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國醫學書寫“非典”答卷
一、“是應該寫寫我們治療‘非典’的中醫大夫，我們可能比西醫大夫更危險。”
5月29日，當記者見到北京佑安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任李秀惠的時候，已經是晚上8點，李主任仍然在與同事探討問題。5分鐘以後，李主任終於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與記者談起她主持的佑安醫院中醫治療“非碘”的工作情況。
5月18日，北京某媒體報道，北京佑安醫院經過對100例“非典”患者的中藥治療，總結歸納出了中藥治療各型“非典”組方，並已被納入國家863科技攻關項目……事實證明，“非典”患者利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進行治療，可以有效地提高治癒率、降低病死率，縮短療程。
就是這則500餘字的短消息，使一直以來憂心如焚的北京老中醫專家們放下了心。國家級中醫專家、京城名醫館館長陳文伯教授說，要是沒有這100例病人，我們北京中醫將來真是沒面目見人了。我們急呀，不能讓中醫在我們這一代消亡。
“中醫就是要到一線去！”從“非典”開始爆發，不少老中醫專家就發出了這樣的呼聲，他們說，不到一線，看不到病人，就不能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一直到5月18日，老專家們才看到了這則關於佑安醫院的報道。
記者詢問李秀惠主任，為什麼佑安醫院從3月份收治“非典”病人起就已經開始用中藥，卻一直沒有對外宣傳呢？李主任笑答：“我一直遵循一個原則：‘做比說重要。’”
他們的做，充滿了危險。
與西醫大夫?樣，每個中醫大夫每次要在病區裡呆5-6個小時。與西醫大夫不一樣的是，中醫大夫要看病人的舌苔脈象，與病人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更多。他們還用數碼相機把病人治療前後的舌苔照下來，留作研究資料。給舌頭照特寫，相機幾乎要貼在病人的舌頭上了，而為了看清顯示屏，人也必須湊到近前去，這幾乎是與病人零距離接觸H李主任介紹，除了上呼吸機時給病人插管，西醫大夫治療時一般都離病人頭部較遠，更不可能總讓病人摘口罩。為此，李主任對記者說：“是應該寫寫我們治療‘非典’的中醫大夫，我們可能比西醫大夫更危險。”
二、“在西醫當中推廣中醫的概念”
作為一家西醫傳染病醫院，為什麼會在剛開始收治病人時就用上了中藥呢？李主任無奈地說：“跟平時一樣，病人老不好，西醫大夫們就來找我們了：給開點中藥吧。”“開點中藥”的意思是：西醫的治療方法不停止，加用中藥。完全符合衛生部4月下發的文件中所規定的：中醫藥輔助輔助治療。
就是“輔助治療”這四個字，讓中醫專家們難以接受，記者就親耳聽到至少5位專家訴說：“心裡很不舒服！”
陳文伯教授詰問：為什麼只能輔助治療？為什麼不能堂堂正正地參與？西醫可以單純用西藥，中醫為什麼不可以單純用中藥？國家級中醫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梁貽俊也說：“報紙上說，西醫沒有什麼特效藥，可是最後一句卻說‘中醫做輔助治療’，看到這個，我心裡非常難受，難道說我們中醫就沒有辦法了嗎？就只能‘輔助治療’了？後來吳儀副總理明確提出來，這個病要中西醫結合治，中醫也要做主，要上，我心裡才比較舒服一些。”
李秀惠主任則說，完全停掉西藥，單純用中藥治療，那是不現實的。在4月之前，李主任他們是進不了隔離病房的，中藥只能用注射劑和固定成方，效果實在不好的，再憑經驗辨證論治開湯藥。而一線的都是西醫大夫，大多數不懂中醫的辨證論冶，也就是說，他們不懂中醫的陰虛陽虛、寒熱溫涼，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該用什麼中藥，於是，李主任就在紙上列舉：有這樣表現的，用清開靈注射液；有那樣表現的，用魚腥草注射液……李主任說，這是在西醫當中推廣中醫的概念。
