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祝賀《月犁》再版發行
百姓心中的共產黨 令人難忘的好部長
催人淚下的自述 感人至深的回憶
質樸無華的語言 有血有肉的形象
崔月犁名字的傳說
在夜色蒼茫的冀中平原上，他潛過日偽的封鎖線，藉著月光，疾步如飛。他沒能記住道路的崎嶇坎坷，沒能注意到時間的推移流逝，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農民在月下催趕著耕牛的艱辛。當他趕到解放區黨校，他填寫的，是自己的新名字--“崔月犁”。 從此，他的一生與辛苦勞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毛澤東同志曾風趣地對他說：“你的名字好辛苦呀!”?他在人民母親的大地上，象一頭不待揚鞭自奮蹄的孺子牛，用自己的心血，犁出一條條泛著泥土芳香的溝跡，他在耕耘、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月犁》前言（摘要） “立身無愧於天地，志趨不忘為人民”是崔月犁同志生前最喜愛的一副對聯。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的寫照。“為人民”是他矢志不渝的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最高準則。他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對馬列主義的堅信，對祖國對民族的情懷都源於他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沒有人知道他這一生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幫助了多少人，更沒有人知道他為人民的事業付出了多少心血。
崔月犁同志常說“無私才能無畏”。“無畏”不僅是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下勇敢頑強、視死如歸，更難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敢於負責任，敢於秉筆直言，敢於發揚民主、敢於向墮落腐敗進行鬥爭。他最痛恨那些阿諛巴結、貪汙受賄的蠹蟲，最厭惡獨斷專行、脫離實際的官僚，最反感瞻前顧後、拖拉推諉的作風，最鄙視明哲保身、麻木冷漠的品性。他以高度的責任心，時時處處維護著人民和黨的利益；他以滿腔熱忱，點點滴滴關懷著群眾的疾苦。手中的權力，對於他不是特權、不是享樂，而是為人民多辦好事的機會；病痛纏身，對於他不是退縮、不是消沉，而是隻爭朝夕的理由。他的心是熾熱的，溫暖了周圍所有的人，他的胸懷是坦蕩的，從不怕“打棍子”、“戴帽子”，他的意志是堅定的，從踏上革命之路那天起， 就絲毫沒有動搖過。
一個人總會帶有歷史的侷限性，崔月犁同志也不例外。與眾不同的是，他一直以人民的事業為己任，以全部精力、智慧以至生命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因而他在風雲變幻的形勢下能保持清醒，在嚴酷殘忍的迫害中能保持氣節，在位高權重的崗位上能找到為人民服務的切入點。 處江湖之遠，猶憂群眾；居廟堂之高，唯為人民。進退寵辱，不離根本，風高浪險，信步閒庭。
崔月犁同志的事蹟感人肺腑，發人深思。在彙集資料時，我們時常被感動得落淚，這是一項靈魂得以淨化、精神得以昇華的工作。東風催曉月，大地待春犁。我們相信，這部文集同樣可以打動我們的讀者，教育和激發更多的後繼者，獻身於祖國建設，獻身於崔月犁同志為之奮鬥終生的人民的事業。
崔月犁的故事?
1944年春，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將近兩年了。一天，我騎車到協和醫院取地下黨的宣傳品。從那出來，我將文件放在出診包的夾層裡，挎在自行車的大梁上，騎上車剛出乾麵衚衕西口，從東四來了一輛流線型的日本軍車，是日本軍官坐的，我趕緊捏閘，閘一下子斷了，車衝到了馬路當中，軍車猛然剎車，車頭一下子轉了180°，這下可闖禍了。剛想道歉，旁邊一個拉三輪車的喊：“還不快跑，不要命啦!”我蹬上車向金魚衚衕東口騎去，軍車也返回頭追來，車裡坐的日本軍官掏出軍刀伸出窗外揮舞，可那司機和他配合得不夠默契，忽快忽慢，他揮刀砍了兩次，沒有砍到，在金魚衚衕的東半截他又連砍數刀，有一刀險些砍上，差一點腦袋就搬家了。我趕到金魚衚衕當間兒，路南有個衚衕是去協和醫院的，我扔掉自行車，隻身跑進去，汽車拐彎沒有人靈活，這樣我可以甩掉他們，進去後又拐進東邊一個衚衕，鑽進路北一個大廟，廟裡有個和尚，聽說日本兵在追我，趕緊讓我藏到大佛後面，我在大佛後呆了20多分鐘，沒聽到動靜，出來向和尚講了事情的經過，請他幫我看看日本人走了沒有。他回來他告訴我，日本人走了，自行車在派出所裡。當時我只有二十四歲，憑著年輕氣盛，心想裝宣傳品的包還掛在車上，走!要去吧！到了派出所，看見車在那兒放著呢，出來一個警長模樣的人，我說，我碰上日本人了，扔掉的車是我的。他一聽，就嚷道：“是你的？！你闖了大禍， 你怎麼敢惹日本人？!……”我連聲道：“我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屋裡來!”我暗想不好 ，他可能發現了，跟進屋裡，出診包在桌子上放著，外面什麼也沒有。“那包是我的。”?我上去一把抓過包，說：“你看，我是醫生啊。” 我打開包，把聽診器、注射器、藥掏出來給他看，問他：“你還看不看？” “不看了，走吧!” 看來宣傳品沒被發現。車和包取出來，騎上車往回走。你說險不險？
