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與“非典” 問題與啟示
金 亮
“古人誠不餘欺也”
採訪樊正倫教授，是因為記者聽到了一個有關於他的神奇故事：4月份，樊教授就已經預測出，5月21日小滿以後，北京的“非典”疫情將迅速好轉。這篇題為《中醫不怕“非典”》的文章在4月20日前後發表在了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的網站上。記者在北京市“非典”疫情走勢圖上看到，19日，北京的“非典”病人確診人數首次下降到個位數；21日，北京的“非典”病人確診人數為8例，其後，在經過4天的“反彈”後，自5月26日始，病人數迅速減少；6月2日、6月4日兩天的發病人數均為零。雖然不是非常明顯地從5月21日起一路下降，但大致趨勢的確是對的。
整件事聽上去不可思議，像是個算命先生的“歪理邪說”，而不是行醫近40年的教授的“理論”。現任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古籍室主任的樊正倫教授對記者說：“這不是我說的，是古人說的。”
樊正倫告訴記者，從病因的角度來看，中醫將瘟疫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來源於天(異常氣候的變化，造成某一種疾病的流行)，一類是造禍於人(即大災以後必有大疫)。這次“非典”疫情顯然不是人禍，而是天災，是自然界異常的氣候變化給了“非典”病毒以發展的條件。
他分析，首先，“非典”病毒起於廣東，廣東地處在中國最南端，廣東人那麼愛進補，愛吃各種煲，愛喝早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地“有夏無冬”的氣候特點。中醫認為，這種氣候特點使人體“升發有餘而閉藏不足(即體內能量消耗太過)”，需要用這種飲食結構來補充能量，調整機體的平衡狀態。而去年冬天，在“非典”之前，廣東異常的冷，冷到“有人覺得要凍死了”。外邊一冷，進補的東西都瘀在了體內，就形成了內熱的環境。
第二，按中醫的五運六氣理論來推算，今年是癸未年，是火運不足的一年，火氣不足，寒氣就偏重，所以今年的早春一直都偏寒。
第三，按五運六氣理論，今年的上半年是太陰溼土司天，下半年是太陽寒水在泉。司天的太陰溼土是以溼為主，下半年是以寒為主。這次“非典”出現是上半年，因而挾溼。
綜合起來就是，“非典”病毒在人體內的發展條件是寒、溼、瘀熱三者共存的環境。而廣東來得最早，也最突出，所以就成了首先發病的地方。
北京“非典”的發作時間是3-5月，屬五運六氣中的“二之氣”，具體日期是3月21日?5月21日，即春分到小滿。這60天，正好在一年裡是第二個氣(古人把一年分為6個氣)。二之氣的特點是：主氣、客氣都是少陰君火，即熱。上半年太陰溼土司天，溼的條件存在。今年的春寒也很明顯。因此，寒、溼、熱三者共存，也構成了“非典”病毒的生存環境。
為什麼5月21日以後情況就會好轉呢？樊正倫教授說，是因為三之氣起來了。三之氣的客氣仍然是太陰溼土，溼的條件還有，但主氣是少陽相火，少陽主風，從小滿以後到現在，幾乎每天下午都颳風，而風是祛溼的最好之劑，也就是說，這些風打破了“非典”病毒的生存條件。
一個證據是：以往北京流行流感的時候，出租汽車司機總是至少佔到1/3，因為造成流感的那個致病因子特別喜歡在溫熱有風的環境裡生活。而這次出租汽車司機被感染的則很少，因為他們天天生活在流動的風裡。
這一番解釋完全運用的是中國傳統理論，似與中醫有關，又似乎不僅僅侷限於中醫學。樊正倫教授說，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是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的。《黃帝內經》中說： “太陰司天之政……二之氣……其病溫厲(瘟疫)大行，遠近鹹若。”可以說早在幾千年前古人就已經“提前”講出了這場瘟疫流行原因。
與樊正倫教授談話，記者始終被籠罩在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氛中，學到不少看似很小卻很有文化韻味的東西。比如，漢字“疫”的來歷：“疫”是從服兵役的“役”轉化來的，因為在古代，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各家都要出入服兵役，而瘟疫也是不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有可能染病。
樊正倫教授在談話中特意強調了幾次的一句話是“古人誠不餘欺也(古人真是不欺騙我啊)。”
“和為貴”，中醫治療的核心
神奇的不光是“算命”，還有醫術，比如，三味藥冶療宮外孕：一孕婦懷雙胞胎，一為正常胎兒，一為宮外孕。在西醫，只能手術，且可能傷及正常胎兒。三味中藥煎湯服下，宮外孕順利排出，正常胎兒毫髮未損，順利生長、發育、分娩。創造這一奇蹟的樊正倫教授是中醫的忠實“信徒”，他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只要它產生，中醫就一定能找到防治的方法。中醫的防治方法與西醫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中醫在治人，西方醫學在找病。也就是說，中醫不是在找致病因子是誰，而是找致病的條件。中醫認為，致病因子是因，人得病是果，但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因才能變成果，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因就不會變成果。這是中醫對疾病的認識。所以中醫從條件人手，把致病因子賴以生存的條件撤掉，因就變不成果了。
