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崔月犁與國家中醫管理局的誕生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這場疫情中,有一支隊伍以低調而平和的姿態參與了戰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這就是以國家中醫醫療隊為首的中醫隊伍。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的父親崔月犁曾經領導過整支中醫隊伍。他主管中醫工作9年,併兼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原中華全國中醫學會)會長19年,為振興中醫書寫了精彩的篇章。他在衛生部任職期間,籌建了兩個重要的中醫機構——國家中醫管理局(後改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後改稱中華中醫藥學會)。這兩個機構的誕生,在管理上和學術上為中醫開闢了自主發展的空間。這裡重點講一講國家中醫管理局的誕生過程。

晚年崔月犁
■“文革”結束後,中醫現狀不容樂觀■
1978年,父親被任命為衛生部副部長。到部裡不久,江一真部長問我父親是不是對中醫有興趣,可不可以分管中醫,這樣我父親就接手了中醫管理工作。
父親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調查全國的中醫現狀。現狀不容樂觀。在調查中,他發現中醫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大幅度下降。中醫人數從1959年的36萬多人減少到1977年的24萬人,大批集體所有制的中醫醫院被拆散,那裡的老中醫被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了老家。“文革”前,全國共有371所縣以上的中醫醫院,到1978年只剩下171所。而現存的中醫醫院裡,絕大部分是以西醫為主,西醫當家。他在視察時,甚至看到某中醫院內竟然掛著西醫科的牌子。由此,父親得出的結論是,傳統中醫在“文革”中遭受了兩方面的破壞:一是中醫理論和實踐被當作封建殘餘批判,二是僥倖生存下來的中醫正在被嚴重西化。社會上歧視中醫由來已久,西醫傳入中國後,中醫在中國醫學界逐漸喪失了主流地位,演變為“西醫在朝,中醫在野”的格局。中國還要不要保留中醫?中醫藥學在我國醫藥衛生事業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是否應當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些都是他要面對的問題。
關於如何對待中醫,當時業內人士有兩種意見。一種代表中醫界人士,認為中醫被忽視、被西化是普遍現象,並尖銳地質問:“中醫醫院是姓中還是姓西?中醫醫院裡是中醫學當家還是西醫學當家?”另一種意見代表衛生界一部分幹部和一部分中西醫結合專業人士,認為聲光化電奔前走,何必破車拉老牛,現在這個時代提倡傳統中醫等於倒退。
在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中,父親選擇了繼承和發展中醫。他的決策基於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中醫在廣大農村是老百姓喜愛並能承受的醫療服務形式,中國的防病治病離不開中醫;二是中醫在世界傳統醫學中是理論體系最完整、實踐經驗最豐富的醫學,是中國特有的醫學資源。1979年,日本醫學會會長武田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傳統醫學,我們已經沒有了。傳統醫學是21世紀的醫學,到了21世紀將被各國所承認、所重視。”這對父親的觸動很大。父親說:“你們取消了漢醫(傳至日本的中醫被稱為‘漢醫’)。接受你們的教訓,我們中國必須重視中醫。我們要培養大批真正懂中醫的人才。”父親在國外考察時還了解到,美國和歐洲基本上沒有完整的傳統醫學;印度和斯里蘭卡的傳統醫學主要在農村;南美印第安人的傳統醫學有很多迷信和巫術“跳大神”的成分,並沒有理論體系。只有中國保留了比較完整的傳統醫學,成了世界醫學界獨一無二的風景。
