們了解到美帝國主義想收買傅作義，支援傅作義在華北“獨立”時，我們談的是傅將軍應珍惜自己的愛國抗日的光榮歷史。美帝國主義裝備了幾百萬蔣介石軍隊，也避免不了可恥的失敗下場。針對傅作義還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綏，我們談的是察綏已經很難回去了。

聽到“陝北廣播電臺”公佈戰犯名單裡有傅作義，接著就接到中央的來電，意思是“傅雖列為戰犯，但與蔣介石有矛盾，仍要爭取。”這時我們主要談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會忘記，以解除傅作義的顧慮，讓他下決心接受和平談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僅少死人，少破壞，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對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對傅作義進行工作的近一年的時間裡，對傅作義的猶豫動搖，劉老先生是以堅定的態度反覆地向他談形勢，擺利害，揭露蔣介石的陰謀，轉達我黨的政策和對傅作義的希望和要求，明確指點傅作義要順應人心，當機立斷，只要和平談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毀滅。

據劉老先生所談，他曾勸傅作義發和平通電停止內戰。傅作義將軍當時主要顧慮的是：一怕控制不了國民黨中央軍；二怕得不到共產黨諒解；三怕蔣介石轟炸北平；四怕對不起中央軍；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劉老先生把傅將軍左右為難的處境向我們反映，也對傅作義的錯誤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說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謂“叛逆”的問題時，對傅講過商湯反桀武王伐紂的故事。他說：“湯與武王是桀、紂的臣，後人不但不稱湯與武王是叛逆，反而贊美他們，忠君當忠於人民，而非忠於一人。目前國事敗壞成這個樣子，人民流離失所，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須改造，如果你能按照歷史的發展，順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會提壺送酒來歡迎你，誰還會說你是叛逆？”劉厚同在北平為和平奔走八十五日，由於勞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們稱他為“和平老人”，可以當之無愧。傅作義決定起義之後，劉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從此隱退，回到了天津。

鄧寶珊當時是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司令。我和鄧寶珊見面是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的家裡。鄧寶珊穿了一身國民黨士兵穿的灰棉軍裝，四方臉，語音沉重，一見面他就說：“我是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陝北電臺’的廣播我經常聽。”正巧我隨身帶著“陝北廣播電臺”記錄新聞宣傳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興。這次我們談論了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鄧寶珊先生對蔣介石必敗認識是明確的，談得比較投機。我對他說：“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勸傅先生趕快下決心和談，時間不多了，爭取北平和平解放，為人民做點好事。”他表示要極力勸說傅先生。當我問到榆林地區的情況時，他說：“先把傅先生的事談定了，至於我那個地方的問題好辦。”我說：“那好吧，等以後再商議吧！”這是第一次會面。

再一次和鄧寶珊見面，是在我解放軍圍攻北平，包圍圈愈來愈縮小，城內不斷聽到隆隆的炮聲，有些炮彈已經打到城裡來了的時候，還是在王捷三院長家裡見的面。看樣子鄧寶珊的情緒比較緊張，交談的時間較短。他說：“你能不能通知你們軍隊先不要打，給我個時間再與傅先生深一步談談。”我說：“我可以向領導反映。時間不會很長了，我軍已包圍北平，傅先生的軍隊走不了啦！再不下決心就晚了。”當時天津臨近解放，劉仁同志轉來中央軍委的電報，指出天津拿下後，傅作義可能起義，不過還是讓我們作兩手準備，如果傅作義不接受和談，即武裝解放北平。我按中央軍委的意思與鄧寶珊進行了交談，讓他促使傅作義快下決心。這次我沒有騎腳踏車，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灣子衚衕，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離得很近。談完話臨出門時，鄧先生說：“軍統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帶你一段路吧！”他用汽車把我帶到景山東街，我就下車了，離我家更遠了。按地下黨的規矩，我們的住處是絕對保密的。

第三次與鄧寶珊見面，還是在王捷三家裡。鄧寶珊一見面就喜笑顏開。這個人比較穩重，不輕易喜形於色。這次一見面，他就帶著微笑說：“傅先生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他決定跟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解決後，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兒冬菊叫到一起，親近的人一塊兒吃了頓飯。”傅將軍由猶豫到下了決心，這個決心是難下的。鄧寶珊將軍對促成傅作義將軍起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後知道，在我軍已包圍北平的情況下，是傅作義專程派飛機將鄧寶珊接到北平，來商談北平問題的。

接著，他提出要與我們軍隊領導進一步商談。我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絡，經領導同意，我與王甦同志研究，派了一位合適的交通員陪著他們出城，帶他們到我們軍隊的最高指揮部去。我們地下黨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事後聽說鄧寶珊將軍曾多次出城與我前線總指揮部商談起義具體條件和細節問題，不過後來就不需要透過地下黨來聯絡了。

