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趋不忘为人民——六十年革命生涯自述 《月犁》

1920年 1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平原地區深縣的一個普通的農村人家，當時正是國內軍閥混戰，連年歉收，民不聊生，廣大的農民在水深火熱中煎熬度日。那時，我們家是中農，不虞溫飽，還能送我去上學，而我的同學多數是貧農家庭，生活艱難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只好做些小生意維持生活。他們有的去賣豆腐腦，有的去賣山藥蛋。到 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蠶食東北三省，農村經濟日益凋零，我家的生活也捉襟見肘，愈來愈艱難了，常常要舉債度日。記得十三歲那年，家裡已無力供我上中學，小學畢業就輟學去當學徒了。

回憶我的童年生活，有兩個人對我的影響最大。第一個是我的奶奶，一個典型的老式農村婦女。她信命運，愛燒香拜佛，初一、十五都要燒香祭神，年節間更是龍王、灶王一起拜。我小時候很淘氣，不懂什麼神呀仙呀的。每當奶奶虔誠地燒香拜神，我會瞅個空把香拔起扔掉，惹得奶奶說氣話，罵我不得好死。小時候最盼望的是過新年，家裡總要殺豬蒸饃，有時我就拿一點去送給路過要飯吃的人。奶奶有時捨不得，只叫給窩頭，可她本性是很善良的，心腸軟，只是在嘴裡嘟囔幾句，並不阻止我。奶奶因操勞家務積勞成疾，過早地去世了。直到現在，我一想起她老人家，還忘不了她的音容笑貌。

對我影響最大的第二個人是既嚴厲又不大顧家的父親。上小學時，我的老師是師範畢業生，脾氣很不好，常常打學生，我是個淘氣包，捱打的機會就多，他們用藤子棍打我的腦袋，腫起棗子大的包，要個把月才能消腫。我一到學校就發怵。偶爾逃學一兩次，又得受父親的重罰，打得更兇。這樣勉強上學，只能得箇中等成績。我父親有個優點是同情窮人、好交朋友，做小買賣的、要飯的，三教九流都交往，甚至還認識一二個土匪頭子。他對家裡人粗暴、蠻橫、不講理，對外人卻比較寬厚，家境好的時候，吃喝玩樂，吹拉彈唱在家鄉一帶都出了名。他又是幹農活的好把式，耕地深淺合適一條線；特別是梆子胡琴拉得好，廟會、社戲都少不了他，甚至乾旱求雨唱大戲，外村也來請他。

除了奶奶和父親，和我最親、感情最深的是我的母親。她是一個志 不幸的人，一輩子以淚洗面，沒過過好日子。母親在家是獨生女，出嫁不 來我家後，侍候公婆相夫教子，沒有一點地位，常常受父親打罵，直打得忘 精神錯亂，整宿整宿地哭泣，由此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產生了一種報復人 心理，甚至立志長大了一定要為母親報仇，把父親打個半死才解恨。

我還有三個姑姑，她們也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大姑嫁了一個富家紈絝，丈夫吸大煙，吃窮了家當，日子難過，就跳井自殺了；二姑家裡比較貧困，丈夫是個整天神魂顛倒不事生產的懶漢，她只好帶著一個孩子常常回孃家住；三姑的丈夫是個大學生，看不上農村人，三姑常是一人獨守空房，根本談不上夫妻恩愛。女性是這樣，男的也逃脫不了封建婚姻的束縛，我有個哥哥也是包辦婚姻，娶了個大他六歲的媳婦，主要是娶“勞動力”。

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十三歲小學畢業後也重複了這樣的命運，家裡給我找了個大我八歲的姑娘。當我堅決的抗議無望時，激發了離家出走的念頭，我提出要去當“學徒”，父親很痛快地同意了。很快把我送到劉錫九表哥那裡。經他介紹，我終於在束鹿縣位伯鎮中西醫院當了學徒。我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一定咬牙堅持到出師，日後當個醫生，治病救人。從此我走上了一條自力更生的道路。

位伯鎮中西醫院是束鹿縣的一個小醫院，全院總共才五個人，院長是剛從河北醫科大學畢業的一個二十七 八 歲 的 青 年，從 醫到 五 年。是他帶著自己的弟弟和我的兩個師兄，一個二十五六歲，一個才比我大一歲。我 是 抱 著 學 本 事 的 目 的 來的，做事勤快認真。這座醫院設在一座四合院裡，規模齊全，北房四五間，西房是藥房、手術室，南房是病房，設一個土炕，鋪上席子，鋪蓋由病人 自 己 帶，最 多 收 二 三 個 病 人。不過，院長是正規醫科大學畢業的，

醫療技術全面，一般農村的常見病都能治，名聲不錯，什麼接個生啦，難產啦，急救啦，包紮外傷啦等等，門診病人特別多，每天常有十幾個人來看病。我們幾個學徒，不是真正地來學習醫療，實際上是當勤雜工，擔水、做飯、掃地、洗衣，什麼活兒都幹。總之是侍候院長和其他的工作人員。他們晚上打牌，我就給端茶、倒水，直到通宵夜戰，玩到凌晨一二點是常事，說餓了，還得立馬做飯給他們吃。偶爾打到後半夜三四點鐘，更是困得不得了，打個盹兒也常被叫醒。當時真盼望能有一天讓我踏踏實實睡個大覺，那簡直太幸福了。

最令人憤憤不平的是，第二天他們可以睡懶覺不起床，我卻得連軸轉，又得擔水、掃地、做飯……。

就這樣，終於把三年苦力幹下來了，也多多少少學了一點醫藥知識。三年辛苦也使我有了三個收穫：第一是洗菜、做飯等家務活我全會了，苦和累都不怕了；第二是醫生看病時邊看邊學，也能看些普通感冒志 小病了。院長人不壞，有機會就教我開個方，抓個藥，打針、拿藥等護士不 的工作我都能做了。最大的收穫是我對醫療專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忘 有一點兒空閒時間就去學習有關內、外、婦、兒、病理、生理方面的醫書。人 從不懂到懂，逐漸掌握了生理、病理等基礎知識，在院長允許下，看一些普通的小病。三年學徒的努力和實踐，使我取得了相當於現在中專程度的醫療水平，不至於誤人性命，為參加革命後當醫生打下了基礎；第三個是最根本的收穫，也就是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由於生活在社會中，聽的見的時事社情多了，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關心了，也朦朧地認識到學當醫生，不但是為了自己的前途，還要奔著更高的前途。

單身生活，業餘時間多，結交朋友多。在醫院旁邊的區公所裡，我認識了一些文學青年，從他們那裡讀到了魯迅、巴金等作家的小說。雖然魯迅的文章比較艱澀不好懂，但讀著還很有興趣，巴金的小說是越看越愛看，對我的影響也比較大。

當時日寇佔領了東北三省，不斷向華北滲透。日偽在冀東成立了24縣偽自治政府。1931年前後，隨著日本侵略野心的暴露，中華民族的危機，促進了民族覺醒，抗日義勇軍、大刀隊等類故事時有所聞，抗戰的意識日益強烈瀰漫在人民中間。報紙常有日本鬼子殺人放火的新聞和蔣介石反共剿共的訊息，都使我多了一些思考：報上稱共產黨是“共匪”，我在家鄉時聽說的共產黨是反對有錢人的，為什麼要剿滅他們呢？當時我心中有一種無法言喻的神秘感，共產黨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當我聽到朋友們議論時局，揭發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消極抗戰、積極鎮壓的政策時，雖然還不太理解，但從此關心國家大事的思想已經牢牢地樹立在我心中了。我如飢似渴地找各種進步書刊來讀，也常常參加到國事議論的場合裡，再結合自身家庭、婚姻的苦惱等原因，漸漸地蘊育出一種對現實不滿，有了一種要尋求出路的願望。國事家事逼迫著我去尋找革命的道路。

1936年蘆溝橋事變突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在這種洶湧的同仇敵愾的氣氛中，我的思想意識中反對有錢人欺壓窮人、抵制家庭包辦婚姻和尋找自身前途的三種內在情緒結合起來，終於使我下決心要飛出牢籠。在那年春節，我帶著三年學徒積攢起來的三塊大洋出走了。

三年的學徒生活結束了，一個謀職求生的現實問題擺在我面前，我常常自問：明天的出路在哪裡？老家我是不會回去的。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叫馮湘水，他家境殷實，正在北平五中讀高中，我和他關係很好，常互相幫助，一直保持著聯絡。於是，考慮再三，決心到北平去找他，1936年春節前夕，我毅然告別束鹿，踏上北上的征途。

大年三十，我帶著僅有的三塊大洋，跋涉三十多里，到了辛集鎮，儘管飢腸轆轆，也不敢多花一文錢，繼續趕路。不幸的是到達汽車站才知道因年關汽車停運，無奈只好臨時住進一家兩角錢一個鋪位的雞毛小店。等到第三天才搭上汽車直奔石家莊，在那裡又等了兩天，為了節省著花錢，每天都是買零食餬口。那天下午花兩元錢買到了火車票。

火車開得很慢，悠悠地駛向北平，直晃盪到午夜十一時才到達。一出車站，首先看到了在夜幕襯托下的雄偉的前門樓子，從前我在香菸匣上見過它，感到很親切。不過我分辨不了方向，把大前門看成朝東開的了。這個錯覺使我好多年也轉不過向來。

呵！北平真大，我正在四處瀏覽時，看到一排排洋車停在站外，車夫們都在拉客人兜攬生意。其中有個中年人來招呼我：“先生，您到哪兒？我拉您。”我是急著去找馮湘水，不問車錢就坐了上去，說：“我到北新橋大二條。”只見他邁開雙腿，一路小跑，滿頭大汗，大約個把時辰，他停車回頭說：“到了”，這時我才問他車錢多少？他說三角錢，我實在有些不忍心，給了他五角錢。馮湘水就讀的五中在細管衚衕，是很有名的中學，不用打聽，就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家學生公寓找到了他。他的屋裡住著三個人，另兩個是四川人，有一個叫劉延舉的同學，是地主家庭的闊少爺，聽了我的陳述很同情，主動提出在我沒找到工作時，由他和馮湘水一起照顧我的生活。按那時的物價水平，一個月有四五塊錢就可志 以生活了。我每天早點花五分錢吃一碗粥，一個火燒，一根油條，中午不 一碗滷煮火燒，一角錢；晚上一頓五分錢，總共才兩角錢。就這樣，我一忘 邊找工作，一邊在宿舍裡自學文化，看巴金、茅盾的小說，認真地看了魯人 迅的雜文集，報紙也是天天讀，使我知道了好多事。像“七君子事件”，一批愛國人士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等，被國民黨政府以“妨害民國”罪抓去公審，宋慶齡等仗義在法庭辯護，讓我懂得真理和正義在哪一邊。我還曾經歷了 1935年“一二·九”運動，學生們要民主，反日侵略的口號，學生們憤慨地揭露蔣介石打內戰、不抵抗的行為，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堅決地站到學生這一邊，心中朦朦朧朧地有些衝動。盡管我還不知道“共產黨”在哪裡，可同學們的激烈言辭、進步思想對我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當然，失業的處境使我沒條件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但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正在升起的嚮往“革命”的意識了。

我來北平的目的是找工作，否則坐吃山空，會使我無法生存下去。

正在我到處奔走託人拉關係，心中十分著急時，有一次遇到了一位深縣的老鄉崔玉峰，他在北平開了個小鋪，做油墨生意，認識協和醫院的總務科長，也是深縣人。他知道我學過三年醫療，會看病，想介紹我到那裡去工作，卻遭到這個洋人當家的醫院的拒絕。他又一次伸出手支援我，透過宋哲元的一個部下，駐守在古北口軍營裡的總務，答應給我安排一個位置。由於我找工作心切，當天就坐火車到沙城，換乘汽車到赤城。赤城離古北口還有隻通牛車的上百里土路，不得不老牛破車足足走了三天才到營部。

這年冬天特別冷，我穿著棉襖棉褲，坐在牛車上凍得直哆嗦。三天來白天都是在牛車上度過的，晚上住在又髒又擠的小店，真是活受罪。這位軍官倒是很幫忙，說團裡讓我當軍醫兵，等我去報到。我一踏進團部，就看到一個穿大皮靴的軍官正在狠命地打勤務兵，心中不免生出一種怨恨之情。我曾天真地以為這裡是平等的、沒有壓迫的地方，看到這一情景之後，我不想再留下來了，於是跟介紹人說，我幹不了。當然這不是真話。他給了我三四元路費，我又原路返回，走到沙城，在小店裡染上了蝨子，渾身奇癢難當。用開水一燙，水盆裡浮了一層蝨子，那個膩煩就不用說了。

回到北平，我又過起了失業的生活。除了到處去求人求職，有時閒得慌就去逛大街，逛天橋，那裡是勞動人民的“天堂”，有不少人靠拉洋片、說相聲、摔跤、算命、賣野藥等謀生，這裡也混有妓女、流氓，是社會底層“三教九流”集中的地方。由於常常去，到處轉，使我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老百姓的生活。

五個月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找到工作，正在我走投無路時，收到一封安平縣表兄劉錫九的來信。他在那裡幫人家開了一家耀西醫院（主人姓羅名耀西），要我去幫忙。我二話不說，與馮湘水說明情況，告別生活了五個月的古都北平，到安平耀西醫院安頓了下來。在這裡，使我接觸到共產黨，聽到黨員們從事地下工作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引發了我入黨幹革命的強烈要求。原來，安平地區很早就有黨組織的活動，是冀中一處根據地的控制範圍，耀西醫院原是黨組織的交通點，來來往往執行各種任務的黨員常在這裡歇腳，表兄和他們都很熟悉，他做掩護工作。有一個名叫吳建民的同志，是當地領導幾個縣的地委書記。我在六月份開始認識他，幫著做些傳遞資訊的工作。半年以後在與吳建民同志談話後，他作介紹人發展我和錫九表哥入了黨，時間是 1937年 10月。另一個介紹人劉品端，原是地主的小老婆，因不堪壓迫參加了革命。我的這兩位入黨介紹人先後都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吳建民同志1941年準備去延安參加“七大”，與冀中軍區書記魯奔一起，在穿越同蒲鐵路時被埋伏的敵人殺害了。劉品端同志也是在 1941年敵寇對冀中平原大掃蕩時無處躲藏，面對敵人引爆手榴彈壯烈犧牲了。我永遠地懷念他們的革命功績，是他們引導我進入革命隊伍，使我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冀中平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地方武裝抗日鬥爭，安平的耀西醫院領導人來往頻繁，醫院裡一共三個人，我和錫九表兄是黨員，還有一個男護士，因此這裡是非常安全的地方。“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情緒日益高漲，冀中地區的領導人呂正操同志帶著東北軍一個團留駐這裡，和地方黨也有了聯絡。在雙方配合下，冀中地下黨活動十分活躍，那時黨沒有完全公開，於是在呂部的基礎上，成立了冀中抗日自衛軍，在戰鬥中日益發展壯大。呂正操同志也來過耀西醫院，他穿著一身灰布制服，是一個四十餘歲、英武豪邁的軍人。還有一個深縣老鄉、我上小學的教員馮朋壽同志，他入黨較早，此時已是冀中區政治部負責人之一，也常到醫院來。共產黨不僅在安平，乃至整個冀中地區都已經普遍存在，抗日戰爭初期各級組織都有很多活動。

當時，我們在安平縣委直接領導下工作。縣委書記閆子元，是我黨的優秀幹部（解放後是中國人民大學負責人之一，現已八十多歲了），楊秀峰同志是冀南行署主任（解放後曾任教育部長），在他的倡導下，為了培養各級抗日干部，冀南與冀中聯合辦了一個抗戰學校，吸引了幾千名熱血青年投入到這座革命熔爐裡來。常到這裡來演講的有冀中區黨委黃敬同志等人。我因為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更好地為黨工作，就申請去學校學習，組織上批准了我的申請。抗戰學校共設兩個分校，一是民運院，一是軍政院。我進了民運院，那裡有學員兩千多人，軍政院學員也有一千多人。學院院長由楊秀峰同志兼任，教務長沈厚慈是國民黨員，教務主任是吳燕農（楊秀峰同志的夫人），學院聘請的教員都是在各個領域中的著名人士，如教“抗戰文藝”的是著名作家孫犁，教“社會科學”的是學識豐富的王曉樓。抗戰學院注重培養能文能武的抗日干部，一期三個月，學習很緊張，除了學習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還學習科學文化等。

我 6月入學，8月畢業。由於校內黨員少，而且尚未公開，我被留在校醫院當指導員和黨支部書記，支部工作還有吳燕農和吳立仁兩位同志。立仁同志是內戰時期入黨的老同志，解放後任四川化工學院院長。他們擔任的課程是國際、國內形勢和一些實用知識，很受學員歡迎。在短短三個月的學習中，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提高得很快。為了便於工作，組織上要求我入學時把原名張廣胤改為張志澎。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開展，日寇的侵略變得更為殘酷。1938年 10 忘月，天氣已經很冷了，日寇向冀中地區突然發動了第一次大掃蕩，為了配合反掃蕩鬥爭，儲存幹部學員，加強戰鬥力量，學院黨委決定全體分散活動，學員都下到各區基層，參加實際鬥爭。學院直屬的校部人員，做各種備戰工作，把藥品等物資裝箱，用十幾輛大車，同重病號一起向指定地點轉移。我們去的地方是深縣西南的一個叫護家池的村子。這裡原有一支抗日自衛軍，因為成份太複雜，人心不齊，在尚未接觸到掃蕩的日寇時就跑散了。我們進村後，先把重病號疏散到老百姓家中，把藥品等物資全部堅壁藏匿起來。接著，我們三十多人稍作動員整組，即投入打游擊的戰鬥。首先，我帶著隊伍向西北方向猛打猛衝，趁包圍圈尚未合攏時衝了出來。那時我們完全是獨立行動，為了尋找冀中區黨委，我們時緊時慢地與日本鬼子周旋，在老百姓的幫助下，有時住在濃密的樹林裡，會有老鄉來送信告訴我們敵人的動向；有時在移動中與敵人近在咫尺，連敵人殺人放火燒房屋的火光都看得見。這樣大約周旋迂迴了一個多月，迫使敵人徒勞無功地撤退了。我們也終於在冀中蠡縣梨園莊找到了冀中區黨委，重新會合在一起了。

在梨園莊，我只呆了不到一個月，區委組織部長張鈞同志找我談話，說冀西急需醫生，要調我去那裡工作。接著區宣傳部長周小舟同志又找我瞭解我的工作等情況。兩天後，我與冀中幹部學校校長李長春、教導主任陳學禮、蠡縣老縣委書記李耀亭同志去冀西。途中要跨越平漢鐵道線，在當地黨組織的協助下，午夜十二點鐘，在保定與定縣間的永樂店附近把我們送過鐵路。這是一次既緊張又興奮的經歷，過鐵道時，大家閉聲息氣，耳聽得遠方汽笛長鳴，雙手摸著像兩根鐵槓似的鐵軌，貓著腰迅速地過去了。冀西抗日根據地是中共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領導機關所在地。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同志，書記彭真同志，他們就在冀西阜平指揮作戰。我們四人在阜平陳南莊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中央分局的幹部科長張瑞華同志（聶榮臻同志的愛人）找李長春、陳學禮談話，分配他們搞宣傳工作，秘書長劉仁同志找我談話時，覺得十九歲的我太年輕，當醫生技術不夠，所以先調我和李耀亭去中央分局黨校學習半年。我先在二班，後在六班，同學中有張潔清（彭真同志的愛人）、李瑛、孫同輝、薛志、宋邁同志。學習結束後，同志們陸續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我在與教務長周榮鑫同志談話後，留在學校醫務室當校醫，組織上還調派兩個小勤務員做我的助手。

在黨校學習的三年左右時間，我是在邊工作邊打游擊中度過的。

因為日本鬼子每年都要進行兩次掠奪性的掃蕩：春季掃蕩破壞春耕生產，秋季掃蕩破壞秋收。

記得 1939年 12月間，天氣特別冷，我們參加第一次反掃蕩鬥爭，除了圖書、用品用牲口馱著，幾十個人都得背上揹包走路。本來應該把這些東西清理輕裝的，周榮鑫同志說，山地與平原不一樣，可以帶著走。

每個人的揹包裡有雙筷子，有個勺，有雙鞋，黨校圖書比較多，馬列主義哲學，包括《資本論》等，在行軍打仗間隙中我都認真地讀過，只是《資本論》太艱深看不大懂，學到不少其它理論知識。由於經常輾轉游動，為了行軍方便，結果還是把它們都丟掉了。山上的路很險，牲口都上不去。有一次過草錐山，一上一下幾十里路，我們抬著重病號，路走多了，鞋都磨透了。到了山上，敵人怕中埋伏不敢上來，我們在山上休整三天三夜，只能撿點兒梯田裡還沒熟透的黑豆吃，許多同志得了瘧疾，有個小同志連凍帶餓犧牲了。到了晚上，派人摸黑到山下村中弄只羊，在村裡叫老百姓煮熟了。實在餓極了，一向從不吃羊肉的楊慧潔同志，也大口地吃了幾塊肉。後來，我們就在揹包裡帶上炒麵解決吃的問題。阜平山區是個窮山溝，豐收年景打的糧也只夠吃半年。我們常常用棗子充飢，直吃得見了棗就犯怵。

形勢越來越嚴峻，掃蕩也越來越瘋狂。崗樓、封鎖溝向根據地推進，生活也越加困難。吃的困難，活動更困難，游擊隊把大隊分散成班，穿便衣，挖地道，以小分隊方式靈活機動地戰鬥。當大部隊轉入冀西山地後，吃穿裝備更困難。當時，整個形勢是日寇以主力對付根據地，和蔣介石卻是互不侵犯，根據地的軍民被逼到了絕境的地步。日本鬼子把一個村一個鄉包圍起來，把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驅趕到山溝裡，用刺刀挑兒童婦女，用機槍掃射青壯男子，一次就殺三四千人。

從 1940年到 1943年，我們經歷了殘酷的、激烈的生死戰鬥。反掃蕩時居無定所，光靠雙腳走路，一天幾十裡，又餓又困，有時走著走著就睡意朦朦摔倒在地。1941年秋，我帶著二三十個輕病號隱蔽在平山縣百花山，山路陡峭，只有一條路通到上莊，我們靠很少的糧食和瓜果過日子，自力更生做了黑棗酒、柿子酒改善生活。我們幾十人擠在山上一座奶奶廟過了三個月，直到春天敵人撤退。這是一段極為艱難的日子，大家抱著堅持到底的頑強精神挺過來了。後來，日本鬼子憑藉武力佔的地方大了，兵力分散了，在我們游擊戰的打擊下，他們想鞏固佔領地也越來越困難。但是他們和蔣軍暗中勾結，全力壓迫根據地。在石家莊、保定、平津所有的鐵路沿線建起幾十、上百座炮樓，封鎖線也是處處加修。在這種形勢下，為了堅持抗戰，冀中平原地區開展了地道戰。由於被日軍佔領的都是大城鎮，我們山區還能在小山村輾轉游動。那時，最困難的是缺少糧食，分割槽黨校採取臨時解散的辦法，把人1分到各縣區去工作。就這樣，我到了晉察冀分局城工委員會工作。

1942年，儘管對敵鬥爭很殘酷，但中央看到，我們很快就會取得勝利，提出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當時在歐洲反法西斯戰線上，蘇聯已取得不少勝利，俘虜十萬、二十萬以至上三十萬德國軍隊，在打敗希特勒，打敗日本的口號下，中央當時提出要開展敵後的敵後鬥爭，我們本來就是在敵佔區的敵後，我們還要到敵人佔領的大城市、中等城市開展工作。

在這種形勢下，我被調到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當時聶榮臻是主任，劉仁、劉慎之擔任副主任，工作委員會的同志還有佘滌清、楊伯箴等，都在天津、北平做過工作。周銘是來往於北平、天津的交通，去了分局一個多月時間，主要是學習如何在敵佔區進行工作，如何利用關系，如何單線聯絡，提出“站住腳就是勝利”。我被分到平津，平津的地下黨組織當時力量很薄弱，大部分都出去搞抗戰了。

學習了一個多月後，我化裝成商人，那時才二十三歲，穿著長袍、棉褲，造了定縣的假居住證，打上敵佔區的假圖章，由阜平到曲陽，再到定縣，由定縣上火車，到天津、北平大城市開展地下工作。

從抗日根據地一出來，我緊張得要命，交通站南管頭村的交通員王金栓負責送我。王金栓的母親很能幹，有時常把秘密信件放在髮髻裡。

因為日本人查得很緊，在清風店或定縣下車，往西走到根據地。

先過封鎖溝，據說是從北平南，順平漢線兩旁挖到黃河邊。封鎖溝有好幾人深，一兩丈寬，溝口跟高速公路的路口一樣，很遠才有一個。口旁有日偽憲兵，炮樓，查得很緊，我都是早晨五六點鐘，天剛矇矇亮，拿著居住證過封鎖溝。

從根據地出來時，由交通員帶著，走曲陽到定縣的大馬路，偽軍牽著大狼狗，沿途檢查，我們裝作順民，穿著長袍，像城裡人的樣子，過不遠就是一個炮樓，大約有 60裡。因為離開根據地，脫了軍裝，換上長袍，過去那裡幾乎與敵佔區絕緣，乍一進入敵佔區，到處是鬼子、漢奸，很是緊張。王金栓與定縣一住戶相識，讓他送我上火車站。因他和火車站警察較熟，由他買了車票。

第一次上火車站，因為居住證是假的，所以很擔心。順利地上了火車後，才發現火車上什麼人都有，塗著紅唇、打扮入時的婦女，叼著煙 忘卷兒、戴著禮帽的男人，花花世界，與根據地大不一樣，我對城市生活這 人一套非常看不慣。

站住腳就是勝利從抗日根據地出來以後，我首先在天津站住了腳，找到了職業作為掩護。有了職業以後，我就經常到北平聯絡一些進步力量。

在天津的一段時間，使我對大城市的下層社會有了較深刻的了解。我開始扮成一個小商人住在一個店裡。後來我找到了周銘的哥哥周隆高，他在天津第一醫院當內科主任，原來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後來成為一個共產黨的同情者，很關心抗日根據地的情況。我跟他講了一些國際國內的形勢，經過幾次接觸，出於對革命的同情，對革命同志的愛護，他說住小店不安全，讓我搬到他家去住。當時他住在意租界的一座小樓，除了在醫院工作，在家裡還看門診，看樣子是個闊大夫。家屬住在樓上，地下室住著廚子和車伕。我就和廚子、車伕一起住在地下室。我跟他們講抗日根據地的故事，講戰爭的形勢，我很快就和他們打成了一片，他們對我都很好，有時還要弄點好吃的請我喝酒。

後來周隆高幫我找到職業，是搞防疫工作，分配給我的工作是給妓院的妓女們打預防針。由於她們怕檢查出病來不能接客賺錢，就想用錢買個證明。開始我不收錢，但遭到同組人們反對，後來我只好收錢，然後再把錢分給有困難的人，這樣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開始願意跟我接近。

我一有空兒就到北平去聯絡一些進步群眾。後來我感到北平是文化古都又有革命傳統，更好開展革命工作，我就辭去了天津的職業，常住北平，但有時也還要去天津聯絡一些地下同志。

我從根據地出來時，城工部長劉仁同志讓我在天津、北平找幾個內戰時期有左的傾向的人。其中一個是協和醫學院畢業的吳濟文，大革命時期入黨，後來脫黨，但同情共產黨；還有一個叫殷一新，是華北行政委員會大漢奸殷同的兒子，他曾是劉仁的同學。找到他們後，我跟他們講當時的國際形勢，講共產黨的實際情況，他們都很高興。當時在敵佔區大城市中反共宣傳非常厲害，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形象中成了毒蛇猛獸，我記得當時北海門口就把共產黨畫成一條大毒蛇，一個似獅似虎的猛獸，老百姓很閉塞，都不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少數知識分子知道得也很有限，而對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抗戰敵後等情況都不知道。

我們當時主要做宣傳工作，逐步地透過新民會的張德吾，把抗戰宣傳品專門用皮包從根據地帶進來，借給他們輪流看。

在介紹的關係中，有一位王蘭芬大夫（她的丈夫叫王世光），她是王光美的三嫂，王世光當時在解放區，曾給聶老總當過秘書，他給王蘭芬寫信要她去解放區。後來，又陸續認識了吳濟文、吳階平、王光超（王光美的大哥）等其他一些大夫。我們曾請吳階平到根據地去，他沒有去，解放戰爭時他去了美國留學。王光超與嚴仁英新結婚，在舊刑部街開了個診所。當時他們雖然去不了根據地，但他們都很好，都同情共產黨。王蘭芬介紹我見了她媽媽董潔如，老太太有五十來歲，是知識分子，很關心政治，也關心她兒子。留我在她家吃飯時，問了些根據地苦不苦、日本人什麼時候才能打敗等問題，很愛國。因當時我往城裡來得不多，不像城裡人，老太太送我出來，叮囑我千萬注意，日本人很厲害，可不要讓他們查出來。

