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後 還會有中醫嗎
“救救中醫吧”之一
一百年後 還會有中醫嗎
《現代教育報》記者 郝光明
矛 盾
今年３月４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政協體衛分組會上的講話中強調： 中醫藥學是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也是我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世界文明的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要正確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推進中醫藥的現代化。中西醫並重，共同發展，互相補充，可以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醫療保健服務。
中日友好醫院的焦樹德教授和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鄧鐵濤教授告訴記者：“江總書記３月４日的發言是對中醫工作沒有批評的批評。”焦老和鄧老尤其強調：“中醫高等教育如在現在還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再過十年，恐怕能用老中醫們那種傳統的方法治病的中醫就沒有了。”
我們看到，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充分肯定中醫藥學的學術價值與歷史地位的同時，中醫藥界內的權威人士卻對中醫的前途深感憂慮，甚至有一種危機感。這是為什麼呢？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現在，先讓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中醫的歷史。
一部辛酸的近代史
近代以來，中醫藥學曾被斥為“唯心主義”、“民族的恥辱”，甚至被等同於騙人的“巫術”，而予以“廢除”，這是盡人皆知的。正如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鄧鐵濤教授所言：“中醫近百年來受盡了摧殘。”
１９１２年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在關於大專學校的課程設置上，只設西醫課程，拒絕設置中醫課程。為此，全國１９省醫藥團體赴京請願，遭到當時教育總長汪大燮拒絕。
民國時期中醫藥界求生存的鬥爭，在１９２９年形成高潮。１９２９年民國政府正式成立衛生部，隨即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沒有讓一箇中醫參加。會上拋出了四項廢止、限制中醫藥的提案，其中首先是打著“醫學革命”旗幟的餘雲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提案說：“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提案通過的消息一經公佈，全國中醫藥界群情激憤，強烈抗議。這就是中國醫藥史上有名的“三?一七”鬥爭。“廢止中醫令”的提案雖然最後不得不被迫取消，但是輕視、歧視、排斥、打擊中醫的政策卻一直在執行。
終民國之世，中醫藥界集會、抗議、請願、遊行、罷市、絕食，為中醫藥之生存延續而鬥爭，不絕於耳。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醫藥工作的道路並不平坦。建國初期，衛生部門受餘雲岫思想的影響還比較深，餘雲岫本人仍受器重。餘雲岫說中醫之所以有效，那是由於“精神之慰籍也”。而衛生部領導王斌也說“中醫只能在農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醫生治療的安慰作用”，稱中醫為“封建社會封建醫”，同時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醫的措施。後為黨中央所覺察，給予批判。但這並不是一個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種認為中醫不科學的思潮，扭轉一種思潮，並不容易，因此長期以來中醫事業的發展十分緩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中醫事業不被重視。據統計，全國２４所中醫學院的財產比一所南京工學院的財產還少幾百萬元。
十年浩劫更提出“中西醫結合是我國醫學發展的唯一道路”這一口號，實際上否定了中醫藥學自身的特色。在這一口號下，中醫機構受到裁併，老中醫人員下放；中醫臨床技術的發掘整理、搶救老中醫經驗等工作也落了空。正如前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先生所說：“中醫實際上被消滅得差不多了”。
“形勢大好 危機四伏”