即使這樣，現在也已經可以得出結論，用中藥比不用中藥好。用了中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治癒率大大提高。
目前，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已經總結出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成果：病人平均退熱時間為2.97天，胸片炎症陰影較快吸收，平均為6.2天，患者平均住院8.6天。該院共治癒97例“非典”病人，醫務人員無一人感染，病人無一人病情惡化出現呼吸窘迫症狀和死亡，創造了“零感染、零轉院、零死亡”的奇蹟。另外還有外院的37例重症病人經會診治癒，無一例死亡。李主任說，佑安醫院4月30日以前用中醫治療“非典”的總結本月就可以出來了，該院在抗“非典”一線工作的中醫大夫亦無一感染。
國家級老中醫專家、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鄧鐵濤教授對記者說，治療病毒性疾病是中醫的強項。他認為，西醫沒有針對性的藥，激素用得過量，將來後遺症不堪設想。他這樣對比：“加拿大的死亡率為什麼高？廣州的死亡率為什麼低？北京最初不讓中醫接手，不是也很嚴重嗎？死亡率不是也高嗎？中醫上了死亡率不就低了嗎？情況不是好轉了嗎？這就可以說明問題！”
三、“咱們北京這麼多專家，實力不比廣州差，總是感到心裡邊有點兒……”
北京的大部分“非典”病人則沒有佑安醫院的病人那麼幸運。在佑安醫院靜悄悄使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非典”的同時——
4月13日，科技部中醫藥戰略地位課題組成員、中醫藥專家林中鵬教授及課題組另兩位成員賈謙教授、楊巨平教授就專程飛赴廣東，對廣東中醫治療“非典”的效果進行考察。林教授回京後向課題組作了一份主題報告：廣東的臨床實踐說明，中醫治療“非典”值得認真總結推廣。
5月2日，香港向廣東求援。廣東省中醫院呼吸科主任林琳教授及院長助理楊志敏教授被邀去診治“非典”，原計劃1個月返回。兩週後，香港醫管局公開透露，兩位中醫教授被港方邀請，留港時間將再延長3個月。
5月5日，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任局長、中國溫病學派傳人、90歲高齡的呂炳奎教授為首的一批中醫藥專家緊急上書，鄭重請求，在此次抗“非典”戰役中，應“發揮中醫重要作用”。
5月8日，溫家寶總理為這份建議書做了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實行中西醫結合……並轉吳儀同志閱。”
5月8日下午，吳儀副總理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醫藥治療“非典”的會議，她在會上強調，中醫是抗擊“非典”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認識中醫藥的科學價值，積極利用中醫藥資源，發揮廣大中醫藥醫務人員的作用，中西醫結合，共同完成防治“非典”的使命。
5月10日，北京開放了5所醫院，鼓勵中醫介入一線治療。5月17日，這一數字增加到13家，並確定了這些“非典”定點醫院與部分中醫醫院的對口技術協作關係，同時向有關醫療機構下發了“關於中醫藥參與‘非典’醫療工作的意見”。據北京市“非典”醫療救治指揮中心中醫組的統計，截至5月28日，北京市超過50％的“非典”患者已接受中醫藥治療。
但不少老中醫專家遺憾地說：晚了！要是一個月前我們就能上，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國家級老中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紅十字朝陽醫院主任醫師方和謙教授說：“4月份我就向朝陽醫院中醫科主任及院黨委請命，願意服務，但領導只是說我精神很好，然後就沒了下文。”梁貽俊教授說，醫生就是救死扶傷的，如果臨危之時不進入，會永遠內疚的。陳文伯教授還不服氣地說：“人家廣東才十幾個國家級老中醫，咱們北京這麼多專家，實力不比廣州差，我們總是感到心裡邊有點兒……”
