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的角度論中醫藥學的發展方向
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世界各個民族，由於各自所處的環境與條件不同，所創造的民族文化有早有晚而且各不相同。中華民族，自炎、黃二帝開創民族文化之源，成為民族的文化始祖，至今已相繼綿延了約五千年。其他諸文明民族所創的古文化都已中斷，未能延續，如曾經輝煌一時的古埃及文化，於兩千年前趨於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來自中亞的亞利安人掃滅；創建過太陽金字塔的瑪雅文化，也衰敗於中美洲叢林；光焰萬丈的希臘文化，則被羅馬所取代；羅馬文化又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而毀滅殆盡，……唯有東亞大陸崛起的一支文化，也即中國文化，卻於坎坷跌宕中延綿生髮，始終未曾中絕，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化”的典範，與那些時有中斷的“突破性文化”(如蘇美爾文化通過巴比倫、希臘、羅馬跳躍式地演化為現代西方文化)迥然有別。
我國民族的傳統文化，能從上古一直傳承到現在，上下延續五千年，這決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優美厚重，內涵豐富，以漢字和圖書為載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典籍，雖在歷史上經歷多次毀壞散佚，但至今流傳於世的至少還有20萬種以上，承載和凝結著幾千年來的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語言的精華，其中《周易》、《老子》、《孫子兵法》和《黃帝內經》等，簡直是世界奇書。漢字的“象形”、“會意”、“形聲”、“指事”的構字文化，開發大腦，挖掘潛能，促進民族智慧的發展，它孕育出了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屈原，司馬遷、張遷、祖沖之、張仲景、李時珍、文天祥、岳飛、李四光等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醫藥學家和文化巨匠、民族英雄。殷墟甲古文的研究，敦煌石窟的發現，秦始皇兵馬俑的露面，隨縣擂鼓墩編鐘的出土，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挖掘，一次又一次地震驚了世界，顯現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繁榮與先進。中國古代“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的發明，促進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前進和文化的發展，傳到西方，使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況發生了改變。中國的煉丹術，是世界化學的先驅，中國發明的人工種痘術傳至歐洲，啟發了西方免疫醫學的萌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對世界文明的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作出了傑出貢獻。
江澤民總書記2001年3月4日下午在參加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的教育、醫藥衛生聯組會上講話時指出：“中醫藥學是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也是我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藥學是我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來源於我國民族生活生產實踐的直接經驗，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之中。
一、以人為本。《素問 寶命全形論篇》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唯人為貴”，《靈樞 玉版篇》說：“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人是天地間最為貴重的觀點，確立了人在整個醫學世界的主題地位。人在認識自我、人類本身的過程中，首先是將人放在天地萬物之中，與天地萬物渾同為一，以觀察人與天地萬物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以及人在其中的發展變化，提出了“天人合一”概念，同時，又把人從天地萬物中分離出來，對人單獨進行專門觀察和認識，《靈樞 經水篇》說：“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一方面，從人的屍體解剖認識，通過觀察並記錄人體皮膚、肌肉、經絡血脈、經筋、骨骼、腦髓、肓膜脂膏、肝、心、脾、肺、腎、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脬、女子胞、男子精室等組織結構的部位、形態、大小、堅脆、長短和腸胃常容水谷多少；另一方面，從人的活體認識，切循度量人體皮肉和通過長期觀察人體眼、耳、口、鼻和肢體以及人體生理發展和病理變化，認識人體一切組織結構功能活動，尤其五藏六府各自的功能活動特點及其在心神主導下相互為用，提出了“十二藏之相使”和“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的概念，體現了東方文化的藏府觀。
二、人參天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與四時相副。天地萬物為一，人與大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保持生態環境的和諧、平衡、統一、協調，為無為之事而不違反客觀規律，思想恬淡，意志清靜，呼吸精氣，和適寒溫，精神內守，真氣相從，血氣營衛在心神的主導下，通過十四經脈，相諧而循環運行於全身各部組織，使五藏六府、四肢百骸、五官九竅得到血氣濡養以產生神用而發揮其各自的功能活動，並通過全身孔竅以與大自然息息相通，而保證和促進人身生、長、壯、老的正常發展。人身精氣流通、血氣循環運行在濡養各部組織過程中，總是在“棄其陳，用其新，精氣日新”，處在“新陳代謝”的不斷變化之中，達到養生全形，長有天命，反映了醫學世界的整體性和變動性。
三、我國古代人民還創建了陰陽五行，藏府經絡、營衛血氣、精、神、津液、七情、六淫以及藥物四氣五味、升降浮沉等中醫藥學理論體系，闡明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預防、預後和養生知識，具有豐富多彩的治療方法，如湯藥、藥酒、針刺、艾灸、按摩、熨法、行氣、導引、膏敷、搐鼻、洗浴、燻蒸、火罐、刮痧、放血、發泡、手術切除、心理療法等等。