傅冬菊同志是黨的好情報員，也是傅作義將軍的好女兒。在我們黨公開與傅作義談判的過程中，傅冬菊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之後，給傅冬菊的主要任務則是了解傅作義的動態。那時我和傅冬菊見面是在東黃城根李中同志家裡，我們幾乎每天見一次面。那時她還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每次見我，她總是高高興興地滿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傅作義有時思想鬥爭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對他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我們都很清楚，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這些都及時寫成電文，由交通員迅速送譯電員，再送地下電臺，直接報告劉仁同志，由劉仁同志及時轉給前線總指揮部。解放後，有一次劉仁同志談起這事，他說：“聶司令員（聶榮臻同志）還表揚了你們的情報工作。聶司令員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瞭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我們和傅作義談判過程中，傅冬菊真是一個好情報員。由於對傅作義的情況瞭解得準確及時，中央在組織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軍事進攻與政治爭取的配合上，結合得非常緊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無問題的情況下，掌握了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動權。

談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儲存了我國的文化古都，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鬥志，進一步發揮了統一戰線的威力，促使敵軍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國解放的程序。

解放前夕的北平，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我們的心裡卻都是興奮的，同志們都清楚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據城工部的指示，為了統一行動，北平地下黨的“學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等迅速聯合了起來，展開一系列的活動。我們數千個革命的、年輕的、有戰鬥力的、有著美好理想的共產黨員和先進青年，聯絡著各階層的廣大群眾，紮根在深厚的群眾基礎之中，更緊張地進行著迎接解放的活動：向敵人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給敵之黨政大小頭目郵寄、散發通令，告誡其各安職守，不準破壞，等候接收；瓦解敵軍，爭取起義。許多國民黨中、下級軍官被爭取過來，包括一些高階軍官也已準備起義，例如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副軍長黃翔已暗中保證起義，王甦同志聯絡的崇文門、西直門守敵已保證在我軍攻城時開城接應。可以想見我人民解放大軍攻城時遇到的將是瓦解了的敵軍和充分準備好了的配合力量。傅作義將軍經過很多思想鬥爭，終於率領 60萬軍隊起義了，此舉為人民立了一大功。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北平的解決方式“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

1993年 11月

作為對劉仁同志的悼念，我把我與劉仁同志幾十年接觸中一些主要情況介紹一下。

我是 1939年 2月在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阜平城南莊附近第一次見到劉仁同志的。

1938年 10月，我在抗戰學院任指導員、支部書記，帶著抗戰學院的幾十個病號在冀中平原打游擊。1938年底敵人大掃蕩結束，我們找到冀中區黨委的機關所在地，住了一個月，過了陰曆年，區黨委組織部長張鈞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到冀西去工作，仍然是搞衛生工作，那時我的思想是多走些地方，所以我表示願意，過了沒幾天，又找我徵求意見，我再次表達了我的意願。於是，我和冀中幹校的校長李長青、教育長陳學禮、原蠡縣的縣委書記李耀庭四個人結伴到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冀西阜平縣，這時是 1939年 2月，這是我第一次由平原進山。

到了之後，首先是張瑞華同志找我談話，然後是劉仁同志，主要問我過去做些什麼，聊聊天，我和李耀庭一起回到城南莊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李曾搞過高蠡暴動，張瑞華問我願不願意上黨校，我非常願意。我 13歲失學學徒，很想有學習的機會，小學畢業後有的同學上初中，有的上師範，我很羨慕。後來我和李耀庭一起去了離城南莊兩三里地的梨園莊黨校。到那之後，要我們改名字，我就是那時候改的名字，李耀庭因為有心臟病，所以改名為康健，我呢，因為時值春天，到達時又是傍晚，依稀可見月光下農民趕著牛在田裡耕地，因而取名崔月犁。從那時起，沒人知道我叫張廣胤，只知道我叫崔月犁了。

當時黨校公開的名字是工訓班，實則黨校。當時的校長聽說是彭真。沒多久，劉仁同志擔任晉察冀北方分局組織部副部長，他經常來黨校，多是找周榮鑫瞭解幹部，談幹部的分配、審查。張瑞華是幹部科長，他們常來，但還是見劉仁較多，劉仁身體不好，有胃潰瘍，有時需要打針，一般都是找分局的醫生田益給他打，有一次趕上我給他打，劉仁同志很過敏，一打針就很緊張，我給他打完後，他說“嘿，你打的一點都不疼啊。”後來有機會他就讓我給他打針，這樣和他就熟了。

1939年 7、8月，我們這一批學員畢業，周榮鑫要我留在黨校當醫生，我便留了下來，疑難的大病我雖看不了，但有三年學習看病的經驗，一般傷風感冒、拉肚子等常見病我還是能看的。

在黨校工作，與劉仁同志並沒有工作上的接觸，直到 1939年底我跟周榮鑫一起打游擊，1940年、1941年我帶著黨校的病號打游擊，都沒有和劉仁同志在一起，真正與劉仁在工作上直接接觸是 1942年底黨校臨時停辦後。