文革之後?在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下，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轉發了衛生部黨組《關於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後繼乏人問題的報告》；１９８２年發展我國傳統醫學列入了我國憲法；１９８５年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指示“要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１９８６年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並撥專款發展中醫；１９８８年國務院再次決定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事業呈現蓬勃發展局面。
但是，正如湖北中醫學院的陳國權教授所說：“好景不長，八十年代中後期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中醫事業實際上日趨衰敗，活不好又死不了。有志於中醫事業的同仁，無不憂心忡忡。”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也指出：“中醫中藥的特色、優勢和學術水平不但沒有象黨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得到繼承和發展，反而陷入十分嚴重的危機和混亂之中，在其虛浮繁華的外表掩飾下，中醫中藥的實質和特色正在迅速蛻變和消亡。按老中醫的話說是‘形勢大好，危機四伏’。”崔月犁先生在北京市中醫工作座談會上的談話中提到：“在我國有中醫消亡的問題，是長期消滅、中期消滅、還是短期消滅的問題。”之所以出現中醫消亡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醫後繼乏人。
“幾十年來，沒有培養真正的中醫”
全國知名的老中醫焦樹德教授和鄧鐵濤教授告訴記者：今年五月三十日是焦老(焦樹德)八十歲壽辰，一位高層領導到中日友好醫院給焦老祝壽，另外邀請了幾位老中醫來談談中醫教育。除了焦鄧二老，還有任老(任繼學)、王永炎(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等。在這次會議上基本取得了這樣一個共識：可以說幾十年來，沒有培養出真正的中醫來。大家都同意這種看法：幾十年來，沒有培養出來能用中醫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醫。
近十多年，世界１００多個國家學習中醫藥的學者普遍反映國內“中醫水平越來越差”。德國一位學者反映：國內的中青年中醫“真”的不多；法國一位學者反映：不少中青年中醫對他們關心的中醫藥問題“一問三不知”。
湖北中醫藥學院的陳國權教授在讀了現代教育報８月１０月的“中醫藥院校還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嗎”一文後來信告訴記者：“回答是否定的：不能！早已不能！！數年內也不能！！！”陳國權教授還告訴記者：以湖北中醫學院為例，與西醫院校相比，同為５年制，中醫學專業的１９門西醫課佔總學時３１０６的３１.１２％，是西醫院校中醫課的５－１０倍；而１９門中醫課只佔４２.８８％，其餘２６％為公共課。如此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被社會譏刺為“兩個中專生”。中醫院校畢業生參加工作後在濃濃的西化、西醫氛圍中豈止是自卑？許多人都有一種恥辱感，只能仰仗西醫的鼻息艱難度日。因無法勝任中醫工作而被迫就西、搞藥、從政、經商者大有人在。北京一學者“很可能下個世紀就再也沒有中醫了”的預言並非無稽之談。中醫界後繼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醫之術的問題比貫徹５６號文件以前更加嚴重。這種嚴酷的現實多被中醫界表面的繁華所掩蓋。
學生：“是傳人，還是掘墓人？”
香港浸會大學的李致重教授告訴記者：“１９８１年，當‘文革’後第一批進入北京中醫藥大學（我的母校）醫療系的學生即將畢業時，我所瞭解的學生專業思想的狀況是：熱愛並熱心學習中醫的不足１０％；熱愛西醫並認為中醫專業必須學好西醫的佔３０％左右；抱無所謂的態度，認為中、西醫都學點，將來工作時好應付的佔６０％左右。”
１９９６年，北京中醫藥大學應屆畢業生自發組織的調查報告（刊載於北京中醫藥大學《校報》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５日第３版，標題是“１９９６我們走向何方”）顯示：“９２.９％的學生認為跟西醫院校的學生相比，自己不具有優勢”；“９８％的學生認為自己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弱或一般”；“８２.５％的學生是第一志願報入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而通過幾年的學習卻有許多學生對當初選擇的正確性表示懷疑”；“６７.７％的學生認為西醫藥類課程設置太少，９.９％的學生認為西醫藥類課程設置過多……７２.７％的學生覺得在畢業前夕需要補充西醫類知識”；“５１.５％的學生認為如果按照目前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中醫學前景不容樂觀，另有２６.３％的學生對中醫藥的前景竟然抱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學生們認為現行教育體制使得學生們“中醫沒有學好，西醫沒有學到”。上述情況，是中醫教育的普遍問題，應該說全國各地中醫藥院校大多如此。