後來又透過社會關係找陳鳳桐和阮慕韓的家屬，想把他們的兒女、家屬帶到根據地去。阮慕韓的愛人住在大月衚衕，帶著三個孩子。我們談得很投機，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她在大革命時是國民黨左派，阮是留日學法律的教授，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當法院院長，她說：“我在這不成問題，你把三個孩子帶去。”兒子就是阮崇武同志，兩個女兒都上初中了，後來到了根據地都參加了革命。陳鳳桐是農林局長，是留日的，家屬也長期在北平，妻子患有肺結核，很嚴重，有三個兒女，大女兒叫陳先菊，當護士。三個人都送到根據地去了。

透過他們我認識了鄭劍庵。大漢奸李守信是鄭的朋友，當時是“內蒙剿共總司令”。鄭用李的錢在北池子騎河樓開了一家中西醫院。鄭劍庵在那當院長，他的小舅子是共產黨員，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後來我在鄭那裡當醫生，有個被丈夫遺棄的老太太，帶著個小女孩，給我們做飯。從 1944年秋到日本投降，我當時用的居住證是“李道宗”，出來叫“李春和”，後來又改名“李顯農”。在那裡就是打打針，看看病。

鄭劍庵原來是李守信的軍醫科長，與李私交很深。李守信的家就在什錦花園的大公館，他老婆有病，我們常去給她看病，打針。經請示上級，同意試作李守信的工作。原想透過鄭劍庵去做李守信的工作，因為日本人早晚要失敗的，讓他倒向共產黨八路軍。由於怕鄭說話太隨便，就決定我與他一起去，定好以眼神為號，如果可能就談，不可能就什麼都不要說。我們見到李守信，聊家常。李其貌不揚，土裡巴幾，迷迷糊糊的樣子，穿著長袍，像地主似的，長得很瘦，說到八路軍，李說“八路軍、共產黨跟壞水一樣，到了什麼地方，那地方的老百姓就不能要了”，我一聽，一瞪眼，暗示鄭不要再提了。李的口氣說明他的思想對共產黨是仇恨的，不可能爭取過來。日本投降後李跑到臺灣去了。

透過鄭劍庵院長介紹，我又認識了南滿大學畢業的餘貽倜、何惠商、李士英等大夫。餘貽倜介紹我到同仁醫院 載光科工作，當時沒有大學文憑是去不了的。我幫助李士英大夫去了根據地。以後，我用李士英的名字和文憑進了同仁醫院 載光科，在那裡，餘貽倜先生掩護了我兩年多。

附錄：餘貽倜談和崔月犁的早年交往

高越

初夏的一個傍晚，我拜訪了北京同仁醫院原放射科主任餘貽倜大夫。年近八旬的餘老，行醫已逾半個世紀，不僅醫道高明，解放前，還曾冒著生命危險，多次掩護我地下黨員，他與現任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同志還有過一段不平凡的交往呢。

餘貽倜早年曾就讀於東京帝國醫大，專修內科與 載線學。員在北京協和醫院任 載光大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協和醫年回國，院被日本人封閉，醫生們各奔東西，餘老自己開了一家小診所，日子過得很清苦。

“那時我常去朋友家一起談論日本鬼子欺壓老百姓的事，盼望著早日抗戰勝利，不做亡國奴。”餘貽倜說。

“一次，在朋友家，我遇見了一個叫李道宗的年輕人，也是做醫生的。他雖年輕，卻給人一種精明穩重的印象。他每次來，總帶給我們一些抗日遊擊鬥爭的訊息，大家非常愛聽。“從他那裡，我們瞭解了共產黨、八路軍。李道宗還經常給我捎來一些《晉察冀日報》，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艾思奇同志的《大眾哲學》等革命書籍。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拿出來閱讀。書裡的話入情入理，說在了我的心上。日子一久，才 志知道李道宗原是八路軍的一名醫生，是從解放區派來做地下抗日工 趨作的，我們真為有這樣的朋友高興。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我也開 忘始做一些革命工作。我經常把聽到、看到的各種情況告訴李道宗，幫助買一些當時八路軍急需的藥品、器械，透過李道宗，送往解放 民區。“抗戰勝利後的一天，李道宗來找我，說國民黨準備全面挑起內戰，特務機關正在到處搜查共產黨和地下組織，為堅持工作，他希望找一個公開職業做掩護。我就把他安置在我的放射科裡幹事，並給李士英大夫就從一個對 載光一竅不通他改名叫李士英。不到半年，的外行變得能應付各項工作了。“當時，李士英是北平地下黨的負責人。他白天上班，晚上經常緊張工作，兩眼總帶著血絲，可以想見他的繁忙。一些地下黨負責人常來同仁醫院， 在 載光室談工作。他們在裡屋說，我借檢查身體，就在外面放哨。每到星期六下午，李士英便騎車去燕京大學開展活動。李士英弄來的藥品、繃帶、手術刀、醫療器械等，經常存放在放射科，秘密送往解放區。“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國民黨特務加緊在北平搜捕共產黨地下組織，李士英突然有幾個月沒回來。我真為他的安全 擔 心 啊……！”“您那時已經參加共產黨了吧？”我插問道。

餘老說：“我那時候不是黨員，但心已經同黨聯在一塊了。北平解放後的一天，一位身著八路軍服、帶著軍管會袖章的人來找我，我一看又驚又喜，這不就是李士英嗎？”我問餘老：“您以後還常見李士英大夫嗎？”餘老呵呵地笑了：“怎麼不常見？李士英，就是現任衛生部長的崔月犁同志呀。解放後，老崔還親自介紹我參加了共產黨哩。”在根據地依靠群眾，在敵佔區更要依靠群眾，不管是什麼樣的群眾，一定要打成一片，不然無法站住腳。在敵佔區找個地方落腳，有地方住，有飯吃是很不容易的，跟人家不沾親不帶故，人家憑什麼掩護你，沒有掩護怎麼工作。這裡特別要提到幾位老太太，老太太不被人重視，但她們的家，是我最好的安身之處。算起來那時先後掩護過我的，有十來個老太太。有鄭汝惠的母親鄭老太太，有宋汝棼的母親宋老太太，有徐書麟的母親徐老太太，有王光美的母親董老太太，還有個高老太太，餘老太太，還有曾救過我的宋玉清宋老太太，還有救過我的馬老太太，還有楊老太太，還有王用孚的母親王老太太，這十個老太太，在我北平六年的地下工作，包括日本佔領北平兩年多，國民黨三年多統治期間，掩護我、幫助我，起了重要的作用。

鄭老太太思想很進步，她家在黃化門，掩護我在她家住了一年多，他的丈夫過去曾在馮玉祥手下做事，後來去世了，她的思想是同情共產黨，反對日本人。我每天出去找人，開展工作。我就是住在這裡時開啟局面的。

高老太太是鄭老太太的街坊，當時在一家當保姆，後來掩護佘滌清起了重要作用。她原來生活很苦，解放後介紹給佘滌清服務。

宋汝棼的母親是個教員，有文化，也是反對日本人，反對國民黨，掩護她兒子，也掩護我們。

董老太太是王光美的母親，文化大革命中死在監獄裡。由於這位老人思想進步，她的兒女很多都參加了革命，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以至王光英後來都參加了革命。1943年我跟她第一次接觸，她就反對日本。日本投降後，又在我們跟國民黨鬥爭時，幫我們藏檔案，做掩護工作。王 光 和 給 我 當 交 通1時，文 件 就 放 在 家 裡，董老太太給藏著。

徐韓 德 清 老 太 太 思想也 是 左 傾 的。她 大 女兒、大 女 婿 都 是 共 產 黨員，徐 書 麟 也 是 共 產 黨 志員。那 時 在 劈 柴 胡 同 住 不的時 候，把 李 雪 藏 在 那裡，李雪掌握著地下黨的電臺和經費，一次把一捆錢藏在徐老太太那裡，正遇上敵人查戶口，翻箱倒櫃，老太太把錢放在被窩裡，把枕頭翻起來給敵人看，把 敵哄 走 了，如 果這些錢被翻出來，她連數

都不知道。一下說不清，就會被敵人抓走。李雪原來在那兒住，徐老太太警惕性很高，聽到風聲很緊，讓他到別處去躲躲，結果剛轉移出去，敵人就來查。

餘谷似老太太有文化，是小學教員，好幾年掩護電臺，危險性很大，電報員就住在她家裡。她的兒子去了根據地，抗日時犧牲了。

王用孚的母親，我認識得最早，她那時從東北來，看上去 50多歲的樣子，不算太老，也是反日、抗日，掩護我們的同志，我們都在那裡住，藏檔案，到國民黨時期一直在起作用，後來由於患病，過早地去世了。

楊老太太，曾掩護過姚繼鳴，姚是晉冀魯豫司令部參謀長滕代遠親自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後來暴露了，楊老太太給他看著家，特務就住在家裡頭，整日跟特務周旋。楊老太太從 1944年開始跟著我，一直到文化革命後期，有好幾十年的時間，一直是掩護我們，藏檔案，聯絡同志，特別是生活上照顧我們。

還有徐書麟的六嬸，我們的同志被抓走，她在家對付特務，若不是她不顧個人安危在電話裡警告我，恐怕我也就被捕了。

所以一個革命的成功，必須有群眾。毛主席講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雖然你看不見。由於日本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由於國民黨為帝國主義服務，置廣大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當然要脫離群眾，連這些老太太都反對他們。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想著人民群眾，不論是革命沒成功的時候，還是革命成功以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他們。能只在我們困難的時候，想著他們，一旦成功了，就忘了他們了。我們黨的三大作風，聯絡實際，聯絡群眾，自我批評，什麼時候也不能丟，要恢復發展這三大作風，若沒有這三大作風，脫離群眾，黨就成了孤立的了，黨就沒有什麼作用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有五千多萬，這不算少了，但中國人口十一億多，你還是少數。如果沒有群眾支援，沒有群眾與你站在同一條線上，那你什麼也做不成。

文化革命中，徐老太太（徐書麟的母親）和宋老太太（宋汝棼的母親）都自殺了，董老太太被關進秦城監獄，死在監獄裡了，跟我們幹革命，下場這麼悲慘，令人十分痛心。老太太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掩護電臺，成個家，生活休息，沒有這些老太太，就比較困難了。

老太太作掩護，很方便，很自然，不易使敵人懷疑，這都是無名英雄，對革命的貢獻與在前線作戰的戰士是一樣的。她們沒有入過黨，但與參加過共產黨的人是一樣的，有的黨員還起不到這個作用，尤其是年輕人、學生多起不到掩護作用。掩護作用是看不見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她們對革命是有功的，她們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而死是令人痛心的。

抗日戰爭時，認識人更多了，局面開啟了，但還是單線聯絡，合法性利用到最大限度，非法性縮小到最小限度，多少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每半年回根據地彙報一次工作，其他還都是單線聯絡。由於廣泛開展活動，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前，地下組織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也認識了一些教授，一些上層人物，如原在清華燕京教書的藍功武、翁獨健等，後來解放戰爭時，結識的人越來越多，包括一些上層有名的醫生，既擴大了自己社會活動範圍，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單線聯絡發展黨員很少，個別的學生、職員發展成黨員，也與我一個人發生聯絡。

幾年中送了許多進步青年到解放區，參加抗戰。當時往返於根據地與敵佔區之間要靠交通員，他們送信、送人，送我們過封鎖線。高喜振、嚴振錄是很好的交通員，和我感情很深，但他們都先後犧牲了。

從總的工作看，組織上給的任務是做到了，有了工作基礎，到日本投降，我們希望八路軍進城，也接到通知，準備八路軍進城，國民黨在美軍支援下，也準備進城，他們是有條件的，有汽車、飛機、軍艦，但我們還是做了準備，西山劉仁所在的城工部改成北平市委，當時的北平市委有劉仁、周小舟、韓壯幾個人，還見到了張學思，後來他到東北去了，在那裡負責軍事爭取偽軍的工作。日本人當時掌握著北平，跟國民黨談判，所以當時投降共產黨的偽軍數目不是很大的。朱總司令釋出命令，積極進攻，但大城市日本人不放，他們看八路軍力量不足，與蔣介石勾結很厲害。我們從西山取回進城通告、傳單，在城裡張貼，在北海、東四、西四等地方發動群眾貼，當時讓王光和出城去取，先帶到清華再進城，搞了兩個來月，結果國民黨的空降部隊就到了，當時對蔣介石存在幻想，人民列隊歡迎國軍，有這麼一段時間，共產黨活動不開了，舊的關係對蔣沒幻想的不多，但隨著接收人員進城人數越來越多，老百姓把好生活寄託在蔣介石身上的幻想破滅了，蔣的官員太腐敗，“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車子、戲子、票子，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改善，國民黨越來越脫離群眾，人民將希望轉為寄託在共產黨身上。所以今天我們之所以反腐敗，是因為政治腐敗比什麼都厲害，政權成了形式，一觸即潰、土崩瓦解。

那時秘密交通，秘密印刷所，主要靠兩個人。一個是張德吾，利用敵偽的身份來往，在皮包裡夾上檔案帶回來，一看他那個樣子，就像過去的漢奸，所以不會引起敵人的注意。還有一個叫王用孚，是個偽軍上校，很能應付各種情況。這兩個人，在根據地與北平之間經常定期來往。取回檔案後，因為沒有橫的關係，只找了兩個交通，定點接頭送文件，那時城裡經常檢查，經常突然在主要街口設卡，他們因騎腳踏車，像學生的樣子夾個包，對城裡比較熟，所以沒出過問題。這兩個交通及時給大家送一些宣傳品檔案，還有印刷品。因為從解放區印好檔案到城裡來，很有限。當時學運開展上層統一戰線的工作，需要解放區的書和新華社的宣傳品，所以當時還開了兩個小印刷廠，一個在西四丁字街附近，西四北路西，比較大，由曾平同志負責。還有一個在二權路一個小衚衕，腳蹬印刷機，王用孚找了一個工人，晚上印，這地方比較隱蔽。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以及新華社廣播新聞稿，印刷所小，但影響很大。

電臺是李雪同志在搞，我做掩護。假裝做買賣，在西四搞了一個賣腳踏車、修理腳踏車、修無線電的鋪子，主要是搞電臺的零件方便。

李雪同志搞的電臺在東四洋溢衚衕。於樂同志也搞了一個電臺。許新、艾珊都到解放區受訓後，照顧電臺，在電話局當電話員。在解放戰爭中，共搞了三個電臺，敵人破壞一個還有一個，另外還有一套掩護。

發報時間、技術問題、安裝由李雪同志負責，他做了不少貢獻。

抗日時期我們是單線聯絡，不能搞群眾運動。日偽時期“爭取和平，反飢餓，反內戰”在學生中開展得很好，這種群眾運動需要黨的工作，黨的有組織的活動，配合群眾運動鬥爭，也要有一套地下工作措施，所以電臺、交通、印刷所都在配合城市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群眾運動在上海、武漢、成都搞得不錯，北平與這些城市互相呼應，給我們地下工作開展創造了條件。所以在解放戰爭後期建立了各種委員會，包括學生工作委員會、工人工作委員會、鐵路委員會、貧民委員會、大學工作委員會、中學工作委員會、文藝文化界委員會、職員工作委員會等，工作越來越走向深入，走向專業化。北平和平解放，一方面主要是解放軍兵臨城下，逼傅作義起義，另一方面城市地下工作發動群眾，形成對國民黨當權者的強大壓力，所以毛主席說又開闢了一條戰線，就是地下工作各方面的鬥爭。

敵後工作幾次遇險1944年春，日本對敵後的掃蕩更加瘋狂。1942年，我們提出打敗日本的總方針，日本必敗。黨中央決定開展敵後敵佔區大城市的鬥爭，要在北平、天津、石家莊、保定等地開展工作，配合“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打敗日本後接管大城市。1942年底，敵人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掃蕩最殘酷的時候，我被派到城工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副主任劉仁和劉慎之）。任務是找在敵佔區工作的朋友，恢復組織，開展活動。劉仁介紹給我幾個在北平、天津的社會關係，讓我去找他們，其中有一個是聶榮臻的機要秘書，搞無線電的，叫王世光，解放後是四機部的副部長，他的家在北平舊刑部街。我拿著聶榮臻寫的介紹信，去找王世光的愛人王蘭芬，她也是革命工作者，在平西打游擊時被日本人抓住，轉到北平後保釋出來回家，讓我把她送到根據地與王世光團圓。王蘭芬的父親是偽滿州國錦州省的省長，我們想透過王蘭芬做她父親的工作，不要給日本人做事。

1944年底 1、2月間，交通員帶著我們四個人，我，王蘭芬，中西醫院的院長鄭劍庵，同仁醫院 載光主任餘貽倜，從北平出發到根據地去。11點鍾在前門上火車，早晨 5點來鍾在定縣下車，天剛矇矇亮，因為那時敵人還沒起來，只有一個站崗的，不大注意，可以趁機過封鎖線，鐵路兩旁有很深的溝，過的道口有崗樓，敵人檢 查 每 個 通 過的 證 件。

我們四個從定縣向西面太行山走，走出五六十里路，大約十點來鍾，正要吃飯，聽說偽軍要掃蕩搶糧，當地人看我們穿得不錯，也許沒事，估計偽軍可能來不了這一戶，讓我們留下等一等。我們正吃飯，偽軍來了，一下把我們抓住了，鄭、餘兩人是南滿醫科大學畢業的，左傾分子，沒有入黨，到根據地去看看，問了問就放了；我和王蘭芬都是黨員，被押在拉糧的大車上，走了五六十里地，奔曲陽縣城。當時王蘭芬只有 23歲，我比她大幾歲，趕車的是老百姓，後面呼啦呼啦跟著偽軍隊伍，我找了個機會跟王蘭芬說：“你聽我的……。”一審問，她就哭開了：“我父親在東北，我在北平上學，我想跟李大夫結婚，家裡不同意，我們就跑出來了。”偽軍問我：“是不是？！是這樣嗎？”我連聲應：“是，是，我們想結婚，家裡都不同意，我們就跑出來吧，逃婚唄，有人帶著我們走，不知怎麼就走到這邊來了。”如果偽軍把我們交給日本人，就完了，我們西服革履，已經到了根據地邊上，一看便知是去那邊的。當時偽軍裡一個營長，二十五六歲，叫華有綿，是偽軍官學院出來的，他跟我們根據地那邊有關係，有意識沒把我們交出去，審審就過去了，要我們找保人把我們保出去。我在北平工作時，已發展了兩個人，說好如果我出了問題，由他們將我保出來，一個叫張德吾，是新民會高階會員，我已經吸收他入了黨，當時給他寫了信，把我保出來。王蘭芬有個哥哥，在天津偽警察所當所長，知道妹妹是共產黨，收到信後將她保出來。一共扣了我們一個星期，沒有過成封鎖線，交通員被捕，後被根據地贖出去，華有綿用大卡車把我們送到定縣，還有部隊押著，其實是一路保護著我們。在定縣，他請我們吃飯，還向我們介紹定縣的大鐵塔，還說定縣的城牆和北平的差不多長。這樣我們從曲陽縣回到定縣，從定縣又回到北平。

華有綿後來加入了共產黨，搞情報工作，對黨做了不少貢獻。文化大革命當中，因我被捕的歷史受到審查，1975年我從獄中出來，得知華有綿文革中受迫害，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給聶榮臻寫了份材料，聶帥親自給他平反，恢復他的軍籍，1976年他患癌症去世。

1944年春，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將近兩年了。一天，我騎車去東城乾麵衚衕路北，到協和醫院的吳濟文大夫處取檔案。吳濟文大夫是一名進步群眾，大革命時期就參加過黨，劉仁同志介紹我與他聯絡。在他自己開的診所裡，我跟他談了國際形勢和日本人的敗局。從他家出來，我將檔案放在出診包的夾層裡，挎在腳踏車的大梁上，騎上車剛出乾麵衚衕西口，我看見從東四來了一輛流線型的日本軍車，是日本軍官坐的，我趕緊捏閘，閘一下子斷了，車衝到了馬路當中，軍車司機技術很好，猛然剎車，車頭一下子轉了 180毅，這下可闖禍了。剛想道歉，旁邊一個拉三輪車的喊：“還不快跑，不要命啦！”我蹬上車向金魚衚衕東口騎去，軍車也返回頭追來，車裡坐的大佐掏出軍刀伸出窗外揮舞，可那司機和他配合得不夠默契，忽快忽慢，他揮刀砍了兩次，沒有砍到，在金魚衚衕的東半截他又連砍數刀，有一刀險些砍上，差一點腦袋就搬家了。

躲過他的戰刀，我趕到金魚衚衕當間兒，路南有個衚衕是去協和醫院的，我扔掉腳踏車，隻身跑進去，汽車拐起來沒有人靈活，這樣我可以甩掉他們，進去後又拐進東邊一個衚衕，鑽進路北一個大廟，廟裡有一個和尚聽說日本兵在追我，趕緊讓我藏到大佛後面，我在大佛後呆了 20分鐘，沒聽到動靜，出來向和尚講了事情的經過，告訴他我把車扔在一個派出所門口，日本兵的車子可能也停在那兒，請他幫我看看日本人走了沒有。和尚人挺好，馬上出去看，回來他告訴我，我跑了之後，日本人就走了，腳踏車在派出所裡。我當時很窮，腳踏車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還是輛舊車。不然不會一捏閘就斷了，我若不要這車，就沒有交通工具了，況且裝檔案的包還掛在車上。當時我只有 24歲，憑著年輕氣盛，心想：走！要去吧。到了派出所，看見車在那兒放著呢，出來一個警長模樣的人，我跟他說，我碰上日本人了，扔掉的車是我的。他一聽，就嚷道：“是你的，你闖了大禍，你怎麼敢惹日本人！……”我連聲道：“我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屋裡來！”我暗想不好，他可能發現我的檔案了，跟進屋裡，出診包在桌子上放著，外面什麼也沒有。

“那包是我的。”我上去一把抓過包，說：“你看，我是醫生啊。”開啟包，把聽診器、注射器、藥掏出來給他看，然後放回去問他：“你還看不看。”“不看了，走吧！”看來檔案沒被發現。車和包取出來，騎上車往回走。你說險不險，回想起來，心有餘悸，我這是砍不下來的腦袋。

1948年底，我正在做傅作義的工作。那時我是學委工作委員會的秘書長，兼管上層統一戰線的工作，傅作義的工作由我專門聯絡，也有其他一些同志在做，但有的相繼被捕，只剩下我一個人，所以那時比較忙。有一天約佘滌清、楊伯箴來開會，到時間佘未來，估計佘可能去找劉時萍，當時劉時萍住在劈柴胡同徐柱石家的小紅樓，徐柱石是我愛人徐書麟的六叔，也給我們做些掩護工作。佘滌清是學委書記，負責聯絡劉時萍。我讓書麟去給小紅樓佘打個電話，問問佘為什麼沒來。一會兒她回來告訴我，“接電話的是個生人。”“那是誰呢？”“聽不出是誰，他還緊著問你是誰？你在哪？可能是出事了。”我一聽急了。“讓你打電話瞭解清楚，你也不問清楚，連線電話的人也沒搞清是誰。”我推起腳踏車，從東城南灣子衚衕一下子騎到西城劈柴胡同。到了小樓外面，心想：不要真的有了問題。在小樓斜對面有個油鹽鋪，那裡有個公用電話，我往樓裡撥了個電話，正是特務接的。

他問：“你貴姓？”“我姓李。你是幹什麼的？”“甭管我是幹什麼的，你來吧！”我說：“你把這家的人找來。”“正在找你，你不來不行。”電話里居然說這種話。我說：“你找不找！不找我馬上撂下電話。”他沒辦法，找來了書麟的六嬸。我問：“六叔在不在家？”“不在。”她答。“今天回來不回來！”“不回來。”“明天呢？”“不回來，不回來。”行，這下明白了，一定是被捕了，電話是特務接的，假使我直接去叫門，一開門就把我抓走。他們先抓走劉時萍的叔叔，接著留下特務蹲坑，有人來找就抓，抓一個審問一個，劉時萍被捕，佘滌清找劉時萍時也被捕了。

那時他們正在找我。徐書麟的六叔是個上層人物，被抓後，她的四叔去找一個軍統特務，那人說：“你弟弟本人沒什麼事，只是他有個親戚姓李，你們要是幫著能把他找到，可以把你弟弟很快放回去。”事後經過側面打聽，軍統正在找我，抓到後要立即押解到南京，但蹲坑的又沒把我抓住。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軍統抓人抓得很厲害，我們有個同志叫石嵐，住在西城大木倉 23號馬老太太家，馬老太太是東北聯軍一個團長的母親，團長犧牲了。老兩口都是共產黨員，六七十歲，石嵐藏在老太太家，由他們做掩護。

一天，我們學委的一個負責人楊伯箴說：“你看見石嵐了嗎？”我說：“沒見著。”“石嵐不太注意秘密工作，可能出了問題。”我說：“我去看看。”騎上車從南灣子直奔大木倉。

一敲門，開門的是個偽軍，跑是跑不了，怎麼辦？得！進去吧。推車進了門，馬老太太站在院裡，朝我使眼色，不理我，一定出了問題。我進了後院，馬老太太跟在後面，66地暗示讓鄰居把我送出去。

進去後我問那家：“這家姓王嗎？”“不是。”“姓張嗎？”“不是，你找誰？”“前面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我跟他們家是朋友關係，找他有點事。”“你想幹什麼吧？”“我是個醫生，叫李顯農，跟他們家是朋友關係，你看，快過年了，我來看看，可能他們家有事，你能不能把我送出去。”那家兩口子，有個七八歲的小孩，男的姓李，是山東人，一家住三間北房，比較貧困，女的是個小腳，有個五十來歲的樣子，她朝裡屋坐著的男的問：“咱們送他不送他？”“去吧，把他送出去算了。”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我說：“行，咱們得說好了，咱們是朋友吧。”我給她看我的居住證，告訴她我住在哪兒，老太太不錯，拉著小孩，送我出去。

我邊推腳踏車邊說，“行，到我們家玩去吧……”跟她拉呱著出了門。

原來石嵐被捕後供出了我，告訴敵人他有個上級姓李，騎輛腳踏車，以及我的面貌特徵。

解放後，我找到馬老太太，見面她就說：“哎呀，你真是有福，你知道，特務一直在等你，你進來時他出去買菸捲了，那個看門的偽軍是侍候他的，特務要在，一準兒把你抓住了，你剛好在他買菸北京解放前夕 的功 夫 進 來 又 出 去 了，真險啊！”附錄：關於北平地下電臺的情況方亭建立地下電臺，利用先進快捷的方法與敵占城市進行秘密聯系， 劉仁同志早有計劃，併為此做了長時期的準備工作。員對此， 942年 5月，劉仁同志將晉察冀分局電臺的報務員李雪調到城工委。1943春，劉仁同志又從冀中軍分割槽某部調來報務員趙振民，同年 7月，趙被派到天津，掩護在地下黨員沈爾井家中。趙振民的工作是天天抄收新華社的明碼電訊，沒有和解放區通訊，主要是熟悉適應摸清地下工作的規律，進行“練兵”。員敵佔區生活， 1945年 3月初，劉仁同志送艾珊、何釗、周健、勉思、方亭五人去軍區無線電訓練大隊學習。劉仁同志對他們說，學習無線電報務，是準備到北平搞地下迎接對日作戰的大反攻。員電臺，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後，趙振民從天津回到城工部。1946年 7月，趙被派到北平，這時艾珊已從軍區通訊聯絡處見習後回到城工部，開始與在北平的趙振民通訊，趙振民利用李雪用收音機改制的收報機收報，但不能往解放區發報。

1947年 2月，李雪奉劉仁同志之命，在北平正式建立電臺，這一年的、5月，地下電臺和城工部電臺開始互相通報。從 1942年到 1年，用了近五年時間作準備，具備了各方面條件後，北平的地下電臺才建立起來。建臺的一切事宜都由李雪一手操辦。

地下電臺的工作人員包括報務員、譯電員和交通員。最早的地下電臺報務員是趙振民，他在部隊電臺經過訓練，有實踐經驗，雖然在農村工作沒有進過大城市，但在天津、北平生活了幾年後，逐步熟悉了城市環境。他是地下電臺工作時間最長的報務員。學委系統的地下黨員王超向，是北平國民黨中央社兼七區管理局稽查臺的報有公開職業作掩護。員務1， 1947年上半年派到地下電臺工作。1947年春，在軍區通訊聯絡處學習和見習過的艾珊也被派進城裡。和她一塊學習報務的其他四人，尚未結業便調到其他崗位上去了。地下電臺最初的譯電員岑鐵炎，由學委書記佘滌清直接領導。1948 6劉仁同志調方亭到北平作譯電員。1月， 1948年 12月初，平津戰役已經打響，在此重要時刻，為了加強地下電臺的力量，在城工部作了幾年報務和譯電工作的何釗，也被派進城內。地下電臺的交通員專門傳送電報，大部分電報送給崔月犁，也有的送給地下各個委員會的負責人。先後擔任交通員的有：張彬、徐書麟、吳寬德、沈千、丁文等。地下電臺的工作人員，全部是共產黨員，大部分由解放區派出。