崔月犁同志的夫人徐書麟，曾是他在平津地下工作的戰友。她寫道：月犁在敵人殘酷瘋狂的白色恐怖下，溶入人民群眾當中， 真是如魚在水中。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走訪誰家，他都能很快和那裡的老老少少交上朋 友，親如一家。他每到一處，大家都很喜歡他，歡迎他，願意跟他聊天談心，聽他講形勢，談政策。敵人歪曲共產黨的“青臉紅鬢巨齒獠牙”的可怕形象不見了，代之以英俊瀟灑、溫文儒雅、和藹可親的青年形象；抗日救國的大道理講活了，變成了家長裡短，講故事，聊大天。白髮老人把他當侄子，“販夫走卒”把他當兄弟，青年學生引他為知己，小朋友把他當作大朋友。他善於作統戰工作，專家教授認為他沉穩持重可以信賴；高官大賈敬重他通情達理待以上賓。在敵佔區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裡，他卻到處是家，從不為吃住發愁，而且情況熟悉，消息靈通。他把一顆赤誠的心交給黨，交給了人民群眾，群眾更是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幫助他。北平能否和平解放，關係著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身家性命，正是對人民的愛，給了他出生入死的勇氣和智慧，給了他化敵為友的力量和信心，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和平使者”。
崔月犁在文革風雨中
當時是康生向中央報告提出“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罪該萬死，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式的審訊工作，讓他們繳械投降。”
抓我時正是大年三十，1968年初。他們想把劉仁搞成大特務，還想把王光美搞成特務，再聯繫劉少奇，說劉少奇跟特務有勾結。他們為劉仁審我，四、五個回合，一個回合三天三夜，為王光美審了我七、八個回合，每個回合還是三天三夜。差不多三個月的突擊審訊後，眼睛打得根本睜不開，走路時用手扒開眼睛，四、五個月後我的臉才消腫，兩個肺呼吸起來都疼。我在獄中又作了一首順口溜：——
日食三餐窩窩頭，時光大好付東流。
鐐銬鎖身真痛苦，寂寞難熬無盡頭。?
反覆審訊無數次，拷打逼供鮮血流。?
我對“死”“苦”俱不怕，人生可貴是自由。
英雄男兒不落淚，高山聳立不低頭!
一年年，一月月，遙遙無期，也不知家裡知不知道我的去向，本以為也就一、兩個月，可是半年過去了，一年，兩年，難道三年還出不去？後來下了決心，《紅燈記》裡的李玉和不是說“把牢底來坐穿”，這輩子我出不去了，這樣想才有可能安下心來坐下去。 ?
一直到1973年春，他們讓我到第六醫院看病，六院有個曹維禮院長，想盡辦法探望了我，暗示我好好養病，身體好了早出去。但過了幾天，突然又讓我回監獄，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很大刺激，後來才知道是四人幫一夥作亂，監獄的氣氛又開始緊張。?
那一天是下午五點鐘左右，夕陽西下，天色慘淡，更加重了我感傷的心情。回到屋裡，覺得腦袋很輕，天空中傳來聲音，有毛主席，周總理，媽媽，有過去一些熟人的聲音，聲音聽不太清，晝夜講話，我也跟他們講。我開始神經錯亂，煩燥，站不住，夜裡聽到虛無的講話聲就害怕，恐怖得要命。這是長期的監獄生活給人造成的恐怖心理 ，給我的飯，被我一腳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致恍惚感到，周總理要救我出去，說監獄圍牆太厚，調坦克來也衝不出去。長期被關在牢房裡，一個人想啊怎麼也想不通，最後導致精神失常。我真的瘋了。他們請了安定醫院的大夫給我看病。給我吃藥之後，四肢癱瘓，一動也不能動，洗臉得跪著爬過去，連搓毛巾、擰毛巾的力氣都沒有。這是因為用藥量過大，把小腦運動神經吃壞了，這個病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全好。半年後，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風，半天走不出去，腦袋如石頭一樣重，也沒有棍拄著，只好一點一點蹭。由於著急，兩隻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麼都看不見。這下子覺得太痛苦了，出去勞改也沒有希望了，這才知道為什麼說保護什麼珍貴的東西要象保護眼睛一樣。因為眼睛太寶貴了，沒有眼睛，看不見東西太痛苦了。?
