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及三國時期中醫文獻發展概述
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燦?
中醫文獻是中醫學偉大寶庫的主要載體，是中醫基本理論的基礎，是對中醫學實踐經驗的概括與總結。因此，對中醫文獻的研討，也是對中醫學術的繼承與挖掘。對中醫學術的發展與提高，具有重要F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中醫文獻的誕生、形成與發展，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現僅就兩漢及三國時期中醫文獻發展概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個人所見，加以概述。
從漢朝立國到三國統一歸晉，經過了四百七十餘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有過像西漢時期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及東漢時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比較安定的時期，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比較穩定，生產與文化事業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但是也有楚漢逐鹿、新莽篡漢、三國分裂等動亂時期，經濟衰退，科學文化受挫的時期。但這一時期，從總的方面看，中國的封建社會，正處於穩定階段，生產力有了新的發展，促進了科學文化的提高。加之秦及先秦時期留下的大批文獻資料，為漢代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自戰國以來，簡、帛等書籍載體的廣泛應用，加之秦始皇統一文字等，均為漢代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反映在各種文獻事業上，值得提及者有兩大方面。一是對漢前及漢初文獻，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一是在前朝文獻的基礎上，創造和發展形成了一大批新的文獻。這兩方面，在醫學文獻領域中，均有所體現。體現於該時期文獻著述與整理的另一特點，則是託古之風較盛。西漢人劉安的《淮南鴻烈》雲：”世俗之人，多遵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這一點在中醫文獻中，也有所體現。以下從文獻概況與學術成就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第一、 文獻概況
(一)書目著錄醫書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醫書共有四個門類，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又卷。
詳本志“敘論”雲：“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崩樂壞。聖上喟然而謂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撮其要，以備篇籍。”
從此敘論中所及諸事，主要說明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漢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第二，漢初所收之書，至漢武帝時之數十年間，有些書己殘缺，書簡脫落。足見漢初所收之書，多為前朝舊籍。第三，由於舊籍時間較久，保存不善，始將藏書造冊著錄，並置寫書官進行抄錄，充置秘府(皇家藏書之所)保存。第四，漢武時求遺書，自經傳六藝之外，兼及諸子百家，故書雅記，數量大增，故《文選》李善注引《七略》雲：“百年之間，書積如山。”第五，至漢成帝時約百年時間，所藏故籍，又有所散亡，乃命劉向等，復求遺書於天下，官府藏書，又為增多。第六，劉向等校書，按專業分工，使各有其責，各有所司，以保證校書質量。醫書則由侍醫李柱國負責。
根據此一歷史背景，可知當時對醫籍的搜求、收藏、整理等工作，亦在此例。從而說明，漢初官府藏書，是在秦王朝藏書的基礎上繼續搜求，其中必有大量秦代及先秦遺書，加之後來搜求之書，又有漢人諸多著作。故劉向校書時，就醫書而言，其中亦含有大量前朝故籍。
就劉向等校書的方法而論，本敘論只言及“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然而後世學者根據劉向等校存之古籍及有關資料，總結其校書方法有非常具體的內容。如元和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一書，總結有二十三條(詳見“中醫古籍校勘”一章第二節)，近人蔣元卿先生《校讎學史》一書，又概括為六條，即一、兼備眾本；二、比勘文字：三、篇第審定；四、定立書名；五、釐定部居；六、敘述源流。想此類具體的校讎方法，當時恐非僅用於經傳、諸子、詩賦、兵書、數術等書。李柱國所校方技，亦必遵循此法，對醫書進行整理。
根據此一思路，我們似可設想，《漢書?藝文志》著錄“方技略”諸書，當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著錄諸書，皆向等校書時整理過之主要醫籍，並非西漢時秘府之全部庫存醫書，當然更不是西漢時期存世之全部醫籍。