除個別人外，她們原來是北平的青年學生，熟悉北平的風土人情，能夠適應環境，有利於從事地下工作。北平地下電臺隸屬學委，由崔月犁領導。李雪負責電臺技術指導及日常工作。

沒有收發報機，電臺根本無法工作。在國民黨統治區，雖然可以買到一些通訊器材，但收報機、尤其是發報機則絕對是“違禁”的非賣品，負責建臺的李雪，為此煞費苦心，搞收發報機只有自己動手。經組織同意，他在西四北大街開設了一個龍雲電料行，目的是可以籌購製作收發報機的器材。由崔月犁介紹的一個關係叫劉志義，出任電料行經理。他在北平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家住在一個尼姑庵中，有利於掩護。李雪是股東，趙振民當夥計，白天在櫃檯應付業務。趙振民和李雪利用電料行提供的材料，暗地裡組裝了四部發報機，三部留在北平用，一部設法運到天津，供天津地下電臺用。收報機則設法透過關係購置。劉志義買來一部，又託人在天津買了一部，共用了二兩黃金。第三部是李雪用買來的一部短波收音機改裝而成的，這樣收發報機都齊備了。除了龍雲電料行之外，地下電臺還有另一個據點，就是開設在西單商場的九九照相館。這是“倒”來的一個現成的照相館，李雪是“掌櫃”，交通員張彬任會計，另一交通員吳寬德以看房子值夜班為名，在這裡存身。了電臺工作人員的安全，為了能正常進行工作，必須有可靠的關係作掩護。趙振民剛到北平時，地下黨給他找了個公開職業，在國民黨聯勤總部所屬的北平汽車修理廠電工車間當電工。他換後來他失業了。員了兩次住處都不穩妥， 1947年 8月到龍雲電料行當他住到了餘谷似伯母家。餘谷似的家 員業務員。這年的春天， 1946便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趙振民成了餘谷似的“表侄”。餘谷似是一位知識婦女，早年喪夫，她的兒女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了革命，都在解放區工作，家中只有她和一個小孫子。她敢冒風險，樂於掩護地下電臺，還常拿出自己的積蓄貼補趙振民的日常生活。1949年初，餘谷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艾珊初進北平時住在李雪父親家；繼之又與學委的一個關係王珏同住，王母作掩護。後來王珏去了解放區，方亭的母親方渭英作為艾珊的“姨母”，又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王超向 1947年底就與黃君碩搭伴同住。1948年夏，在城工部工作的石中同志的父親錢緘三去泊鎮看望女兒，劉仁同志當面把方亭託付給老人。方亭隨老人一塊回到北平，就住在老人家中，稱呼“表嬸”。何釗進城後，安頓在東城臘庫衚衕 源錢緘三夫婦為“表叔” 9號李雪的父親家。李雪、丁文夫婦則分在西城兵部窪衚衕安家，由沈千和她的父親作掩護。這樣，所有電臺的工作人員都有可靠的關系掩護，有了合法的立腳點。這些由黨組織精心組成的家庭，是一個個戰鬥的小集體。

地下電臺是極為秘密的，是敵人千方百計要搜尋破壞的目標，在大城市敵人都設有電訊監察檢查科，專門尋找監聽未經登記的秘密電臺。國民黨軍統保密局北平電監科偵測到一處未經登記的電便出動了帶有偵測機的吉普車在北平城內搜尋，終於在 員臺， 1947年 9月 4日將設在京兆東街 24號的、中央社會部的地下電臺破獲，兩名報務員當場被捕。此時， 城工部地下電臺剛剛建立半年。1948年李雪回解放區時，劉仁同志叮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電臺隱藏好。為了防止敵人破壞，保證正常工作，地下電臺採取了多種措施：1.建立三處地下電臺，三套工作班子。萬一一處遭到破壞，還有另外的電臺可以堅持工作。

2.變更住處。三處電臺都搬過家。趙振民在餘谷似家的第一次住址是舊鼓樓大街 118號，後遷到地安門帽兒衚衕 2號。艾珊的電臺先設在地安門內北箭亭 12號，幾個月後搬到東城洋溢衚衕 猿號。王超向的電臺也從牛街沙欄衚衕搬到宣武門外西草場十二條。

電臺如果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過久，就容易被發現。

3.變更工作時間。1948年 9月以前，收發報量不大時，三個電臺輪流作業，工作時間互相錯開， 來往電報的電文都很短，這樣就使敵人很難發現地下電臺的電波訊號，即使偶而聽到了可疑的訊號，又很快消失了。

4.更換密碼。地下電臺一律使用密碼。密碼是在劉仁同志親自參與下，和電臺工作人員共同精心編制的。從 1946年起，劉仁同志就先後和李雪、何釗蒐集若干版本的字典，苦心研究幾套密碼，地下電臺不固定使用一種密碼。電碼用阿拉伯數字，也用英文字母。

以上四種措施，都是用多變來對付敵人。

5.傳送電報一律密寫。交通員拿到的電報只是一塊小而薄的白紙，交通員本人並不知道電報內容。如遇到意外情況便於處理。萬一丟失，也不會發生問題。

6.三處電臺不工作時，都加以偽裝收藏。

7.交通員不知道電臺所在地，取送電報都在衚衕小巷裡，地點 志經常變換。按約定時間傳送電報，雙方交換電報後迅速離開。

8.按照電臺的嚴格規定，報務員、譯電員的工作嚴格分開，雙方互不接觸。避免電臺萬一被破壞而一網打盡。北平解放前夕，形勢變化很快，因特殊需要，報務員艾珊、王超向，譯電員方亭曾短時間共同工作，但報務員也不允許瞭解電報內容。

9.電臺工作人員一律停止組織生活，並且杜絕一切社會關係，不與親朋來往，不允許到公共場所活動，不上影劇院，不讀進步書刊，深居簡出，“安分守己”。

工作人員嚴格遵守以上各項措施，從而保證了電臺工作的正常進行。

劉仁同志建立地下電臺的指導思想是十分明確的，他要求電臺要用在刀刃上，必須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凡是時間允許，有關人員都返回解放區彙報工作或領受任務；或者由地下交通員傳遞情況，一般不使用電臺。為了保持電臺暢通，每天定時聯絡，建臺後工作量一直不大。電臺工作最緊張的時期是北平解放前的 9個月。當平津戰役節節勝利，我軍切斷了敵人平津之間的交通線時，解放區與城內的聯絡只能靠電臺了，這是電臺發揮作用最重要的一段時間。

解放後，電報的來往底稿已上交，現在無從查詢，根據譯電員能夠回憶起來的內容大致如下：1.有關敵人的軍事情報是一個主要內容，如敵人軍隊的調動，包括軍隊番號及軍用列車去向，經常向解放區發報。這些情報是王甦的一個關係———平津鐵路局排程員地下黨員孫冠提供的。

2.1949年 1月，在我解放大軍重重包圍下，北平守敵在東單廣場修建了臨時飛機場。我炮兵向這裡炮擊，開始命中率極低。地下黨將炮彈的具體落點，透過電臺及時彙報給平津前線指揮部，我炮兵逐步校正了彈道，終於用炮火封鎖了這個飛機場。

3.為了準備解放軍攻城，地下黨根據上級要求，對北平各個城門及城牆的位置、高度、厚度進行詳細調查，並將各種資料由電臺轉發給平津前線司令部，我軍根據這一調查材料，作好了攻城時的爆破準備。

4.北平臨近解放時，城工部電報指示地下黨，大力發動組織群眾護廠、護校，保護好文物古蹟。

5.在我軍與傅作義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過程中，地下黨隨時將傅作義的動態情況，包括他的情緒變化等細節，及時透過地下電臺向我軍指揮部彙報。聶榮臻同志曾指出：“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對我軍作出正確判斷，下定正確決心，進行正確部署，具有重大作用。”1949年 1月 21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與傅作義雙方代表，在《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上簽字，至此，和平解放北平大局已定。傅作義擬了一份起義文稿，透過地下電臺發給解放區。除北平設有地下電臺外，天津也有地下電臺。1948年初，劉仁同志派李雪到天津建臺，選定了臺址，配備了收發報機。報務員是叢志茂，掩護人為鄭繼良、朱學蓮夫婦。譯電員為一南開大學學生，曾去城工部受過訓練。天津電臺 1948年下半年試通後，11月正式使用。

在解放天津的戰役中發揮了作用。北平地下黨在劉仁同志領導下，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貢獻，而地下電臺也圓滿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北平地下電臺、天津地下電臺，沒有發生任何問題，未被敵人發現、破獲，在敵人嚴密統治並監測的大城市，是不多見的。這是城工部地下電臺的一個最大的勝利。

對北平地下工作的評價解放戰爭時期，平津地區，特別是北平，地下工作發展得非常好，學生運動、工人、一般職員、敵軍上層的統戰工作，可以說是貫徹了中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反對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頑固派。

我在學委分管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做敵偽軍的工作，需要一個一個來聯絡，所以比較忙，學生運動也很忙，不斷地組織運動、遊行、貼各種大字報、領導各種團體。工作過程中，我曾聯絡過師大、中大、華北學院、中法大學農學院以及北醫的一部分。後來學委逐漸統一起來，高等院校統一為大學工作委員會，我很大一部分時間放在上層統一戰線，負責跟各個大學有名的教授聯絡，象許德珩（北大有名的教授）、張奚若、陸志偉等，以他們為代表，各大學都有一批教授，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他們在社會上，在全國，以致國際上都有影響，把他們團結過來，對孤立國民黨反動派有很重要的意義。那時由於黨的路線正確，這項工作開展得比較好。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解放戰爭不斷從鄉村奪取城市，奪取大中城市，最大限度孤立了國民黨的統治力量。

學生運動在全國來講，做得也比較好，也是由於黨的正確路線。當時成立了黨組織，過去是單線聯絡，現在可以廣泛發動群眾，一個單位一個支部，一個大單位分幾個支部，這樣就把群眾帶動起來。學生一是在學校做好鬥爭工作，二是上街遊行。有一次在反對李宗仁的遊行中出來了上萬學生，李宗仁那時在南池子，學生遍佈南池子、北池子、圖書館，直到天安門，雄壯得很。學生手拉手，肩並肩，排成隊，十個人一排，很整齊，打著旗子“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非常感人，國民黨軍隊、警察都出動了，但不敢隨便鎮壓。有時警察要動手了，學生們看見國民黨官兵就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打內戰。”軍隊、警察就不動了，慢慢點點頭。這樣最大限度瓦解了國民黨軍隊，解放戰爭比中央預計的要提前一些。

除了上層統一戰線的工作和學生運動，其他方面像職員的工作也不斷開展起來。在敵人的政權裡面或在醫生裡面開展工作，可以透過他們把敵人機關裡的情況搞清楚，及時獲得材料、檔案、動態，是一條很重要的途徑。至於其他委員會，各有各的工作物件。

我們學委也針對敵偽開展工作。我們有個叫王甦的同志，他專門負責敵偽軍事方面的爭取工作，我有時和他一起研究，比如在沒有打入北平以前，有計劃地利用各種已建立聯絡的可靠的社會關係做爭取工作，也很有成效。

解放前夕，如果上面不起義，下面也會起義，象西直門、崇文門都做好了工作，準備開城門，兩個城門一開，解放軍很快就能進來。上層除了傅作義以外，還有九十二軍的黃翔以及其他一些軍的師長等等。因為沒有用武裝奪取，所以沒有配合解放軍攻城。但我們中央的方針本是放在武裝奪取，因為敵人若是不投降，那還得打，所以不能百分之百放在起義上。解放前夕，是檢閱地下工作力量集中的表現。那時，學校、工廠、機關都按照中央朱總司令釋出的命令，深入國民黨機關的各個部門去，要求有關人員各就各位，堅守崗位，不要跟著國民黨走，要保護財產，保護文物以及工廠裡的裝置，迎接解放軍進城。

在武裝奪取的準備工作上，還統一地組織了北平的糾察隊，學生、工人、機關職員擔任糾察隊員，護廠護校，我們還印了臂章。以便解放軍進城時，糾察隊員保證有秩序地迎接。

北平解放前夕，是對我黨整個地下工作的一次大檢閱，這個大檢閱是多方面的。聶老總在表揚北平地下工作時說，對敵方最高統帥部門的情況瞭解得那麼清楚，這在戰爭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北平地下工作有長期基礎，而且確實做得好，雖然是和平解放，但敵偽人員大部分還在城裡，還有軍隊，哄搶等許多事情都可能發生，但都未發生，秩序維持得非常好，進城以後也非常好。國民黨軍統佈置特務鬧事，但由於我們工作做得好，北平軍統特務組長徐宗濯投降了，把許多搞暗殺的槍支都交出來，把隱藏下來軍統特務的名單都交出來，這對北平這樣的大城市解放後的治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北平解放後沒發生過暗殺，也沒有對負責人的意外行動，不管是武裝奪取還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地下工作為解放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有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同進城的幹部一結合，機構很快就建立起來。黨的方針正確，對北平工作的恢復起了重要作用。從抗日時期以來，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北平的地下工作給解放後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後來解放軍南下過江，北平又輸送出了一大批幹部，都是原來的地下黨員。那時幹部很缺乏，剛一解放，新體系很多，大城市各個方面都需要人，對了 人解城市情況的幹部各個機構都需要，地下工作中培養起來的大批幹部，對貫徹黨中央關於解放初期的政策、管理城市起到了骨幹作用。北平地下工作的成績的影響是深遠的。

傅作義起義後，解放軍進城，令人歡欣鼓舞。我記得，我和徐書麟還穿著地下工作時的衣服到前門去看解放軍進城，當時我已到市委，但還沒有來得及換上軍裝，市委幹部穿著軍管會的衣服。

群眾情緒非常高漲，高喊著“共產黨萬歲！”“歡迎解放軍”。解放軍的車輛、部隊緩緩開進城，聶老總在前門箭樓上站著，看解放軍進城，正式接管北平。

北平這麼快就得到解放，這是沒有想到的，這主要是我們黨的方針路線的正確，人民軍隊不斷發展，人民群眾一心一意擁護共產黨，國民黨腐敗，經濟上發生困難，國民黨軍隊幾十萬，逐漸解體。那時傅作義號稱統帥 60萬軍隊，實際上也就 40多萬，但力量仍然很強大。

就算只是 10萬精兵駐守在北平，也不容易打下來。之所以能和平解放北平，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厭戰，不願打內戰了，覺得那沒出路。

北平成立軍管會，軍管會主任是葉劍英同志，第一書記是彭真同志，第二書記是李葆華同志，劉仁同志進城時是組織部長，鄧拓是研究室主任。後來鄧拓到了人民日報，李葆華到了水利部，那時傅作義是水利部部長，李葆華是水利部第一書記。劉仁後來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再後來是第二書記。當時市委的人很少，但工作效率很高，就那麼幾個老幹部以及幾個原地下黨的年輕幹部做助手，晝夜幹，革命勝利後的工作效率之高，官僚主義之少，是後來根本比不了的。一有事，馬上當場調查瞭解，就地解決，解決不了的馬上回來請示研究，很快就解決了。所以那時一天不知解決多少問題，僅過了半年左右時間，北平的許多事情就步入正軌了，這是很不容易的，在毫無管理大城市經驗的情況下，可以說管理的疏漏幾乎沒有發生，像暗殺、破壞等各種隱患都能及時發現。

解放後，我們幾個長期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成為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趙凡、張文松、我、王漢斌，也就是負責關於方針政策方面的事。對於一個剛剛解放的大城市，確實有許多新問題需要研究、解決，工作是很緊張的，白天工作一天，晚上總是到兩三點鐘，有時三四點鐘才睡覺，睡不了幾個鐘頭，第二天早晨又得起來接著幹。彭真同志是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幹事情干脆利索，沒有拖泥帶水的情況，所以工作效率很高，我對工作效率的重視受到了彭真同志的教育和影響。今天的事不拖到明天去做，這個鐘頭的事不放到下個鐘頭去做，因為那時需要解決的事情太多了，晝夜工作，才使北平很快恢復過來。

半年以後北平正式成立政策研究室，鄧拓任主任，搞政策研究。現在我們對政策都很熟，那時剛解放，我們對很多政策都不熟，就像彭真同志對我們說的：“你們沒掌握過政權，方針、政策就不熟，不知道國家怎麼管理，這一套是很需要學習的，所以要學的政策問題是很多的。”接管北平後，我因長期做地下工作，沒有管理的經驗，彭真同志說我們還有學生氣，還需要熟悉中央的方針、政策、策略，對實際情況需要調查研究，提出意見，還要學習聯絡群眾、聯絡實際等一套工作方法。掌握政權後的工作方法，經過二三年，大家都熟悉了，主要是彭真同志一開會就講，如何掌握政策，如何聯絡群眾，如何提出問題。彭真同志尤其不滿意的是講話沒有中心，大家在那時學會了抓住關鍵問題的所在。所以在那一段時間裡，我給彭真同志當秘書，得益不少，受到不少教育。

1949年，到市委工作後，非常忙。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是搞統一戰線，中央準備組織成立政協，瞭解民主人士思想動態，選出中央人民政府。北平市人民代表會議，找各黨派協商，在彭真的直接領導下做統戰工作，找民主人士談話，其中有許德珩、陳垣、梁思成、吳晗等。

吳晗在軍管會之後，當了副市長，主要負責對軍管會的工作，我做統戰工作，提出民主人士的名單，其中有參加全國政協的，有在北平做代表的，後來北京也成立了政協。

第一次代表會議召開時，中央人民政府還沒成立。6月間，毛主席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做了簡短髮言，提了兩點，一點是北平要作為首都，改名字為北京。第二是提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對政府有什麼意見提什麼意見，實行民主。

代表會以後，北京工作進入正常狀態，每年開一次代表會，後來成立了政協，政協會就更多了。開政協會以前是起草報告，我經常要和研究室的專家一起起草報告。彭真同志的作風，是很令人佩服的，凡是給中央的報告，向人民代表的報告等要修改很多次，而且直接找參加起草的人員一起談，有什麼不合適的，有什麼還要繼續調查研究的，有什麼不符合情況的，總是一改再改。至於給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起草出來後，三番五次逐句逐段地修改，特別是報告一般不是彭真同志自己去講，多是由別的副市長來作這個報告，他只是集中全市工作各方面的意見，講上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人民代表聽了以後，就明白全市工作主要抓什麼，不像有人講了半天不知在講什麼，抓不住中心，所以彭真同志的作風，就是提問題要明確，提出問題後解決問題的辦法要明確。簡單一句話，就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一解放，我就在北京市委工作，經常能聽到毛主席的教導和談話，彭真同志工作非常緊張，參加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常常到很晚。

彭真同志從中央開會一回來，就向大家傳達毛主席講了什麼了，三天兩頭可以聽到。

在彭真處當政治秘書，對我水平提高有很大幫助，後來我又當研究室的副主任（當時鄧拓同志是主任），後來我又當統戰室的主任。

首都在恢復時期，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性都很強，因為鄧拓同志的理論、歷史知識、文學知識、黨的政策水平都是相當高的，所以讓鄧拓同志當研究室主任。我 1939年在黨校就聽過他講課，講黨的基本政策，講得很好，他也給我們講哲學，引經據典。後來由於四人幫批判“三家村”，他不理解，自殺了。

做了不到一年秘書工作後，市裡又叫我搞統戰工作。實際上我給彭真同志做政治秘書時也兼管統戰工作。

在北京有很多上層人物我是比較熟的，市委建立了統戰辦公室，我在統戰辦公室做主任，重新開始聯絡民主人士。

其實，解放以後，我一直跟他們有聯絡。他們工作上有什麼意見，對全國的政策有什麼意見我都能及時向上反映。北京這些民主人士很多都是帶全國性的，民盟的、民建的、民革的等等。這些民主黨派還有一些有名的教授，像張奚若、許德珩、樊弘，他們都是長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跟國民黨鬥爭擁護民主的，還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像教育界、醫務界，一些民主黨派，以及國民黨的軍政人員。

我們始終把黨的統一戰線作為黨的工作的三大法寶之一。這三大法寶我記得在 1941年時，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到的，那時我就把它記下來，認為這三個東西確實是黨的三大法寶。有的人不願搞這個工作，不願意接觸非黨人士，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與敵人做鬥爭，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或可能爭取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我們的勝利就會受到很大阻礙。在解放前，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和解放以後發展時期，黨對統一戰線的工作是很重視的。第一次統戰會議由羅邁（李維漢）、劉漢同志主持，會議結束了以後，向毛主席彙報，轉達了我們對統一戰線工作支援的意見，毛主席曾和大家合影留念。我搞統一戰線，解放後又搞了十年，不僅搞國內的，還包括國際的。國際統戰工作是從 1950年起開始搞的。

開始搞“和大”，即和平委員會。那時郭沫若是主席，彭真是常務副主席，另外還有副主席陳叔通等，有一批民主人士在這裡工作，羅隆基當宣傳部長。由於我同上層民主人士接觸多了，與他們來往有

經驗，就兼作“和大”副秘書長工作。劉寧一任秘書長，但他是工會主席，事情非常多，機關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來做。

1951年 2月間我第一次出國，與郭沫若在柏林參加了和平理事會，國際統一戰線工作，反對戰爭，反對原子戰爭，實際是反對美國。

我在北京呆了幾年，可沒出過國，覺得非常神秘。周總理點名讓廖承志同志負責，郭沫若當團長，不知為什麼廖承志沒有去，我當時是秘書長，後來換李一氓當秘書長。那個時節天氣很冷，有的人穿著皮衣服，郭沫若任團長，團員有蔡廷鍇、彭澤民，還有法文翻譯陳定民，俄文翻譯閻明覆，英文翻譯林青（駐聯合國大使），他們都在外交部，還有幾位民主人士，一共 12人。這個代表團在德國參加了世界和平理事會，同時訪問波蘭、捷克，訪問蘇聯。臨走以前周總理接見了我們。

我清楚地記得，周總理囑咐說，出去以後，除了開會應注意的問題以外，特別讓我們看看捷克斯洛伐克，因它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面最好的，經濟沒有破壞，工業也比較好。

1951年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大飛機，只能坐小飛機，飛 猿天才能到莫斯科，源天到東柏林。

小飛機一共才能坐十幾個人，遇上天氣不好，常颳風，像西伯利亞那種強風，飛機就飄飄悠悠，有時遇上真空，能落下來，厲害的話還會把飛機撕裂。飛機有時候落差大，人體不易承受，機上的翻譯（原來辦公廳主任的兒子）就喊：“啊呀，不行啦！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 志我也是第一次坐飛機，覺得非常不舒服，老是晃晃蕩蕩的，很緊張。郭老就說：“你躺下就好了，躺在過道上吧。”果真躺下後就好多了，也不想吐了，也不暈了。

第一站先到蒙古的烏蘭巴托，休息了個把鐘頭，蒙古和平委員會在機場招待了我們，接著又飛了二三個小時，到了蘇聯的伊爾庫次克，靠近蘇聯邊境。伊爾庫茨克天氣很冷，零下三十多度，住在一個旅館裡。郭沫若團長自己住一個小屋，我們幾個人住在一個大屋子裡。一到廁所，簡直髒得要命，旅館裡住的人穿的大棉褲、大皮襖也很髒。我感到這旅館怎麼這樣？還不如北京飯店呢！以前只在小說裡看到過社會主義，想象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生活怎樣的好，人民怎樣的幸福，環境怎樣美麗，非常理想化。我想怎麼社會主義國家的旅館這麼糟糕啊，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到了新西伯利亞，那裡有二三十萬人口，房子都是新的。晚上招待我們看芭蕾舞劇《天鵝湖》，我還是第一次看芭蕾舞劇，蘇聯的芭蕾舞團跳得真美，觀後我們被請去座談，他們拿出簽名簿讓郭沫若簽字，我看了看，上面還有毛主席寫的：“很好，很好，謝謝你們。”第三天，我們抵達莫斯科。蘇聯的和平委員會主席是作家法捷耶夫，參加和平理事會的大多是社會活動家。其中我記得有一位波蘭女作家，著有一本很厚的著作。之後，我又去了東柏林。

我們這次出國一個星期，先看了一些東德的城市。那時給我的印象是二次大戰以後東德人民的生活是十分艱苦，到農村去看合作社雖然有拖拉機，但吃的就是土豆，工人在城市裡，吃的方面也有困難，拿著工業品，手錶之類東西到農村去換土豆吃，我們算是貴客，每天也只給吃兩個雞蛋，多了也沒有，橘子是從西德運來的。吃的定量，有面包、香腸，能吃飽，不過也可見當時情況相當困難。要與我們中國現在這樣大吃大喝比真是天壤之別。在德國因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那些炸燬的殘跡、樓房等等都沒有清理，不過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城市建築風格。柏林都是四五層樓，在去哈雷革末西路上，兩旁種的是桃樹，這對於我日後在市人委當秘書長管綠化，給了很大的啟發。三月份天氣不是很冷，樹已長骨朵，種梨、蘋果也都可以，綠化不僅僅是綠，還把經濟也結合起來。東德給我的印象是發展水平較高，如不搞戰爭，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相當高的。

到捷克以後，感覺到處小巧玲瓏，路也不是很寬。布拉格路較窄，小廣場很漂亮，大教堂裡都是一個個黑大理石的棺材，歷代的皇帝在裡面放著。捷克人生活得不錯，房子古典樣式的較多，沒有戰爭的痕跡，希特勒進去很短時期就投降了，仗沒怎麼打。參觀捷克一個風景區，是個溫泉，大溫泉一噴很高，很漂亮，在大房子裡面。下面有條河，靠山，河在這個小城市中間，很漂亮。皇帝避暑的地方，給我印象也很深，那裡也有溫泉。回來路

上參觀了一個玻璃廠，捷克的玻璃製品在世界上是出名的。我記得他們送我們一點小玻璃製品，對我們說，他們的玻璃好，拿起來“叭喳”扔在地上，也不碎。捷克式步槍也很有名，但是我們沒有參觀兵工廠。有名的還有捷克皮鞋，北京東交民巷原來就有個賣捷克皮鞋的店。我們認為捷克這個小國經濟發展得很好，真像周總理說的，“你們不看就不知道。”到波蘭後，感覺就不一樣了，因為那裡是德國和蘇聯拉鋸戰的地方，華沙大戰是世界有名的，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男人也很少，蓋房子的好多都是婦女。我們看到一個紀念碑，當地人都被德國人殺了，看來這裡比柏林損失還大。在捷克時也曾看到一個烈士墓，是在德國人統治時被殺的，墓的周圍豎的十字架有好幾萬，都是讓德國人殺的。在波蘭參觀鍊人爐，這是希特勒把猶太人、波蘭人大人小孩弄來以後在電爐裡整個人燒掉，女的把頭髮剪下，鑲的金牙砸下來，有一個房子裡還放著一堆一堆金牙，頭髮也是一屋子一屋子的，法西斯的殘忍，實施滅絕種族政策可見一斑。

我們看了莫斯科、列寧格勒，我對列寧格勒十分感興趣，那裡完全是個古城。列寧格勒雖經歷了歷時兩年的保衛戰，可是列寧格勒並沒遭到破壞，蘇聯人反對希特勒的精神也不得了，被圍困那麼多天，古蹟都沒有破壞，現在以列寧格勒保衛戰為主題做成一幅畫展覽。列寧格勒位於海邊，我們還看到了列寧領導十月革命起義時的船。那隻船已成為古蹟，在河裡停著。

列寧格勒有 500多座橋，大小橋修得很好，一看就有典型的俄羅斯風格，我很喜歡。莫斯科也不錯，都是現代化建築，希特勒只打到莫斯科邊境，但沒進去，城市沒有被破壞，我們很欣賞蘇聯的建設，地下火車修得好。參觀了幾個車站，有一個共青團修的車站非常好，後來我到英國、美國、法國、日本，我感覺都不如蘇聯地下火車搞得漂亮，不過 1988年我到北朝鮮去了一次，他們的地下鐵路深度、裝修是世界頭等的。車站專門用燒製的瓷磚，鑲在牆上還拼成花，各種各樣的圖案。也看了些工廠，包括斯大林汽車工廠，聽說一年可以出 12萬輛汽車，真覺得不得了，現在來看，當然這算不了什麼。當時看著一會兒就出一輛車，一輛接一輛，覺得真了不起。

從莫斯科回來，郭老寫過一本出國旅行記，他不坐火車，想坐飛機快點回來，還有蔡廷鍇等都坐飛機回來了，我們多數人一起坐火車，走西伯利亞這條線，從莫斯科到滿州里有六天的路程，再到北京，有七天左右，沿途逢大站我就下車，想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各方面的情況，就看到一些穿著軍裝要錢的，有的腿斷了，還在要錢，我很不理解，為什麼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的還要討飯吃？產生了些看法。在莫斯科跟我住在一起的是我國搞原子能的專家趙宗耀，他和我總在一塊，他剛從美國回來，回國後在國內圖書館找不到他所需的資料，有一天他說要到莫斯科的大圖書館看看，他先後去了兩次，有些資料，用筆記本抄了一些。有一天回來他跟我說：“我的本兒丟了”我們開始以為是小偷偷的，後來才明白是被蘇聯的克格勃盯上了，把那本子偷走了。