在中醫藥學領域裡，任何一個病證，都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與它周圍事物相聯繫，並且是不斷髮展、不斷變化的，治療疾病則根據客觀實際，因時、因地、因人而辯證施治，病萬變藥亦萬變。這一辯證思維的治療思想，構成了與世界其他醫學的質的區別，體現了東方醫學的特色。在我國社會長期發展中，它在保證我國民族蕃衍昌盛過程中，受到臨床實踐的嚴格檢驗，並在這個嚴格檢驗過程中得到鞏固和發展。這表明它是一種以有病的人為實驗對象而鞏固發展起來的醫學，從人類治療醫學來講，較之以健康的鼠、兔、狗等動物人為製造疾病為實驗對象而合理而準確而有效而科學得多。正因如此，它才在千百年前就走出國門，到日本，到朝鮮，到越南，到東南亞，而今走向了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
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後，世界列強用船堅炮利轟開了清帝國的大門，紛紛侵入了中國，帶進了他們的文化和商品充斥於中國市場，“洋槍”、“洋炮”、“洋船”、“洋油”、“洋醫”、“洋藥、“洋傘”、“洋布”、“洋火”、“洋菸”、“洋筆”、“洋燭”、“洋燈”、洋線”、“洋鍬”等等，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中國淪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睜開了眼睛，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進步而自慚不如，開始向西方學習，有些人堅持中國文化而學習西方，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辦學堂，開工廠，造槍制彈，醫學領域裡則出現了“中西匯通”或“衷中參西”；另有些人則嚴重自卑，產生了民族虛無主義思想，製造了“中國文化外來說”的“殖民地文化”；叫嚷“中國有的，外國都有，中國所沒有的，外國所獨有”，甚至說“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月亮圓”。他們積極地學習西方，想在西方文明裡尋找真理，他們害著左傾幼稚病，盲目的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一切傳統文化，一味主張“全盤西化”。他們對中國的落後狀況，不責之於當時滿清政府的政治腐敗，而歸罪於我國民族的傳統文化，大叫“漢字落後”，“中醫落後”等。晚清時代的丁福保和一些士大夫們如吳摯甫、王景沂等就竭力詆譭中醫藥學理論為虛妄和沒有療效，1914年北平教育總長汪大燮則極力主張廢去中醫，遭到了餘德曛等聯合各地中醫反對而未果，1922年蔣介石的民國政府為了在全國推行西化，試圖取締針灸，1929年2月國民黨政府召開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餘雲岫乘機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極盡誣衊中醫之能事，說什麼“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這一提案竟然在汪精衛、褚民誼等人支持下獲得了通過，行將在全國廢止中醫。當時全國中醫藥界和一些有識之士都紛紛起來抗議，並組織請願團向南京政府請願。全國三百多位中醫藥代表集會在上海總商會禮堂，商討應對並選出蔣文芳、張梅庵、張贊臣、岑志良、謝利恆、陳存仁等六位代表晉京請願，而由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於佑任、陳果夫、焦易堂、陳力夫、張靜江等人聯合向蔣介石提出說明，蔣介石被迫取消了有關廢止中醫的一切法令。中醫贏得了生存空間。於是，全國的中醫藥有關人士，為了紀念此項“成功”，遂將請願成功的當天“三月十七日”，訂為“國醫節”。但全國醫藥聯合會，卻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下令解散了。而以中央國醫館成立為標誌，在中醫科學化口號下，一場用西醫理論改造和取代中醫學術思想，取消民族文化特色的醫學變革積極進行著。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又說：“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主席發出了“團結新老中西各部份醫藥衛生人員，組成我國鞏固的醫藥衛生統一戰線”的號召，並把“團結中西醫”作為我國衛生工作四大方針之一。然在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餘雲岫夥同宋大仁、江晦鳴聯合提出了一個“四十年消滅中醫”的計劃，即所謂“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繼之衛生部當時主要負責人就在全國範圍內對中醫進行登記、考試(考西醫課目)，開辦進修，以西醫改造中醫，達到對中醫“淘汰多數，保留少數，加以改造，變為醫助”，徹底取消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中醫藥學，取消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中央發現後，嚴厲批評了當時衛生部主要負責人輕視、歧視、排斥中醫的資產階級卑鄙心理，《人民日報》1954年10月25日發表了《正確地貫徹黨的中醫政策》的社論，確保了中醫藥文化的延續。由於一百多年來的半殖民地社會的思想影響在我國某些人頭腦裡沒有徹底肅清，他們總是戴著西洋眼鏡，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總是用西洋醫學為標準，認為中醫藥學落後、不科學，而中醫藥學的活知識、活經驗又在中醫身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對中醫下手以摧殘中醫藥文化，“文革”期間，在掃“四舊”聲浪中，醫藥衛生界“趕神拆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文革”結束，國家進行了撥亂反正，中醫藥事業得到了恢復。當今，世界經濟趨向全球化，文化是多元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必然發生激盪、碰撞、交流，每一民族要在堅持和保護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有選擇地吸取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與自己民族文化融合以發展自己，但要切切防止自己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傷害而歸於消亡。