第二，根據其他五略著錄內容分析，凡知其撰人或傳人者，皆有所註明，而“方技略”諸書，則無一註明者。又凡漢人作品，除註明撰人之方式外，有的則以姓名為書名，如“諸子略”中道家之《郎中嬰齊》十二篇，注：“武帝時。”有的則以姓氏為書名冠詞，如“諸子略”中道家之《劉向說老子》四篇等。若據此推論，恐“方技略”中著錄諸書，其原型當然可能有漢代佚名氏所依託者，然有相當部分皆系接受秦王朝舊藏及武帝以來搜求之前朝舊籍。
第三，由於班固繼其父所修之《漢書》，並未另行編纂“藝文”部分內容，僅是將劉向父子校書所撰之《七略》，“刪其要，以備篇籍”，因而“方技略”著錄之書，恐難能反映西漢時期醫家著述之基本面貌。
第四，劉向等所校諸書，根據總結其校書具體方法，並不是單純地在文字方面的比勘異同，實際上是進行了一次古籍整理工作。也就是說對書名、篇章、部居、文字等，均有程度不同地加工整理。從而說明，有些醫籍，恐系出於此次校書時的重新編纂而綜合整理。因此，此中諸多著作或其所據祖本，亦當系前人遺著。
根據以上幾點，對今日探討西漢時期醫學文獻情況，有一定啟發和幫助。
東漢時期，因《後漢書》無“藝文志”，則只能藉助其他方法，瞭解當時醫學文獻有關情況。
(二)古籍援引醫書
現存漢代古籍中援引之醫書，有兩種情況，一者可能為前朝遺籍，一者可能為漢人撰著，今舉例說明。
l、《史記?倉公傳》中曾有陽慶授淳于意諸書，已見前引，有可能為漢以前舊籍。又有淳于意教其弟子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等書，除乃師陽慶授意之書外，尚“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案法(按《太平御覽?方術部?醫一》引作審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又有“四時應陰陽”等。詳以上諸說，究竟是否全系書名，尚難考定，但肯定會有別傳醫籍無疑，亦或有意所自撰者。另該傳記謂“今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是知淳于意自撰有《診籍》，乃平日診病之記錄。詳今《史記》中所記諸病案，當是其中的一部分。
2、《漢書?樓護傳》：“樓護，字居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鹹愛重之。”
此傳文涉及醫者，文雖不長，但給我們啟示很多，主要說明以下幾點：第一，樓氏家族，世代業醫，至其父為醫於京都長安，出入貴戚之家，雖非侍醫，亦當時醫名較高者。第二，樓本齊人，去淳于意時代，己一百餘年，其先世始業醫者，亦或為意之再傳弟子。第三，樓氏家中，由於世代積累，藏書極多，故樓護少年時，曾誦讀醫書達數十萬言。詳今存《素問》、《靈樞》二書總合字數，亦不過二十萬字左右，一部《本草經》，盡多不過數萬字，若數十萬字，當含醫書若干種。第四，當時樓氏家中藏書，已有醫經類書，此與《漢書?藝文志》所記同。至樓護所讀之醫經為何種，從後來流傳情況看，有可能為《黃帝內經》及《外經》。第五，從醫書名稱看，醫經類書，當漢末之時，己在社會上流傳。又本草之書已經問世，此與《漢書?藝文志》著錄者有所不同。從而可證，在西漢末期，當有大量醫籍，包括前朝舊作及時人新作，在世間通行。
3、《後漢書?方術列傳?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
又華佗傳：“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據此記，佗確有著述，然已化為灰燼。後至晉王叔和《脈經》中收佗論，應是流傳於世間之散論。至於後出之《華氏中藏經》，乃系後人依託之作。又傳末所附異術之士有“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此又房中術之流。
《太平御覽?方術部?醫二》引《何?別傳》：“《張仲景方?序》：衛?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髒經》、《小兒顱囟方》三卷，皆行於世。”
又“醫四”引《玉匱針經?序》曰：“呂博(按即吳人呂廣，此避隋煬帝楊廣諱改字)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為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世。”
僅從以上諸書所引，可知漢代及三國時存世醫書及時人著述甚多，而不見於著錄者，尚不知幾許。然後世大都亡佚，故不見書目著錄。若今日存世者，則猶寥若晨星矣。
(三)醫籍引見諸書
由於漢代醫書，存世甚少，即晉初醫著，亦僅存《脈經》及《甲乙經》二書，然此為數不多之書中，亦可見其引用前人著作的一些情況，今舉三書為例。
l、《傷寒論》
現存本為漢張仲景遺著，晉王叔和撰次，內有張仲景序雲：“餘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十六卷。”
序中引用諸書名，皆為首見，且如《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平脈》、《辨證》諸書，均不曾著錄於別書。又詳書中內容，在“傷寒例”中有明引《陰陽大論》文，又“平脈法”與“辨脈法”，恐即《平脈》部分內容。在今本《傷寒論》與《金匱要略方論》中諸多辨證之條文，亦或有《辨證》一書中內容。
2、《脈經》
《脈經》為晉初王叔和撰。其自序曾雲：“今撰集岐伯以來，逮於華佗，經論要訣，合為十卷。”是知該書乃集自前人依託之岐伯醫書內容以至兩漢及晉初諸名家之作，撰集而成。今從其具體內容中可見者有：
①《素問》、《針經》，見卷三及卷六引經文。
②《四時經》，見卷三。
③ 扁鵲曰、岐伯曰等，見卷四第五。今皆不見於別書，蓋當時均有別篇單行之書。
④《張仲景論脈》，見卷五第一。
⑤《扁鵲陰陽脈法》、《扁鵲脈法》、《扁鵲華佗察聲色要訣》、《扁鵲診諸反逆死脈要訣》等，卷五。
⑥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之條文，則分別見於卷七、卷八、卷九中。