從西伯利亞鐵路回來，要穿過西伯利亞、貝加爾湖。貝加爾湖風景很美，在漢朝時，貝加爾湖是屬中國的版圖，屬少數民族的。那裡車站上也看到要飯的，還有老百姓穿的很破在那裡賣雞蛋，當時心裡感覺很不舒服，怎麼社會主義還有這些現象。在蘇聯，招待我們吃水果，是很小的蘋果，比中國的差得多，車站上的水果也非常少。日常生活用品也非常少，連鋼筆都很難買到。在車站，一些紅軍軍官見到我們很熱情，總跟我們喝兩杯，我把鋼筆送給他，他非常高興。可見他們的輕工業很差。1956年赫魯曉夫、米高揚，還有一位元帥訪問中國，米高揚問我：“你們不但有汽車，還有三輪車、人力車、馬拉車，是不是全國都是那樣？我說：“對，全國都是這樣。”他問：“大城市也這樣？”我說：“對，大城市也這樣。”他說：“你們的東西豐富。”意思是我們比較闊，輕工業比他們強，蘇聯當時輕工業就總上不去，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帶著很多神秘色彩，特別是到社會主義國家去，到蘇聯———無產階級的祖國去。我入黨時就是舉左手，面向西北無產階級的祖國，決心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為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不惜犧牲一切。蘇聯在我的心目中很神聖。

第一次出國，打破了我對外國的神秘觀點，打破了覺得外國什麼都好的觀念，覺得他們的建設也須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恢復，他們的窮人，吃不上飯的還是不少。

後來中國召開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大會，來了幾十個國家的代表，會議是 1952年召開的，我參加籌備了這個會。這個會議主要的籌備人是劉寧一、郭沫若兩個人，我們做他們的助手，以和大工作

班子為基底，抽調一些人籌備亞太和會。來了三四十個國家的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很重視，毛主席親自聽現場會議的情況。彭真同志出面主持，周總理親自請這些外賓吃飯，親自看飯桌上擺的名籤對不對。因為這些事情以前沒掌握政權，不太懂，這種禮節排場也不大清楚，但在這些會議的籌備過程中，學會了很多東西。

三反五反 我經歷的第一個大的運動就是三反五反，我具體掌管北京市的五反工作，因為我是統戰室主任。北京工商戶號稱五萬戶，要進行資產核定。三反五反給我印象最深，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是毛主席派江青去了解工商戶的情況，我給江青找了兩戶，她去現場看，向毛主席做了彙報。我們及時向彭真同志彙報了工商戶的情況，後來毛主席就把工商戶分成五類，完全違法、嚴重違法、違法、半違法、守法這麼五類。這是有策略地反對工商界偷稅漏稅，以次充好。

1951崔月犁同志（三排右 猿）參加在東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理事會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作家曹禺找創作素材，我給他找了一個比較大的工商戶，讓他去觀察，看資本家怎麼個交待，是什麼態度。他在那個地方與資本家面對著面，資本家不說話，他也不說話，後來他根據實際生活體驗，寫了本反映資本家的劇本《春華秋實》，後來在青藝上演過。這兩件事，一件是分五類，一件是根據五反運動寫的劇本。

在三反五反中，我的政策水平提高了一步。為什麼要對資本家分類呢？這就是具體統一戰線的問題了，雖然有偷稅，嚴重違法的，還是作為少數來打擊，把絕大多數工商界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次五反以後，北京市工商界的秩序好多了，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的少多了。現

月犁同志：讀《健康報》上“老部長離任前一席話”，十分感動，我兄一生為衛生事業艱苦奮鬥，功績長留人心，所言至懇切，十分重要，八億農民的醫療與健康問題是祖國大事，看樣子非數十年大下功夫不能解決。近兩年您從內蒙古到西藏作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尤為感人，但望我國幹部都能這樣負起責任來，國家前途必更有希望。

您是不會老的，也是閒不下去的，您必然有更大的建樹。多年仰慕，不覺言 深。雖 在 比 鄰，猶 暮 雲 春 樹，思 念已。敬 問 安好，並向書麟夫人致意！

曹禺一九八七、四、十三在許多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的問題都是三反五反時的玩意，甚至比那時還嚴重。五反後整個民族資產階級更靠近黨了，為 1956年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五反之前，剛進城不久，資本家也採取囤積居奇，那時國民黨在城裡的糧食很少，糧價一日三漲，糧老虎藉此囤積糧食。北京市有幾個糧油大戶違法經營，我們發現以後逮捕了他們。我記得彭真同志讓我去和工商部門商量，對糧油老虎是打死呢，還是打掉他的牙，不讓他再咬人。工商界說還是打掉牙吧，抓起來，判他刑，過幾年放出來。所以各種違法行為，必須要鬥爭，你不鬥爭，他就越來越蔓延，象傳染病一樣，這也標誌著我們進城以後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

抓日常工作的除了彭真同志，還有劉仁同志。我們嚴格按毛主席的政策辦事。搞了不到一年時間，1952年，我們去上海幫助他們搞五反，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先去的，後來覺得人力不夠，調北京參加過五反的幹部去。上海的工商界大一些，戶數比較多，解放前有一種說法是三個北京工商界，力量頂得上一個天津，三個天津等於一個上海，有的說十來個北京頂上一個上海，上海工商界力量是比較大的。後來中央又派薄一波同志去坐陣。陳毅當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經常同我們這些參加五反的幹部談話。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很豪爽。大家很重視政策，因為五反一來，鬥爭很激烈，今天這個自殺，明天那個跳樓。一次開大會，薄一波同志說：“我到劇場來，就看見從樓上跳下去一個，一定是資本家了。我們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要搞逼供信。”那時，陳毅同志也講話，講到最後，總是一句話：“沒啥了不起，放開幹！”因為怕大家縮手縮腳，五反取得不了什麼成績。

到上海我記得帶了二百來人，包括北京市婦聯、工會的幹部，由我帶隊，參加老閘區五反。老閘區是工商界的一個重點。南京路大資本家很多，一些大資本家很有名，象榮家的榮毅仁（現任國家副主席）。那時他還比較年輕，每次開座談會他都參加，還有一些上海其他的資本家，很有名氣。那時幹部在五反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些資本家一看北京去的幹部來上海搞五反，來頭不小，不會輕易過關，得好好交待。再一個我們有個經驗，先研究工商戶的大小、違法的情況以及自我檢討的情況，然後按五類對照。上海五反比較健康。

抗美援朝 參加了上海的五反以後，1951年 10月，抗美援朝開始，“和大”又掛了抗美援朝總會的牌子，號召全國人民抗美援朝，支援朝鮮，搞了有兩年時間，我們出國時也呼籲怎麼援助朝鮮，反對帝國主義，在國內大規模組織群眾遊行，群眾捐獻買飛機，指定要買蘇聯的飛機，那時我想蘇聯和咱們是同盟，關係好，飛機還不得給中國，給朝鮮啊，實際上還是買的。我們抗美總會捐獻的飛機也不少，因為大家對美帝國主義很仇恨。我們剛解放，他們就妄圖侵略朝鮮，進而侵略中國，所以不能不援助朝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年，美帝國主義看到，它支援的一派失敗了，不甘心自己的勢力被轟出中國，轟出亞洲。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出兵支援南朝鮮，向北朝鮮進攻。1951年9月間，美國動員南朝鮮，打著聯 人和國的旗號，致使一二十個國家出兵支援南朝鮮對付北朝鮮和中國。一些國家象徵性地派了一個旅，一個團，一個營，一個連或一個排，主要是美國，出兵幾十萬。同年，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仗打了 3年，最後，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把美帝國主義勢力轟到了“三八線”以南。雙方經過談判，宣佈停戰。

因為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苦戰兩年多，傷亡不小，國內組織全國性的慰問團。以賀龍為總團長，按六大行政區下設六個分團，副團長有梅蘭芳、周信芳，統戰部副部長徐冰，秘書長是陳沂，我是副秘書長。

我們先期到達瀋陽，對各分團進行慰問的文藝節目進行檢查。一兩個月裡，我們天天看戲，有歌舞、戲曲，一個分團帶好幾個文藝團，再一個團一個團送到朝鮮，我打前站，事先安排活動。

我從瀋陽坐汽車到新義州，是鴨綠江邊朝鮮的屬地，新義州炸得一塌糊塗。一過鴨綠江，我國境內一點沒炸，處在邊境線上的橋也炸得很微妙，朝鮮那一半炸掉，而我國那一半卻一點沒動。所以一個國家要是有威懾力的話，外國人不敢隨便動你。一箇中國人起碼要有愛國主義，到了國外，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後盾，別人就會瞧不起你，這當然也要看你自己的努力，是否讓人看得起，看得起你的國家。

在新義州，一個朝鮮人民軍軍官接待了我們，用一輛小卡車接我們，路被炸得很難走，北朝鮮山多，山路上隔不遠就有一個山洞，遇上飛機轟炸，汽車就迅速開進洞內。從新義州到平壤的鐵路兩邊佈滿幾人多深的炸彈坑。美軍為了切斷我方的武器彈藥供給，頻繁地空投炸彈破壞運輸線，鐵路被破壞就連夜搶修，公路上的運輸車聽到飛機的轟鳴則馬上關掉車燈，鑽進山洞。

上午 11點出發，夜裡 1點才到達目的地，司機累壞了。在中國大使館，我們隨便吃了點飯就睡覺了，睡覺前與朝鮮當局洽談好有關慰問團赴朝的事宜，安排了日程。

首先，金日成在牡丹峰接見了總團的負責人，牡丹峰地下幾十米深有一個小禮堂，凳子都是木板子。接見後，在平壤休息了兩天，決定沿著“三八線”，由西海岸向東海岸走，我換了身志願軍的軍裝。

印象最深的兩個地方，一個是老禿山，一個是上甘嶺。那時，老舍也去專門訪問了上甘嶺，準備作為創作素材。老禿山被飛機輪番轟炸，山頭削下去幾米，部隊就在山上挖進去很深的洞，任憑飛機怎麼炸也炸不透，連指揮部也設在裡面。上甘嶺炸得更厲害，所有的樹都炸光了，草也掀沒了。幾百架飛機日夜輪番轟炸，炸一次就被削去幾米，一個剛從國內探親回來的團參謀長帶著一排人在山洞裡，洞口炸塌後，被埋在裡面，三十多人全部犧牲，比電影裡還要殘酷。志願軍保衛祖國，保衛家鄉，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是崇高的。老舍回國創作了《上甘嶺》，充分反映了志願軍殺敵衛國的英勇事蹟。當時我們的武器很落後，只有機關槍、大炮，很少飛機，許多情況下是衝鋒，因為有兵佔領了，才算奪過了陣地。毛主席說：“武器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因素是人。”“決定的因素是人”，並不是說人沒有武器也可以，而是說武器差一些，但人英勇善戰的話，可以彌補武器的不足。我們的志願軍就是這樣的，仗打得越多，我們繳獲的武器也越多，加上當時蘇聯老大哥的支援，我們也從他們那裡買些軍火，武器比過去好多了。

最後一個戰役時，我到了志願軍總指揮部，這是一個很深的金礦，彭德懷是志願軍的總指揮。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就是在指揮部的外邊被炸死的。毛岸英長得很像毛主席，原來在六所，遇有同蘇聯人會談時，他便擔任翻譯，人很精幹，俄語說得很好，抗美援朝時，他主動要求上前線鍛鍊。那天，他出去打水、打飯，正碰上飛機轟炸，沒來得及躲，壯烈犧牲了。

一天，彭總和一些指揮員回來得早，便給我們講述把美軍和南朝鮮軍轟到“三八線”以南這最後一仗是怎樣打的，先用大炮地毯式轟擊，然後是上千輛坦克推進。現在中國軍隊的武器是相當先進的，如果日本鬼子再來較量，咱們就不是當年打日本、打蔣介石的裝備了。

沿著“三八線”，我們慰問了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到了開城，那裡沒有受什麼破壞，還是原來的房子，離不遠處就是談判的地方。在談判地，停著美軍飛機，三方士兵實槍荷彈對峙著。

朝鮮人民經歷的戰爭的苦難是非常大的。從新義州到平壤，一路上兩旁沒有房子，都被炸光了。男子都上了前線，好像當時男女比例是一比十。34年之後，我再訪平壤，建設得很好。街道非常乾淨，綠化美化得也很好。我曾看到瑞士的交通警都是女性，平壤則是我見到的第二個全部是女交通警的城市，她們手持指揮棒，動作瀟灑。參觀的一些大的建築，管理得非常好。朝鮮實行十年義務教育，考入大學，費用也由國家負擔。從他們的精神面貌，城市的管理來看，比北京要好。市容清潔衛生，市民文明有禮。平壤的地鐵在地下 100米深，車站內非常漂亮，全部大理石結構，兩側的牆是瓷磚畫，17個車站，每個車站都不同。我看過蘇聯的地鐵，法國的地鐵，東德、西德、英國、美國紐約的，我說：“你們的地鐵是世界上一流的，別的國家都趕不上，上下都是自動扶梯，空調也很好。”建設中雖然也有浪費、犧牲，但比戰爭要小得多。只要是路線好，安排好，生產發展，教育水平提高，建設就不會出大問題。中國現在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像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但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還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哪家沒有電冰箱，電視機？後來我又去訪問朝鮮，看到朝鮮在人民生活這方面不如我們，在他們的農村看不到什麼電視天線，而一過鴨綠江，看我們國家農村全是天線，這十來年我們的變化確實是很大的。

“八六”大會 1964年 8月初，在日本召開“八六”大會，反對原子彈、氫彈。當年美國在日本廣島丟了原子彈，日本對中國八年的侵略戰爭已打得精疲力竭，國內也是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加上希特勒的慘敗，日本宣佈投降。當時日本有一部分上層也反對戰爭，因為戰爭對日本損傷也很大。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侵華造成中國人死亡兩千萬左右，損失一千億美元以上，給中國造成沉重的災難。在老家時，老百姓連睡覺都睡不成，天天有日本兵、漢奸騷擾。當時年輕人不參加抗日的不多，因為你不打他，他不拿刺刀挑了你，也得把你抓走當勞工，象劉連仁，那是幸運跑出來的，不知有多少人慘死在他鄉。

世界和平大會，東京、廣島、長崎的群眾反對原子彈，維護世界和平的呼聲很高，組織幾千人的遊行，日本警方的飛機在空中盤旋，警察在四周警戒著，但沒有進行鎮壓。我們參觀了長崎和廣島，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專門收容受原子彈迫害致殘者的醫院，醫院裡住著幾百人，有些人歲數很大了，這些受害者失去了勞動能力，靠國家養著，更有一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不能自由行動，需要人照看；再一個就是參觀原子彈爆炸造成的危害，除了能從照片上看到的人的傷亡、建築物的毀壞，還展示了實物、傢俱、瓷器等相距多遠，受到什麼樣的作用，鋼、鐵被燒成什麼樣子，帶有科學性。原子彈主要是衝擊波的作用，人若趴在幾十米或是幾百米深的溝裡，就不會受到傷害。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要求和平，世界局勢相對穩定，用軍事手段來達到侵略目的已經不行，各國都在發展經濟，一些大國用經濟競爭的手段慢慢進行滲透和侵略。參加這個大會，感觸最深的就是戰爭的破壞，全世界死了幾千萬人，還有那麼多人成了殘廢，不能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1964年，中國和日本還沒有建交，但有一部分友好人士對中國人很好，政府不出面，我們住在金剛鑽飯店。那個飯店管理得很好，井井有條，服務員的舉止都很文明，我就問他們這些人是否都是飯店的服務員，陪同的人解釋說，他們都是些大學生，早晨打幾個鐘點的工，下午去上課，固定工很少，節省了開支。顧客需要訂飯或是買什麼東西，只需打個電話，很快便會有服務員給送上來。街上各色餐館也很多，吃飯很方便。在長崎，我提出住日本式的飯店，我們找了一箇中等的日本式的飯店，完全是日本風格的。一進門是榻榻米，睡在地上，服務員小姐穿著日本和服，態度非常和藹，進餐時，她們跪著為客人夾菜。在大阪，那時日本還不很發達，小的工商業者倒閉的很多，為了促進兩國友好關係，讓我給他們作報告，介紹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情況。在東京參觀了東京帝大（東京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比咱們一些條件差的醫院還破，地板沒有漆，樓道里堆著破箱子，教授穿的西服很舊，有的袖口都磨破了。1964年是第一次去日本，在回中國途中，差一點遇險。

這次去日本，中國帶隊的團長是劉寧一，當時他是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團員有張香山、唐明照、吳學謙，還有我，回國時同乘一班飛機。那時中日還未建交，需從香港轉機去日本，當時乘坐的是日美航空公司的飛機，飛機的效能還是很好的，但起飛兩小時後，乘務員告知大家飛機出現故障，要向回飛，可見發生了比較嚴重的故障。飛機在茫茫的大海上，好比一片樹葉，吳學謙一下抓住我說：“哎呀老崔，是不是要開咱們的追悼會了？”我右邊坐著趙樸初，他是佛教協會的會長，和我們同機回國。他沉著地拿出一幅卷軸來，上面寫著字，我問他：“趙居士，這是什麼？”“這是日本和尚送我的佛經，別害怕，有這東西保佑著呢。”“那好吧，就看你的了。”原來輕鬆愉快的氣氛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沒有人說話，大家屏息靜氣地等待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 去。 兩 個 小時後，飛機在日本羽田機場降落，四輛救火車 1989年“五一”崔月犁同志與趙樸初合影在那裡等候著。

在戰爭中遇到危險沒覺得怎麼樣，因為自己還可以隨機應變，想方設法逃離險境，可在飛機上就毫無辦法了，不是人為可以挽救的，掉下去，必死無疑。“文革”蹲監獄時就想：當時還不如飛機掉下來呢，免去現在受這麼大苦，若能出去，一定請趙樸初寫首詩，描述一下當時在飛機上的心情，後來他真的給我寫了一首詩。趙樸初的詩是這樣寫的：仰視蒼蒼無盡，俯窺無盡蒼蒼，紅霞萬朵太平洋，疑泛蓮花池上。

笑語紛來隔座，怒濤猶憶扶桑，降魔且戰百千場，會看人天改樣。

1966年 5月，以“海瑞罷官，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開始，北 志京市委被點名，江青要抓北京市委，把北京市委打倒，在文藝改革問題上說北京市委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等等，5月間在市委內批判了鄧拓。鄧拓是很有才華的人，哲學、歷史、文學都很好，政策水平也很高，寫文章寫得很快，在《人民日報》當社長。他受不了突如其來的批判，在 5月初就自殺了。6月初，華北局檢查組接管了北京市，打倒了彭真、劉仁。

他們首先到了市委大樓，讓每個部門的負責人交待，搞得烏煙瘴氣，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不知怎麼回事，交待什麼，我也不清楚。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執行了，別的我什麼也交待不出來。

7月初，開始批鬥我。在北京飯店被批鬥的一共有 20多個人，那時我是副市長，主管衛生、外事、賓館服務、人委日常工作，還兼衛生體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等，有許多具體工作。因為紅衛兵勁頭越來越大，北京衛戍區把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等主要領導名為關起來了，實際是保護起來，批鬥時再帶出去，免得紅衛兵抓起來打。那時北京市在外邊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處排隊搶著鬥我，每天總有一兩場，到區裡鬥，到各單位鬥，差不多有一年，沒事時打掃衛生，打掃廁所。批鬥時掛著大牌子，貓著腰，一下就是三個小時。有一次批鬥時，地質學院的學生造反派配合北京市委造反的人，兩個學生扳著我的手，我用腳尖站了三個小時，冬天棉襖都被汗溼透了，手也扳壞了，筋都拉長了，很殘酷。在這一年裡，家裡被抄了好幾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裡東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個工棚裡，兩間小屋，四面透風，白天到機關去勞動。

1966年 7月 9日，晚上 9點多鐘我回到家，來了個軍隊幹部（後來知道是警衛師的一個參謀長）帶著兩個戰士，說是要集中學習，兩個戰士一邊一個架著我上了吉普車，拉到朝陽區三間房二師的一個團部，一直關到年底。那天正是大年三十，來了五六個戰士，一個幹部把我找去，兩邊列著戰士。

“你叫崔月犁嗎？”“我是崔月犁。”“你看看這個。”我一看，是逮捕證。我想問問他為什麼逮捕我，又一想，他也是執行任務來了，多問也沒用，就逮你了，怎麼著？

“行，走吧！”上來一個戰士給我帶上手銬，上了吉普車，一邊一個戰士押著，向西開去，上午十點來鍾出發，走了一個多鐘頭，到了小湯山療養院，這個地方有個很好的溫泉，穿過溫泉進了山溝，一看山溝裡有一大片房子，有個大鐵門，原來是監獄。

進了監獄，把所有衣服脫掉，換上囚衣，帶著一雙棉鞋，一雙單鞋，連襯衣都換掉，只讓穿一身囚服———一件黑棉衣，一件黑棉褲，鞋帶也抽掉了。我留了一個又舊又破的皮背心，把釦子都得揪掉，手錶也沒收了。我帶著四本毛主席著作，一本毛主席語錄，跟著進去，大院套小院，兩道牢門，裡面是四五層的樓，一進樓又是牢門，牢房外面一道鐵門，裡面一道木頭門，一共五道牢門。

抓我時正是大年三十，1967年底，1968年初。

我一個人住個單間，六小步寬，十小步長，後面有扇一尺見方的小窗戶，陽光可以照進來，窗戶上有鐵欄杆，放風時，我數了數，一層有十個牢房，一個牢房一個人，誰跟誰也見不著。監獄裡一個星期放一次風，曬曬太陽，外面四周也是圍牆，上面有個平臺，兩個戰士在上面站崗，開開門有個小方框，一個人一個人放風，一個進來，另外一個才能出去，每人半小時。

早晨一碗稀飯，一塊鹹菜，一個小窩頭，冬天窩頭又涼又硬，中午兩個小窩頭，一碗菜湯，春天湯裡只有幾片菜葉，連洗都不洗，連根一塊切進去，喝完碗底還有泥，晚上也是這樣，一年四季如此。

戴著手銬，面向一側地板睡覺，上面的燈照著，沒法翻身，一翻身，手銬象刀背似的卡著手，四年都如此。致使我的右腿長期壓迫萎縮，初到監獄時，晚上睡著了，不知不覺翻個身，便被看守叫起來靠牆站一宿，也不知犯了什麼錯誤。放風時，因為吃不飽肚子，走得慢些，後面的戰士就踹你兩腳。屋裡有個馬桶，有自來水，暖器用水泥砌成 不圓的，沒楞沒角，屋裡只有十大件：一袋牙粉，一支牙刷，一個瓷缸，一身囚衣、囚褲，一個褥子，一床被子，一雙破鞋，一件裡面的襯衫，一件小破皮背心。冬天時，吃不飽，還很冷，每天晚上五六點鐘燒暖氣，8點鐘就沒了，吃不飽，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沒有草，只有層褥子，連枕頭都沒有，睡覺時枕著雙破鞋，晚上 9點鐘就凍得打哆嗦，肚子裡沒食呀，10點鐘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簡直睡不著覺，這下我體會到了無產階級為什麼要革命，《國際歌》裡不是唱：“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飢寒交迫真是不得了，這種生活連續過了 5年，林彪倒臺後才有所改善。

當時是康生向中央報告提出“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罪該萬死，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式的審訊工作，讓他們繳械投降。”在那種生活環境下，聽說徐子榮沒多長時間就死在監獄裡。他比我大十五六歲，我是最年輕的，進監獄時是 47歲，文革前工作那麼緊張從沒住過醫院，沒鬧過大病，頂多感冒，體質是很好的，劉仁是林彪剛一粉碎，就給他摘手銬了，也死在監獄裡，馮基平坐了 9年監獄，比我時間還長。文革後恢復了工作，任北京市委書記，1986年因癌症去世。劉仁比我大 11歲，又有胃病，又有心臟病，哪裡受得了，拖了那幾年還算不錯的。我是1972年林彪粉碎後摘的手銬，在監獄戴著手銬過了整整四年零兩個月。

一年年，一月月，遙遙無期，也不知家裡知不知道我的去向，本以為也就一兩個月，可是半年過去了，一年，兩年，難道三年還出不去？

後來下了決心，《紅燈記》裡的李玉和不是說“把牢底來坐穿”，這輩子我出不去了，這樣想才有可能安下心來坐下去。最好的是勞改，可以看到陽光，看到大地，看到大地上蔥綠的植物，雖然失去了自由，但還有人可接觸，還能過半人的生活；其次是槍斃，不用受這個罪，折磨得太厲害了，槍斃時喊聲“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啪”一聲就完了，不就這麼回事，有什麼了不起。

粉碎林彪後，生活才有所改善，有時有個饅頭，菜裡有些油水。

剛進來時，我整天在屋裡轉來轉去，每天劃一道槓，數著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十個月……，划著划著索性不劃了，日子望不到頭，反正也出不去。出去不是槍斃，就是勞改，也許就一輩子出不去，死在裡面呢？

我思考著，為什麼讓我坐牢，我有什麼問題，心裡是什麼想法，應當綜合一下，好針鋒相對地反駁他們，我不是反革命。

五道牢門為我開，昂首闊步走進來。

革命幹部沒犯罪，鐐銬鎖身笑開懷。

反覆拷打強逼供，一生歷史最清白。

主席思想陽光照，柴扉春風吹自開。

毛主席的政策執行得好的話，我還會出去的，進去之後沒多久，我作了這首順口溜，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

接著進行了 3個月的突擊審訊，後來回憶這段經歷，從公安部要了康生的批件，其中後面批示“突擊式審訊，要他繳械投降”。“你去沒去東四六條？”“東四六條，我平常去的時候很多。”“問你去過沒去過。”“我專門到那去，我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了。”“他媽的！”“梆！梆！梆！梆！”他們劈頭蓋臉就是幾拳。

“你去過還是沒去過！”“可能去過。”“去過就說去過！到東四六條哪個地方？”我說：“我可想不起來到哪個地方，我記不清了。是不是過去我在和大當秘書長時，我們的秘書長劉貫一，解放後他住在東四六條，好象到他那兒去過。”“什麼門？”“二道門吧？”“什麼樣？”“四方院。”“多少號？”“記不清了。”“什麼他媽記不清，你明知道……”“梆！梆！梆！梆！”一次下來，整個臉都腫了。第二天，眼睛都打得腫得看不見，有時我得咬著牙，不咬的話，牙都會打掉的。

一天吃也吃不飽，睡也睡不好，審問時，雖然有個座，但也不讓坐，坐下的話，問著問著，吼一聲“站起來！”就得從早晨八點鐘站到十一二點，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回去吃菜湯、小窩頭，生氣吃不下就算了。八點以後，九、十、十一、十二……，有時到夜裡兩點，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兩三天，接著打。

打完一次之後，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讓回去寫材料，給五張紙，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鋼筆。因為覺得沒有什麼可寫的，就寫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無產階級覺悟很低，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

交上去，到下一次審問時，就會罵，“他媽的！你就寫這個？你自己的問題你不清楚！你找死啊！”我說我沒什麼可寫的，“什麼他媽的沒什麼可寫的！”一腳將我踢個跟頭，接著又是一頓打，打得根本站不住，兩個肺部都腫了，我繃著勁，怕把心臟打破了。

差不多三個月的突擊審訊後，眼睛打得根本睜不開，走路時用手扒開眼睛，四五個月後我的臉才消腫，兩個肺呼吸起來都疼。

“去六條多少號？”“我不知道？”“什麼不知道！你明知道還不說。”他們想把劉仁搞成特務。劉仁是不是特務，我怎麼會知道，劉仁1927年入黨，我是 1937年入的黨，他比我大十多歲，他的工作情況我能知道嗎？說人家是真特務，是假特務，我怎麼能說！後來，他們要我說到劉仁就必須加上大特務的頭銜，不這樣說，就小心著點。

以後我就只說事情，不提名字，因為說出劉仁，就得捱打，這也是一種鬥爭方法吧。

他們一看從我嘴裡總也套不出“劉仁是個大特務”，就開始上家夥。

每次審訊都是一個正審，一個副審，一個專門打人，兩個作記錄的，一共五個人，他們把我靠在牆上，一個記錄把我一推，一拉手銬，手銬一下就卡到肉裡去了，血順著袖口就流出來。