然而我國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西方先進和腐朽文化一起湧了進來，一方面，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及其管理的發展；另一方面，則使一些人產生了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已、唯利是圖、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以權謀私、撈名撈利、貪圖享樂、無是非、無理想、無道德、無誠信、無事業心、無民族感，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在自己工作崗位上推行“全盤西化”，把“中醫現代化”曲解為“中醫西醫化”。他們不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認識、去研究中醫藥學，而是以西醫藥學的機械唯物論觀點，審視中醫藥學的辯證思維和整體觀念；他們不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和手段根據中醫藥學內部規律客觀地去認識、去研究、去發揚，而是以西醫藥學固有的理論和原則去框套中醫藥學。他們在“中醫不科學論”的思想指導下，把西醫一套科研方法，強加在中醫科研頭上，以取消中醫科研的提高；他們用西醫理論，以取代中醫理論，如某高等中醫教科書《中醫基礎理論》，竟把“名曰奇恆之府”而具有“藏而不瀉”功主“決斷”的“膽府”理論，說成是“分泌膽汁輸入十二指腸幫助消化”，如此，則“溫膽湯”治“膽”何以愈“驚悸不眠”?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膽”又何以愈“發狂奔走”？他們還用西醫“辯病施治”以取代中醫“辯證施治”，這就偷換了中醫臨床工作的思維方式，取消了中醫藥學的靈魂，取消了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據說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調查過一箇中藥系，有16個教研室，沒有一個研究中藥飲片，都在研究開發新藥。當年餘雲岫“廢止中醫，保留中藥，加以改造，變為西藥”的主張，而今正在實現著。他們還一聽人說中醫藥學有優勢，就斥之為是在“炫耀”自己。他們正如毛澤東早年所批評過的一樣：“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
《馬克思恩格斯書簡》說：“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
西醫藥學是一門現代醫學科學，我國發展西醫，研製新藥，為我國人民健康事業服務，這是對的，是無可厚非的。 但如果只重視發展西醫新藥，而忽視中醫藥學優勢的充分發揮，則是不對的，尤其在中醫藥的教育、醫療、科研系統內強調西醫藥、削弱中醫藥，甚至以“中西醫結合”為幌子，抽掉中醫藥學的靈魂，取消中醫藥學的靈魂，取消中醫藥學的特色，使之名存實亡，以實現“全盤西化”則是錯誤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早已指出：“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重蹈覆轍，偏偏在中醫藥機構內推行“全盤西化”呢?
孫晉忠、晁永國二人在其合寫的《全球化時代的西方文化霸權》一文中告訴人們：“所謂西方文化霸權，就是西方國家把其物質生活方式、人生觀和價值觀作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準則加以推行，賦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權產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優勢及其對信息革命技術的壟斷。文化霸權主義就是對自己文化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並把自己的文化作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和標準。在他們眼裡別人的文化都是落後的、野蠻的；自己的文化才是文明的、進步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本土文化正受到壓抑，失去‘活性’，處於被西方文化吞噬的危險境地。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捍衛自己的文化主權已經是刻不容緩。”
我國某些人在對待中西文化上，存在著與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同樣的心態，認為只有西方文化的西醫是科學的、進步的，而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中醫藥學則是不科學的、落後的，就在自己管轄範圍內抬西抑中，以西代中，削弱中醫藥文化，自己淪為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義務推銷員，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對此加以清晰認識和認真對待。而且根據報載，“1976年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他們就已達成共識：利用因特網對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宣傳和文化滲透”。“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憑藉和依仗其在信息網絡技術方面的優勢，千方百計地向我國推銷他們所認可的那套價值標準、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等，企圖實現他們‘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增強民族感情，提高民族意識和抵禦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文化滲透能力，確保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安全與發展，確保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一的中醫藥文化的特色和優勢，並根據自己的內部規律運動，有選擇地吸取與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以充實發展自己，理直氣壯地以東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現代化。
二00二年七月十五日
寫於湖北省中醫藥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