⑦ 醫律、熱病陰陽交部、熱病並陰陽部、少陰部、厥逆部、陰陽竭盡部、重實重虛部、陰陽相附部。以上諸名，見於卷七小字註文，皆不見別書著錄。然其內容，大都見於今本《傷寒論》中，亦或仲景弟子所撰《四逆三部厥經》，所收乃師《傷寒雜病論》中部分條文，今亦別無所據，尚待考。
⑧《仲景評脈論要》，見卷七。詳此部分條文，大都不見於別書，疑係張仲景別有論脈之書，亦或系原《傷寒雜 病論》中部分內容。
⑨《手檢圖》，見卷十。
3、《針灸甲乙經》
《針灸甲乙經》一書，乃晉初皇甫謐撰著，詳該書自序中，對漢代醫學文獻有三點值得研探之處：
第一，“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詳皇甫謐與王叔和幾為同時代人，其所言王叔和撰次張仲景遺論之事，可進一步證明仲景之書散亡之後，經王叔和重為撰次，方得傳世。
第二，“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針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此乃就今存文獻所知，認定《素問》、《針經》為《黃帝內經》之最早者。同時說明自東漢後期以來，《針經》與《九卷》，為同書異名而存世，亦或系兩種不同傳本。亦可說明《素問》與《九卷》(或《針經》)，是作為兩個獨立部分，分別計卷而並行於世。
第三，“又有《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此亦醫學針灸《明堂》一書文獻著錄之最早者。其中可供研討者有三：一者，《明堂》一書，亦託名黃帝與岐伯之作，而不是其他古人；二者，該書之形成時間，當在漢代劉向校書之後；三者，該書全稱或為《明堂孔穴針灸治要》，後世稱《明堂》考，或系簡稱。其基本內容，今存於《甲乙經》及《外臺秘要》中。
又皇甫謐自序雲：“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詳伊尹，商代人，其時已有《湯液》之書，當不足信。《湯液》者，《通鑑》載“伊尹著有《湯液本草》”，此亦難為憑。又敦煌卷子有梁陶弘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雲：“商有聖相伊尹，撰《湯液經法》三口(按此當為“卷”字)，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藥，為服食補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藥，為療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藥，為殺蟲辟邪癰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實萬代醫家之規範，蒼生護命之大寶也。今檢錄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備山中預防災疾之用耳。檢用諸藥之要者，可默契經方之旨焉。”按此說與皇甫謐所謂“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之義猶合。又云：“漢晉以還，諸名醫輩，張機、衛汜、華元化、吳普、皇甫玄晏、支法存、葛雅川、範將軍等，皆當代名賢，鹹師式《湯液經法》，愍救疾苦，造福含靈。其間增減，雖各擅其異，或致新效，似亂舊經，而其旨趣，仍方圓之於規矩也。”又云：“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以推主為識耳。”是則說明陶氏所述《湯液經法》之方與上舉諸名醫選用醫方之間的關係。
又據今存《傷寒論》張仲景自序所謂“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之義，說明仲景書中之方，有博採前人醫方者較多。
根據以上所記，特別是晉初皇甫謐所謂之《湯液》一書，結合陶弘景所述《湯液經法》與眾醫方之關係，似可初步推想，《湯液經法》一書，或系漢人依託伊尹，收集當時存世名方編撰而成。此所以陶弘景稱之為“經方”者，以源於《湯液經法》也。
從以上三書援引之醫學文獻看，亦可證在漢代及三國時期存世之醫籍，大致有三類情況，一者，漢以前醫學舊籍存世仍多；一者，漢人根據或使用前朝醫學文獻，綜合編纂之醫籍；一者，時人編纂之醫籍。總之，此一時期，醫學文獻存世尚多，惟後來大都亡佚，傳世者極少。
(四)存世醫籍
漢代及三國時期醫籍之存世者，現能確定或基本能確認者，已寥寥無幾。今舉數種，聊為說明。
l、《黃帝內經素問》
該書自宋代學者，己開始否定為黃帝時之作，並對其成書年代，進行了探討。如邵雍以為七國時書，程顥以為是戰國時人作，司馬光以為“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更耳”。近些年來有不少學者，通過文字氣象、學術發展情況、音韻等多方考證，傾向於形成於西漢時期。由當時醫家，根據或利用存世之漢以前醫學文獻，通過編輯加工，綜合整理，使諸多散在文獻，合編為一。亦即皇甫謐所言，為《黃帝內經》中之九卷。
2、《靈樞經》
《靈樞經》一書，經後世學者多方考證，即張仲景《傷寒論?序》所言之《九卷》，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序》所言之《針經》，此書的形成情況，經近代學者考證，與《素問》亦同。此書即皇甫謐所言《黃帝內經》之另外九卷。至於《靈樞》之名，雖今存文獻中，首見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而“靈樞”之名，似與道家有關，故其命名，疑在南北朝時，出於黃冠之手，詳見“隋唐時期醫學文獻”一節。