山東中醫藥大學的一位老師告訴記者：“現在一年也就遇上一、二位真心喜愛中醫的學生”。
一些學者還指出：自己所帶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必須是實驗研究性的論文，沒有突出中醫藥學術，要西醫方法點頭才行，再過十年，等這些研究生成為教授以後，中醫就全變了。
難怪湖北中醫學院著名老中醫李今庸曾作詩一首哀嘆今日之中醫教育：“吾人生性太愚鈍，發展中醫愧無能。卅年教學工作苦，培養自己掘墓人。”
德國著名漢學家、中醫藥學家滿晰博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傳統中醫缺少傳人，隨著老一代中醫的消失，中醫的科學核心與精髓將處於被淹沒的危險之中。
想學中醫的也實在是無門可入，無路可走
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學生小同告訴記者：“作為一名中醫院校的學生，懷抱著想認真學習中醫的希望，處於現在的學習環境和教育體系下，常常感到失望、無奈和悲哀。入校幾年，眼看周圍本無興趣的人埋頭於外語，計算機之中，而原本感興趣乃至想為中醫做些什麼的人也漸漸壯志消磨，隨波逐流，不是不想好好學，是實在無門可入，無路可走。”
“剛入大學之時，本以為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誰知深入接觸才發現，大家選擇這所學校，有著各自的目的，有的是因為家長希望家中有個醫生，有的是因為這是一條進京之路，還有的就是被調劑來的，只為了想學中醫而來的寥寥無幾。當然，高考時的選擇畢竟有種種偶然，進入大學後學生的興趣還可以進一步培養，然而，學習兩年之後，問一問周圍，立志要做中醫的剩不下幾個人，現在已如此，待到畢業後呢？有的同學甚至還不相信中醫，生了病從不吃中藥，認為那不如西藥管用。在學校裡學習了幾年，卻還有這樣的想法，不知道教育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北京中醫藥大學的一位學生的來信中提到：“我們是為了學中醫而來，為什麼上課老師不多講些治病的臨床經驗，而反覆陳述在小鼠、兔子身上驗證的藥理作用；為什麼老師講課一邊說按課本寫的去看病根本治不好，一邊是考試時你們千萬要按課本答題否則就會沒分；為什麼在中醫院裡病人沒有經西醫手段處理出了問題就算是大夫的責任而中醫大夫不開中藥，開一堆很貴的西藥卻不會被視為不學無術。一位朋友曾對我說，走在校園裡，看見人來人往，他就感到十分絕望，因為這些名義上中醫未來的接班人，沒有一個能擔當得起‘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任。民國時期國民黨企圖廢除中醫，這大概是中醫遭到的最慘重的外部打擊，然而中醫依然生機旺盛，難道今天幾千年的傳統竟要毀在高喊著‘振興中醫’口號的我們手上？”
老中醫：“我們是一代完人”
湖北中醫學院的陳國權教授曾就現在中醫界忽視名老中醫效應這一現象告訴記者：自八十年代中後期特別是九十年代初期以來，舊社會過來的一大批有一技之長甚至身懷絕技的老中醫陸續退休，其中不少已辭世，僅北京地區，從今年１月２６日——２月３日即有董建華、趙紹琴及劉渡舟３位病故；５６－５９年入校，最遲畢業於６５年，中醫功夫紮實，且略知一點西醫的承上啟下的四屆新中醫，絕大多數也已退休。如果說中醫界正在上演一場特大型空城計的話，並不為過。去年１１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六屆張仲景學術研討會期間，來自江西的傷寒學家陳瑞春教授不無感傷地對我說：“全國現在有熊貓３００餘隻，而拿得出手（即每週坐診３－５個半天，平均每半天接診３０－５０個病人）的名老中醫比熊貓還少。”陳國權教授還沉痛地指出：“再過１０年左右，當中央首長及外國總統患重病，在經西醫治療無效時，我們很難拿得出能獨立於西醫之外治病的像蒲輔周、葉心清、嶽美中這樣的名老中醫了！”
記得在山東中醫藥大學採訪時，著名老中醫張燦?教授痛苦地告訴記者：“我們這些老中醫私下裡在一起聊天時常說：‘我們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說：我們是一代完蛋的人。”意思是這一代老中醫一死，中醫也就沒人了，很可能走向滅亡。崔月犁先生在《致江澤民同志的信》中也提到：“不少老中醫反映說：老一代中醫去世後，中醫即可能被西醫‘消化’，而走上滅亡。”
原載於《現代教育報》2001年9月21日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