“劉仁是不是大特務？”“不是。”“他媽的！是不是？”“不是。”反覆好多次，細節我已記不大清，但他們想把劉仁搞成大特務，就是用這個辦法審訊的。

接下來，就是查王光美。他們想把王光美搞成特務，再聯絡劉少奇，說劉少奇跟特務有勾結。在王光美的問題上，比對劉仁的問題打得還厲害，這是他們抓我的關鍵所在。因為我在 1944年搞地下工作時就認識王光美，那時她在輔仁大學物理系，功課很好，本來要留美，後來是我勸她留下。日本投降後，葉劍英代表中共執行部與國民黨、美國進行談判，稱為三人小組，當時缺少英文翻譯，我動員王光美去給葉劍英當英文翻譯。談判破裂後，葉劍英把她帶到延安。她當時功課很好，英文也很好，留美沒有問題，小學、中學都名列前茅，在大學物理系也是高材生，到了延安，她和劉少奇結了婚。

他們一定要從我嘴裡講出王光美是特務，為什麼要逼我說東四六條這個地方呢？因為六條有個日本的特務機關，後來國民黨特務機關可能也住過，其中的細節我並不清楚。所以反覆問六條什麼門，多少號，而且打得很兇。

“多少號，1號啊。

我開始糊弄他： ”“什麼他媽的 1號！”“那麼 2號，3號……17號。”“他媽的，你明知道是 17號，為什麼不說，就是 17號嘛，他們那是幹什麼的？”“那我可不知道。”又一頓毒打。

最後，他們說著，讓我寫下東四六條一個什麼樣的門，幾號。我寫下來，他們是想取這一段作為王光美是特務的證明。“王光美去過六條沒有？”“我根本不知道王光美去沒去過六條，我跟她接頭都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時文化宮叫太廟，每星期在那兒和她碰一次面。“她在北京那麼多年就沒去過六條。”“那我可不知道，那麼多年去過的衚衕當然很多了，也可能去過呢。”“他媽的，你明知道她去過，你說她沒去過！”一下歪曲了我的意思。他們的審訊方法是把他們主觀願望打成是我說出來的。

“王光美去過六條什麼門，多少號，都寫下來。”我說我都說了，有什麼可寫的，不寫。於是他們就拽著手銬，在後面推著、打著我，逼我寫下來去過六條並簽字，按手印。我當時想你們就是這樣取證啊！

他們為劉仁審我，四五個回合，一個回合三天三夜，為王光美審了我七八個回合，每個回合還是三天三夜。

還有一個人叫張東蓀，是民盟的，也是全國有名的統戰人物，解放前他是知名的教授，腳踏好幾只船，與共產黨、與國民黨都有聯絡，日本統治時，他被抓起來過，可能答應過給日本人做事。日本投降後，上級指示我去找張東蓀，告訴他共產黨要進城，勸他和周圍的民主人士與共產黨合作，把北京城搞好。結果共產黨沒進城，國民黨進來了。他在燕京大學當教授，地位不低於校長，四面八方的聯絡很多，可能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絡。政治上還是個大特務，不是一般的小特務。解放後毛主席把他安排成中央政府委員，那時他七十多歲。50年代抗美援朝時，他把每年的國家預算材料都送給了美國人。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有一次在懷仁堂，毛主席講話：“張東蓀偷了我們國家的預算，送給了美國人。”使我知道張東蓀跟美國人有關係，是美國的大特務。但考慮到他畢竟和我們合作過一段，並沒有從重處理，免去他燕京大學教授的職務，給他一套房子養老，每月還給他一筆生活費。當時北京市委在德國使館舊址，我當時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羅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長。有一次我們正在打檯球，羅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崔，張東蓀有個電臺，他說是你讓他安的。”“你去調查好了，調查是，就是我安的，調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我不知道張東蓀有電臺，那跟美國人有關係。他一說是我給他安的，等於是共產黨讓他安的，為自己開脫罪責，可是卻把我牽扯進去了，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他們把這件事提出來，又突擊審訊了兩次，六天六夜。

我說，張東蓀是特務，毛主席說他是特務。可這之前我不知道他是特務，那時讓我找他，是上級指示，他做特務，我怎麼知道，爭取傅作義時，不是還有他在裡邊，解放後他還是中央政府委員，那麼些公安人員、政府委員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況且解放後我與他再也沒有來往過。

這些事，共突擊審訊了三個月，我在獄中又作了一首順口溜：日食三餐窩窩頭，時光大好付東流。

鐐銬鎖身真痛苦，寂寞難熬無盡頭。

反覆審訊無數次，拷打逼供鮮血流。

我對“死”“苦”俱不怕，人生可貴是自由。雄男兒不落淚，高山聳立不低頭！

突擊三個月並沒有把我在思想上、身體上搞垮，因為我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說我工作上有過差錯是可能的，可要說我在政治上是特務、是叛徒，做過壞事，那根本沾不上邊。

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說要你衝，即便衝進去是一死，我也會衝的。我對黨的忠誠到了可以為之上刀山下火海的程度。入黨時我就曾面向西北，舉左手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我一生都忘不了。把我當反革命，關進監獄，與我的情況差距太大了。我想：“我在黨內不算好乾部，中上等也說得過去，如果我這樣的人都進了監獄，那得有多少幹部被關進監獄，被打倒。對我肯定是過了火，對別人也這樣過火，那麼黨的路線可就“左”了。這是我當時的初步想法。

進監獄第五個年頭，粉碎林彪之後，監獄才允許家屬探監，但還崔月犁同志錄于謙《石灰引》要汪東興批准。

第一次探監，家裡來了四五個人，那時已粉碎林彪，但我還不知道林彪幹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事。當時可以看《人民日報》，有一天報紙上有篇天津教育局的總結，有句話“急 用 先 學，立 竿 見 影 的 謬論”，這是林彪在學習毛主席思想時提出來的，怎麼成了謬論？我想林彪一定出了問題。家裡人看我時，暗示我監獄裡住著不少人，有的職位好像比我高，我不大相信，中央的負責人怎麼能隨隨便便進了監獄，他們暗示彭真也在裡面，我更不相信了，因為彭真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這麼高的位置能進監獄嗎？

出來之後才知道彭真確實進了監獄，北京市進監獄的有彭真、劉仁、範瑾、張文松、任彬、我，還有一個體委副主任林一忠等，至少有十多個人。任彬進去後很快就死了，因為他有氣喘病、心臟病。

家裡認為我蹲了幾年監獄，精神苦惱，我卻談笑風生。家裡半年探視一次，一直到 1973年春，我的眼睛很不舒服，讓我出去看病，我的 志心裡才得到些安慰，但無形中也增加了我急切出獄的心情。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出獄呢？多一天，多一小時我也不願意呆在裡面。

他們讓我到第六醫院看病，條件相對比較好一些，但外面有戰士晝夜看著，不許出門，六院有個曹維禮院長，想盡辦法探望了我，暗示我好好養病，身體好了早出去。但過了幾天，突然又讓我回監獄，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很大刺激，後來才知道是四人幫一夥作亂，監獄的氣氛又開始緊張。

那一天是下午五點鐘左右，夕陽西下，天色慘淡，更加重了我感傷的心情。回到屋裡，覺得腦袋很輕，天空中傳來聲音，有毛主席，周總理，媽媽，有過去一些熟人的聲音，聲音聽不太清，晝夜講話，我也跟他們講。我開始神經錯亂，煩躁，站不住，夜裡聽到虛無的講話聲就害怕，有時會看到人被大卸八塊，恐怖得要命。這是長期的監獄生活給人造成的恐怖心理，給我的飯，被我一腳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至恍惚感到，周總理要救我出去，說監獄圍牆太厚，調坦克來也衝不出去。

我真的瘋了。他們請了安定醫院的大夫給我看病。那時，不止我一個人瘋了，馮基平瘋了後大罵毛主席，範瑾直到現在還沒完全好。這就是被關在牢房裡，一個人想啊怎麼也想不通，最後導致精神失常。

給我吃藥之後，四肢癱瘓，一動也不能動，洗臉得跪著爬過去，連搓毛巾、擰毛巾的力氣都沒有。這是因為用藥量過大，把小腦運動神經吃壞了，這個病的後遺症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全好。

半年後，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風，半天走不出去，腦袋如石頭一樣重，也沒有棍拄著，只好一點一點蹭。

同時由於著急，兩隻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麼都看不見。這下子覺得太痛苦了，出去勞改也沒有希望了，這才知道為什麼說保護什麼珍貴的東西要像保護眼睛一樣。因為眼睛太寶貴了，沒有眼睛，看不見東西太痛苦了。

每天給我吃藥，不煩躁了，但也動不了了。眼睛也瞎了，只好躺在床上，給的飯摸索著吃點。不知延續了多久，才能坐起來。

好幾個月之後，到了 1973年夏天，家裡人來看我，嚇壞了，看到我跟以前判若兩人，像傻子一樣，吃藥吃得痴呆了，走不了路，說話也不利索了，沒有感情。後來病情逐漸轉輕。這以後，差不多兩年時間，在監獄裡只能坐著，看不了書，腦袋脹得厲害，在牆上碰，才覺得舒服些，硬把牆頂出一道溝，睡覺睡不好，走也走不動，每天如此。手銬已經摘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病痛卻加劇了。

在林彪倒臺之後，打人少了一點，還是逼我承認王光美是特務，我說你們槍斃我可以，打人不行，打人是違 反 政 策 的，鬥 了 3個 多 鍾 頭。

他們不打不動刑，我更是什麼都不說了，謊話我堅決不說。他們又拍桌子又嚇唬，使出了各種辦法，狐假虎威，猖極一時，但真理沒在他們手裡，違反了事實，對我沒什麼威力。

看報時，看到被打倒的物件是地、富、反、壞、右、修、資、臭老九，八九類都是反革命。我這樣的幹部都進了監獄，那得有多少人都被打倒。

毛主席啊，你不是說革命要一口一口吃，貪多咬不爛，你把地、富、反、壞、右等九類連同他們的家屬這麼多人都搞成是敵人，能一下子解決問題嗎？這時，我肯定文化革命的路線“左”了。但文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發動的，我還是沒有十分把握說它是錯誤的，沒有人敢這樣說。

直到 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總結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我才比較系統地瞭解了文革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左”的，對黨，對人民，對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監獄的八年，我沒有幹任何工作，身體也搞壞了，本來這一時期應該是我一生中最應有所作為的階段，經驗也有些了，思想也比較成熟了，幹工作時也有勁頭、果斷，繼承了黨的優良工作作風，對黨的工作應當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一起一落再加上監獄中的8年，從 46歲到 58歲，12年的時間都耽誤了。

坐了 8年牢，我並沒有對毛主席產生個人恩怨，相反我仍認為毛主席是個偉大的人物，他的出發點是為了把中國搞好，只是方針不對，越搞越“左”。即使受了那麼多苦，我也沒計較個人的得失與恩怨。

在監獄的前五年，我還帶著四捲毛選，一本語錄，語錄一共三十三章，我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來。看問題不能絕對化，好的就絕對好，一點問題沒有，壞的就絕對壞，一點優點沒有，這都是錯誤的。像朱老總說，勞改的人也有優點，他能勞動，不是廢物。辯證法的觀點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暫時的，是一個過程，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任何自然界、人類社會的事物都有它發生、發展、成長、滅亡的過程。所以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永葆青春的哲學，因為它把事情都看成是發展變化的，看作一個過程，舊的死了，新的誕生。毛主席提倡看事物的兩面性，不要絕對化，有優點也有缺點，這是符合辯證法的。所以在坐監獄過程中，我也本著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看問題。

誰也不願意坐監獄，但已經坐了，怎麼能讓這件壞事情變成好事情？毛主席講壞事變好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過去哪有這樣充分的時間學習毛選，我把《論持久戰》裡有關辯證法的章節、寫得好的章節，還有《矛盾論》、《實踐論》都背下來了，對我思想的開闊，理論的提高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馬列主義的書應當多看，但看得再多，不聯絡實際，不聯絡個人的世界觀，用處也不大，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一個是階級性，一個就是實踐性。特別是實踐性，對理論來講，它是第一性的。現在我們黨的實事求是作風正符合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條準則。

這個時期透過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自己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都有提高。對毛主席，任何時候我都認為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這一點我始終沒有懷疑過。從 29歲我在天安門開國大典在他身邊開始，就對他非常崇拜，他有過的嚴重的錯誤，也並不妨礙他的偉大。

粉碎林彪後，我讓 家 裡 給 我 拿 了《資 本 論》、《馬 克 思 恩 格 斯 選集》、《列寧選集》、《世界地理》、《魯迅選集》等許多書。入黨多少年，我想看《資本論》，都沒看完過，這次，我一氣看了三遍，每章每節都記下來了，使自己在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經濟觀念增強了。有些文教幹部工作中不太注意經濟觀念，馬列主義思想不能停留在思想的範疇裡，社會的思想形態應當到經濟關係中去找，這是對的，是唯物的。社會發展的線索主要是經濟，其他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意識都是上層建築。馬克思這本《資本論》鉅著對我的幫助很大，對我形成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經濟、勞動、科學方面的觀點有很大幫助。什麼我的思想現在比較開闊一些呢？一方面我經過正面、反面、苦的、樂的種種考驗，還有一個原因是聯絡實際來看《世界地理》。

那時全世界有 124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我就把這些國家的人口、面積、首都、物產、經濟狀況、政治制度等背下來。比如當時非洲有獨立的國家 47個，我都記下來，後來出訪非洲、南美等地區的國家，詳細的情況我無法知道，但這些國家大概的一些知識我都瞭解，都在我腦子裡裝著呢。知識的積累不是一日之功，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

在監獄的幾年中，我認真地看了許多書，有些需要死記、死背，這對我知識的積累、理論水平的提高很有好處。這不是壞事變好事嗎？

第二個壞事變好事的，是獲得了超人的毅力。人如果沒毅力，是辦不成任何事情的，在社會上不會有作為的。他必須有毅力、有敢於鬥爭的精神。不管是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對生活、對學習，做任何事的過程當中，都必須有毅力，沒毅力我認為是沒出息的。在監獄裡經歷了生死的考驗，出來後對名譽、地位、作官、虛榮不能說一點不想，但想得很少。死都不怕，如果因為不同意見、鬥爭而影響了仕途，就更不怕了，作官不作官算什麼呢？

在毅力方面，除了敢於向各種各樣不正確的現象作鬥爭外，主要在執行方針政策路線方面，在治國為民的大事上，要堅持正確的，堅持真理，小事影響不了國家大事，但方針、政策錯了不得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咱們跟日本差了幾十年。1964年我去日本，看到他們有的教授穿的西服領口都是破的，東京帝大醫院的地板都沒有油漆。 15年後，1979年我第二次訪問日本，全都變了，樓蓋得都像高階賓館一樣。所以核心是要注意國家大事，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要鍛鍊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才能參與國家大事。否則，提意見也好，發牢騷也好，都起不了作用，因為你講的不中肯，你還沒有當政的人瞭解得多。

我非常注意方針、政策，比如中國的教育，只靠正規院校一條腿走路行不行？要提高全民族的水平，光靠一條腿是不行的，至少是困難的。必須得有另一條腿，比如社會辦學，質量不一定比正規院校低。國家有困難，辦不了很多正規院校，要大力發展非正規院校，才能使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得到學習和進修的機會，這樣千千萬萬的人透過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訓，才能適應我們這樣一個擁有 11億人口的國家，才能使全民族的素質得到提高，特別是農村，更要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提高科技、文化、思想、文明等各方面的水平，結合農村的實際，不能只搞普通訓練班，也可以辦短期、長期、專業的大學，才能普及文化，對整個農業生產有利。我曾對辦教育的提意見，不改還提，不管你是任何人，我認為我是對的，在未證明我的意見是錯誤的之前，一定堅持到底。

毅力不僅表現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一樣。有人辦事拖拖拉拉，有人辦事不徹底，都是沒毅力的體現。打不下這個基礎，一個人一定樹立不起好作風，當官必是官僚主義，當兵也不是好兵。所以我辦事，無論大小，必有交待，比如群眾來信，當回必回。作為幹部，更要鍛鍊這種作風，把事情做徹底。

我抽了 30多年的煙，文化大革命以前戒了多少次都沒成功。但從 1978年到衛生部工作後，下決心不抽，到現在我一支菸也沒抽過。

要戒就徹底，有毅力。當然這只是生活當中的小事，但卻可以鍛鍊一個人的毅力。

要有毅力擁護真理，真理是以實踐的檢驗為標準的。

這是將壞事變好事，將坐牢變禍為福的幾點體驗。

我在獄中讀魯迅的著作，反覆看了他的雜文，他的詩寫得好，我幾乎都能背下來。透過學習，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提高了文化素質。我小學畢業，沒上過幾年學，上過不到半年的訓練班，原來的底子很薄，看些書也是與業務有關的。監獄給了我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學習；同時磨鍊了堅強的毅力，做任何事不怕吃苦，不怕動腦子。

在衛生部當部長的時候，數字我記得特別多，有的司長記的數字還沒我記得多。有一次訪問東德，東德衛生部長，歲數和我差不多，以善記國家各種數字出名，談判時，他舉了很多數字，我也舉出很多，後來下面人講，這兩個部長，旗鼓相當，都記這麼多數字，靠什麼，靠的就是毅力。學習上，有些就得死記。記電話號碼，錯一個數也不行。不怕用腦子，不怕艱苦。

第三個，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正確，這是最重要的，治國的方針政策不正確，一刀切下去，損失無法估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解放後，我參加過各種各樣的運動，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搞階級鬥爭，現在想起來，每次運動的缺點是什麼，錯誤是什麼，我都比較清楚。公社化，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我都親自“左”了，損失就無法挽回。1958年大搞過。根本問題就是方針錯了，躍進，接著三年自然災害，吃樹葉，餓死人。治國一定注意方針路線，這是至關重要的。

過了 5年監獄生活以後，老出不去，這怎麼辦呢？反正是一輩子，一輩子也不能總苦惱著，每天老哭也出不去，於是我就自得其樂，還作了一首順口溜，以這個順口溜指導自己少苦惱：獄中之樂樂無窮，漫步輕飄入雲空。（在小房子裡轉暈了）

日食三餐送到口，勝似修行深山中。（又靜，又不用會客）

入夜酣睡不知曉，（反語，上半夜睡不著，黎明才能入睡）

黎明百鳥來朝鳳。（獄中院內鳥叫）

晨曦沙彌敲木魚，（戰士都是禿頭，跟小沙彌似的，早晨犯人還沒睡醒，他們就用腳踢門叫起）

夜半和尚來撞鐘。（十點鐘，統一敲鐘叫犯人睡覺）間懼怕入監牢，豈知獄中樂趣融。

在獄中最想家了，戰士態度稍緩和些，就讓人感到很親切了。五年以後才允許家屬來探監。國慶時可以看報紙，那時候，“五一”或“十一”時都組織遊行，我從 1949年開國大典直到文化大革命，遊行時我在天安門城樓上一直站在毛澤東身後，以便在主席詢問遊行隊伍是何單位時回答，或是為主席做些臨時交辦的事情。當時在主席身後站有兩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汪東興，他負責保衛工作，毛主席身材魁梧，舉止穩健，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朱德的一舉一動都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相稱，很有氣派。從 1949年到 1966年，17年，每年的“五一”、“國慶”我都是這樣參加，幫助組織遊行，對國慶這項內容感情特別深，也特別具體。十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組成的“國慶”字樣，真是一個紅色海洋。每年“十一”都有閱兵儀式，坦克，炮兵，陸、海、空三軍，真是威武雄偉，我特別懷念這種場面，國家這麼偉大，人民歡欣鼓舞，特別是在監獄中的第五年，更是感慨萬分，作了這首詩：身在深山牢獄中，心向京都萬花叢。

相隔不過咫尺地，如同千山萬里重。

妻子兒女盼我歸，年年月月渺無聲。

何日能出監牢獄，只待軍方裁判時。

我 1975年出獄後養了 3年病，1978年 3月 21日到中央衛生部。當時江一真同志是部長，錢信忠、胡昭衡、黃樹則等五六個副部長。江一真同志與我談話，說我也坐了幾年監獄，我看你精神恢復得還不是很好，我給你輛車，給你兩個秘書，你可以到全國各地隨便跑一跑。當時我上班，還是不敢說話，一說話就緊張。因住監獄時他們給我吃錯了藥，頭重，走不動，已拄了三年柺杖。江一真同志讓我到全國去考察衛生工作，我先後從廣東到東北，走了不少省。這對我病情的好轉起了很大作用。

時代不同了，每到一個地方都高高興興歡迎你，與在監獄裡整你、壓你就完全不一樣了，在良好的工作環境、人際關係下，我的腦子又恢復了正常。當時得病時，我覺得自己腦子不行了，雖然是反應性精神病，但受傷太大。這樣不斷考察，精神也在不斷恢復。我去了農村、基層，對全國各地衛生工作發展情況，及文革以後衛生工作情況瞭解不少。文革後衛生工作問題很多，但主要問題是恢復。這時江一真同志問我管什麼工作好，我說由組織分配吧。他說：“你管高等教育吧！”我同意了。他還說，另外，你再管管紀檢。後來他到河北省當第一書記，原來中醫他自己抓，他要走，問我，你對中醫感不感興趣？我說可以，管什麼都行，這樣，我開始管中醫。

管醫學教育對我的進步幫助不小，知道了中國的高等教育是怎麼回事。但那時主要是恢復，批判左傾錯誤造成的惡果，管了幾年，也出國考察過，去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高等院校考察，對高等教育我的興趣很高，並深深地感覺到高等教育一定要辦好，辦出水平來；此外，高等教育解決我們 10億人的教育問題是主要的，但同時必須要有成人教育和多種多樣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也就是非正規的一套教育 途 徑。如 果這 樣，廣大工人、農民、失學知識青年等，就不能有再學習的機會。

我一貫堅持要把成人教育發展壯 大，只 靠 正 規 高 等 教 育不能全部滿足中國 10億以上人口 的 經 濟、文 化 等 各 方 面建設的需要。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要注重發展中醫，因為中醫 是 中 國 獨 到 的 醫 學，從理論 到 實 際 都 是 比 較 完 整的，有 自 己 獨 特 的 醫 學 理 論和實 踐 經 驗，我 們 應 發 展 中

醫、西醫、中西醫結合。

中醫那時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了。文革前全國有 371所縣以上的中醫院，到文革以後，雖然中央很重視中醫，毛主席也曾給中醫很高的評價，認為中醫對世界人民健康會做出貢獻。但是文革“左”的路線，造成了中醫的衰亡，幾乎把中醫消滅了。把很多老中醫都當牛鬼蛇神批判，把他們送回老家，不許他們行醫。有的醫療機構因為沒有了老中醫，這個醫療機構就不行了。另外，提倡中西醫結合，結果是“直接結合”，把中醫醫院都讓位於西醫了。當時全國 371所中醫院，最後剩下 171所，等於消滅了 200所，剩下的 171所，基本上是西醫掌權，裡面的醫療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醫。經過“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醫隊伍人數成倍下降。現在全國中醫職稱專業技術人

有 34萬，僅佔總人口的 0.34%；遠低於建國初期 1% 的比例。其中相當一大部分為中低階人員，高階職稱人員所佔比例很小。中醫隊伍的這種現狀與 10億人口，特別是 9億農民對醫療保健日益增長的需求極不相稱。如果再這樣下去，再執行文革中“左”的路線，中醫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消滅。

看到這種情況，我們就向中央寫報告，反映的情況逐漸引起中央許多負責同志的重視。彭真同志直接寫信給我，提出要把中醫發展起來，要發展傳統醫藥。胡耀邦、萬里同志也都在中央開會時提出要發展中醫，發展西醫，發展中西醫結合。這個正確方針，為對中醫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醫沒錢，無法蓋醫院，也無法培養人材，從醫、教、研各方面都缺少相應的力量。1982年我出任衛生部部長，一開始就在湖南衡陽召開了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現在大家都稱“衡陽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了發展中醫的具體方針，而且糾正了“左”的路線。我提出剩下這 171所中醫醫院還都是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美聲唱法的音樂家）的調子”是不行的，要認真發展中醫。

發展中醫過程中，也聯絡到發展其他民族傳統醫學，如蒙醫、藏醫、維醫、傣醫等，我們還提倡發展民間醫，有好的方子，好的治療方法，也提倡把它們發展起來。

現在全國中醫院發展到 2500多所，等於中國每個縣都有中醫醫院，少數民族地區，有民族醫院。在藏族聚居區，比如西藏青海，有藏醫院；在內蒙有蒙醫院；在維吾爾地區，如和田等地建立了維醫院、維醫專科學校；傣族建立了傣醫院，但建正規院校還建不起來。這樣，傳統醫院就發展起來了。看來這個方針是對的。

現在世界各國都對我們的傳統醫學有興趣，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美、法、德、日，特別是日本，對我們的傳統醫學非常感興趣。因為日本的傳統醫———漢醫，與中醫一脈相承，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以德國的細胞學理論為基礎，認為漢醫是不科學的，結果把漢醫逐步消滅了。這一點日本人很清楚，在漢醫方面他們造成了悲劇。我們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

中醫是世界傳統醫學中最完整、有自己理論體系、有一套實踐經驗的科學，所以毛主席稱它為“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我去了一些國家，順便都考察了一下當地傳統醫學。在南美，有些落後的民族裡還有傳統醫。在印第安人中，如秘魯等，看看最落後的地方，感到那個傳統醫根本談不上是傳統醫，有半迷信色彩，跟跳大神的差不多，沒有理論體系，也沒有一套經驗。在美國、加拿大沒有傳統醫。在亞洲，中國、日本有較完整的一套醫學理論，但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習德國人的一套，說“漢方醫”即它的傳統醫是不科學的，主動提出把漢醫取消。取消之後，現在日本人感到這是錯誤的做法。我 1979年訪問日本時，與日本醫學會會長武田談話時，他說“你們中國有傳統醫，我們沒有了，這個傳統醫是 21世紀的醫學，到了 21世紀將被各國所承認，所重視。”他說的有道理，日本取消傳統醫是個悲劇，是個錯誤，我們中國絕不能消滅中醫，“不科學”之說不能成立，我們要承認中醫是科學，研究這個科學，不能用所謂“中西結合”的方法把中醫代替了，若把中醫消滅，就會走上日本的悲劇之路。越南我沒去過，但朝鮮我去過，基本上是中國傳統醫傳過去的，據說越南與朝鮮相似。

中國的地方傳統醫中，藏醫、蒙醫、維醫還有相當的力量，這三種傳統醫學的歷史都很悠久。維醫與土耳其等國家相聯，土耳其相當重視傳統醫學，我們訪問了土耳其之後，就著手讓維醫很快發展起來，這在國際上也有一些貢獻。

傳統醫比較有力量的，一個是在印度，一個是在斯里蘭卡，主要是在農民中看病。

在歐洲，德國、法國、瑞士等都沒有什麼傳統醫。在瑞士訪問時，我說，聽說你們有氣功學校，我想看看你們的氣功學校。但他們的衛生部不知道有這樣的學校，打聽了半天，才找到一所很簡陋的學校，那裡主要是練印度的瑜珈功，瑞士本身沒有什麼傳統醫。在歐洲各國基本上找不到什麼有實力的傳統醫。

在非洲，我訪問了塞內加爾、剛果、馬裡、突尼西亞等國家。在突尼斯有個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就像我們國家傣醫的水平，理論上還不如傣醫。馬裡也受中國影響，也重視傳統醫，但也只能稱為草藥醫。在西非，法國的殖民地比較多，看不出傳統醫有什麼實力。聽去過東非的同志講，也沒有聽說有什麼在全國有些影響的傳統醫能拿得出來。

我們在非洲好幾十個國家都派去了醫療隊，醫療隊裡有中醫。

從整個地球來講，中國的傳統醫繼承發揚得還算是好的，因為解放以來，中央、國務院都很重視，但是近幾年發展還遇到一些危機，因為有些人在指導思想上不明確，不是在發展中醫或者發展西醫過程中進行中西醫結合，而是直接以西醫替代，嘴上承認中醫是科學，實際心裡還是認為中醫是落後的，不知不覺把中醫消滅了。所以在發展中西醫結合過程中，必須首先發展中醫。現在極力主張中西醫結合，想把中醫一下子發展成現代醫學，這個想法實際上是不對的，一是不可能那麼快，另外中西醫的結合是在向疾病作鬥爭當中自然結合的，用中醫辦法、西醫辦法或用兩種辦法對付疾病，療效可能比單純用中醫或西醫的辦法都好，決不是用機械的辦法把中醫變成西醫。說是把中醫“發揚光大”了，那實際上是把中醫消滅了。所以這個問題，在主持日常衛生工作的領導同志那裡認識得還不大清楚，這需要費很大力量去解決。

我在主持衛生部工作時，決心一定要把中醫、把傳統醫發展起來。文革以後，發展中醫有了良好的開端。中央重視中醫發展的方針是對的。我們在中醫方面發展得好，是能為世界人民健康做出貢獻的。但從中醫的現狀來看，我們並沒有完全按中央精神來做。就是中央要發展中醫，但建立起來的中醫院都是中醫與西醫結合，偏重於西醫，這樣把中醫的好多東西都丟了，不知不覺就認為它是不科學的了。直到現在這個問題還沒解決好。