1942年敵後抗日戰爭越來越殘酷，處於相持階段，大機關都下放幹部到縣裡、基層、游擊區去開展工作。因此黨校臨時不辦了，我被調到分局機關，住在趙家莊分局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住的是組織部日常來往的幹部，首先見到了佘滌清。佘滌清那時已調到城市工作委員會工作，據說是 1942年初成立的，在延安中央“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口號的號召下，開展“敵後敵後”工作，我們本來是在敵後了，還要到敵人佔領的大城市，這叫“敵後敵後”。後來又見到劉仁同志，他問我願不願意到敵後大城市平津一帶做敵佔區工作，我說願意。我的簡歷上有 1937年初在北平流浪半年，又加上我有幾個老鄉在北平，所以組織上派我去北平。這時見到了李雪同志，他負責電臺工作及製造假居住證。因為日偽在敵佔區發放居住證，沒有的話就會被扣押。佘滌清介紹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及應怎樣開展秘密工作，如單線聯絡，透過社會關係逐步開展工作。不能與不熟的人發生橫的關係等一些秘密工作的原則。經過訓練學習，由李雪給我照了相，造了假居住證，於是我透過秘密交通從抗日根據地裡向平漢線走，那時我很緊張，因為在根據地與日偽周旋了好幾年，正面打交道卻沒有過，那時畢竟還年輕，23歲。

我由一個叫高金栓的交通員帶著，一塊兒從南管頭交通站去曲陽縣，南管頭村是游擊區，敵人有時去，我們游擊隊去是化裝的，敵人則是公開的，有時幾個連幾百人去搶糧，南管頭距定縣車站還有六七十里地。高金栓因為在游擊區見的敵人多了，他一副老百姓的裝束，我也穿著長夾袍，中式褲子，拿著居住證，兜裡揣著點錢，因為出去要住店、吃飯，交通線的負責人是周銘同志，他給我一路做好安排，另外還告訴我到了天津可以找他的哥哥周隆高，是在天津第一醫院當內科主任，周與他哥許多年未見面了，周隆高大革命時期參加過黨，不會有問題。

我先到了天津，找到組織上給我的關係。特別是劉仁同志讓我找協和醫院的吳大夫，是大革命時期與他認識的，找王光超大夫，我的老鄉。另外還有其他的人，1937年初我在北平流浪時，曾給我找事做，叫崔玉峰，是個制油墨的小手工業者，看了看他。這樣，我在北平、天津走走住住有個把月，還找到了沅慕韓家、陳鳳桐家，我找到這些關係後又回到抗日根據地，劉仁同志詢問了我每一個見到的人的情況，以及他們對我們的態度，問得很詳細。劉仁同志讓我住幾天，沒什麼事再回平津，想辦法能在北平、天津住下，找到事做，只要能站住腳，就是勝利。我在第一次出來時，就有同志這樣對我說，這回是要付諸現實了，我想也許會有人不怕共產黨，收留我，讓我住下，找點事做。

1943年 4、5月第二次出來，在天津周隆高給我找了在天津防疫大隊搞防疫注射的事做，還給我找了間地下室，同一個拉洋車的，還有一個做飯的住在一起，我和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1949年，解放後我還去看過他們。當時他們給我介紹城市的情況，因為他們對社會情況瞭解很多，這給我很大幫助。

在天津住了半年，這期間我也不斷往北平跑，關係越來越多。在天津我也認識了些學生、教員，但工作好像開展不起來。北平有學生運動的傳統，另外接觸的人比較熱情，開展工作的可能性大些，不像在天津交不上什麼朋友。1943年後半年 9月間，防疫注射完後我到了北平，到了後還不錯，住在鄭茹惠鄭老太太家，她給我介紹到北池子中西醫院。有了職業，開展工作就比較容易。這時我差不多半年回根據地彙報一次工作，我的工作簡單明瞭地說就是我認識的一些人，和這些人熟識的關係，透過這些社會關係來開展工作，單線聯絡，不能有橫的組織聯絡。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對大漢奸李守信的工作。他是蒙疆剿匪總司令，劉仁同志告訴我中西醫院院長鄭劍庵和李守信是好朋友，可以從側面瞭解李守信，但做李守信的工作要小心，要爭取他不要再跟日本人走了，但一定要慎重，不然容易出問題，後來實踐證明，李守信反共到了極點，根本爭取不過來，給日本人當漢奸當到底。1944年春和鄭劍庵院長去見李守信，李和我們談話中說：共匪好比壞水，到什麼地方那裡的老百姓也不能要。

抗日戰爭這兩年半的時間，差不多每半年回去一次，都是直接向劉仁同志彙報，彙報每一個人的關係、工作，出來時劉仁同志再向我交待新的任務，可以說是我的直接上級領導，這時我對他的印象是他脾氣不好，我有點懼怕他。但他對每一件事都非常認真，對什麼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是很可貴的。在解放以後的長期接觸中，我從本質上了解了他的很多優點。抗日戰爭時期，他對秘密工作很有經驗，警惕性非常高。我記得我發展了新民會的高階職員張德吾為中共黨員，有些冒失，劉仁對我好一頓批評。後來他又說：“行，用他。”我說：“怎麼用呢？”，他說：“叫他定期到邊區來，帶些宣傳品到城裡去。”考慮的結果是讓張德吾定期去取。這對我政治警惕性方面的教育作用是不小的，一直到現在，我對許多事情都有政治上的警惕性，有許多時候都是對的。

