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結構談改進中醫教育
崔月犁老部長生前十分關注中醫教育的改進，他多次強調：振興中醫，教育為本。他為中醫教育的改進，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多次發表意見，上書各級領導。根據他的意見，我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以與同道討論。
課程設置是實施教學的基本要素，課程設置要完整、準確地體現中醫藥學的知識結構體系，教師才可能依據教材並通過合理的教學方式，培養出合格的高級中醫人才。
中醫知識結構包括著四個層次的內容。第一，以中國春秋－秦漢之際的文、史、哲和其它學科知識為基礎而形成的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是孕育和形成中醫藥學的根基所在，也是後世學習和研究中醫藥學的方法論。所以，中醫教育必須從此起步。當今國內知名的老一輩中醫學家，莫不具有堅實的中國文、史、哲基礎。第二，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及以溫病學為代表的經典醫著，確立了中醫藥學的概念、範疇體系，奠定了中醫藥學辨證論治的原則和範式。中醫基礎理論，皆包融其中。這些經典醫著，無疑是中醫之“本”。第三，《傷寒雜病論》、溫病學以及出於歷代臨床醫家之手的代表性醫著，是中醫臨床醫學的核心。中醫臨床各科的診法、治則以及方劑、藥物理論都離不開這些內容。掌握了這些核心，餘皆觸類旁通。第四，以中藥治療為主體，包括針灸、推拿、按摩、導引等等療法，是中醫整體綜合性調節的豐富內容。
自古以來，醫分三等。即“經驗之醫”、“辨證論治之醫”、“陰陽匯通之醫”。從教育的角度來看：“經驗之醫”只掌握有限的方藥和治療方法，缺乏中醫基礎理論知識，臨床中不善於平脈辨證，故對證（病）給藥，療效有限。“辨證論治之醫”則須熟諳中醫經典醫著，旁及歷代醫學之長，然後才可以做到藥隨證變，園機活法，體現出中醫的臨床特色與優勢。而“陰陽匯通之醫”不僅要掌握辨證論治之醫的全部知識，而且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曉人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這樣，就自然而然地把人放進社會、自然、精神情志的大系統之中，在“天人相應”的理性思維中，把握疾病演變的蛛絲馬跡，做到秋毫不差，藥無虛發。張景嶽所謂的知《易》之大醫、醫者“意也”之醫，就是我們所說的“陰陽匯通之醫”，應當是中醫高級教育的根本目標。
中醫在過去的“師承”式教育時，大體上是按照這個知識結構的層次、內容來進行的。中醫教育進入“院校”時間不長，課程設置是否遵循了中醫藥學的知識結構及其特點，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幾十年來中醫教育上的問題，主要是課程設置沒有嚴格遵照中醫藥學的知識結構體系。具體來講，主要有三點：第一，當由傳統的“師承式”教育涉入大面積的“院校”教育時，對師承教育缺乏認真、冷靜的理性總結，往往肯定者少、否定者多，甚至被簡單地視之為落後。因此導致了“院校”教育中一定程度的“形神不一”、“參西不衷中”的現象。第二，方法論的顛倒。從院校教育的低年級起，即加入大量的名為“現代”科學，實為近代“分析”、“還原性”科學的課程。而中國古代文、史、哲，東西方哲學史以及當代最新的系統科學等等密切相關的方法論課程，卻沒有（很少）納入教學之中。學生依還原性科學的方法，如何理解系統科學的理論呢？第三，不自覺地“以西代中”，甚至抱著懷疑中醫科學性的態度來辦中醫院校教育。從“院校”教育的低年級起，即加入大量的西醫基礎醫學課程，如生理、解剖、組胚、生化、病理等等，而《中醫基礎理論》內容單薄，其中還有許多基本觀點因“西化”而失真。與此同時，經典醫著的內容與學時也一減再減。試想，這種情況不改變，在西醫的“根”和“本”上，可以嫁接出中醫的“花”和“果”嗎？當然，西醫的課程不是不要，而是應當安排在中醫高等教育的高年級階段。中醫的知識比較抽象，西醫的知識比較直觀。當學生牢牢地把握了中醫理論基礎的辨證論治體系以後，再學習必要的西醫西藥知識，才是科學、明智的安排。
基於上述討論，如果按照中醫藥學的知識結構及其特點改進中醫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就會象崔月犁老部長期望的那樣，成為“培養高級中醫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