關於中醫的教育問題，很多老專家都提出來，認為中醫學院的教育不西不中，培養出來的人才相當於兩個中專水平，夠不上中醫的大學水平，這都是問題。因為中醫學院受西醫影響比較大，中醫連四部經典都沒好好念，這個問題是教育上的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把中醫主要成果發展起來，我們就不可能用中醫為全世界各國人民服務好。

各國到中國來學中醫，也學不到你最關鍵的東西，因為你把中醫理論體系丟了，把中醫豐富臨床經驗丟了，那外國向你學什麼。西方國家的西醫水平是比較高的，比較好的，人家來就是學中醫。

1979年我到日本，新澤市的醫學院院長對我說，我要與你們中國的中醫學院搞姐妹醫學院，可我並不是向你們西醫方面學習什麼，我們真正向你們學習的東西是中醫。我說，我們的西醫可以同你們友好交流，取長補短，漢醫你們取消了，所以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如何從中醫的教育、中醫的醫療方面能夠培養大批真正懂中醫的人才。

問題是這些年來，我們的眼光一直盯在正規教育上，正規教育當然是重要的。但我們中醫院校規模有限，培訓能力嚴重不足。就現有的 26所高等中醫院校和 30所中等中醫學校來看，年畢業生總數為8000人左右，不計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專業技術人員自然減員率，按這個速度發展，中醫要恢復到解放初的佔總人口的 1‰，至少需要 70年。因此，發展中醫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想一切辦法盡最大努力培訓相當數量和質量的中醫人才。要充分認識到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 10億人口，而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在國家目前還拿不出多少財力辦中醫的情況下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採取中央、地方、個人一起辦學的方針。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地興辦中醫教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繼續施行中醫帶徒。中醫帶徒是培養中醫人才的重要形式，也是保持中醫特色的重要教育方法。這種歷史形成的教育制度沿用很久，不僅是因為它和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且因為中醫這門學科實踐性強，尤其是某些

專科，一技之長的絕招，不同流派的醫療經驗和手法更適合於口傳心授。中醫帶徒在保持和發展中醫特色方面有其獨特性。學徒出身而且學有成就者，在理法方藥各方面都師承了各代中醫的醫法、醫風和流派特長。既有一定的理論性，又有獨到的實踐性。因此中醫帶徒學習的辦法並非一時性的權宜之計和應急之策，應該從長計議。

中醫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人才培養問題，把師帶徒都否定，只剩下很少一些老中醫有幾個徒弟，走的還都是碩士、博士生這條路，完全是西醫的一套，中醫學徒這一套全不要了。不要傳統教學方法，就出不了中醫的比較高明的人才。所以，用現代的方法與中國特色的方法怎麼結合得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不結合好，培養人才的方法不對頭，中醫的成長髮展必然要受到嚴重的影響。

中醫不帶徒而用現在西醫教學的辦法，比如培養碩士、博士等，這種方法也可以用，但老中醫用帶徒的方法把自己的經驗一代一代傳下去是最好的辦法。現在中醫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會說，但說也說不到點子上，不會看病，這說明教育方法有問題。如果不增加中醫課，不去聯絡怎麼帶徒，不利用幾千年來培養人才的有效的方法，想把中醫隊伍建設好，那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想建成一個能負擔 11億人口的醫療任務的中醫隊伍，有足夠專家力量隊伍，那沒有一百萬二百萬人的中醫隊伍是做不到的，而且這個人數，要有高的水平，沒有高的水平，中醫也就慢慢丟掉了，正如一些老中醫講的，現在雖然房子蓋起來，學校辦起來了，但都是西醫成分在增加，中醫比重卻越來越小，結果就會逐步地、不知不覺地讓西醫“消化”了中醫，不是有意識地消滅，而是不知不覺地“消化”，或稱為“消亡”了。現在很多老中醫提出，再過十年十五年，我們這一代死了，中醫就消滅了，因為發展了 2000多所中醫院，雖有中醫的課程，有中醫的治療方法，但在中醫學院課程中佔的比重比較小，主要是西醫佔的比重大，要想辦名副其實的中醫學院就應該顛倒過來。

中醫學院基本上每個省都有，也很重視，但課程比例不規範，出來後再到醫院去實習，學西醫成了主要的了。國際上是西醫佔統治地位，國內也這樣，中醫總是在從屬地位，若老這樣下去，中醫事業的發展就有可能中斷了。這些中醫學院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既不中，又不西，既中又西，只相當於中專的技術水平，這是不行的。中醫大學應該培養中醫大學的水平，不應培養“中西結合”的中專水平，這個應予以糾正。

中醫院校裡行政人員只是喊些口號，講些大道理，是不解決問題的。這些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就是在我主持衛生部工作的時候，也沒有完全解決。1987年我退下來後，這些問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 不明顯，這是今後仍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我主持衛生部工作的時候，有興趣的事情有三件，一件是高等醫學教育，一件是中醫，還有一件，是預防工作。

預防工作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重要的。防病總比有了病以後看病要好，不管得什麼病總不如不得病好。尤其對中國就更加重要。因為，第一我們人口多，第二我們比較窮，經濟不發達，用在衛生上的費用少，這將是會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我們預防工作做好了，就可以節省許多錢。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科學文化水平也較低，預防工作重要性還在於國力的要求，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應把預防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解放時，我國人均年齡僅有 35歲，到了今天，人均期望壽命到了 70歲左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成績，也是一個貫徹預防為主，結合醫療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證明。所以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區別於外國的主要有三項，第一項是發展中西醫，第二項是預防為主，第三項就是三級醫療網，醫療網可以就近就醫，就近預防，特別是在農村，服務於 9億農民，三級醫療網就顯得特別重要。

我到衛生部工作以後，又兼任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當時陳慕華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計生委主任，由各大部的負責人參加作為副主任。兩件帶社會性、戰略意義的事情，一個是愛國衛生運動，也是由國務院各重要部委參加的，當時李先念主席任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主任，日常工作由我兼辦；再有就是兼辦計劃生育，我當了五年衛生部長，這兩件事情兼了 5年。

愛國衛生運動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要提高人民的衛生知識，除了日常學校教育外，愛國衛生運動也是個很好的教育，逢年過節，打掃得乾乾淨淨，不得傳染病，日常生活講究衛生等等，愛國衛生運動在普及衛生知識、普及衛生社會教育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中國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農村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國不管進行什麼工作，只要是帶戰略性的工作，都離不開為 9億農民服務這個基本出發點，誰不考慮這個問題，工作上就不會有成績。我國農村人口增長一直是無計劃的，我們要讓它有計劃，這個工作是相當艱難的。人口多是很重要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經濟落後，人口再增多的話，經濟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所以中國把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之一，作為一個長期的戰略任務來抓。

我抓計劃生育工作一年多時間，重點是在農村，但我不贊成用強

迫命令的方法，不贊成對農民用嚴厲處罰的辦法去搞計劃生育，我認為主要的要靠教育，提高他們的計劃生育知識水平。這些年，計劃生育工作費了很大的勁。

在搞計劃生育工作中，我也產生了一些想法。農村的經濟情況、文化水平造成了多生育，如果他們有了文化知識，經濟水平上去了，自然不會要那麼多孩子，在這個問題上，用強迫命令出了很多問題，並沒有把人口完全控制住，有一段時間在農村也不管男孩、女孩只准生一個，我就認為這個辦不到，辦不到的東西非要辦到，就過火了，就“左”了。所以小平同志講，我們黨就是要特別警惕“左”，什麼事情總 忘是特別著急，一著急就不顧實際情況，產生一系列的問題。計劃生育過程當中，有些省的一些農民要生第二胎，跑到山裡去生。生一個孩子，拖家帶口，東藏西躲，有的被處罰得家破人亡，這算幹什麼？我是不贊成這個方法的。我們要講馬克思主義，其中最根本的兩條是，一是物質的生產———勞動，勞動產生人類社會；二是人的自我生產，沒有人還有什麼社會呢？但人太多了對社會發展有一定影響，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不是人口多，社會生產就會慢到哪裡去？不見得，有重要影響，但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那時我反駁這種強迫命令的作法時提出一個例子，日本，37萬平方公里一億多人口，那麼密，怎麼不嫌人多？他經濟發展上去了。英國 25萬平方公里，五千多萬人口，等於內蒙一個區的面積，等於新疆一個專區的面積，怎麼不嫌人多？他經濟發展較好。所以解決人口問題重點是發展經濟。過去困難時期，買肉要用票，都爭著買肥肉，現在經濟發展了，肉多了，都不願要肥肉了，這是什麼問題，這些年人口少了嗎？人多了，為什麼吃豬肉比原來還講究？原因在於方針政策對頭，經濟發展了，並不是人少到哪裡去，少吃了多少，少用了多少，主要是物質豐富起來了。當然，中國人比現在少些，生活可能會更好，經濟力量可與大國相比。別的國家只把計劃生育工作侷限於做做檢查、手術這些工作來辦，唯有中國把計劃生育工作作為一項群眾性、社會性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來做。

有關衛生方面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我所說的中國特色的醫藥衛生工作主要是上面幾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必須牢牢地掌握以上幾點。在這個基點上，安排和進行自己的工作。

在衛生部，我堅持我的意見，一個發展中醫，有人扣帽子，說我反對中西醫結合，反對中央政策；一個計劃生育，也有人扣帽子，說與中央政策不保持一致。我們做黨的工作，就要負責，就要真正實事求是。小平同志講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並不是說自己理論水平有多高，而是說我們全黨都要實事求是，要把這個作風放在第一位，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發展，才能勝利。

在中醫問題上辯論了半年多，在計劃生育問題上辯論了半年多。

我當正部長當了 5年，5年裡沒什麼大的業績，只是有意識地著重地抓了這幾方面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後，1979年我第二次去日本，到金澤市作一個傳統中醫的學術報告。一到東京，就住進一座三十多層的高樓裡，我對陪同的日方人士說：“上次來，你們最高的樓也沒超過十層，現在竟有這麼高的樓。”陪同的人說：“在新宿區還有更高的。”那個地方上次我去過，是個鬧市，經過 15年，有了巨大變化，日本經濟發展很快，再也看 民不見穿著破西服的教授了，街上的人穿得都很整齊，行色匆匆。

到金澤市，正是牡丹、芍藥盛開的季節，醫院的醫護人員每人拿著一朵牡丹花歡迎我。院長叫川崎，對中國十分友好。他有個同學曾在日本軍隊裡任軍醫，戰後成為戰犯，關在戰犯營裡。他五六十年代就來過中國，作為日本的上層人物，他先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然後毛主席也接見了他，他趁此機會，向主席提出要求釋放他的同學。當時中國正在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毛主席欣然答應了他的請求。川崎大為感動，特意寫了本小冊子，記錄了他的中國之行，以及與毛主席、周總理的友好會面。我去時，他拿出小冊子給我看，我住在醫院的招待所裡，房子很好，牆上掛著毛主席、周總理的照片，前面好像還擺著香。他說：“我最佩服的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了，他們是世界上的偉大人物。”他提出要與中國建立姊妹醫學院校，我給他聯絡了北京首都醫學院，為便於與首都醫學院聯絡，他們專門成立了秘書處。

住在醫學院招待所時，我提出：“能不能看看你們這裡的農村。”他說：“當然能看，我給你聯絡，你想看什麼？”“我想看看你們農村裡最基層的醫療機構。”“我們農村的醫療機構都是私人的，沒有國家的。”“好，私人的也可以。”我看了一個有三四十張病床的 小 醫 院，一 個小門診部。看完之 後，我 又 提 出要 看 農 戶，看 看他 們 的 生 活，他同意了。農民家有的有一輛小汽車，有 的 有 兩 輛小 汽 車，有 的 種水果、種蔬菜。

當時我還是衛 生 部 副 部 長，川 崎 對 別說：“這個副部長，看我 們 的 農 村，而且觀點和別人不一樣。你別看他

是 副 部 長，早 晚在中日友好醫院共植友誼樹他得當部長。”我任部長後，他說：“你看，我估計得差不多吧。我看你考察時，不是為了看風景，而是注重國家衛生方面的事情，思考怎樣才能辦好衛生事業。”川崎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每一次來中國，我都要招待他。

1979年 9月，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資助讓中國派一個 10個人的代表團，此代表團要走訪許多國家，其中包括：美、澳、加、英、德和北歐的一些國家如丹麥等等，預計這一趟要用三個多月的時間，由於時間太長，就分成兩路。我帶著一路，有中山醫學院的陳副院長、北京二醫院長、白求恩醫科大學的校長、四川醫學院的院長，還有一個很好的翻譯吳大壽，在朝鮮戰爭中曾看守美國俘虜，英文很好，我們一行 遠人，先到了美國。路線是從日本到阿拉斯加，再到紐約。在美國考察了一個月。那時世界衛生組織給的錢比較少，一人一天 22美元，連吃飯帶住宿不夠用，而且錢匯來得很晚。我們住在大使館，當時柴澤民任駐美大使，我和他比較熟，他原來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當秘書長。我說：“老柴啊，我們走不了了，你得借給我們錢啊，我們沒錢就住在你這兒，你還得管我們吃。”他說：“好吧。”我們從華盛頓到紐約、費城、巴迪摩爾、密執安州，及其附近一個有1.5萬人的馬肯市，馬肯市市長還送給我一個榮譽公民證書。

到西雅圖，錢用完了，交通都出現困難。一天，我們要去西雅圖醫學院參觀，本希望學院有車接我們，但校方卻說：“你們自己來吧。”後來我問吳大使：“美國的旅館是不是都有竊聽器？”他說：“一般都有。”我回去就罵道：“他媽的，這個美國，算個什麼國家，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到你們國家來，你們連個人毛都不出來”。我們租了輛車，到醫學院門口下來。我說：“你們在前面走，我這個團長在後面”。結果迎接的時候，過來一個不是團長，又過來一個還不是團長，到最後才見到我這個團長。為什麼呢，我就是想表示一下我們的不滿。不知是因為罵了他們一頓的緣故，還是別的原因，醫學院對我們的招待非常熱情友好。

在向我們介紹情況時，我將了他們一軍，我說：“你們西雅圖這麼大，那北部偏僻地方的醫療怎麼解決呢？”他說：“我們在那些地方開了診所，但沒有人願意去。”“都不願意去，老百姓看病不是就困難了嗎？”“有一定的困難，不過交通比較方便。”我說：“你們美國啊，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很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怎麼這麼點問題都解決不了呢？還跟不上我們比較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山區都是派醫療隊，看病的時候老百姓都非常方便，現在每個村還有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生產的醫生。看病比你們方便多了，你們這個制度把衛生工作搞成這個樣子，看不出優越性來。相比較之下呢，還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他不好說別的，只說請我多提意見。

在醫學院裡看到一些臺灣留學生出的牆報，臺灣學生在美國的活動非常活躍，而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則很少，尤其是醫學方面的學生。

從西雅圖來到芝加哥，我第一次登上 120層的摩天大樓。下到90層，是咖啡廳，可以跳舞，喝咖啡，喝茶，欣賞芝加哥的夜景。

在芝加哥參觀了幾家醫院。在參觀現代化醫院時，我詢問他們這樣的醫院成本是多少？回答是一個床位要 15萬美元，普普通通的一個現代化醫院要花一兩億美元才能蓋起來。那裡邊都是現代化的裝置，房子也很漂亮，我當時是衛生部的副部長，管理高等醫學教育，咱們醫學院的附屬醫院都算比較好的，在那時候一個床位大約合 1萬元錢，但他們卻要 15萬美元，這就說明他們的水平比較高，技術比較發達，裝置比較齊全，但物價也高。但是美國人的薪水比較高，吃飯、活動、買汽車，生活水平還是很高的。

我的女兒曉平到夏威夷以後，什麼都得自己辦。在傢什麼都不用操心，從沒考慮過錢，掙了錢一放，要花了就拿，生活水平雖然不高，但也夠花。到了那邊，老得數錢，美國這個社會就是錢。我看了參考訊息，有一個對 30歲到 55歲年齡段的人的測驗，有 50%～60%的人不贊成用錢來搞人際關係。人和人的關係，除了金錢關係，還應有家庭關係，朋友關係，人人互助。可見美國也有不少人對人情太薄有所感慨。還有一則訊息是，一個臺灣老人去美國看兒子，不料兒子即向他要房費、伙食費。在美國的日子，我對此深有體會，飯店要小費，門口拿行李、裝車要小費，一舉一動都得要錢，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錢不行。雖然美國在管理、科學技術、生產力方面有很多優點，但人情之薄、吸毒、娼妓、艾滋病、黑社會等在私有制下滋生的問題很難解決，只有共產主義代替它，才能根除。現在有些青年看不到這點，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如果我國只有 2億人口，把那 8億甩給美國，它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在美國主要看了一些醫學院和現代化醫院。我們曾一度提出學習外國，引進先進技術，衛生系統要貸款多少億美元，建設現代化醫院。對此，我不贊成，我覺得中國不適合搞這個，我們經濟水平低，學習別人必須從中國實際水平出發。他們的現代化醫院樓頂都有直升飛機，遇有急重病人，一打電話，飛機出動幾分鐘就能把病人接到醫院。中國不行，成本這麼高，病人負擔不起，醫院也賠不起。應該符閤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能解決問題就行。當然最好是又快、又好、又能解決問題，但我們的經濟水平不允許。

1979年回國後，更深深體會到一切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

訪美之後到了加拿大，在多倫多，正好趕上國慶，當地華僑招待了我們。在哈密爾敦，碰見了白求恩的外孫女（或孫女），我向她表示，這次不能到她家拜訪了，歡迎她到中國來，下次有機會我一定要到白求恩的家中拜望一下。

我這次考察高等教育的主要出發點是，高等醫學教育怎麼才能辦得適合現在的形勢。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在不斷改革，我們國家也要不斷改革。那時我國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普遍地實行改革，我們很注意別人改革的情況。比如哈密爾敦醫學院，入校後先進行測試，然後根據制定的教學計劃，按照提供的教材和參考書，分成小組學習討論。學校有一個非常大的圖書館，就是專門為這種學習方法設計的，除了借書之外，有小組討論的地方，還有一個看書的小屋，很小，但很安靜。學校不設課堂，好像整個大學就在這個圖書館裡。

學習中出現問題，由小組長集中起來，向教授提出，大家共同解決。

我和他們的學生進行了座談，問他們：“你們的這種學習方式，有什麼好處啊。”他們說：“這樣我們自己就動腦筋啦。不像過去，教授在上面講，我們不愛聽也得聽，沒什麼意思。”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除了某些內容我們不接受外，它的許多教學方法、學習方法是可取的。

在澳大利亞，參觀了悉尼的醫學院，跟中國的醫學院規模差不多，但歷史悠久，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他們的負責人對中國瞭解並不多，而且有的人瞧不起中國。到醫學院後，我提議：“院長先生，你們的教授都是很有名的，我們能不能和他們見見面。”院長說：“可以，可以。”座談時來了不到二十位教授，我說：“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認識各位專家、各位教授。有些問題想請教請教你們，你們看過有關中國的雜誌，對中國高等醫學院校的情況大體有所聞，你們看中國的醫療衛生水平怎麼樣？”他們不好意思講。我說：“你們不說，我先說吧，咱們開討論會嘛。從基礎方面來講，我已經參觀了美國十幾個城市的高等醫學院校，都是比較有名的，也看了五六個現代化的醫院，裝置很好，技術水平也不錯，特別是心臟外科、腦外科等等，這些尖端技術我們還是趕不上的。由於中國主要是裝置落後，科研費用少，並不是中國人不能幹。從臨床水平來講，我聽了一些關於病種的介紹，認為可能有一些東西還沒有中國好。我說的是有道理的：第一，中國的人口多；第二中國病人多；第三，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病也多。在美國，比如說結核病，還有其他一些傳染病都沒有。這樣就看不出他們的水平，病人少，總結經驗方面就較弱。請你們各位教授、專家看看，我的這些議論符合不符合實際情況。我說的是中國和美國相比較得出的結論，你們國家的情況我不太瞭解，但你們與美國的交往比較多，我來你們這裡請教請教，看你們是否同意我們的觀點。”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因為在美國，我參觀一些醫學院校和現代化醫院的時候，其中有些人雖然說話很客氣，但卻流露著一股傲氣。不管怎麼說，我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衛生部長，雖然他們表面上待我像朋友一樣，但是這種傲氣使我很不舒服。隨同我一同前往的院長就避開一些言語不翻譯，我說不行，要把每句話都翻出來。他們有些人總是怕惹美國人不高興。

在澳大利亞的時候，我們仔細參觀了那裡的一個醫學院，它在距悉尼不到一小時路程的一個半島上，那個城市不大，但醫學院的改革我很欣賞。我們現在的教育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經濟建設，但那個醫學院就不是這樣，當你考上這個醫學院以後，就派你到基層去看病，遇到什麼病就講什麼病，從理論上、基礎上、病的發生、治療上來教。不像我們學兩年半基礎，病理、生理、生化、解剖，學完之後，再學臨床，分成兩段，前後脫節。而他們卻把基礎和臨床緊密結合，五年畢業後，思想靈活、開放。我們就不行，你一提意見，他們就說：“這是外國的”。非要堅持兩段論不可。

這次訪問一共 40天，這 40天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美國的大醫學院、現代化醫院，而是加拿大哈密爾敦醫學院和澳大利亞一個小城市的醫學教學方法，對啟發教育，思想解放很有幫助。我們的衛生系統有一百多個醫學院，五百多箇中專，我非常願意在衛生系統裡實行教育改革，但是教育體系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

在美國，我比較欣賞的是護士、技術人員和醫生每年都有一定的時間進行進修。美國人就是到了 80歲，要對哪門功課喜歡的話，照樣可以去學。只有把教育辦成這個樣子，才能使全民文化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也就是說從小孩到老人都有學習、進修的機會。護士有護士的進修中心，護士一年如果有一個月休假，她可以把世界上有關護理上所有新的雜誌翻閱一遍，總能保持先進的水平。不像我們，外國幾年前就不用的東西，我們拿來還覺得是好的，這不能發展技術。

聯絡到這個問題，我想到在 1986年 4月，我去美國參加卡特在亞特蘭大召開的“世界衛生諮詢大會”，邀請了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一些國家，有二百多人。他給中國政府發來電報，希望中國派代表參加。我想卡特召開這次會議，無非是給自己貼貼金，我們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醫療衛生有自己的一套，不用去了。沒想到，他又發來第二封電報，歡迎中國衛生部長參加此次大會，那就去吧。我們提前動身，先到美國，然後去瑞士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我帶領四五名團員前往美國。在亞特蘭大，卡特接見了我們，我將事先請人給他作的一幅題了詞的畫送給他。會談持續了一個小時。他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他在中國訪問時，要求騎騎腳踏車，保衛人員不同意，他就找到鄧小平，結果只好安排他在早晨人少的時候，由保鏢護衛著，在街道上騎腳踏車。外國人在中國就想親身體驗一下在腳踏車王國騎車的滋味。

會議召開不久，就讓我發言。我就講了以預防為主，聯絡中國衛生狀況的改善、人均壽命的提高，那時男的平均壽命到 68歲以上，女的到 72歲，人均壽命 70歲，比解放前人均壽命 36歲增加了一倍。這證明一方面我們的生活改善了，另一方面我們各種病症的死亡率下降，壽命延長了。我講演結束，全場熱烈鼓掌。大家一聽三十來年人均壽命增長一倍，真是了不起！卡特上臺與我擁抱握手。這個會議我們參加是成功的，社會主義衛生花錢少，見效大。

在 1984年（1985年），世界衛生組織曾調查比較上海縣與紐約附近一個縣醫藥衛生情況，上海縣在中國醫藥費用算是高的，大約平均一年為 33元，紐約附近的縣，大約平均一年 1100美元，相差懸殊；而 志上海縣平均壽命 70歲，紐約附近那個縣平均壽命 72歲，只比我們高 圓 不歲，費用卻超過近三百倍。所以不要相信花錢多，效果就好。

1986年秋天，我以衛生部長的身份訪問了愛爾蘭、英國和西德。

我們一行人先到了愛爾蘭。愛爾蘭總統曾經訪問過中國，他夫人也訪問過中國。聽說愛爾蘭的總統是個醫生，他的夫人對中國的針灸很感興趣。第二天總統在一個野外大別墅接見我們。總統很熱情，因為他是醫生出身，所以跟我們談得很投機，他們對中國的傳統醫學很感興趣。雖然我不是學中醫的，但接觸中醫比較多，也與他聊聊，談得很好。因為我們到愛爾蘭只是一般的訪問，在愛爾蘭住了一星期，在他們的國家四處走走。

愛爾蘭是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最感興趣的是看資本主義的國家先進到什麼程度。到了愛爾蘭，負責接待的人員問怎麼安排日程，我說無論如何要參觀農村。“農村好說。”他們顯得很熱情地說，“看哪個農村都行”。我們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走，走到半路，我們問可以下來嗎？他們滿口答應，我們就到了農村的一戶農家，這戶有四口人，老倆口和小倆口，沒小孩。我說我看看你們住的地方，那是一座小洋樓，一層是接待室、廚房，二層是臥室，很乾淨。我問你們是富農嗎？他們說不是，我們都是自己從事勞動的。從他們種的地看像中農，咱們中國的中農生活要到那程度，中國的農村也就發展起來了。農戶自己有拖拉機、收割機。後來又看了一戶，這戶房子蓋得好，招待得也很熱情，這家住的房子有三層樓，我說我想看看你們的生活和農場。主人有六十多歲，他帶我看他的臥室，很闊氣，鋪著地毯，還有他老婆住的、兒子住的、孫子住的房間。我問他算富農嗎？

他說：我算富農，還不算太闊氣的。他有奶牛場，有 緣～ 6個工人。看看工人住的地方也不錯，很乾淨。一戶戶小樓房，這可以代表愛爾蘭農村的上層，種了多少畝地，記不清了。生活狀況在農村是相當富裕的了。又到一個地方，房子也不錯，我們要看，陪同就同意了，不像有些國家事先給你安排好。這戶是中農，家中人口較多，還做手工業，也比較富裕。

我非常注意農村，因為我是農村出來的，我國農村經濟、文化、衛生方面落後，愛爾蘭經濟水平高，而我們的中農有個小院就不錯了，屋子衛生很差，愛爾蘭的農戶完全電器化，做飯電氣化，用電爐，洗衣、洗碗都是電氣化，我們農村相差太遠。改革開放十幾年，江南沿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地方也不同了。我去了江蘇一些地方，快趕上愛爾蘭農村了，也是小樓，特乾淨，進門脫鞋。看來只要我們路線正確，經濟水平上去，趕上資本主義並不難。我們的經濟、文化、衛生水平很快能提高，但要有一套相應的政策和辦法。在愛爾蘭的中國大使是一位女同志，原外交部副部長的愛人，英文很好，那時中國派出的女大使就這一個，在愛爾蘭招待我住的是總統房間。中國是大國，他們幾百萬人口，對我們非常重視，我們出去都有開道車，與接待國家領導人一樣。總統房間真豪華，洗澡間都是自動的水衝，給你按摩，澡盆一個半大床那麼大。我問他們主要還有什麼問題，農村百姓生活不錯，城市還有失業的，還有人去澳大利亞找工作。

到英國最想看看馬克思在英國倫敦大圖書館坐了 12年的地方，去的時候見到那個位置還給他留著。圖書館東西不少，我是中國來的，信仰共產黨，陪同人員就帶我看看馬克思在那看書研究學問的地方，我還坐在馬克思的座位上照了像。我又問他們，你們這裡馬克思的書有多少，我一看沒有《資本論》，我說：“哎呀，馬克思在這裡花了幾年時間著的《資本論》，你們怎麼不擺呢，你們應該把馬克思所有的書都擺上，你們既然不怕馬克思，為什麼不把他的書都擺上呢？”他們連連答應。

當時英國正在競選，鐵女人撒切爾夫人是候選人之一。他們說，領導沒時間與我們會面了，我說沒關係。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貴族，在倫敦郊區有他大片土地，我問他：“你有多少財產？”他說：“我的財產都在瑞士，每年到瑞士去兩次，去檢查我的財產、做生意。”他請我吃飯，送我到機場，很熱情。

在倫敦又看了蠟像博物館，蠟人做的像真的一樣。從英國曆代皇帝到撒切爾，別人沒見過撒切爾，我見過，她的像製作很逼真，還有些古典著作裡的人物，比如睡美人等等。床、人、被子跟真的一樣。博物館還設有各種各樣館，動物館，很大的歷史館，這對年輕人瞭解歷史有很大幫助。還參觀了英國的醫院和醫學院，到了有名的劍橋大學。劍橋是個古色古香的高等學府。

在英國也是一週時間，恩格斯在的曼徹斯特，是個古城，也是個小城，有城牆，古蹟儲存得很好。它的城牆比我們北京的差多了，我們把城牆拆了太可惜，他們把城牆都利用了起來。在城牆裡外都蓋了商店，從城牆外的商店房頂可以走下來到城裡的商店，城牆都弄在市區裡面了，這給我的感觸很深，我的思想比較“左”，文革前搞大躍進時，把京城古廟弄成了學校，現在我有些後悔，要留下這個古蹟多好。京城古城牆拆掉是太可惜了！