日本投降時，我們還沒有電臺，交通員來告訴我們，劉仁同志將帶著機關進北平，我們就在北平等著。劉仁到了西山後，通知我們具體在什麼地方，好與之接頭，我去過好多次，國民黨還沒進城時，我們的任務是在城裡找關係，拉敵偽人員投降，準備迎接八路軍進北平，將外面的佈告、宣傳品帶進來，分發出去。

解放戰爭時去西山幾次，那時候已釋出告成立北平市政府，準備進城，北平市委有劉仁、武光、周小舟（宣傳部長），在當時屬於機密，不向下通知。在西山見到了張學思，他管軍事，負責敵偽軍的工作。後張學思去了東北，劉仁等幾位同志在 11月進駐張家口，張家口也已解放，北平還沒解放，劉仁看進不了城，跟我說：“你要想辦法繼續隱藏下去。”因為日本人在時，我已經搞了好幾年地下工作了，迎接八路軍共產黨進城工作中，活動很多，有相當的暴露，幸好我是狡兔三窟，群眾關係比較好，住的地方比較多。我說：“可以，我想辦法繼續隱藏下去。”這時他在張家口，我也去過一次張家口，與劉仁見了面，告訴他工作開展比較困難，敵方正處於攻勢。當時國軍進城，也有成千上萬人歡迎，對國民黨統治存有幻想，只是後來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才使人民的幻想一點一點破滅了。另一方面，群眾對共產黨還不瞭解，共產黨沒有掌管過大城市，但還是希望有一個力量能比國民黨好些，逐漸逐漸地才傾向共產黨一邊。

解放戰爭這一段時間，學委的人也進城了，佘滌清為書記，其他成員還有孫國良、鐵鋼、陸禹等，我參加學委較晚，可能是在 1947年春天，任學委秘書長。這些幹部的任命都是劉仁同志的意見，這時我們在城裡開展工作，在學委討論，學委有誰回去，就向劉仁彙報。我去過一次張家口，後來還去過一次泊鎮。

三大戰役即將開始時，本來劉仁同志要帶我一塊見劉少奇同志，彙報城市裡人民群眾的情況，策劃城裡工作怎樣進行，但聽說淮海戰役打得正激烈，劉仁同志很著急，跟我說：“行了，你回去吧，告訴他們北平快解放了，叫他們快做準備。”我回到了北平。

直到 1948年秋後，這一段時間，佘滌清等多次分別回解放區去，我回去的不多。北京的組織除了學委以外，同時還有工委、鐵委、平委好幾個委員會，為的是避免國民黨破壞了組織，這是他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經驗。採取這種組織形式，對敵人有高度的警惕。這時有組織的活動已是可能的，不像日本統治時期，經常有學生遊行，小規模、上萬人大規模都有。毛主席後來把敵佔區學生運動喻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

北京的工作在解放前沒有被敵人破壞許多，這歸功於劉仁在組織形式上的設計。一個委員會中的個別人受到破壞，其他組織不受影響，還能繼續工作，而不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委。以這種組織策略同敵人作鬥爭是很重要的，在劉仁直接策劃下的工作是成功的，解放前平津地下黨的黨員發展到二千多人，進步群眾組織具體數字我記不清楚了，但總有五六千人。那時的黨員跟現在的還不一樣，現在的黨員有的起不到什麼作用，那時一個是一個，都起著積極骨幹的作用，活動、工作都很多，把這麼大個組織建立起來，不管是任何地方，從國民黨的機關，直到敵偽機關，國民黨辦的各種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差不多都有黨的組織或黨的進步組織，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工作是很紮實的，對北平的解放，順利地接管北平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對北京解放後人才使用的來源也做出重要貢獻，許多大學生出來都成為幹部，原來我們在國民黨機關的地下組織裡的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在解放後政府的各個部門擔任工作，這是很不容易的。了解城市不容易，管理城市更不簡單，需要一套適合大城市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方法。在這一方面我黨積極從事地下鬥爭，開展第二條戰線，使得解放後有成千上萬的幹部出來把城市管好，這是跟劉仁同志的工作分不開的，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和平解放北平來講，當然我黨的重點放在武裝奪取上，爭取傅作義將軍的工作是從 1948年初開始的，劉仁同志深謀遠慮，具體地了解傅的社會關係進行爭取，用了一年時間進行這項工作，最後爭取傅將軍帶領號稱 60餘萬（實際 40餘萬）軍隊起義，可以說劉仁同志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聶榮臻元帥在悼念劉仁同志的文章中提到北平的地下黨瞭解敵軍最高統帥的情況之清楚和及時是戰爭史上少有的，創造了和平解放的方式。