病人對中醫藥普遍持歡迎態度。李秀惠主任告訴記者．病人可喜歡喝中藥了，只要能夠正常進食，他們一般都不會拒絕服中藥。一是覺得多了一個戰勝疾病的方法，再就是中藥的效果的確很好。在佑安醫院，病人服用中藥好轉後又請中醫大夫給自己的親友開中藥的事時有發生。
科技部中醫藥戰略地位課題組成員、中醫藥專家林中鵬教授直言不諱地說：此前儘管中西醫結合治療在廣東取得了明顯效果，並已經得到WHO專家的肯定，但在防治“非典”的整體部署中仍未得到足夠重視，存在嚴重的人為限制和排斥中醫藥的做法，“非明智之舉”。
四、“即使100年甚至1000年以後，只要辨證論治，就都能治好。”
4月初，記者的一位朋友擔憂地說：“怕呀，怕傳染上‘非典’。我要是得了‘非典’可怎麼辦？”記者安慰他：“別怕，你要是染上了‘非典’，趕緊告訴我，我幫你找中醫專家，肯定能治好。”他大叫：“那你現在就把方子給我吧，我一有症狀就吃！”
看似正常的話，暴露了大多數人對中醫的不理解。大多數人習慣了用西醫的思維方式去考慮，覺得有了病名就應該能拿出藥來，卻不知中醫考慮得更多、更細、更全面。
梁貽俊教授談了她的親身經歷：1954年石家莊流行乙型腦炎時，主要是用辛涼的藥，如大劑量的生石膏，一用就是250克甚至500克，效果很好。轉年，北京流行乙腦，再套用石家莊的方法就不靈了，於是把名醫蒲輔周老先生請了來。蒲老說：“你們不能不注意到今年溼邪重，你還用這些大寒的藥，怎麼能好？”改用了芳香化溼的方劑後，病人都好了。
這就是中醫的辨證論治。所謂辨證論治，通俗地講，就是根據季節、氣候、地理條件、生活環境、個人體質等情況，綜合考慮，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治，使人體的內環境不再適合於外邪，用鄧鐵濤教授的話說，就是“使病毒不能在體內生存，把它趕跑了，病就好了”。因為消滅病毒不是中醫的目的，趕走病毒才是中醫的目的。鄧教授說：“西醫找到了病毒，不一定就有辦法；中醫找不到病毒，不?定就沒辦法。辨證論治就是辦法。”
因此，即使治一個平常的感冒，至少也要分成風寒和風熱，而治療複雜的“非典”，更不能不加辨證地用藥。陳文伯教授告訴記者，一位“非碘”病人在某西醫院使用魚腥草注射液後，喘憋更加嚴重，這就是不加辨證而盲目使用中藥的後果。
鄧鐵濤教授說，治“非典”當然要用藥，但並不是說一個方子有用了就是好方，給其他病人吃也一樣管用，還是要辨證論治。大體的框架是：按今年的五運六氣推算，今年發疫症，主要是有溼，另外一個就是寒，因此過度寒涼的藥就不能用。然後再根據病人的具體病情來用藥。像香港ICU中有的病人水腫，鄧教授就讓他們用附子、肉桂等常人眼中的“熱藥”去治療，水腫就退了一些。
李秀惠主任也說，此次抗擊“非典”，最深的體會就是辨證論治非常重要，不是發熱就簡單地用清熱解毒藥，那樣效果一定不會好。他們在臨床中發現，北京的“非典”病人在發病早期即有免疫功能低下這一特點，屬於中醫說的“氣陰兩虛”，因此在早期就在方子中加上了益氣養陰的藥。 鄧鐵濤教授強調，中醫在幾千年來對抗傳染病的經驗中找方法，實踐證明都是有用的。陳文伯教授也說，病毒總有新的變種，但中醫不怕，即使100年甚至1000年以後，只要辨證論洽，就都能治好。
五、“不治危急重症怎麼能成名醫？名醫都是打出來的”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醫是治慢性病的，要是得了個什麼疑難雜症，一時還要不了命的，可以吃吃中藥，而治急症，還是應該找西醫。
記者身邊的典型例子是：4月21日，《健康週刊》一版刊出宋祚民教授專訪《面對“非典”，中醫專家坐不住了》，被某些人嗤為“一家之言”。整個4月份，北京的老中醫專家們“報國無門”，從上至下，似乎沒有人相信中醫能治“非典”。
而受訪的中醫專家們全都表示：急症才是中醫的強項！
鄧鐵濤教授對記者說，雖然現在中藥、西藥都用，但實際上完全不用西藥也同樣可以治，只要辨證準確，三兩天就可以退燒。他說，像出血熱這種比“非碘”更厲害的病，中醫治療的療效都比西醫好；國家七五攻關項目——流行性出血熱，南京周仲瑛研究組治療1127例，其中812例病人用中醫藥治療，314例用西藥治療，結果中醫組的死亡率是1.11％，西醫組的死亡率則為5.08%，大批病人因中醫藥而獲救。