西醫的理論是，“非典”是冠狀病毒引起的，那麼找到了它就可以殺死它。中華民族則從來不講殺死誰，而是講“和為貴”，大自然給人生命的權利，給任何細菌、病毒同樣生命的權利，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天人類把所有的細菌、病毒全消滅了，恐怕人類也就不存在了。而人與其他生物要和平共處，各自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比如，每個人的身上都帶了無數的細菌、病毒，但是為什麼不得病呢？是因為與細菌、病毒和平共處。當人外受風寒暑溼燥火，內受喜怒憂思悲恐驚時，機體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給了某一種細菌或病毒以發展的條件，它就從10個變成100個、1000個，只有10個的時候人不會得病，而當它增加到1000個的時候，可能就成為病了，就危害人體健康了。中醫治病就是把病邪賴以生存的條件糾正過來了，那麼它很自然就從1000個變成： 100個，又回到10個，又與人類和平共處了。這就是中醫治療的核心問題。
因此，西醫覺得“非典”很嚴重，因為：第一，致病因子沒找出來，薩達姆在哪兒拉登在哪兒沒找著，精確制導炸彈就不知往哪打，猶如廢鐵一般；第二，有傳染性；第三，如果治療不及時，就會死亡。但是從中醫角度看，其實不可怕。
“所以，”樊教授說，“我覺得中醫學要走的道路跟西醫是不一樣的，一定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如果我們把任何一箇中藥的藥性全都走藥物化學的道路的話，我們永遠趕不上美國。我們的祖先從《神農本草經》中的 365味藥到《本草綱目》的1892味藥，沒有走藥物化學的道路，卻成功地運用了中醫的寒熱溫涼四氣五味等理念，把這些藥物歸納到中藥的範疇內，去防治疾病，這是中國人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國家級中醫專家，京城名醫館館長陳文伯教授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說，不能總拿西醫的標準來衡量中醫是否科學。比如艾滋病，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專家去了坦桑尼亞，13年過去了，最初治的病人仍然有活著的。但是這樣重大的研究成果就是不受重視，得不到推廣，很少有人知道廣安門醫院也有艾滋病門診。為什麼？人家說你不科學——你說你怎麼有效？你說你怎麼治的？你這個按西醫理論解釋是怎麼回事？你要說不出來，就是不科學。陳文伯教授說，吃了藥，人還活著，能工作了，能生活自理了，這難道不是有效的證明嗎？難道不是科學性的表現嗎？陳文伯教授大聲說，中醫的科學就在於，雖然不知道是什麼病毒，但能夠打贏他。下次再有什麼病毒，仍然能打贏。你說自己那麼高科技，怎麼連一個新的病毒都解決不了？因為病毒在變異。好不容易研究出來了，病毒又在變，又得研究新的，又得研究幾年，這病人受得了嗎？說到底，病人的生命比找到病毒、研製新藥更重要。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樊正倫教授說，中醫和西醫理念不一樣，在治療疾病時切入點不一樣，究竟該怎麼結合，需要認真探討。
他非常贊成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即：你可以發揮你的長處，我也可以發揮我的優勢，不要互相輕視，不要西醫對中醫說“你這都不科學”，中醫對西醫說“你這些東西都太簡單”，要承認別人的長處，大家一起進步，最後天下大同。
樊正倫教授說，在科學的路上最後走到一起，我想並不奇怪，殊途同歸。但是在現階段就想把中西醫人為地嫁接起來，那：出來恐怕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北京佑安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任李秀惠則認為，我們不妨借鑑西醫的科研方法，做出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她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中醫治療“非典”的資料還沒有得到西方的認可，因為我們沒有嚴格的對照，因而沒有說服力。
她認為，我們在做科研方面的確是有差距，不重視設計，沒有對照組。佑安醫院在北京市最先開展了中西醫結合治療“非典”工作，但在開始時就沒有想到做對照，而是給所有病人都用了中藥，到後期才按照科研課題的方法來做隨機分組對照。她認為，把西醫的科研方法納入中醫的研究領域，可以使中醫的研究具有說服力，否則，你把自己說成一朵花，別人不相信，你也沒辦法，人家西醫同樣可以把自己說成一朵花。有了分組對照，一切就都明白了。
李秀惠主任告訴記者，她1983年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後至今一直在佑安醫院中西醫結合科工作，其間有4年的時間在廣州和北京軍事醫學科學院進行全西醫化的研究生課程培訓。她說：“這4年對我個人來說有跨躍式的提高，對我後期的個人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她認為，現在的臨床大夫是有缺陷的，只懂臨床，不懂得實驗室；或者實驗室的人只懂得實驗結果，不懂臨床。而那4年學到的是科研思路，把一些比較禁錮的思想一下就打開了。她說，學中醫的醫生經過這種培訓的，在北京市大概也沒有幾個，他們這批人現在已經成了佑安醫院的中堅力量。這也許正是佑安醫院的中西醫結合科能在這次“非典”之戰中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中醫要溫課，要好好繼承古人的東西”
樊正倫教授說，這場“非典”之戰應該讓醫學界反思，尤其是中醫界，應該真正地站在中醫學的角度上，認認真真地研究一下我們中國古代的醫生治療瘟疫走的是什麼樣的路子，從中得到啟發，不要跟在西醫後邊東施效顰：人家去找病毒，你也去找病毒，人家用激素，你就用補藥，這是用西醫的理論指導中醫，不是真正的中醫學。樊正倫教授堅定地說：“自己的膝蓋要硬，不要老跪著走路，要站著走路!”