我與劉仁同志長期的經常的相處是在解放後。解放前我在地下黨黨委，主要做上層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工作，劉仁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視，很深入。我認識北大、清華、燕京一些大學的教授，他常常讓我帶著去拜訪。那時直接上門拜訪，這種工作作風並不多見，這種作風不是一天、兩天，解放後他作為市委書記仍然保持著。他常到較熟的教授家聊聊天，主要是瞭解他們的思想動態，另外也團結了一批高階知識分子，所以每年擬定政協會議名單時，他都很清楚。團結的這一批統一戰線的友人，多少年都沒變動過，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衝亂了，他們始終都是我們黨、我們工作中的好朋友。他們有的去世了，有的還健在，現在有些老人還是那時統一戰線的朋友。劉仁同志對統一戰線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不是口頭的，對社會上的議論，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意見，他都是親自到基層，在群眾中去聽，都是第一手材料。這種作風在我們黨中不多，我當時理解他，平時他不願意多見不大熟的人，可是他卻今天跑這兒，明天跑那兒，一抓農業就跑到公社大隊裡去，跟幹部聊呀聊，在地頭同老百姓聊聊，幹什麼呢，主要是瞭解情況，瞭解我們的政策到基層、到群眾當中反映出來沒有，執行時有什麼問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這個精神，從工作方法上講，在他的世界觀上佔相當重要的部分。

我們一直講聯絡群眾，聯絡實際，實事求是，我看把劉仁同志的工作作風總結一下，在全黨學習，對黨風會有大大的改進。

舉個例子，大躍進時，高喊畝產達到一千斤、五千斤，直到好幾萬斤的都有。劉仁同志就不相信，他今天跑這個地方：“你們的麥子打多少斤？”那兒的區委書記還比較實在，說不出口，他們就到地頭上看。

“老鄉，你們的麥子長得挺好，今年能打多少斤啊？”劉仁同志向老百姓問道。

“啊呀，一畝能打三百多吧。”“啊，真不錯，挺好，豐收了。”

區委書記、幹部們跟著他，還能說什麼呢？在地裡親眼看，親自詢問，親耳聽，這就是他的作風。

後來浮誇風越刮越大，說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我被劉仁派到下面去蹲點，他說：“你去中蘇友好公社吧，在石景山。”我說：“好。”我很願意蹲點。我在那兒住了一年，他個把禮拜去一趟，他主要去兩個地方，一個是我蹲點的地方，是農村，那時農村工作就只管生產，其他像學校、醫院、商店、服務性食堂全交給公社，這些方面社會化，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憑那時我們的條件是做不到的，他去農村主要看產量；另一個就是去工廠，到周冠五那兒，也是三天兩頭，問得很詳細，瞭解生產方面情況，對鋼鐵廠瞭如指掌。前幾天開劉仁同志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時，碰見周冠五同志，他說：“啊呀，我們現在的計劃還是那時劉仁同志和你給定的，沒有那時的計劃，我們搞不成現在的規模。”石景山鋼鐵廠這麼大的企業經過這麼多曲折，能搞成現在這個樣子，還把美國三百萬噸的鋼鐵廠給買下來，把秘魯一千多萬噸產量的鐵廠給買了，還成立了國際海洋運輸隊，多少億的利潤，工人生活相當不錯，職工積極性調動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不能不說劉仁同志對石景山鋼鐵廠做出了重要貢獻，打下了思想底子、計劃底子、政策底子。文革後，周冠五承包了鋼鐵廠，一下子把企業搞上去。為其做出重要貢獻，從歷史上講，劉仁同志是第一個，我雖然也到鋼鐵廠轉轉，但我的任務主要是搞公社。首鋼的發展可以代表劉仁在抓工業上起的重要作用，他常把管工業的部長像陸禹、宋汝棼找去談話。

1958年，聽說徐水已進入共產主義了，我去了一看，棉花長的就那麼回事。“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我以這個來向社員講話、做報告，“現在吃飯不要錢，以後坐公共汽車、坐火車都不要錢，隨便上。”後來我給自己總結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劉仁同志差不多兩個星期，有時是一個星期去公社一次，看看麥子長得怎麼樣。“這麥子長得不錯，你看一畝能打多少？”劉仁問。“這在 北 京 郊 區 是 數 一 數 二 的，”我 說，“老 百 姓 說 頂 多 四 五 百斤。”“哦，能打這麼多。好，這個麥子不錯，有的地方說能畝產上萬斤，這不是瞎胡說嗎，你給我種點試驗田，好不好。”我說：“好。”“量出尺寸來，老百姓認為產量最多是撒多少種？”“十五六斤吧。”“那你就從七八斤開始，十斤、十五六斤、二十斤、三十斤、五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看種一百斤種和二百斤種，產量是多少。”我就在石景山搞了一塊試驗田，量出來，第二年麥收時，最好的是撒種十七八斤，不超過二十斤的產量最高，二百斤的好多種子出不來，出來的穗也莠不出來，施肥料也不行。不光是我這兒，他還讓衛戍區、公安局的人在城北、城西搞了幾塊試驗田，這樣就有發言權了。