在英國主要是綠化得比較好，比咱們首都綠化得好。

到了西德當天，衛生部部長就出來接待，他似乎是個基督教民主黨的負責人之一，要參加競選議員，在當天晚上請我吃飯，並舉行了簡短的儀式，講了話，他說現在很忙，猿天后到法蘭克福再見，我說：“那我先參觀。”在慕尼黑參觀了一個在建的醫院，這是一所很大的醫院，建了 8年還沒建成，中國有時因為資金問題、材料問題一拖拖很久不能完工，我問西德人員，為什麼你們德國也有這種情況？他說也是資金不足。後來到一個州，聽說州里有一個最現代化的醫院，去了以後，看到腎結石的碎石機價值二三百萬，其他也都是現代化的、自動化的，建醫院一共花了 24億馬克，維持費每年一億多，連病人去手術室，都是自動進入，病房四周是玻璃，但都是隔離的，家屬不許進入病房。在美國看了現代化醫院，有直升飛機等等，但也沒這麼先進。

我想，我們中國如果發展醫療事業，恐怕是中小醫院居多，我們缺少資金，日常的疾病可看，大的醫院我們蓋不起。回來我和馬海德聊天，講到這些大規模現代化醫院不大適合中國情況，那時華國鋒提出要搞一些大的醫院。馬海德就指出，中國可不能像美國那樣搞那麼大的醫院，如果我們把協和改造成像美國現代化的大醫院，那整個東城區的電都得由他用了。所以小平同志講現代化要有中國特色，這要滲透到各個角落是很不容易掌握的。

到德國，參觀法蘭克福，招待得很好，早飯時，我們的外事局長陳克如接到衛生部長的電話，請我們到機場去會談，我們覺得他們有些自大，就讓陳回電話，說我們沒有時間，若他有時間請他來。

德國的衛生部長來了，一見面馬上向我道歉：“對不起，我應當來……”我問：“你吃飯了沒有？”“我吃過了。”我說：“我也吃了，你看，有什麼事，咱們談談好了。”會談之後，他走了。

回國之後，內部參考上登出了德國通訊社一位記者的文章，說：德國衛生部長怠慢了中國的衛生部長，因此衛生部長請中國衛生部 不長到 伊伊飯店吃飯，中國衛生部長加以拒絕。

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從這裡看出，同外國人交往，要有自己的骨氣，不要怕得罪了人家。我們是代表國家出去，怎麼能低三下四，有損國格呢。我對外國人的傲氣很反感，從小就對帝國主義的這種態度很反感。

到西門子參觀，老闆招待了我們兩天，我很注意平常人的生活，給我開車的司機 50多歲，熟了以後，我問他生活怎麼樣，他說生活很好，中午公司提供一頓免費工作餐，另外公司還有小賣部，公司的產品都是半價賣給我們，每月工資五千來塊錢，另外因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負過傷的還有些撫卹金。說到這裡，跟著我的一個女職員說德國現在物價漲得很多。司機說過去他爸爸是一個麵包師，一個月掙30～ 40馬克，養著一家幾口人，幾乎吃不上飯，麵包四五個人一個，但還吃不飽。現在他當工人，有老婆和兩個兒子，老婆也開著一輛汽車，兒子也有汽車，二兒子大學畢業了，也有汽車。他說：“我還想買輛旅遊車，可以到義大利、法國等地去旅遊，因為年歲大了，每年休假有 70天，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過去一件襯衣穿好幾年，穿破了還得補，現在穿的襯衣還沒等破就扔掉了。只要有工作生活就很好，物價不怕高，因為工資待遇也高。物價高只要不超過承受能力，人們有購買力，健康迴圈，人民就滿意。”我想中國過去，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物價都是一日三漲，在北京吃混合面，還要排隊，排幾個鐘頭才買幾斤棒子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麼能不倒臺？發展經濟很重要，列寧說，一個國家的人民要革命，是因為他不能生活下去了，中間的人群都起來，才有革命的形勢，統治者的方針政策都破產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人民生活不錯，失業人不多，那麼他們的人民是不會起來革命的。

在西門子，它的總經理出來介紹他的企業，記得他說有 500多個廠點，並指著地圖說，一個是蘇聯，一個是中國，只有這兩個國家沒有我們的廠子。我說，我們中國歡迎你去。那時他對中國不太瞭解，不像日本人鑽得那麼厲害。我說你們核磁共振技術搞得很好。他說也是剛生產，生產出幾臺，送給一些國家，那些國家給他們提供病歷。

我說你給中國一臺，中國也可以提供病歷，後來問了老闆，老闆也不吐口。我說你們給我們一臺，我們以後還可以買你們十臺，他們還是不願意，說明他們對中國不大瞭解。

後來西門子的老闆請客，相當熱情，我說你們西門子發展很好，德國發展也很快，希望你們發展起來後，不要再走希特勒的老路，雖然我們中國人受希特勒直接危害不多，但日本法西斯給中國的危害與希特勒差不多。這個老闆講，我們不會再走這個路，再走這個路，我們也受不了。

在法國我看到，現代化真讓人羨慕，他們的辦公區像一個小城市，有研究機構，有警衛系統，從電視裡看得很清楚，就像美國一些大商場電視監控一樣，都是最先進的。他們國家裡公路又寬又整齊，路又平，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路面都是小麻面，走起來沙沙響，很穩。

現代化的公路真好，歐共體之間都是用這些現代化高速公路聯絡起來的。

1984年，我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參加厄瓜多總統的就職儀式。那時我已做了三年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副主任，感到中國的人口還是多，經濟發展不上去，如果經濟發展上去，人口的負擔也可以得到彌補，關鍵還是人口和經濟發展不成比例。中國年生育率 20‰，死亡率 6‰～7‰，在生育高峰年，減去 6‰～7‰，還要出生一千八百萬到兩千萬，低的年份，也要生出一千五六百萬。這樣等於每年生出一箇中等國家，在歐洲來講比中等國家還大。城市每增加一個人，大體要三個以上的人為他提供服務。比如出生之後，託兒所、幼兒園、商店、小學、中學、醫院、住房以至交通。

在厄瓜多參加總統的就職儀式，新總統就職之前，要會見一些重要國家的代表。一天，大使館通知我們，美國代表團團長———美國副總統布什要會見中國代表團團長。這是怎麼回事？我讓大使館請示一下外交部，外交部回覆，大概沒什麼特別事務，一般的友好聯絡吧。就職儀式那一天，厄瓜多總統接見各國代表團，恰好美國與蘇聯代表挨著。布什讓翻譯找到我，說要同中國代表團團長會晤。我想在這種場合談什麼呢？他們排在前面，我們排在後面。見面後，布什很客氣，寒喧幾句，讓我代為問候中國領導人。我也請他轉達我國領導人向里根總統的致意。沒有談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因為當時他正與蘇聯談判，想把中國作為一張牌，讓蘇聯代表團看他們隨時隨地與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想得是很細緻的。

第二次與布什會面是在 1986年 5月，我作為李先念主席的特使去參加葡萄牙總統的就職儀式。主要是為與葡萄牙談澳門問題，因為同去的外交部副部長負責歐洲國家，他對情況比較熟。前葡萄牙總統已來中國談過一次，有了初步的基礎，表明這個問題能夠友好協商地解決。我們先向新總統表示祝賀，認為新總統上任後，中葡關係將越來越友好。1987年春，葡萄牙總統到中國訪問，還請我陪同。後來澳門問題順利地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

這之後，瑞典總理被刺，中國要派人參加葬禮，我們奉命直接飛往瑞典。瑞典總理波爾梅在人民心中的威望還是很高的。其時正值冬季，雪剛剛化，在總理被刺的地方，老百姓將玫瑰花插了一人多高。

我問他們這花是從哪兒來的？他們告訴我，都是從南美用飛機運來的。可想而知鮮花的價格有多高，但那裡花店很多，看來瑞典人民生活水平不低。在各國代表參加的追悼會上，我前面的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法國總統密特朗，他們的隨行人員只有一名秘書和一名翻譯，外語好的話，連翻譯都不帶，頂多帶兩三個人，西班牙總統什麼人也沒帶。在大使館，他們說，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首腦，出訪時隨員很少，而社會主義國家呢，像蘇聯，這一次就來了 70多人，乘的是專列，還帶著防彈汽車。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出來倒不如資本主義國家的那麼隨便。從各國上層的社會活動來看，我們國家有很多東西需要改革，不像一些國家那麼隨便，而是警衛森嚴，前呼後擁。我曾給胡耀邦同志提過建議：“下去的負責同志不要帶許多人，只須兩三個人陪著就挺好，老百姓也不會注意，聲勢搞大了，不利於瞭解情況，不利於工作。”我說：“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請客，請客之風剎不住。我建議是不是可以誰請客誰掏錢，吃的人沒責任，白吃，也不檢討。”胡耀邦同志對我的建議很欣賞，讓秘書問我，可不可以公開批示，我說當然可以。公開批示廣播之後，請客之風還是沒有剎住，有的客需要請，有的不必要請，浪費嚴重。

瑞典北部人均年收入是一萬多美金。我想看一看瑞典的農村，因為農村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城市當然很先進，但不一定反映國家的全面情況。像非洲一些國家，城市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幫著建起來的，一看農村，好像還停留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我在馬裡時，堅持要看農村，部長同意了。在一戶農家，一個老頭六十多歲，四個老婆，最大的頂多四十歲，最小的只二十歲。男的什麼也不做，四個老婆輪流侍候著他，一個操持家務，其他三個出去種地，實際上是男的由女的供養。房屋、器具都很落後，房子很低，因為處在熱帶，很潮溼，沒有床，就鋪張席子睡在地上。人很懶，男的在村頭一坐，什麼事也不做，餓了摘個樹上的麵包果、香蕉、菠蘿什麼的就吃。

瑞典的農村不像我們，幾十戶、幾百戶住在一起，而是三兩戶一村，甚至一戶，非常分散。有戶男主人四十多歲，有三個孩子，他專修農業，畢業後向政府貸款，買了一百多公頃地，有森林，有草地，用來經營畜牧，還開了一家奶牛場，僱用了兩個工人。雖然是農場主，但工資與工人差不多。貸款分期歸還，期限很長。他帶我去了他們家，他的妻子一看便是知識女性的模樣，很文雅。他們擁有一座兩層小樓，樓上是臥室，樓下是書房、起居室、廚房、飯廳、衛生間。在樓梯上有個鐵鏈子，我問這是幹什麼用的。他說他有個女兒，上初中一年級，由於腿有疾病，不能走路，這根鐵鏈是專門為她上下樓裝設的。雖然家裡有三個孩子，但房間乾淨整齊，井井有條。他妻子也在農場做一份工，記帳、跑腿，拿一份工資。我問他：“你們住得這麼分散，孩子上學是不是很遠。”他說：“是的。”我問他是不是天天都要自己開車接送孩子上學。他回答：“不是的。學校有校車，孩子中午在學校吃飯，晚上校車再送回來，這都是國家的福利。”在一個小城市，參觀了一家專為農村服務的基層醫院，條件相當好，所有醫療費用包括住院、吃飯都由國家負擔。接待的人問我，有一所養老院，有沒有興趣看看。去了一看，都是新建的，很漂亮，有單身的房間，也有專為老兩口設的房間，五十多位老人，有四十位護士服務。老人們穿得整整齊齊，老太太都塗脂抹粉。伙食很好，而且頓頓有水果。我問陪同的人：“你帶我到這兒來，這兒的水平相當高啊，你是不是有意帶中國的衛生部長看你們條件最好的地方。”他說：“部長，我不會騙你的。不信我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去看，我們每個養老院都是這樣的。”因為瑞典是福利國家，各方面的福利待遇都很高。

瑞典的衛生部長以前曾邀請過我，我們見面後對他說，這次是為總理的葬禮而來，時間比較倉促，我以後有機會再來。

我第一次去蘇聯，是在 1951年 2月。第二次是訪問波蘭時，路過蘇聯，在那裡停留了 猿天。

1986年 5月，與第一次去蘇聯相隔了 35年，對於看看蘇聯這幾十年的變化，我是很有興趣的。我們住在中國大使館，計劃參觀一下紅場以及它對面的百貨大樓，看看商品豐富不豐富，群眾排不排隊。我們發現，雖然商店的貨架上擺得很滿，商品很多，但還是排隊，因為日用工業品缺乏。第一次到蘇聯的地鐵時，覺得很漂亮，裡面還有大理石的塑像，是由蘇聯共青團義務勞動建築的。這次我多走了一些站，站不算小，設施卻一般，人特別多。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走路的人很少，都是車。但在地鐵站裡，人卻很擠，人山人海，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依靠地下交通。街道上沒有行人，沒有腳踏車，秩序井然，也很乾淨。已經 5月了，雪還沒有化，除了新建的房子，沒有很大的變化。

波蘭華沙變化很大，二次大戰把這座城市幾乎全部摧毀，經過幾十年建設，戰爭的痕跡消失了，建起了新的樓房，城市綠化搞得也不錯。

在波蘭訪問了哈爾科夫，這是座古老的城市，所以蘇軍在向南推進時，沒有開火，有意儲存了這座古城。在這座古老、莊重的城市，我們參觀了它的醫學院，它已有一二百年曆史了，由於不對外開放，同世界各國的交流很少，學院的裝置、氣氛還很保守。

歷史上著名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是哈爾科夫人，他是一個神父，著有太陽中心說，反對地球中心說。波蘭非常重視他們國家的大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肖邦也是波蘭人，他經常在國外演出，死在國外，臨死時他叮囑一定要把他的心掏出來，送回祖國。歷史上許多科學家都是很愛國的。特別是波蘭，近一百年來，總有別國的侵略，深受戰爭之苦。二次大戰後獨立，受蘇聯影響較大，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我黨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時，波蘭黨的主席貝魯特曾到過中國訪問。

到波蘭給我印象很深的是華沙的恢復，波蘭改革搞得早，但基本上失敗了，國內總是不穩定。在波坦斯克，經常舉行罷工。因為我國正嘗試改革，所以我就注意問了一下大使館的同志，為什麼他們的改革失敗。他們介紹說，主要是生產沒上去，人民生活必需品少，生活比較困難。改革時進口一些外國的日用品，這就等於借債。雖然滿足了部分需求，但人民的購買力又不足，只好增加工資，增加了工資之後又缺少商品，於是又從外國進口。這樣債臺築得很高，人民生活也沒有從根本上提高，惡性迴圈。借外債，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那時我想到這個問題，想到咱們也會通貨膨脹，尤其是 1988年。物價漲得很多，中央也開始全力解決物價問題。物價與工資水平應當圍繞生產來確定，不能脫離生產。

波蘭的改革失敗了。才幾千萬人口，每年外債就有一二百億，很難解決。投資建的工廠，也無法馬上收回成本來。我經歷過兩次通貨膨脹，一次是日本侵略時，一次是國民黨時期。日本聯合儲備銀行倒臺前，一百塊錢也買不了一個燒餅，當時日本經濟崩潰，一切都為了戰爭，生產受到破壞。國民黨時先是法幣，後來換成金元券。國民黨倒臺時，買房都用金條、銀元。我們的情況不同，我們的生產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權在我們手中，我相信我們能調整好這種狀況。我想物價的問題，從老百姓來講，是首要問題。我們執政黨的路線正確不正確，老百姓是從切身生活來體會的。路線正確了，生活改善了，就能領導好；生活不改善，物價上漲，工資沒增加，再宣傳路線怎麼好，也沒人擁護。如果不注意物價的穩定，影響是很大的，容易造成脫離群眾，任何政黨、團體、個人脫離了群眾，說話就沒有力量。

所以人民生活問題解決不好，就會產生政治問題，對領導不滿，對黨不滿。我們一定要注意物價問題，在穩定中求增長。

我到過法國幾次。這次，通知了法國衛生部，法國衛生部長宴請了我，並介紹我看看醫院的情況，算是半訪問性質的，法國衛生部長歲數不大，40多歲。我問他們，在巴黎多少人合一臺 悅栽，回答是 20多萬人口合一臺。原來法國不製造 悅栽儀器，後總統批准製造，於是 悅栽都使用國產的。我看了一下醫院，比較一般，沒有什麼新建的現代化醫院。在我參觀的現代化醫院中，印象最深的是西德慕尼黑州醫院，全部自動化，方便簡單，連美國都趕不上它。那是花了 24億馬克，用了 38年時間建造的。每年得需 員～ 2億馬克維持。法國有個醫院聯合會，由這個組織負責人帶我們參觀介紹，這個辦法不錯，許多事衛生部不管，都由醫院聯合會去做。我們沒有對它進行研究、考察，但我任衛生部長期間，覺得咱們的衛生部包攬的事情太多，大事小事全得管。而醫院本身比較固定化，應當有它們交流經驗、互通情報、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的組織，如果以城市為單位建立醫院管理協會，至少可以減少許多行政上的雜事，更可以組織一些學術活動。

在巴黎參觀遊覽了盧浮宮、埃菲爾鐵塔、凱旋門。他們的宮殿裡，絕大部分都是名畫，歐洲一些名家的作品。王室的房間很大，一個挨一個環型排列，房間佈局很有特色，傢俱也很有特色，金壁輝煌，燈飾也是一樣，很豪華、漂亮。

1988年，到義大利經過法國，只看兩方面的事情，一是看菜市場、副食品商場，到義大利也看人民生活怎麼樣，掙多少錢。那裡菜市場的商品很豐富，價錢並不貴。如果與中國的菜價比，是很貴的，但要與人民收入相比，菜是很便宜的，而且種類豐富，全是經過加工的，不像咱們菜從地裡摘了直接賣給顧客，白菜堆著，菠菜堆著，直到爛掉。大使館建議我們看大的副食品供應基地。我們看了附近一個大供應基地，是專門供應巴黎及其他幾個地方的。一排排房子，面積比天安門廣場還大幾倍。有肉市場，從屠宰場運來宰好的牲畜在這裡細加工，儲存在冷庫裡，按訂戶的要求送貨上門。豬肉、牛肉、雞肉、鴨肉分門別類，什麼肉都有，要多少有多少。大使館的同志說：“你看，資本主義的物質很豐富啊，所以物價穩定。”再看零售的，各種食品都是包裝好的，標著保質期，過了期的就淘汰，有些被淘汰的看上去還能吃。我們這方面就差得遠了。要發展生產，發展建設，我估計商業部、農業部都會來考察，中國也會一步步跟上去的。到每個國家，我都去看看市場，因為市場最能瞭解人民生活的動態。到朝鮮，市場就很貧乏，我想買筷子都買不到，有的地方要憑證購買，和咱們三年困難時期差不多。

再一個是看農村。大使館的兩位同志陪我到一個離巴黎 150公裡遠的合作社。這個合作社所在的地方叫“崗”，有 7000戶。大使館的同志也沒去過，就下來問路，後面來了一個騎摩托車的，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主動給我們帶路，走了好遠，他說：“到了。”一轉彎便徑自走了，不容我們表示謝意。

合作社的主任不在，副主任給我們簡要地介紹了一番。我問了一下合作社的戶數，收入，合作社工廠的產量，合作社是私有制，種地最多多少，最少多少。概括地知道這些，對合作社就有個基本瞭解。他介紹看幾個地方，一個是糧食烘乾儲存，一個是生產資料供應。汽車走了半個小時，到了一個很大的工廠，只有一個工人。合作社的糧食出售前在這地方烘乾，不馬上賣的，也在這裡儲存，但烘乾、儲存都要付一定的錢。這是合作社自己辦的，集中烘乾、儲存，比分散到各家各戶要乾淨，容易儲存。已是中午，我說就不看生產資料了，看農戶吧。合作社副主任說：“那先到我家。”我問他家幾口，他說只有他和老伴兩口人。”“那你們種了多少地？”“我種了 40公頃地。”我算了一下合 600畝。“那你僱了多少人。” ”40公頃地，兩個人種，“僱人幹嘛。

可見他們現代化、機械化程度之高。“你又是副社長，又種 40公頃地，別的還搞些什麼呢？”“我還養了 700頭豬。”“啊呀，養豬可不簡單，一個人不僱，就能養嗎？”“那有什麼，我老伴一人就養了。”“你老伴多大歲數了？”“五十三了。”我說我非得要看看不行。

到了他家，他老伴已準備好飯。合作社每一戶都很分散，隔老遠才有一家，我問他，“你們的廁所在哪兒？”“就在樓上，你去吧。”他們住的是兩層小樓，到了樓上一看，廁所不大，裡面還有浴池。地面鋪著絨地毯，真乾淨，我們中國的部長家裡也沒享受這種待遇。他們知道我是衛生部長，就請社醫院的院長和一位較有名的醫生坐陪。席間我說：“你種多少地我知道了，一年打多少糧食呢？”我記得他說是60噸。飯後，我請求看看他家養的豬，其實豬圈就在旁邊不遠，一溜房子，一個小屋裡有 13頭豬，每間都有電腦控制，還裝有空調裝置，在一個大槽裡裝進飼料，上面注入水，攪拌後送到豬食槽裡，全部過程都由電腦控制完成，到時自動停止，連食量、長多少肉都由電腦計算“怪不得你說你老伴 53歲了還好，在一個封閉系統裡執行的。我說：能養 700頭豬，80歲也能幹啊。”社會發展，機械化、電氣化、電子化上去後，用在生產方面對生產力的發展是極大的促進，不要說中國人口多，如果把經濟搞上去，把科學技術發展起來，不見得人口就多。當三年困難時，毛主席找到郭沫若考察新疆。新疆 160萬平方公里，當時有 1000萬人口，天山上的水下來，利用率很低，絕大部分都滲到地下去了，地下水也蘊含豐富。

最後根據科學分析，新疆可以容納三億人口。中國很大，我走了很多地方，感想也很多。中國經濟落後，很多地方都沒有開發，中國人是多，但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新疆 160萬平方公里，1000萬人口，西藏 110萬平方公里，200萬人口，日本才 37萬平方公里，卻養 1億多人口。日本本國沒有資源，仗著什麼，還不是仗著貿易，經濟發達，買國外的工廠，賺別國的錢。內蒙也是 100多萬平方公里有 1800～ 2000萬人口，青海 70多萬平方公里，比日本大一半，人口才 400多萬。西北就是沒開發，沒錢。

中國地下資源初步探明，光煤就 1000億噸，美國現在每年還生產不了 10億噸，10年才 100億噸，100年才 1000億噸。

目前，中央的方針完全正確，一切以發展生產力為標準，事辦得好壞就看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過去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人整人，現在以生產力為標準，就是人同自然界作鬥爭，這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基本的一個理論。共產主義消滅了剝削，人和人之間沒有對抗性，聯合起來一致面對自然，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的路線是一切看生產力，逐漸引導十億人民全部投入到生產中，或是與生產有關的各種經濟活動中，社會主義才能發展得快，經濟基礎搞好了，才談得上向共產主義過渡。

在法國參觀農村合作社，產生了這些感想，如果科學技術發展起來，生產力會有大的發展。

在副社長家，我問他：“這附近有多少戶人家？”他說有 300多戶。我又問他 300多戶中有多少是僱工？我想就這個問題與咱們國家比較，有剝削和沒剝削的不同制度。

“有三戶、兩戶吧。”“他們都僱多少人？”“能僱兩個人就不得了了，基本都不是剝削的。”“你們農忙的時候顧得過來嗎？機器壞了，或是別的出了問題怎麼辦？”“合作社都是服務到戶，合作社專門負責調配。打個電話需要什麼東西，馬上就能送到。”後來我瞭解到，合作社平常就都安排好了。比如負責種子的，誰家需要要什麼種子，需要多少，都清清楚楚，到時一定送到，播種之後，緣天看一次，若沒抽芽或是別的問題，不僅要更換種子，還得賠償。

咱們國家，象塑膠薄膜、化肥等生產資料，不僅供應不足，農民還經常受到坑騙，走後門高價買來的東西卻是假的，白丟了錢不說，還耽誤了生產。我們的制度、管理就沒有人家好。我說：“你們有了這合作社省事多了，家家有電話，有個什麼事隨時打電話就解決了。農民賣農產品也可以靠電話聯絡，簡便多了。”談話間，我得知他們這個合作社與中國的大邱莊互有往來。回到合作社的辦公地，見到了正社長，他說：“我們的合作社與中國的合作社不同，我們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合作社。”我問：“那你們這個私有制基礎上的合作社，是富農參加的多呢，還是中農、貧農呢？”他說：“這個很難說，我們現在一般合作社社員僱人的很少。”我問副社長：“你現在不用僱人，你過去僱過人嗎？”“僱過一個。主要幫我養豬，餵養那些生小豬的母豬。後來我不養種豬了，他自己回家飼養種豬，比我掙得還多。”1984年，我代表中國政府到北葉門參加他們的國慶典禮。北也門這個國家是個開放的國家，很窮，山地很多，修了三條石灰公路貫穿全國，分別為蘇聯、美國、中國幫助修的，從這三條公路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典禮時天上的飛機是美國的，地下的坦克是蘇聯的，士兵手中的步槍、手槍、衝鋒槍是中國造的。我一到北也門機場，一位部長迎接我時就談到他們的政策是開放性的。

前往北葉門有三個目的，一是參加國慶，一是參加我們在其首都幫助建設的一所兒童醫院的開幕典禮，再有就是看一看我們的醫療隊在那裡工作的情況。

北葉門地方不大，主要的大中城市我都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條馬路中他們最滿意的是中國幫助修的。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後，代表舊勢力的統治者跑到沙特去了。沙烏地阿拉伯支援舊統治者返回國家，

國內的革命者同反動勢力作鬥爭，反動勢力的反撲越來越猛，包圍了北葉門的首都。包圍後各國的使館都撤離了，但中國大使館和醫療隊都沒有撤走。由於他們還很落後，戰鬥中醫生和醫療隊都很少，中國的醫療隊在後方幫助救護傷員，他們感動得不得了。另外，當時埃及總統納塞爾正在實行阿拉伯聯合計劃。納塞爾的革命力量掌權後被反動力量圍困，納塞爾就是走的中國修的這條公路前去救援，一路暢通無阻。對於北葉門的革命力量來說，中國援建的這條公路是成就他們的。他們專門派了一名上校作為我的警衛，還有另外幾個人一起陪同我。我和上校的關係搞得挺好，我問他：“我能到你們家去做客嗎？”“可以，非常歡迎！”他家住在首都郊區一座二層樓裡，家裡三四個孩子，他的夫人蒙著面紗，看不見她的臉。上校解釋說，因為把我當作貴客，他夫人才出來迎接，一般婦女是不見來客的。我送給他們一些禮品，他們招待我吃些點心，我看他們的生活很平常，水平不算高。

在北葉門看望醫療隊時，看到兩個現象。一是山裡的馬路修得很好，房子卻都建在山頂上，吃水可怎麼解決呢？而到了農村很偏僻的地方，房前卻停著許多流線型的小汽車，我問他們農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小汽車。他們介紹說，這是因為他們的勞務出口。北葉門有700多萬人口，在外面做工的有 100多萬。主要是到沙烏地阿拉伯，一年就可以掙幾千美元，買輛車很容易。這些車都是自己掙的。所以國家鼓勵青壯年出外做工，國家還能收入很多外匯。不少家庭由於勞務輸出，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看來近二十年來，勞務出口普遍受到重視。中國人口多，人才也多，但在這方面中國起步較晚，近些年出去幾萬人也掙回一些外匯。北葉門這個國家很小，雖然掙回的外匯許多分散在民間，但也很解決問題，這是一項很好的富國政策。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北葉門雖然有相當多的人生活得不錯，但公共事業很落後。中國醫療隊在那裡沒什麼好的醫院作為依託，好多醫療隊都是自己租個房子行醫。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在醫院裡，他們說醫院裡什麼都沒有，就連咱們從國內帶去的藥品、器械有時也會被醫院裡的護士拿走，到醫院看病必須行賄。整個國家缺少醫療衛生設施、裝置，很落後。可以看出，國家窮，即使一部分老百姓生活富裕，但公共事業不能全依仗外國，如果不能自己獨立生產，自力更生，國家不管大小，人民生活水平不會從根本上得到改善。所以還是要在不放棄外援的情況下，發展生產。這方面恐怕非洲、阿拉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還沒解決好，沒有把生產全面發展起來。

1987年 4月，我訪問了南太平洋五國，即澳大利亞、紐西蘭、西薩摩亞、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五個國家。這是在 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主任日本人中島宏安排我出訪的，想利用中國的影響對南太平洋等國的衛生工作有所幫助。我們代表團一行五人，先到達澳大利亞，停留了一星期，在悉尼考察了相當於一個省的衛生工作情況和經費。他們衛生經費很高，福利很高。但效益有的好，有的差。我與一省的衛生部長進行了交談，把我國以預防為主的方針貫徹所取得的成果向他作了簡要的介紹。他非常高興地表示要向中國學習，就是裝置、醫生再好，也不如少得病，不得病。他很贊成我們以預防為主的方針。我到他們的基層參觀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佈置，在群眾中如何把預防工作搞好，使傳染病少發生，對各種疾病都有保健，這樣的話就可以少花經費。

