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西醫學手段研究中醫，何以困難重重？
50年代來，部分西醫師開始拜師系統學習中醫，60年代初他們嘗試藉助西醫學手段來研究中醫，獲得了部分極有意義的成果，從而引發了整個70～80年代的用西醫學方法研究中醫之熱潮。若再考慮始自30年代的用近代藥理學方法研究中藥之歷史，可以說，藉助西醫學方法手段研究也已有20～30個年頭了。研究取得了不少階段性成果，揭示了中醫中藥的一些深層機理，但卻也存在著眾多困難，突出地表現為所有研究都只是說明性、論證性的。只是表明中醫中藥某些理論或經驗自有其能用現代西醫解釋得通的地方，而並未系統地揭示出新的機理或重要事實。這樣一來，原本頗成體系的中醫理論和診療經驗就被肢解得支離破碎了，他彷彿赤身裸體地正在接受一個“異教徒”的審訊和盤查，凡能被後者接受認可的思想觀念及診療經驗，便被“肯定”為“科學”，其餘的則有待於清除進垃圾箱。西醫學儼然成了中醫學科學性和應用價值的終極“判官”。顯然，這種研究在動機，目的和意義上已“誤入歧途”，它因此遭到部分傳統中醫師的排斥與抨擊，這不難理解。然而，時至今日，即使這類研究，要自成系統地深入下去也越來越困難。這難免引起一大堆議論和疑團。
面對這一疑竇，有人說中醫不可能也不需要藉助西醫學（包括現代科學）方法手段進行研究，它可以獨立發展，這顯然是舊世紀“遺民”之言，不屑一顧。凡學術，都有一個進步與發展問題，科學更有一個不斷地揚棄，以隨時代同步前進的問題。西方甚至有人倡言“宗教現代化”，難道我們不應賦與中醫理論和操作以現代氣息嗎？問題不是要不要研究，而是應搞清楚為什麼這類研究會困難重重？從而找出解決困難的良方妙法。也有人不無誘惑地說：“不是中醫理論不能研究，而是它太深奧了，涉及諸如‘精氣神’等極深層次的生命奧秘，現代醫學科學方法還不足以揭示這類奧秘”？！一位主管中醫的官員曾這樣說：“不是嗎，人們連一根草的性質都沒搞清楚，還妄談什麼探究人的奧秘。”一句話，關鍵在於西醫學方法手段不行，尚需等待時日。這種把問題推諉到現代研究方法的做法，迷惑性很大。現代科學手段對揭示生命本質來說，的確遠非盡善盡美；而且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盡善盡美。但這絕不是造成中醫研究困難重重的主要因素，造成這一困難的自有其內在因素。更有甚者，不少人基此兜售“偽科學”的內容，大談要用神秘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醫，來創造新科學，肆論什麼“人體——宇宙學”之類貨色，把嚴肅的科學探索活動異化，並以此否定近現代研究方法的意義。在他們看來，一部《易經》已揭示了一切，超越了一切，達到了永恆，人們只要和著《易經》，在冥想中便可一勞永逸。對於這些“科學盲”的“夢囈”之語，更不屑一顧。他們需要的是科學常識的“掃盲”。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醫現代研究困難重重呢？我們說可以列舉的原因不少，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中醫理論與現代科學方法（其中為中醫所用的主要是西醫學的方法）的“異質”及由此而引發的“排斥”問題。
人們常有一個錯覺，總以為科學研究方法只是種方法，誰都可以用，與“誰”都可以匹配。因此，有一段時間“拿來主義”的中醫學研究成為時髦口號，人們搖吶著“多學科”的旗子，似乎只要引進最尖銳的科學手段，最高級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一夜之間使中醫脫胎換骨，成為執現代世界醫學之牛耳者。這很像我們的企業界，我們的企業管理落後，人均工作效率低下，很多人以為只要照搬美日一套管理方法，即可舊貌換新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簡單。近現代科學（包括醫學）研究方法和儀器設備等都是圍繞著還原論這一方法核心發展起來的，它與原子論自然觀自是孿生兄妹，十分匹配。一定的自然觀，對應於一定的方法論，也對應於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包括實驗設備和手段等，因此才會產生相應的科學形成及理論概念體系。這些之間是相互應和般配的。現代西方醫學正是這麼一個自我匹配且自洽的整體，它和同樣建立在還原論基礎之上的西方生物學，乃致物理、化學等也都是可溝通、可匹配的。因此，一旦其他學科湧現出了新的方法手段，稍事改造後即可移植為醫學所用。這類情況非常普遍。而其關鍵則在於相互間的指導觀念（自然觀）和主導方法（方法論）方面的一致性。
顯然，中醫學與西醫學（包括整個西方近現代科學）是異質的，從自然觀、方法論到具體的理論概念，都是異質的。這種異質性限制了中醫學對西醫學方法的運用。試想，西醫學的形態學方法，儘管是細胞層次、分子層次的，對諸如“氣”、“氣化”之類自然哲學的概念，能有多大作為？它本身只適用於那些定義明確的實體概念之研究，只能對具體而明確的形成結構特點作出觀察、記述或分析；但對“氣”、“氣化”之類本身含義極為廣泛，捆綁著許多具體經驗與事實的概念，何以下手進行貼切的觀察研究？功能學的研究方法也差不多，它也只能對具體的、某些環節的現象作出研究，卻無法對籠統的、捆綁著太多事實或現象的、諸如陰或陽、腎陰或腎陽之類概念作出全面的觀察研究，充其量只能揭示這些術語所包含的部分現象的機理。這種揭示，又是以損失這些術語的其他內容為代價的。因此，我們看到了用西醫學方法研究中醫的“氣”，竟然形成了二十餘種不同的假說，每一種假說僅以部分研究事實為立論依據，而不及其他事實。所以，人們一般很難完全認可這類研究結果就是中醫理論原本包含的主要內容的概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日趨走向世界，人們常說：“在某某方面要與世界“接軌”。其實，科學文化也有一個“接軌”問題，這個“接軌”並不是說徹底地拋棄原有的傳統和民族性特徵，而是說要汲納世界先進的、科學的、富有最新時代精神的一切好的實質內容。中醫學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也有著與世界科學體系“接軌”，從而更好地聳立於醫學科學之林的問題。但是，看來在“接軌”之前首先須中醫學作出自身“輔軌”的準備。這種準備涉及學科的很多方面。而中醫理論體系的解構與重建也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儘管這一體系有著豐富而合理的內涵，但它畢竟過於落後、陳舊，有著眾多不合於時代氣息的地方。對待傳統文化負責任的態度是既要汰去其不合於時代的、落伍了的弊端或劣處，又要充分發揚和光大其合理內函，發掘並宏揚其科學精華。因此，當務之急是需要對中醫學本身，特別是中醫理論體系作出重大的調整，就像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模式之前，首先要梳理清楚各種關係，作出多方面的調整和配套，並根據中國國情有所改進，才能推行一樣。中醫理論體系的重大調整，涉及到許多非常具體的環節和步驟，包括對中醫理論從總體上作出分析解構，區分層次分別對待，如對於其中重要的理論概念，可結合事實的確認等一一作出儘可能清晰的解析，明確各自的具體所指，在此基礎上，有的則可藉助現代科學方法作出闡述或彰明，並對研究結果作出必要的理論重建（詳可參見筆者主編的《差異．困惑與選擇》一書的第五篇）。這是項意義重大且任重道遠的工程。相信它會結出一串串“碩果”的，並相信這方面的每一步研究發展都將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建”起到某種促進作用。
摘自《中醫藥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