許多地方都上報能打一千斤，能打五六百斤真不錯了，不像現在科學技術發達了，有雙千斤，那是許多年前，生產水平還落後。不僅在群眾中徵集意見，還自己搞試驗，找依據，這是劉仁同志聯絡群眾，聯絡實際，實事求是在工作中的集中體現。

1975年我總結了幾句在監獄中的感想，其中第一句是“革命征途曲折多，實事求是最難學”，我坐監獄時，從劉仁那裡受益非淺，他挨過整，但從不整別人。他告訴我：“你要捱整，可一句瞎話都不能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編造瞎話。”確實是這樣，因為第一，共產黨不能說瞎話；第二，瞎話越說越麻煩。劉仁在監獄呆了四五年，一想起來我就忍不住悲痛。我在秦城監獄住了差兩個月八年，才進獄突擊三個月，突擊審問。由康生批的檔案中這樣寫道：“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罪該萬死，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式的審訊工作，讓他們繳械投降。”我出來後才看到這個批件。文革中，我並不知道劉仁同志進監獄，因為都是單人牢房，誰也見不著誰。文革前長期與他在一起，談到張三李四的問題，談到如果有運動，他說如果自己被整或遇上麻煩事情、不痛快事情都不能說違心的話，我牢記著這句話，進了監獄，突擊審訊三個月，三天三夜一個回合，休息三四天，然後進行第二輪，反反覆復。我記得在審問我和劉仁的關係時，他們說：“不准你說劉仁，更不準說同志，他是大特務。”“他是大特務，我不知道。”“你怎麼他媽”於是揍我一頓，我說劉仁是 1927年入黨的，我是 1937年的不知道。入黨的，他入黨比我早 10年時間，他是大特務我怎麼知道呢？為此，剛進監獄時，我總跟他們辯，後來發現這麼辯下去不行，越辯打得越厲害，於是乾脆不說，兩個眼睛打得腫得看不見了，還打。“你交待和劉仁的關係，只要說到劉仁，前面必須加‘大特務’，不然小心點！”後來，我連劉仁的名字都不提，他們問什麼，我說什麼，有時說忘了，劉仁兩個字一下說脫了口，他們上來就一頓打。“叫你加‘大特務’，你故意不加……”我不言聲，以後我記住了，什麼也不說。他們就是想搞逼供，想從我嘴裡說出劉仁是大特務。住監獄時，我從不編造假話，這是因為長期在劉仁同志領導下工作，受益不小。

我跟劉仁同志關係比較密切，我常去他家，他去郊區、去工廠、找民主人士等，找哪些幹部瞭解情況，差不多都是我陪他去，有時一陪轉一天，有時下午出去晚上很晚才回來，經常如此。他的作風、思想，我瞭解得比較清楚，他脾氣不好，但正像給他開車的老司機說的：“他就是一個刀子嘴，豆腐心。”他不整人，在整人問題上，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三反五反時，說有百分之多少的老虎要打出來，看來劉仁同志是不贊成的，那時在市委聯絡到一些上層人物，工商界的，在聽各區區委彙報，比如宋汝棼彙報時，他跟宋汝棼一爭論就是一個晚上，他一個一個問，說到哪個人，他就說：“那就稱為老虎嗎？你沒說清楚，你再去調查。”這樣就否定一個，再說到其他人時，他又說：“那就是老虎嗎？誰給你的材料？你自己調查沒調查。”一爭論，就把虛假的東西都剔出去，他才滿意，一搞就是十二點、一點，就這樣一個一個來。這種求實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小平同志不是說：“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的精髓”嗎！我看一點不錯，馬列主義沒有客觀的實踐真理作為標準的話，馬列主義就成虛的了。

我的印象裡，在抓五反時，他完全同意的很少，相反總是往下扒拉，這在運動中是很不容易的。反右派時，我的工作比較忙，反右主要是非黨、民主人士，都由統戰部來管。我們提出來，首先向劉仁同志匯報，哪個人怎麼樣，哪個人如何，從來沒聽到由他嘴裡說出來這個人確定是右派。後來市委召開座談會，我負責統戰部召開座談會，之後到他辦公室彙報。他常把區裡的幹部找到他的辦公室談工作，他問下邊：“你們隨隨便便給人劃右派，人家夠右派嗎？人家說幾句錯話，就是右派了嗎？”有一次我碰見他和西城區委書記楊伯箴談到在中小學裡劃右派分子的事，他明確指出不能劃那麼多，而且有的人是好心提意見，但講出的話不大好聽，內容並不錯，指出工作中的缺點，怎麼能隨隨便便劃成右派呢？他對下邊批評得很厲害，教他們要好好調查、分析，把個人的歷史聯絡起來，全面地看，不要因為幾句話就把人家劃成右派。同時他跟我個別談話時說：“你說咱們召集人家非黨人士開座談會，把人家說的話都集中起來，一上綱上線，就成了反革命，就是右派了，這麼幹好嗎？”我說“反正是有問題。”他說：“這麼一整，以後人家非黨的還敢說話嗎？”我聽他評論不只一次兩次，他對反右是不大讚成的，在日常工作中堅持能少劃就少劃，能不劃就不劃，能劃箇中右，就不劃右派。到中央去彙報全國性的右派，像毛主席點了名的費孝通，還有一些高階的民主人士，我是統戰部長，就和劉仁一塊去向周總理彙報，彙報到錢端升，一位有名的教授，參加過一個國際協會，卻被當作反革命組織，總理說：“參加這樣的組織，還算是反革命嗎？那喬冠華也成反革命了，喬冠華在香港時，這類組織也參加過呀，他不也成反革命了嗎？”我去中宣部匯報時，康生本來一直稱病，這次卻精神飽滿地來了，彙報到費孝通有些言論時，康生說：“這還不夠右派嗎，綱領性的言論嘛，這還不夠反黨反社會主義呀。”他隨便地就上綱上線，一貫整人。我那時對康生沒什麼瞭解，透過文化大革命才有所瞭解。