“中醫學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的土壤裡的，只有深深地領悟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而且自覺地用這種方法去認識中醫，學習中醫，才能把古人所用的具體的治病技術納入到“道”的軌道，納入到人類生命規律的軌道，那就變成“大醫”了。如果只守著古人那點術(方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永遠只能是撞運氣，治好了就好了，治不好就治不好，永遠不可能胸有成竹。”
同樣持此觀點的還有鄧鐵濤教授，這位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博士生導師說：“中醫要溫課，要好好繼承古人的東西，不能光注重創新。好的東西都丟掉了，你再去創新，那不是笨蛋嗎？!”
87歲的鄧老說，西醫和中醫是不同的理論體系，有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這幾十年來，大家都認為中醫是落後的，沒有西醫幫助就不能發展。大量的西醫理論進入中醫院校的教學內容，大量西醫出身的幹部到中醫院校擔任領導職務，其結果，就是中醫反而不能發展了，因為中醫的理論體系被西醫理論替代了。“非典”一來，先想那是病毒所致，西醫沒有辦法，中醫就更沒有辦法，根本就不去考慮中醫理論是怎麼說的。
李秀惠主任說，“非典”是發揚中醫的一個機會，因為咱們祖國醫學在治療上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才幹年不衰，老百姓非常喜歡。西醫有西醫的優勢，中醫有中醫的優勢，找準切入點，就能把中醫發揚光大。中醫的優勢不僅僅是開開湯藥，開開預防方，除了藥物以外，中醫的養生，中醫的飲食調養，都是非常大的優勢。中醫是一個整體，在這種病上最應該顯示中醫的優勢。而且，我們的優勢是外國人沒有的。如果我們確實做得非常好，那外國人只有羨慕的份兒。
“中醫藥的發展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更重要的是經濟問題”
鄧鐵濤教授強調，中醫藥的發展不僅是個學術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另外更重要的是經濟問題。他舉例說，他的一位學生治療一位三叉神經痛的病人，那位病人從十多歲開始疼，一直到三十多歲，疼了十多年。結果吃了4劑湯藥，一共11塊8角錢，好了，追蹤一個來月沒有復發。鄧老驕傲地說：“你看，中醫藥就是不僅僅有療效，而且經濟負擔那麼少!”
據報道，完全中醫治療的“非典”患者平均只花費5000元，而西醫治療則至少3萬元，嚴重些的在10萬~20萬元，在香港；該數字則是約30萬港幣。國家級中醫專家、北京中醫醫院教授宋祚民說，呼吸機是在“非典”的後期才起作用，如果用中醫方法在出現重症之前把它阻斷，不讓它嚴重到這個程度，就用不著，花大量外匯買國外的呼吸機，還可以把中醫中藥推廣到國外去。
陳文伯教授也舉例說：“治艾滋病的‘雞尾酒療法’多貴呀，誰喝得起呀？還得考慮國情吧？而中醫治療艾滋病一年也不過幾千塊錢。”“所以，振興中醫、發展中醫對於我們13億人口的國家是個大問題。”鄧老說，“美國的醫療負擔是國民生產總值的17％， 1996年他們花了1300多億美元，我們要是這樣與他們接軌，不是死路一條嗎？所以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國醫學的路。”
原載於2003年6月9日《中國醫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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