崔月犁談中醫
應當看到，世界變化很大、很快，我們的視野要跟上時代，思維要高瞻遠矚，工作要求真務實。解放思想，就要不再僵化。無論對自己或別人，好的都要汲取，不好的加以摒棄，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精神。
中醫應該走自身發展的道路，中醫機構應該突出中醫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醫的做法不改變，或者在漂亮的口號下使中醫很快地西醫化，那就重複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消滅漢醫的悲劇。到那時，我們和你們這一代人就都是歷史的罪人。
中醫上的困難，集中起來就是‘兩個西化’--學術上不尊重中醫自身規律，用西醫的觀點、方法對中醫進行改造是一個西化；醫療、教學、科研的管理上，不加消化地搬用西醫的一套，也是一個西化。徹底扭轉西化傾向，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既需要努力，也會有犧牲。中醫近百年裡在這方面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浪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如能減少事業上的浪費，學術上的損失，個人做出一些犧牲，算什麼！
中醫醫院一定要搞中醫，要突出中醫特色，要重視中醫專科專病的建設，不能“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的調子”。群眾到中醫醫院幹什麼去了，是去看中醫，你中醫特色不夠，對得起群眾嗎？
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地興辦中醫教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繼續施行中醫帶徒。這種歷史形成的教育制度沿用很久，不僅是因為它和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且因為中醫這門學科實踐性強，尤其是某些專科，一技之長的絕招，不同流派的醫療經驗和手法更適合於口傳心授。中醫帶徒在保持和發展中醫特色方面有其獨特性。這個辦法並非一時性的權宜之計和應急之策，應該從長計議。把師帶徒都否定，只剩下很少一些老中醫有幾個徒弟 ，走的還都是西醫的一套，不要傳統教學方法，就出不了中醫的比較高明的人才。
親切的懷念
在當代，“振興中醫”、“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這兩個響亮的口號是與崔月犁的名字緊緊 連在一起的。他主張“中醫應該走自身發展的道路，中醫機構應該突出中醫特色”。對於中西醫結合，他常說：“我贊成中西醫結合，但我不贊成中醫西醫化。”他十分關心中醫現代化，同時強調，以西醫方法解釋和改造中醫不能稱之為中醫的現代化。
他曾經對我說，中國對人類最大的貢獻莫過兩條：一是中餐，二是中醫。他傾心地熱愛中醫，對中醫比一般人有更深的理解。他認為中醫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歷史和文化一旦丟失了是不能再創的。
只要沒有外出，崔部長準會拿著他的飯盒到我們中間來與我們共進午餐。他談笑風聲，好象永遠也不感到疲勞。他有時從家裡帶了餃子來，就分給大家共享，你一個，我一個，而他自己盒裡則所剩無幾。我們那些青年夥伴兒們朝氣蓬勃，親親熱熱象一個大家庭一樣，崔部長就象這個大家庭的慈父。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他講究實際， 尊重人的價值。他看中知識，器重才華，而他自己正是一位博覽群書、知識豐富且聰明絕頂的人。因此，他象一塊磁石一樣將周圍的人緊緊地吸在一起。?
一個毫不掩飾自己喜怒哀樂、形之於色的人，一個心直口快、直抒胸臆的人，一個性情率直的人，一個樂觀向上的人，便是一個足以傾心結納的好同志，老崔與我便是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心事相通的戰友。?
崔月犁同志的時間觀念極強，開會、出差，幹工作說幾點就幾點，作風雷厲風行，決不允許拖拖拉拉。他最反感對工作不負責任、推諉扯皮的領導幹部，批評起來一點不留情面。過後有的人在下面發牢騷、講怪話，他也從不計較，只要工作有成績，該提拔照樣提拔，有時他還力排眾議，力主重用。
直到現在，還有人問我：你當過部長的秘書，怎麼沒替自己建立點兒“關係”？我回答：因為我是給崔月犁部長當秘書。崔部長一生都在替別人著想，很少想到自己。連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小秘書的成長，他也放在了心上。他看重的並不是我能不能照顧好他的日常事務，而是一個年輕人能不能迅速熟悉業務，能不能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崔部長希望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心思全部都用在調查研究、積累知識、增長才幹上，而不是用在瑣碎小事上，更不允許我們把時間花在串門、閒聊、拉關係上。
一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也可以是永恆的。當他的生命溶入偉大的事業之中，這生命也就與事業同在。在人生的大舞臺上，有的人只能近看，儘管一時看起來相當耀眼，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有的人卻經得起遠看，他離歷史愈加久遠，他的價值也愈益凸顯。不管今後中醫藥在國際國內如何發展，遇到什麼樣的艱難曲折，成敗利鈍，都會有人聯想起崔月犁的名字。這，就是不朽！
崔月犁簡介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張廣胤，1937年參加革命。從1943年起在平津地下鬥爭、爭取北平和平解放中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後在北京市做領導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四人幫”迫害，入獄8年。1976年出任衛生部副部長、部長，為我國中醫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嘔心瀝血，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