新中國成立後,中醫工作一直由衛生部管理。1952年,衛生部醫政司設立中醫科作為全國中醫行政管理機構,1953年中醫科升格為中醫處,1954年升格為中醫司。無論怎樣更名、升格,很長時間裡中醫處(司)只有8人,後來才陸續增加到15人。與衛生部500多人的編制相比,中醫司的編制很少。而衛生部的醫政司、婦幼司、防疫司、科教司等業務司局都是為西醫服務的。從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間,不但中醫藥技術人員減少了1/3,而且中醫司的工作方向也嚴重偏離中醫,只為中西醫結合服務,中醫逐漸被中西醫結合取代。1975年7月,衛生部成立了中西醫結合領導小組辦公室,取代了中醫司。2006年,原國家中醫管理局副局長田景福在接受採訪時曾經提到,當時衛生部大院裡十七八個司局,管中醫的只有中醫司一個司。顯而易見,衛生部行政部門在對待中醫和西醫的關係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中醫擺在了從屬地位。
■“衡陽會議”使中醫的地位和發展方向發生扭轉■
1978年9月,情況出現了轉機。轉機源於衛生部寫給中央的《關於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後繼乏人問題的報告》。9月7日,鄧小平批示:“這個問題應該重視,特別是要為中醫創造良好的發展與提高的物質條件。”24日,中共中央以批轉衛生部報告的形式釋出〔1978〕56號檔案,要求有步驟地把中醫這件大事辦好,提出“在安排基建計劃時要優先考慮發展中醫機構,在分配經費時要重點照顧中醫機構”。在此形勢下,中醫司於1978年10月被恢復。
1982年5月,父親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任命公佈前,他在部裡是分管醫學高等教育和中醫的副部長。4月底,他剛剛主持召開了中醫現代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全國中醫醫院、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由於此會在湖南衡陽召開,人們習慣稱它“衡陽會議”。“衡陽會議”的目的是統一思想,為中醫發展創造條件,對中醫界影響巨大。國醫大師、廣州中醫學院原副院長鄧鐵濤曾說,“衡陽會議”是改變中醫從屬地位的開始。這次會議明確了中醫發展的方向性問題,指出中醫的發展方向不是被西醫改造,不能被中西醫結合代替,而是要在中醫醫院與中醫學院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會議指出,中醫是衛生工作的短板,要從財政和政策上擺正中醫和西醫的關係,中醫應該和西醫一樣得到重視。這次會議的提法打破了長期以來把中醫置於西醫方式管理的模式,提出了中醫發展的關鍵是必須以完整繼承、保留中醫的醫學體系為前提。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衛生行政部門第一次對中醫的地位和發展方向的扭轉。
父親做的第一件事是讓中醫司司長呂炳奎參加衛生部黨組會議,讓他有機會在黨組會議上反映中醫的問題。當時呂炳奎向我父親建議:“中醫應當獨立發展,必須要獨立發展。中國人應當有這個氣魄。”父親對他的建議十分重視。“衡陽會議”後,父親便開始探究如何才能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位置上。田景福回憶,在他擔任中醫司司長期間,我父親曾多次和他探討這個問題,提出需要從兩方面做工作:一是中醫藥能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必須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管理機構,培養一批黨性強、熱愛中醫管理事業的幹部,發揮組織保障作用;二是中醫藥隊伍要自強不息,要練內功,不斷提高醫療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後來,父親領導建立的兩個機構——國家中醫管理局和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目的就是透過其凝聚全國中醫力量,發現和培養中醫人才,推動中醫事業發展。
中醫自主發展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中醫界的支援。從此,在國家層面建立獨立的中醫管理機構被提上日程。
國家中醫管理局的成立可以說是好事多磨。在父親領導下,衛生部中醫司全體幹部和全國中醫界人士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件事。
“衡陽會議”召開後,父親責成衛生部中醫司為成立中醫管理局準備相應的檔案。鄧鐵濤回憶,崔部長當時兼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會長,他和中醫學會的常務理事研究了一個方案,先建立一個副部級的局,專門來管理中醫事業。方案中說明了中醫管理局只是機構的調整與合併,並不增加開支。這個想法提出後,正趕上國家機構縮編,因此被擱置了。
