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崇拜與中醫“落後”
張祥龍（北京大學）
科學只能有一種形態，還是允許有不同形態或版本的科學？在比較傳統的西方學術和思想中，科學被認為是去把握在某個領域裡的唯一真理的學問，所以也就認為在某一個領域中，科學只能有一種。從古希臘人開始，“科學的”就意謂著“絕對確定的”和“具有演繹性的”，因為希臘人和後來的西方人認為數學（演繹科學）是科學的典範。用這種方法獲得的知識不會出錯。到了近代，產生了所謂的“實證科學”。“科學”這個概念中又明確加進了實證或經驗觀察的維度，“科學”就既指演繹科學，又指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特點是一方面儘量不丟掉演繹科學的特點，追求不變的和有前瞻力或構造力的真理；另一方面它要探討自然現象，在其中找到不變的規律。總之，這種看法認為，科學的本質就是尋求一種唯一的、絕對確定的和客觀的真理。因此，這種科學活動要儘量尋找一種脫離了具體生活情境和人文因素的理想狀態和純客觀狀態來進行，不管是數學的理想狀態，還是自然科學在實驗室中追求的理想狀態。目前在中國最流行的就是這樣一種科學觀。
按照這種觀點，科學找到的既然是不變的真理，那麼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積累真理的過程，越來越逼近真理。於是就造成一種樂觀的進步觀，認為人類的知識可以逐步逼近真理。這種看法好像是天經地義的，造成了一種對科學的崇拜，相信科學的就是不會錯的，唯一的，絕對客觀的。從來不去從方法上探討一下科學真理的有效性是否有根本的限度。
其實，這種科學觀是相當老舊和不正確的，自十九世紀後期就開始走下坡路，因為在同一個領域中出現了很不同的科學系統，比如，非歐幾何學、相對論物理學的出現。後來的量子力學還說明，在物理世界的深處，科學的事實與人為的活動是分不開的。這並沒有否定科學的客觀性，但卻確實表明，這種客觀性是有限度的。這些革命性的發現開始動搖傳統的科學觀和真理觀。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科學觀或科學哲學學說中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美國的科學哲學家庫恩受到這些新進展的鼓舞，深刻思考了科學的本性，最後得出了影響巨大的觀點。這種新的科學觀認為：探討同一個領域的不同的科學系統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是一個誰真誰假或誰更真的問題，而是個誰更強、更順應當時的知識界潮流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兩個不同的理論可能各有自己的長處與短處，而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臨場發揮中，它們的強弱是可以轉化的。所以，科學的真理並不是絕對客觀的、唯一的和排他的。它也不是不管一切條件、範圍而普適的，而是需要依靠某個時代的某個科學團體才為真的。而這種科學團體的形成，與文化背景、生活背景是息息相關的。如現代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所說：科學在根本上以人的生活世界為前提的，生活世界不同，對於科學的理解就可能不同。
由此可見，科學並不是絕對真理的化身，科學真理可以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形勢中各有長處的。而且，由於每個科學理論都有自己獨特的解釋功能、結構和方式，它們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普適的。所以，用一個理論去改造另一個理論，使之“更科學”，是絕對行不通的，那實際上是在用一種理論消滅和收編另一個理論。落實到醫學上，這意思就是：中醫與西醫可以是、事實上也正是各擅所長（各有各的真理和科學之處）、“各自為政”的。中西醫從理論上是不可能硬性“結合”的。以西醫為（科學的）模式，來逼中醫“科學化”或“現代化”，其結果只能是中醫理論或學術靈魂的“火化”或死亡。
中醫的陰陽五行、經絡穴位、子午流注、五運六氣等理論與中國古代的哲理思想和文化素質是內在相通的，這使得它與建立在解剖與其他實證科學基礎上的西方醫學大為不同。它有一個由自己的獨特理論和文化背景所建構出的一個活生生的意義世界，也就是有自己的獨到的與現實世界及觀察事實打交道的方式、話語和角度。這使得它是一種充滿了文化與哲理深度的，具有藝術氣質的，對人的生活情境、特別是“時機”有著特殊敏感的，但同時又是可實證的科學。它是可以被驗證的，實際上已被幾千年的相當成功的醫學實踐所驗證過的。但是，這些驗證都是在中醫這個意義世界中進行的。脫開了它，中醫就失去了自己的理論靈性和生機來源，不能以一種有創造力的前衝姿態來與經驗事實接觸，而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在不對路子的實證檢驗面前成了“差生”。實際上，西醫要是脫開了它的理論和意義世界也一樣要“玩不轉”。任何科學系統的科學性都要在堅持自己的理論根基，發揮自己的思想性情，說出自己的精妙話語的情形下才會呈現出來。
體現到中醫教育上，就是要堅持從理論上與西醫“劃清界線”，在建立了自身、維護了自身的獨特生命的前提下與異己者對話。所以需要整個思想方式、教育方式的大轉變。現在不僅是教材、課程要復中醫之原，而且要儘量以現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恢復傳統的“師徒制”。這是因為中醫不是可以完全對象化、普遍化、數據化的學問，而是相當時機化、直觀化、體驗化、切磋化、領悟化和藝術化的學問，非有師徒之間長期的和情境化的交流不足以將新手帶入這個與天相應、與地相合、與人相通的意義世界。當然，中國文化在教育中的全面復興是中醫真正復興的前提。另一方面，在我看來，在目前這種西方話語霸權的局面下，只有藉助西方當代最有活力的一些新思想，才能講清道理，打破套在我們頭上的某些精神枷鎖，重獲自由的或自然的生存空間。
原載於《現代教育報》2001年10月19日B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