對於反右派，劉仁本人是不贊成的，對一些平時跟他很熟的民主人士被劃成了右派，他覺得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不能翻臉就不認人，把幾個有名的民主人士劃成右派後，他說：“你還要看看他們。”因為劃成右派，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也是統一戰線。我去的時候，也說不出什麼，我去看望時，那些人感動得不得了。

在大的政治運動中，“大躍進”、“三反五反”、“反右派”、“廬山會議”、“反右傾”，他說：“咱們‘左’了吧，怎麼又反右呢？”後來反右傾，我不記得在統一戰線裡再搞什麼，主要是作為一般口號，真正劃成右傾分子的很少。我不記得在北京幹部裡給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只是進行一般教育，不再像反右派那樣幹了，在大的政治運動裡，能有這樣高的政治水平，沒有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與劉仁同志相處，給我印象最深也最讓我佩服的就是這些，工作抓到底，件件落實，每一個環節都不能是虛的，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抓工業，抓農業，抓統一戰線，北京的工作之所以做得比較紮實，他的貢獻是很大的。除此以外，我接觸最多的就是衛生，他在衛生方面認識的人也很多，有名的大夫，還有幹部，有時到醫院轉轉、看看，我本來是搞統一戰線的，後來又新成立衛生體育部，讓我負責，單抓衛生。他很重視衛生，對首都衛生有一套設想和佈局，從基層組織、區級組織到市級組織，不光是想法，而且建成什麼樣的醫院，多少人口，各級應當建多大規模，都付諸具體規劃。剛剛進城不久，就把同仁醫院給改造了，建了一座很大的樓，因為同仁醫院醫療任務比較大，這是在他直接指揮和關心下搞起來的。我曾經去同仁醫院與院方商量他們這個大樓怎麼個蓋法。以後接著是宣武醫院、兒童醫院、朝陽醫院、婦產醫院、積水潭醫院等，友誼醫院是最早建的，也是他非常關心的。從發展衛生事業來講，醫院的發展，主要的大醫院都是他親自指揮，讓工程技術人員設計多大規模、建在什麼地方，一個工程下來，說不清他要去多少次。如果沒有文革的話，一些醫院早就蓋起來了。不但如此，他對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很重視，他跟我說：“把我們郊區的縣醫院搞好，再建縣以下的區級醫院，規模小一點，不要太大，太大技術人員不夠，有二三百張病床的縣醫院就能解決問題，再配備上裝置。”不只是這些，衛生方面人才的培養，也是他一手搞起來的，他說：“老崔，北京醫學院是全國性的院校，統一分配，一年給不了咱們幾個學生，咱們蓋這麼些大醫院，很需要大學生，外省市也不能給咱們啊，一個大醫院一年輪不上幾個人，多少年才能配齊，咱們是不是自己建醫學院？”我說那當然可以了，就是沒有教學人員，他說能不能想辦法讓北醫分出一部分，我說這倒是個好辦法，於是我就去跟北京醫學院商量。我說明來意，並表示這是劉仁同志說的，市委定的，他們不好拒絕，就列出一部分教師讓我們挑。後來建起了北京第二醫學院，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第二醫學院會建得更好。現在它已改為首都醫學院了，規模更大，裝置更好。開始時，跟一箇中專學校差不多，大學教師來了，雖然是二三流講師，講課講得也不錯，學生的後期實習很多，同仁醫院、宣武醫院、朝陽醫院、積水潭醫院、兒童醫院都做它的實習醫院。學院專門成立兒科系，培養兒科醫生。除了醫學院，還成立了北京工業大學，這也給北京的人才來源解決了很大問題。教育方面從小學教育到蓋校舍等等，都飽含著劉仁同志的心血，沒有這樣一位領導人，首都的衛生事業、教育事業還有其他方方面面都搞不成那麼大的規模。領導同志若只是口頭一句話，沒人盯著幹，沒具體措施，就落實不了。蓋一個大醫院，幾百張病床，上萬平方米，錢怎麼籌劃，怎麼設計，錢不夠了，都是他親自跑，親自說，召集各方面想辦法。