■國家中醫管理局的誕生■
1984年3月,徐向前元帥到廣州療養,在那裡突然高燒不退,西醫會診後也沒能退燒。徐帥的夫人堅持要鄧鐵濤試試,這樣把抗生素停了,用了鄧鐵濤的藥,沒用幾服燒就退了。徐帥問鄧有什麼要求,鄧說:希望您關心一下中醫。鄧鐵濤託徐帥給中共中央帶去一封信,信中談到廣東省的中醫越來越少,再過10年就沒中醫了。經過徐帥轉遞,這封信很快被胡耀邦批示並形成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參閱檔案。無獨有偶,由浙江名醫何任發起,聯合山東張燦玾、湖北李金庸等10名著名專家上書國務院,提出管理制度的缺陷制約了中醫藥發展的問題,懇切希望建立獨立的中醫藥管理系統。
1985年,衛生部黨組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醫藥問題,6次向國務院打報告反映改革中醫藥管理體制的問題。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5次討論中醫問題。後來衛生部起草了更詳細的檔案,其中不僅提到建立國家中醫管理局的問題,還提到國家對中醫專項撥款的問題。檔案於1986年1月3日被送到國務院。1月4日,國務院召開第94次常務會議。父親帶著主管中醫的副部長鬍熙明和中醫司司長田景福一起去國務院彙報。父親代表衛生部黨組向國務院作了《關於衛生部建議國務院設立中醫管理局的請示報告》的詳細說明。經過熱烈討論,會議圍繞中醫的地位、科學研究、職稱評定和中藥材問題,提出了4點意見:1.要把中醫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中西醫結合是正確的,但不能用西醫改造中醫。西醫要發展,中醫也要發展,不能把中醫只當成西醫的從屬。2.對中醫科研問題要重視。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認真加以總結、研究,不能簡單地以西醫理論來解釋中醫。3.對於中醫的職稱問題,要按中醫的標準來評定,對一些老中醫,評定應以實踐為主。4.要認真搞好中藥材的種植、收購和加工。
在這次會議上,父親為中醫爭取到3項支援:1.設立國家中醫管理局,統一管理中醫事業和人才培養。2.國家每年撥給中醫(包括中醫教育)補助費1億元,在1985年補助4300萬元的基礎上,所差5700萬元,由財政部安排4000萬元,國家計委安排1700萬元。3.對加工、生產中藥飲片實行免稅政策。田景福回憶,取得國家對中醫政策的支援來之不易,這個爭來的功勞應該是崔月犁老部長的。沒有這樣一位黨組書記,這些方案出衛生部的大門都困難。在當年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父親對各衛生廳(局)的負責人說:“現在我們有了這麼多錢來發展傳統醫學,我不提多的要求,就兩條:第一,必須每個縣建立中醫醫院,如果是少數民族地區,應按他們的需要建立民族醫院;第二,加強中醫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數民族的藏醫、蒙醫、維醫要建立醫學院,傣醫要建立衛生學校。先把傳統醫學的廟搭建起來,有了廟,請神就比較容易了。”至1995年,全國已經建成了2000多家縣中醫院,30所中醫學院。
1986年7月20日,國務院正式下達了《關於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的通知》,規定“其主要任務是管理中醫事業和中醫人才培養等工作,繼承發揚中醫藥學”。12月20日,國家中醫管理局正式對外辦公,國務院任命胡熙明為衛生部副部長兼中醫管理局局長,田景福和諸國本任副局長。那天,父親在國家中醫管理局成立暨1986年度中醫藥重大科技成果新聞釋出會上講話。他說:中醫總局成立,標誌著我們的中醫工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有計劃地進行中醫建設的階段。過去中醫沒有單獨的領導管理機構,也沒有單獨的經費,講了不少空話。我們要少說空話多辦事,就要在財務上落實,從機構上落實。如果不落實,就是空話。
國家中醫管理局成立後,初步實現中醫事業的自主管理。但此時中藥部分仍歸國家醫藥管理局管理,這種管理體系違背了中醫中藥不分家的原則。1987年父親離休。1988年5月3日,國務院決定將國家醫藥管理局管理中藥的職能劃歸國家中醫管理局,中醫管理局改名為中醫藥管理局,總算把中醫事業獨立的管理體制建成了。■
(來源:《黨史博覽》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