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甘露之泉潤澤四方（摘錄）
中國民族醫藥學會 諸國本
（2001年8月18日）
蒙醫學的形成，首先是蒙古族人民長期生活積累和醫療實踐的結晶。蒙古族諺語說：“病始於消化不良，藥始於開水”。這句話看起來非常簡單，卻道出了一切傳統醫學創造發展的真理，成為學習、理解一切傳統醫學的鑰匙。醫學是人類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生命探索。它從呻吟中誕生，從痛苦中創造，從存亡中積累，從繼承中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檢閱了無數的生命現象，動員了當時最先進的哲學思維和科技手段，一步一步地摸索人體生老病死的規律。蒙古族人民長期生活在中國北方，寒冷、潮溼、風雪的自然環境，狩獵、放牧、逐水草而居的馬背生活，面對寒症、骨傷、胃腸疾患等常見病、多發病，利用飲食、艾?、藥草等簡便驗廉的防治方法，這一切都是蒙醫學形成的土壤和基礎。
公元13世紀，蒙古民族崛起於世界的東方。成吉思汗在統一了蒙古地區之後，東討西征，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從遼、金、南宋，到西亞、阿拉伯半島，中醫學、契丹醫學、回回醫學和古印度醫學、阿拉伯醫學，古希臘醫學自然地交會在一起。蒙古帝國積極引進，兼收幷蓄，為比較原始的蒙醫藥注入新的活力，這是蒙醫學形成的第二個因素。
十六世紀以後，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佛教文化成為蒙古社會的主流文化，藏醫學也相應地定於一尊。這是蒙醫學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機。從此，蒙醫藥在蒙古人民長期醫療實踐取得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全面吸收古印度醫學和藏醫學以陰陽五元學說為中心的“三根”、“七素”理論，又經伊希巴拉珠爾等蒙醫學家聯繫實際發展創新，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蒙醫學體系。伊希巴拉珠爾（1704-1788）是一個經歷了康、雍、乾三代的著名學者。他精通哲學、歷史、文學、佛學、醫學、天文、歷算等多種學問。他的《四部甘露》等系列著作，“使蒙醫學在理論上更加豐富”。“伊氏的《甘露之泉》一書，系一部蒙醫學基礎理論的經典著作，對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原則和方法、藥方等，從理論上做了精闢的論述”。特別是他對“寒症”理論和對“六基症”的全面論證，補前人之不足，發前人所未發，對蒙醫學理論體系的奠定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蒙醫學體系具有兩個基本的特點，一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和人體內環境的穩態平衡為生理病理基礎，借用藏醫學經典著作《四部醫典》的基本理論作為學術框架和說理工具；二是在實踐中建立了既不同於南亞地區、也不同於青藏高原的疾病譜，而以蒙古草原的常見病、多發病為防治對象的別具一格的臨床醫學。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兼收幷蓄、繼承創新的一個範例。
正像任何一門科學一樣，蒙醫學的生命在於創新。蒙醫學沒有忘記自己來源於遼闊的草原的甘露之泉，永遠保持新鮮活潑的生命力，在全面繼承的基礎上，堅持發揚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提高防治疾病的能力，按照蒙醫學自身的發展規律開拓前進。蒙醫學本身的開放性和兼容性為此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使它足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自身的發展。這裡所指的利用現代化科學技術有廣泛而深刻的含義，決不是簡單地用“西醫化”或“科學化”來代替傳統的蒙醫學，也不主張蒙醫和西醫作簡單的混合來代替有機的結合。蒙醫學在前進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知識的更新與揚棄。我們把這種揚棄看作是正常的新陳代謝過程，是繼承與發展中無法避免也不必迴避的趨勢。
正確對待包括蒙醫學在內的中國傳統醫學，不僅僅是一個醫療衛生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國家的文化政策、學術自由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大問題。對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認知，是繼承發展民族醫學的前提，這方面的認識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西方現代醫學的權威人士認為，“替代醫學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只有被客觀資料科學地證實了的醫學和缺乏科學依據的未被證實的醫學。”他們實際上全盤否定了傳統醫學的卓越療效，否定在現代醫學出現以前人類曾經有過的醫學創造。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的偏見和對傳統醫學的無知。所以現在的西方科學家又提出了“高科技，高思維”的命題，其中的高思維就包括藝術創造和替代醫學在內。世界上一切高水平的傳統醫學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人體生命的整體觀察和積極調整，同時注意天然藥物的應用和心靈手巧的技藝，這是傳統醫學的精華所在。中國清代蒙古科爾沁草原上有一位名叫那仁阿柏（1770-1855）的正骨醫生，他的正骨術高超絕倫，被譽為“有仙女般靈巧之手的神醫”。他死後清政府為了紀念這一位名醫，專為其修建陵墓並立白石之碑。那仁阿柏生前對自己的兒子說：“正骨醫生之雙手，為正骨器械中之最為高明者。”我們今天正在尋找這樣一雙靈巧的手。要麼找回這樣一雙靈巧的手，要麼用智慧創造一雙更加靈巧的手。但這兩雙靈巧的手都應該屬於蒙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