文革前17年時間，我不知道他具體在什麼時間入的獄，我是 1967年7月9日被抓起來的，這之前，以我個人的評價，不是否認上面的領導，也不是否認下面的同志，從付出的精力、勞動來講，劉仁同志在工業、農業、文化教育、衛生事業上做出的貢獻最大，給首都北京的建設與發展打下一個很好的工作基礎。在政法方面，他更是親自過問，把公安局、檢察院的同志找來針對案件一個一個問，工作怎麼做，對內對外如何開展。他所付出的巨大的、辛勤的勞動，為恢復首都建設，為今後的工作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改革開放後北京建設的步伐很快，沒那時的基礎，不可能有今天飛速的發展。

劉仁同志優點是不少的，不是說他沒有缺點，誰都有優點和缺點，但他的優點更為突出。比如說聯絡群眾，我在領導中看到像他這樣深入群眾，瞭解群眾疾苦的是不多的。工廠有問題，就到工人中訪問，農村有問題就深入農村。三年困難時期 1960年春，當聽說永樂店餓死人時，他夜裡一點把我叫起來與他趕去探望。他覺得自己負的責任很大，在首都北京有餓死人的現象，對我們黨和國家造成的影響很大。如果說當官的話他的官也算不小，他當時是中央的候補委員，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能 跟 毛 主 席 說 上 話，周 總 理 更 是 常 能 見 到 的。 人“五一”、“十一”遊行，他親自組織，他不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叫我們照顧好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他則每個地方都看看，有沒有問題。他就是這樣，中央有什麼新的指示，他馬上四面八方地走，經過佈置，看貫徹得怎麼樣，從說一直到做，到落實到下面的幹部群眾中去，看貫徹過程中有什麼問題，原因在哪裡。老百姓不贊成吃食堂，他把我派到大紅門蹲點，專門研究食堂。我去的大隊有百十來戶人，贊成的不讚成的，至少分成三類，回來向他彙報，他問：“怎麼樣，老崔，吃得怎麼樣？”“小米飯唄。”“吃得飽嗎？”“定量給，農村飯量大的能不能吃飽就很難說了。”時間越來越長，群眾堅持不住，怨言越來越大，“根本吃不飽，弄點清湯掛水，吃他幹什麼，我們家得要十個窩窩頭才夠，給我五個能夠嗎？”“唉，看來基本上是不願意吃食堂。”浪費很大，那時我們也沒有那個經濟力量吃飯不要錢，可他也不能多說什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一點，劉仁同志雖然不能說是學到家了，在我所瞭解的幹部裡，還沒見過他這樣的實事求是的。

當時彭真同志比較忙，主要抓方針政策方面的大事，與他這麼一個抓實際的人配合，北京的工作搞得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幹部隊伍也是相當不錯的，幹部的水平，因為離中央近，一般來講，也是相當不錯的。所以文革把北京市委搞成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也沒抓住什麼。四人幫江青這麼一弄，把北京市委就搞解體了，損失巨大。如果在文革前培養起像劉仁同志這樣的幹部隊伍，延續下來，我們的事業可以搞得更好。

路線、方針正確不正確，是個關鍵。我在監獄時，把毛主席語錄都背下來，其中我記得很深的一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真是黨的生命，如果政策錯了，那黨的生命就受到威脅了，如果政策好，執行不下去，組織路線不能保證，也一樣，機關都是官僚主義，門難進，人難見，臉難看，下級來了見不到負責幹部，就更別說老百姓了。這樣脫離群眾，黨的方針、政策怎麼貫徹，怎麼能跟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不可能的。

我幾次有機會都想講講劉仁同志，但每次提起都很激動。他住了五年多監獄，死在監獄裡，我住了差兩個月不到 8年，我沒死在監獄，出來了。可以說我與他同呼吸、共命運，在入獄前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二十七年，如果加上監獄，是三十二三年。在這三十二三年的過程中，我經歷了青年時代、中年時代，都是我的黃金時間，可以說我革命的黃金時代是跟劉仁同志在一起度過的，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所以他在我的記憶中特別深，對我的影響和教育也很大，他是公認的脾氣不大好，但他是不整人的，愛護幹部的，正像他的司機說的：“刀子嘴，豆腐心。”他對我的批評三十多年裡也只有一兩次，批評主要是為我好，較嚴厲的一次是我發展張德吾入黨，因為他怕我被特務、日本人害了，後來我一想，確實危險，在敵佔區發展一個高階的新民會漢奸組織的職員，應當多觀察觀察，經過一二年實際考察，再發展入黨。除此以外，我就想不起來他還批評過我。他並不跟我發脾氣、發火，他的嘴很嚴，出格的話他一點也不說。而且談問題時也常跟我暴露他的思想。反右派時，他說：“這樣下去，人怎麼敢講話。”1998年 2月 25日，崔月犁同志在鮮花叢中含笑離去。人們的哀思凝成入雲的豐碑，人們的淚水化作一曲曲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