到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我見到那裡建得真不錯。堪培拉地處丘陵，市區很大，很漂亮，沒什麼汙染。新建的議會大廈、議院都有辦公室。看了其他的一些建築，規模都很大。我又提出要看基層的醫院。於是他們帶我看了城市附近一個門診部，外面是藥，裡面一間是診室。我進去一看，都是中國醫生。我說你們的門診部怎麼看不見澳大利亞醫生。他們說：“我們這個門診部十個有八個是中國醫生。”我很有興趣地問這些醫生：“你們都是從哪兒來，是中國嗎？什麼時候來的？”他們大部分都是從東南亞來的，東南亞的生活水平沒有澳大利亞高。

在堪培拉，我住在希爾顧五星級飯店，它下面有一箇中餐館，老板有五十二三歲，聽說我是中國的衛生部長就很願意和我聊天。他說這館子不是他開的，是飯店的，他只負責經營，當這裡的經理。他是兩年前從加拿大來的。我問他過得怎麼樣，他說很好，工資以鐘點計算，他的工資不低，若加班加點就會拿得更多。一年前他的兒子兒媳都來了，買了房子，生活過得不錯。澳大利亞的人口才 1000多萬，800多萬平方公里，當然其中有不少未開墾的地方，但其人口相對而言是太少了。我說你們那些荒地裡不是有許多袋鼠嗎，我在哪裡能看到它們呢？他們說明天帶我到自然公園去看。其實那裡就是一個沒有人工加工痕跡的地方。我在那裡看到了兩隻袋鼠，還有駝鳥，駝鳥不怕人，可以過去和它照相，它也不跑。這個國家現在是資本主義式的開發，還沒有真正地開發起來，其資本主義制度對它的生產力可能有些限制。因為它還是有窮有富。澳大利亞主要對日本和中國以及其它國家出口羊毛和鐵，出口量不少。我 1979年第一次到悉尼時，去一些教授家裡做客，聊天時說每年進入澳大利亞移民有 25萬，後來慢慢減少，只要移民成功，從一歲到十四歲，受教育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福利很高。

我到澳大利亞醫院的門診一看，出診醫生有的從新加坡來，有的來自香港、泰國，全都是華僑，有的甚至是中國國內畢業的。我問他們生活怎麼樣，他們說生活可以，掙錢也不少，沒什麼太重的疾病。

我問他們有什麼感想。他們說：“不瞞你說，這兒的人太懶了，這麼高的待遇，他們還不滿意，也不好好做工、勞動。軍人大都是貪圖享受，打仗恐怕不行。咱們開個玩笑，不是說想侵略他們，要是打仗咱們只需來一個軍，就能把他們滅掉。”參觀首都醫學院時，我問他們有沒有中國學生。他們說有兩個女生，我就請她們來一起談談。一個是從北京宣武區中醫院去的，是西醫，一個是從香港去的。我問她們是如何上學的？她們回答是半工半讀，無須交學費，找住處也很容易，生活、買書的開銷也不需要做很多的工來填補。因為她們都是學醫的，基本的護理都會，週末的時候，澳大利亞的人都放假了，誰也不願意加班加點，如果這兩天工作的話，工資比平常加倍，而到晚上比白天加倍，她們一個月做幾次，零花錢就夠了。所以在這個國家維持生活還是很容易的，但對移民有控制，每年允許移民不到 10萬，1984年時規定不超過 25萬，也不算多。

紐西蘭這個國家，給我的印象相當好。 1956年召開八次代表大會時，由我陪同幾個國家黨的負責人參觀，其中有一個紐西蘭政治局委員。我們一行從北京到西安，又到重慶，由重慶順江而下。在路上我向他詢問了一下紐西蘭國內的情況，因為那時咱們剛解放不久，對國外情況瞭解不多。他講的一些情況與中國的不太一樣。他說新西蘭共產黨左了，把中農都看成富農，實際上是個體戶，種的地不少，收入也不少，但沒有僱工，把這些人列為革命物件，脫離了群眾。談到紐西蘭的富足，他說，紐西蘭二三十萬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 300萬，很富裕。近幾年由於貿易等方面的原因，生活有所下降，但仍相當富有。

在紐西蘭首都惠靈頓，也與醫療單位座談。碰到了馬海德的侄子，也是醫生。駐紐西蘭大使張海峰（明），是原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他請我到一箇中國餐館吃飯。他說紐西蘭經濟生活雖然有些困難，但生活水平不低。談到中醫，他說國內如果有中醫師、針灸師要到那 不裡開業或是勞務輸出很有前途。回來後我與中醫局聯絡，但沒有促成，有的技術好，但語言不過關，手續上也較麻煩。

在我們旅遊的過程中，其中有一個是毛利族聚集的地方，這個民族的習慣是見面時以碰鼻子來表示友好。毛利族現在已經現代化了，這個地方地熱豐富，溫泉很熱，周圍搞起了很多餐館和娛樂場所。我們看了看舞蹈表演，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我們被邀請參觀毛利族的寺廟，他們事先告訴我，在寺廟的歡迎儀式上，我在前邊走，他們在兩邊陪著，當寺廟裡出來幾個持槍的族人衝來客喊叫時，我不能表示出惡意，不然他們就會出手傷害，這是他們祖輩傳下來的風俗。我們按照這個禮節進入一所圓形的房子，兩旁坐著一溜人，過去時和每個人碰三下鼻子，然後坐下來，毛利族發表歡迎演說後，我致了答詞。最後我向他們贈送了禮品。他們還請我品嚐民族的飯菜。他們一直保持具有民族色彩的這些儀式，也是為了吸引遊客，當然了，只有對貴客才舉行得這麼隆重。

從紐西蘭到西薩摩亞，飛了 3個小時。這個南太平洋小國有 25萬人口，幾千平方公里。實際它由兩個島組成，小點兒的那個島沒有開發，大部分是森林，也住著些居民。大島看來都是熱帶植物，椰林特別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侵佔了這個島，在中國抓了兩三千青壯年到這裡做勞工，這些椰子林都是那時華人勞工種的。一片一片的椰林真好，坐小飛機在空中鳥瞰，一望無邊。德國人戰敗後，英國人把中國人都轟回來了，沒剩下幾個。我問：“你們能不能給我找一兩個華僑，我想了解了解過去。”他們說：“有，有。”找了一位老華僑，十八九歲去的，家裡有兒子、女兒，都是知識分子。女兒剛從澳大利亞回來，學的是商業，還是碩士。老華僑經商，看樣子掙錢不少，他請我在家裡吃飯，講了講他自己的經歷。他是個廣東人，年輕時被德國人抓來，後來與當地一個土著人結了婚，就留下來了。我問他回過家沒有，他說回過，中國改革開放後回去的。我說：“你還打算回去嗎？”他回答：“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大好，就不回去了。”他家裡有小汽車，生活得不錯。

還有一位老華僑，沒什麼文化，兒子當過衛生部副部長。他開一個小旅館，家裡有不少房子，兩代人住，生活也不錯。他也是與當地土著人結了婚留下來的，我去時他的老伴剛去世，他精神狀況不大好。

各地走了走，看了看。還看到有我們中國人在那裡幫他們種花生。當地沒有花生，都是中國人移植過去的。因為氣候很熱，花生長得很好。但有兩害沒法防，一是害蟲太多，二是鳥吃花生也很厲害，頂多能收一半。我們正好趕上收花生。後來他們的衛生部長介紹說紐西蘭的食物很單調，有兩樣東西他們很欣賞，一是豆腐，一是粉絲。

紐西蘭的人都很胖，我們曾去過他們的婦女會，一個賽一個胖，穿著紅紅綠綠的長袍，走起路來晃晃悠悠，一個人頂我們一個半。衛生部長說豆腐吃了不會發胖，但他們國家沒有豆子。我參觀了他們的農作物試驗場，有玉米、花生，還有其他幾種作物，豆子剛開始種。他們很願意從中國引種豆子制豆腐，還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們製作粉絲，開粉絲場。我回國後，請山東有關的廠家派人，帶上原料幫助紐西蘭製作粉絲。象芝麻、豆類，許多東西那裡都沒有，但熱帶植物長得都很好。

西薩摩亞的總理接見了我們，總理府是座三層的破樓，總理是個大個子，光著腳，穿著當地服裝。我對他說：“你們這裡真是塊寶地，要是認真種各樣的東西，都會長得好，可大部分地都荒著。”西薩摩亞的總理說，本國才有 25萬人，壯勞力也不多，再沒有耕作技術，許多東西都依靠進口，本國出口些水產、椰子什麼的，也不能夠把經濟搞上去。他也認為，種植各種適合本國情況的熱帶作物，會提高人民的生活。

西薩摩亞只有唯一一所國家醫院，300張病床。院方想請中國的針灸醫生，並做了計劃，後來由世界衛生組織出錢，他們國家再負擔一些，我國去了幾位醫師，很受歡迎。

有一家新開的小飯館，年長的是位 50多歲的婦女，還有一對 20 忘多歲的小兩口，一個十七八歲的妹妹。他們會些英語的日常用語。凡有中國人去，他們必請一次，生意還不錯。看來中國人很受當地人歡迎，有些政府的官員也到那裡去吃飯。飯館用的原料一部分是從中國運去的，一部分是從澳大利亞進口的。

斐濟稍微大些，90多萬人口，比較發達。但土著人還未完全脫離落後狀態。斐濟首都建築不錯。有一所醫學院，規模不大，據說有一百多年曆史了。比中國的醫學院時間還長，資本主義對它侵略較早。聽說（不知是否屬實）胡耀邦訪問斐濟時，有個講話，說斐濟把帝國主義趕出去了，所以生活好了。對這種說法，斐濟人接受不了，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帝國主義，他們發展不起來，在帝國主義來之前，他們還處在半野蠻狀態。

鄉村的醫療機構都是政府辦的，比較進步，看起來還是不錯的。村裡還實行酋長制。在歡迎我們時，請我們喝嘎哇酒，就是一種植物，比大拇指粗，土黃色，砍下後搓成面兒，放進水裡，在鍋裡攪拌。舉行儀式時，酋長就像村長一樣，選舉一人致歡迎詞，舀一瓢酒請客人喝，我們不能不喝，據說裡面有興奮劑。北葉門有一種植物，很貴，當地司機喜歡買來嚼，能上癮。這種嘎哇酒喝著也能上癮。

我們參觀了一座博物館，博物館很大，展示原來土著人的住宅、生活情況，以及酋長如何奴役部落成員，真是殘酷！酋長可以隨便佔有村民家的婦女。他們住的房子都是草編的，相當漂亮，有裡屋、外屋之分。我看見牆上掛著一溜榔頭。我問這是幹什麼用的，他們介紹說這是刑具。酋長在執行部落成員死刑時，把犯人綁起來，令其跪在地上，然後用榔頭砸進腦袋裡，人死之後，或吃其肉，或將其屍首裝進簍子拋入大海祭祀用。這是他們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的情況，一切財產和人都屬於酋長。

在另外一個村子，歡迎規模更大，附近村子的人全出來了，有三四百人。男人每人一把大鐮刀，排著整齊的隊形，喊著口號，揮舞著鐮刀，很威武。歡迎客人，客人必須捐錢，我是部長，不能捐太少，不然就顯得對他們不尊重。舉行完儀式之後，部落就要為客人殺豬，讓客人帶走，有時一殺就是兩三頭，我們將豬帶回使館後，便趕緊處理，不然就臭了。

從斐濟飛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它所在的島共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一分為二，一半歸屬印尼，一半是巴布亞紐幾內亞，4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人口很稀少，國內約有二三百人。我對他們的土著民族很有興趣。

我問大使：“你們有沒有關於土著的資料？”大使說有，有錄相反映土著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狀況。我將這些錄相翻錄後帶回來，現在還儲存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德兩國軍隊的直升飛機飛到這個國家的上空時，當地土著以為是神降臨了，紛紛跪下來禱告，他們赤身裸體，拿著勞動用的木棒，還處於原始狀態。現在他們的生活都現代化了，國內還保留著原始的遺蹟。

在他們國家的沿海出海參，個頭很大。吃飯時，我說：“這兒的海參真厚。”大使館的人說：“這就是當地產的，而且不用買。廚師常帶著大家到海里去撈海參，每人一個大口袋，隨便裝。有的人很有經驗，在由巴布亞紐幾內亞轉到香港的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位華人，四十多歲，也去香港，我問他去做什麼買賣？他說他是賣海參的，一次賣一噸，一趟賺不少錢。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僱了一些工人，按照他要求的方法撈出海參，曬乾後運到香港去賣。

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資源很多，許多還沒有開發。比如秘魯西海岸盛產海蜇，以至於船無法靠岸。海蜇長得很厚，可當地人卻不稀罕，咱們中國人可是把海蜇當成是佳餚。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都產海參，但是當地人都沒有重視，沒人把它當作一種重要的資源，人工養殖加工起來，而是由它自由生長。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森林很多，好木材豐富。中國曾與其談判，到那裡去伐木，木材一部分運回中國，一部分可以賣到國際市場，談了 3年沒談成。因為他們的條件 人是，一要給當地修建小學校，二要修公路，我們沒有接受，就放棄了。

結果日本人一下就談成了這筆買賣。大使對我們在國外貿易方面的做法很有意見，不該把這麼好的機會讓給日本人。

我們也有一些省在國外做貿易。比如在斐濟，有一天他們提出去四川飯館吃飯。我說：“這兒怎麼會有四川飯館呢？”他們說，四川省想在斐濟搞開發，先開了個飯館。去了之後，知道老闆是個中國人，服務員是當地的華裔。我問老闆經營得怎麼樣，他說：“還可以，不賠錢。我們的目的是想搞些別的，但得先站住腳。”看來我們在國際上的經濟競爭得有一套。一是人，一是政策。

沒有人不行，沒有好的政策也競爭不過人家。這三個小國，都是太平洋裡的熱帶國家，種什麼都長，跟咱們的海南島差不多，但還比較落後。帝國主義侵略時，主要發展了城市，因為這利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關自己利益的事他們不搞。在這些國家發展對外貿易，我們同人家競爭時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

1983年 11月，我去埃及參加阿拉伯 22個國家紅十字會會長會議，作為觀察員，主要是談阿拉伯國家之間紅十字會的合作和工作問題。發言最有力量的是沙烏地阿拉伯，因為它的經濟實力強大，為救濟安哥拉，當場答應拿出 3000萬美元。會議開了五天，中國沒有被安排發言。我寫了一份稿子，大致意思是加強合作、聯絡，分發給會議成員。會議結束那天，主持人問中國代表有什麼要講的，我沒有準備，但首先感謝給我發言的機會，又講了一番友好的話。

參加這個會議，一方面可以加強我們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還有一個原因是埃及是個古國，有許多古蹟。到開羅時，一看，這麼熱鬧。1300多萬人口，比北京還大。據說有 200多萬輛汽車，地下有一層車道，天上還架起一道。看來他們的經濟水平比中國高。

埃及有三大收入，一是勞務出口，他們在國外做醫生、教員等有四百多萬，每年掙回一二十億外匯；二是石油；三是旅遊。

埃及蘇伊士運河規模不小，一二百公里，都是在沙漠裡挖出來的，兩旁堆著的都是沙土。順著這河走到一個窪地，河流在那裡匯成一個小海，在那裡建了一個旅遊區，海邊蓋了很多別墅，一座一個樣，還種了很多花，到那裡遊覽的人很多，周圍的居民以此來賺錢。

據說拿破倫曾計劃修蘇伊士運河，但沒修成。後來經過很長時間，死了上百萬勞工才修成。因為是在沙漠裡，氣候炎熱，缺水，傳染病肆虐。我們站在蘇伊士運河邊，看到一會兒就有一艘輪船透過。它能允許透過的最大噸位是 30萬噸，前不久還有一艘 15萬噸的美國 志航空母艦透過。平均 員噸能收入 4萬多美金，是筆很大的收入，每年能收入十幾億美元。再加上勞務輸出、石油和旅遊，四項加起來外匯收入達六七十億美元。近來石油少了，外匯收入有所下降，物價上漲。我們向埃及勞務輸出有三千人，與埃及簽定的合同是用埃鎊支付，埃及的錢貶值，我們就吃虧了，工程進行不下去了，三千人減到兩千，兩千又減到一千。我去的時候只剩下一千多人。但臺灣在那裡搞得不錯。它不像咱們大陸，合同上訂的是以一半美元、一半埃鎊支付，埃鎊貶值後，美元升值了，不吃虧。此外，臺灣承包的工程，派出的都是技術、管理人員，一般工人都用當地人。而中國全部用的是國內的工人，不僅要給工人工資，還要負擔置裝費、來回路費、出國三個月可以買大件，時間越長，可以買的大件越多。埃鎊一貶值，工人幹活都不積極。這種情況需要改革。臺灣人的工程完了，工人就解散了，錢也賺了。

在沙加我碰上機電部姓趙的部長，在飛機上，我們聊了很多。他想去伊朗承包工程，伊朗說不能給錢，可以給石油，但條件是不能在國外銷售，不能搶他們的市場。可他們的石油和中國的不一樣，拿回國內沒法用。結果沒有談成，他只好帶著十幾個專家回國。我發現勞務輸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1984年，我曾到土耳其和科威特。科威特不到一百萬人口，本國人佔到三分之一強，外國人佔三分之一，技術人員大部分是外籍人。

我看了他們一個區的專科醫院，包括外科專科醫院、兒科專科醫院、婦科專科醫院，裝置都是現代化的，技術人員大都是從英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來的，管理人員是本國人。正院長是科威特人，副院長是外籍人員，本國人員主要起監督的作用，能力並不高。

與科威特總理會見時，我說：“你們的生活水平很高，中國和你們的差距很大，你們的教育程度也會提高的。”他說：“不見得，我們現在的青年生活太好了，不好好學習。我擔心這樣下去，一代比一代退化。”

男的一結婚就給一所房子，因為人口少，所以一生孩子就補助一筆錢。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勞動的積極性不是很高。醫療制度規定，一旦醫生簽字患者無法在國內治療，需要轉到國外，馬上就可以乘飛機出國，一切費用由國家承擔。福利太高了，國民也懶了。

對義大利五國早有所聞，特別是很想看看天主教發源地梵蒂岡。

因為是一般訪問，沒有做太多考察，只是順便拜訪一下義大利紅十字會，其他就沒什麼官方活動。到義大利我也想看看他們國家人民的生活情況，前幾年義大利的貨幣貶值。但據說現在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基本控制住了，經濟比較穩定。義大利內閣大概是世界上換屆最多的，這也是國內形勢的一個反映，各種矛盾太多。拿市場物價和收入相比，義大利人均收入是很高的。

梵蒂岡和鬥獸場都很宏偉。鬥獸場就像現在的露天體育場，但臺階還要高，原來表面都鑲嵌著白色大理石，據說後來都被扒掉修梵蒂岡了，當然現在剩下的石頭很多。鬥獸場設計得很好，一層層的看臺，下面有條河，水閘一放，兩旁由奴隸扮作兩支軍隊互相拼殺，敗方 忘被扎死，勝方乘船而走。還有就是讓奴隸和獅子、老虎等野獸鬥，貴族在上面觀看。修這個鬥獸場需要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這說明古羅馬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還是很高的，文化比較發達。鬥獸場附近是舊皇宮，是沿著丘陵修建的，舊址很大。還有一座最老的皇宮埋在地下，遠看房屋架子還矗立著，但房頂已不在了。歐洲國家對古蹟非常重視，遊覽的人也很多。

接著參觀了梵蒂岡。進了一座很大的院子，看到的是像人民大會堂外面那樣高大的柱子。首先是教堂，可能是歐洲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很高，每個稍有名望的神父都有一個傳教場，有個大場子大概是做禮拜用的，有名的神父的棺材就放在裡面。其工程非常浩大。另外，在教堂裡還有一個古蹟陳列館。

出來以後，我感到很奇怪。梵蒂岡並不是一個國家，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座大教堂呀！原來梵蒂岡就在旁邊，與大教堂相連，門口兩名士兵穿著古式的軍服，持槍一動不動站崗，我和他們合了影。梵蒂岡的紅衣主教經常參加一些國際性的活動，我曾見到他兩次，但都採取不予理會的態度。因為梵蒂岡與我國沒有建交，政治上很反動，反對共產黨，不願與共產黨國家建立關係。

陪同我參觀的是一位老醫生，他對中國的針灸非常感興趣，曾任義大利針灸學會會長。現在又對氣功發生了興趣。去年我國舉辦了一次國際氣功學術報告會，他也來參加。我問他：“你們是天主教國家，真正信天主教的人有多少？”“真正信的佔不了 10%。

他說： ”所以不必把神教的力量看得那麼大。國有一位女主教，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我到南美委內瑞拉，許多修女都是已婚的，都有家，天天像上班一樣，日本的和尚也是，都娶有妻室，而年輕的尼姑也跟一般的小姑娘一樣，穿得很講究，進入寺廟、庵堂也是當作上班。這和我們中國不大一樣。

1984年訪問土耳其，這是個古國，一百多年前被稱做奧斯曼帝國，曾消滅了許多小國，版圖很大，歷史悠久，文化也很發達。

我們參觀了它的首都，舊皇宮、新皇宮。舊皇宮裡都是奧斯曼帝國最興盛時許多小國進貢的東西，椅子完全是金的，有的屋子全部是金制器皿，中國故宮裡的珍寶都比不上。國王住的地方是個很大的大廳，一溜房子，是國王和愛妃的住所。廁所也設有抽水馬桶，但都是白玉石製成的。

新的皇宮，完全是現代化的。所用的燈具、傢俱大部分是法國的樣式。這個國家原來也是古國，所以有的古堡已有兩千年曆史了，還依稀可見。我特別看了看伊斯坦布林，這是個很大的城市，三百多萬人口，跨歐、亞兩洲，城中一條海河，是一條重要的國際航道，從中國到蘇聯南部，就必須經過這裡。

海河上有一座大橋，橫跨歐、亞大陸，相當長，是英國幫助修建的。參觀了一些展覽館，還有幸目睹了國慶典禮。軍隊不多，陸、海、空三軍依次列隊走過，每列隊前面都有鼓樂隊，一名指揮將手中的指揮棒舞得令人眼花繚亂，高高地拋起，又穩穩地落回手中，技藝高超。

軍隊穿的古式服裝和老百姓所穿的民族服裝都反映了奧斯曼帝國時期的風土人情，很有特點，比較驃悍。他們的文字接近新疆的文字。

這個國家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代表團裡有一位是新疆的衛生廳長。他說：“你看，他們的文字好多與我們的差不多。”我們看有新疆人到那裡做事。如果同這些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民族之間相互得到溝通，對發展經濟、文化是很有好處的。

在科威特、土耳其也談到了傳統醫學的問題。科威特很想搞，但自己沒有，就請了印度的醫生幫他們搞了些草藥，但數量很少。土耳其則很相信我國新疆的維醫，提出，希望今後同中國的維醫有所交流。我記住這件事，回國後找了新疆的負責人，建議成立維醫醫院。後來新疆地區採納了我的意見，不僅普遍成立了醫院，還辦起了維醫 不的大專學校，這樣既可以為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群眾服務，而且還對鄰國在傳統醫學方面有所幫助。

1986年 5月，到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瀏覽了日內瓦這個城市的風光，遊歷了日內瓦湖。據說日內瓦在一百多年前很窮，現在利用了日內瓦湖，利用了歐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起來的機會，已今非昔比。瑞士搞旅遊、辦銀行、舉辦會議，很快賺了錢，發達起來。瑞士在國際上採取中立政策，主要是為本國的利益考慮。首都伯爾尼我以前沒去過，1986年去時，正好有一件事需要同瑞士紅十字會談判。那就是瑞士紅十字會同班禪屬下的人有過接觸，希望能在日喀則建立一所醫院。我出國前，班禪正在北京西山療養，我找他談了一次，談得很好。我說希望去瑞士能把建醫院這件事落實下來，他很積極，又找了書記伍精華。到了伯爾尼，瑞士紅十字會方面由於不瞭解情況提出先考察一下，考察之後他們認為日喀則的醫療機構並不少，缺少的是人才，現有人員水平較低。他們希望能搞個培訓的地方，提高醫務人員的水平。回國之後，我又找了班禪副委員長，他還是希望能在日喀則有一所水平較高的醫院。我說很好，咱們如果能爭取到裝置等方面的費用，當然很好。結果外方給的錢並不多，沒有新建醫院，只是在老醫院裡進行培訓。

到伯爾尼需繞道一個小國———列支敦斯登，這是個 1.5萬人的獨立國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有兩項———旅遊和郵票。世界各國郵票它都收集，然後再賣給外國人，靠此維持 1.5萬人口的生活。列支敦士登首都很漂亮，風景也不錯，兩旁各有一座山，一座古堡，這些古代建築是作為遊覽景點保留下來的。來此旅遊的人很多，但我覺得可看的景緻並不多，遊人主要是為了在這裡買郵票，在最大的郵票銷售廳裡，各國的郵票都有。這說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後，文化生活也隨之豐富，使得這個小國依靠賣郵票也能養活全國一萬五千人口。他們的生活水平不低，市政建設也不錯。

1985年 7月，我出訪蘇聯、波蘭、法國、塞內加爾、馬裡五國。在非洲時，其領導人特別熱情，一般都是總理、總統出來接見，在突尼斯，布林吉巴總統已 80高齡，雙手握著我的手，感謝我國對他們的援助，幫助他們修了一條水渠，解決了南半部缺水的大問題，感謝我國的醫療隊。接著到塞內加爾，一方面訪問，一方面看望我國派去的醫

療隊，下飛機 9個小時，總統就接見了我們，因為我國派去的醫療隊為當地群眾救死扶傷，很受歡迎，所以總統對中國來訪官員相當重視。接見時他說：“你是我們最尊貴的客人。”還派專機送我們去看望醫療隊。飛機從塞內加爾機場起飛，機上乘坐了二三十人，飛了 3個小時後，準備降落，轉了幾圈都沒降下來，我開始緊張起來，看來不是飛機出了故障，就是地面出現問題，我看見小宋幾個人也嚇得臉色都變了，盤旋了近半個小時，飛機終於落下去，但軲轆與地面一接觸，橡 志膠就磨漏了，氣全跑出來，飛機在跑道顛簸著，最後總算停下來。我下了飛機一看，所有軲轆全癟了，離土路僅有一米的距離，若滑到土路上，飛機就會翻了爆炸。我對小宋說：“你看，飛機起來，你就得準備它掉下來，掉不下來呢，還覺得賺了條命，挺好，得有這種思想準備才行。”他說：“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前年有一次出去，飛機故障還沒這麼嚴重，我都嚇得兩天沒說話。”原來塞內加爾靠近撒哈拉沙漠，沙漠的風刮起來，能見度很低，降落的又是個小鎮，機場小，跑道也短，駕駛員找不到跑道，好不容易摸到跑道的位置降下來，卻落到跑道中間，距離不夠長，只好強行緊急煞車，把軲轆磨漏了。

開飛機的是位上校，五個人一個機組，我向他們表示感謝：“辛苦了，你們飛行技術很好。”他連說：“讓你們受驚了”。

到了醫療隊，我特意安排宴請了機組人員，後來等他們往首都拍電報，通知從首都運來軲轆，我們才離開。

附錄：衛生外交的風範

晁岳雲

崔月犁同志在擔任衛生部長期間曾受外交部委託，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厄瓜多總統奧斯瓦爾多和加蓬總統邦戈等訪華期間，出任陪同團團長，並多次出任國家特使。

在外交場合，他深知他所代表的是我們國家的形象，所以他的儀表、氣質和言談舉止都能恰到好處，展現出瀟灑的個人魅力和謙虛的領導者風範，發揮出令人欽佩的作用。他在任何外事場合，都不卑不亢，熱情大方。在外賓來訪之前，他非常認真地閱讀、分析和領會外交部送閱的每一份檔案、資料，又非常虛心地聽取外交部主管領導和分管同志的意見，準備工作深入細緻；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儀表，髮型和著裝都十分講究；他十分遵守時間，寧肯提前 15分鍾，甚至半小時，也從不耽誤一分鐘；凡是他向外國友人做出的承諾，一定言必信，行必果，決不食言。

他不但在國家外事活動中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在衛生外事活動中也是如此。他以個人的遠見卓識，積極推進衛生部的對外開放和交流。他堅信並常說，中醫不但在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一定會走向世界，走向發達國家，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業發揮重要作用。現在，他的預見正在成為現實，中醫已逐步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

他在外事工作中還注意培養少數民族的幹部。一次，我陪他出訪科威特和土耳其，在準備出訪名單時，他首先想到新疆衛生廳廳長伊沙克江同志。在出訪過程中，他十分尊重伊廳長的生活習慣，細心瞭解新疆衛生事業的發展狀況。由於歷史上種族信仰的關係，伊廳長很容易與土耳其人民溝通，在土耳其訪問過程中，伊廳長髮揮了很好的別人無法代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