陳文伯教授也舉例說，上個世紀50年代的時候，乙腦、麻疹的死亡率比“非典”高得多，最後還是用了中藥，死亡率才下降了。北京1998、1999年流感，大家都跑去吃中藥，因為事實明擺著，吃西藥就是不退燒，而吃幾付湯藥就退燒了。歷史證明，中醫藥在防治重大瘟疫的時候始終都有很好的辦法。
翻開中醫古籍，大家知道的《傷寒論》、《溫病條辨》、《瘟疫論》等著作，都記載的是中醫治療急病的經驗。那麼，中醫什麼時候變成治療慢性病了呢？
鄧教授認為，這是國家重西輕中的結果。他介紹，國家在上世紀50-70年代所建的醫院大都是西醫院，病重的病人當然往西醫院送，所以就形成了治療危急重症沒有西醫不行的局面。鄧教授說：“名醫都是打出來的，不是用可有可無的藥就能成名醫的，沒那麼容易！”
鄧教授舉了幾個自己治療急症的例子：
“過去經常參與搶救心肌梗塞的病人，廖承志就是我參加搶救的。他第一次在北京因心肌梗塞住院，一個多月才好；在廣州發病時我去會診，加用了中藥，兩個多星期就好了。
“最近這個月搶救了2例重症肌無力的呼吸危象患者。很多“非典”患者就是死於呼吸危象。其中一個在湖南某著名的西醫院治療，花了2萬多塊錢，已經氣管切開上呼吸機了，仍然不見好轉，醫生建議到廣州來治。現在我已經把他救過來了，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還有一個僅1個多星期就搶救過來了，3個星期就出院了。”
國家級老中醫專家、北京中醫醫院教授宋祚民也舉例說，他治過一個“非典”病人，當時還不知道這個病，病人一個星期高燒不退，喘憋，X光片上顯示氣管都跟樹權似的(現在說是網狀陰影)。吃湯藥3天就退燒了，一個星期完全好了。治好以後，才通過X光片及其他檢查結果確認是“非碘”。
鄧教授痛心地說，我們國家重西輕中的現象嚴重，西醫有點小成績就宣傳，中醫有點成就，先說“不知道是不是可靠”，即使被證實了，還要想方設方去否認。鄧教授估計，經過這次“非典”以後，大家對中醫的看法應該有所改變。他說，像香港西醫力量這麼強，這麼頑固地排斥中醫，卻請了我們兩個中青年中醫到那邊當專家幫忙，說明我們“有料”，有水平。中醫變成治療慢性病，不是中醫學之過，過錯在於某些管理者。
梁貽俊教授則強調，我國有13億人口，民族的繁衍、社會的進步，如果沒有詛國醫學的保障，那是不可想像的。西醫有西醫的長處，但西醫來到我們國家也就200年，幾千年來人民的健康是靠什麼維繫的？不還是中醫嗎！
“我在臨床上一直都揚眉吐氣！因為他們治不了病的我能治！”
記者曾問及鄧鐵濤教授：中醫在抗“非典”鬥爭中取得了成就，有沒有揚眉吐氣的感覺？87歲的鄧老驕傲地說：“我在臨床上一直都揚眉吐氣！因為他們治不了的病我能冶！”
類似的事情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西醫醫院裡發生著：我們沒什麼好辦法子，要不你去試試中醫？而說這話的西醫大夫可能在另外的場合卻又斬釘截鐵地說：“中醫不行！”為此，不少中醫專家都曾經憤憤不平地對記者說：“老讓我們中醫幹‘死馬當成活馬醫’的事，治不過來還說我們不行！”
在此，記者無意挑起中醫西醫之爭。中醫、西醫是兩套不同的醫學模式，各有各的理論體系，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戰勝疾病，李秀惠主任就這樣對記者說：“不管讓不讓我單純用中藥來治‘非碘’，只要用了中藥，解決了病人的問題，我就達到目的了。”在西醫尚沒有找到病原，沒有特效藥物的時候，現代的“飛機大炮”發揮不了作用，就更不能因為中醫使用的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樹根草葉”，就說“中醫不行”。我們中國人能多一種治療方法，多一分健康保險，何樂而不為呢？
中醫到底行不行，“非典”已經證明了，這個機遇，中醫抓住了。正如宋祚民教授所說，中醫治“非典”不僅對中國的患者有利，也許還是?個走向世界的機會。
原載於2003年6月2日《中國醫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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