以上二書，也就是《黃帝內經》一書的問世，是對中醫基礎理論方面包括陰陽、五行、藏象、經絡、腧穴、針道、診法、治則等全面而系統的概括與總結。是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奠基之作，為後來中醫學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故後世奉為中醫學的經典著作。
至於《素問》、《靈樞》是否即《漢書?藝文志》著錄之《黃帝內經》，近人提出了諸多質疑，並有持否定意見者。但根據提出的諸多理由，似難成為定論。據近代學者對我國天文、曆法等科技發展的斷代水平及文字、語音等文化演變的歷史情況，傾向成編於西漢者，亦頗多(其具體情況，尚需專論，茲不煩述)。因此，在尚無確證之前，仍據皇甫謐說，維持舊論。同時，皇甫謐氏去劉向父子校書時，僅三百年左右，去班固修《漢書》時，亦僅二百餘年。其時或有其他文獻或傳說為據，故尚不能認為皇甫謐說毫無根據。至於從今存《素問》、《靈樞》之內容看，至少可以認為其基本內容，在漢代傳本中，已皆具備而無疑。這從《針灸甲乙經》之內容，即可予以證明。
3、《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一書，本系依託之作，既無撰人，《漢書?藝文志》又不曾著錄，故對其成書年代，則眾說紛紜。如：
敦煌殘卷梁陶弘景《神農本草經集註?敘錄》雲：“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餘以為信焉……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跡，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乎桐君，乃著在篇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便後人多更修(飠芳)之耳……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出生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仰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本草時月，皆在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詳陶氏之說，信乎疑乎，義猶兩可。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預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顏氏之說，則信為“神農所述”，其郡縣諸名，“由後人羼入”。
宋釋贊寧《簡譜》雲：“今詳神農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樸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醫工，知草木之性，託名炎帝耳。”
又宋羅泌《路史》雲：“《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嘗有之，特未廣爾。”
餘如唐宋以後本草諸書及《本草經》輯本等，多曾對其成書年代有所探討。
詳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郊祀志及樓護傳。樓護傳，前文己引，又平帝紀雲：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又郊祀志雲：成帝初即位，“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又按該書原有所出郡縣名，陶氏己言及，皆漢制。是前人因囿於神農舊傳之義，故以漢郡縣特漢人所加焉。證之諸說，應以漢代成書之說為是。竊疑或初成於前漢而終成於後漢之世。故當漢末至三國時，復有《吳普本草》等，蓋本草之學，應始於此。
《神農本草經》原書早亡，今存輯本，皆明清以來，學者據《太平御覽》及《證類本草》等有關文獻輯復。
《本草經》一書，詳記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藥之功效、主治、生長環境等有關內容。另有“序錄”之文，提出如君臣佐使、陰陽配合、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之七情，四氣五味等藥性理論；在劑型方面，有九、散、水煮、酒漬、膏煎等；在服藥時間方面，則根據病情，有先食服、後食服、空服旦服、飽滿夜服等不同服用方法。如此等等，說明本草之學，己開始向理論方面發展。
《本草經》一書，是對漢及漢以前藥物治療經驗的概括和總結，象徵著本草學已開始形成，故後世奉之為本草的經典著作。該書對後世影響極大，它不僅是本草的奠基之作，而且其功效主治，直至今日，仍具有應用與研究的價值。然其中上品藥中，諸多“延年神仙”、“輕身不老”等說，亦系受秦漢時方士、神仙之流的影響，此亦歷史之侷限所致。
4、《難經》
《難經》一書，現存本皆署曰“盧國秦越人撰”。然考之古代文獻，《史記?扁鵲傳》中不曾言及此書，《漢書?藝文志》亦未著錄。《隋書?經籍志》及引梁代書目，雖有《黃帝八十一難》及《黃帝眾難經》之名，但均未著錄撰人，直至《舊唐書?經籍志》始著錄為秦越人撰。關於《八十一難》之名，在今存文獻中，首見於《傷寒論》張仲景序。
詳《難經》一書，為解經之作，至其所解何經，有唐楊玄操《難經?序》首言所解之經為“《內經》二帙，帙各九卷，而其義幽賾，殆難窮覽，越人乃採摘英華，抄撮精要，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軸，伸演其首，探微索隱，傳示後昆，名為《八十一難》。”後人多沿襲其說。迨至元、明間呂復始提出，“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矣。”今詳書中所具設問之詞，約有三種，一者渾稱“經言”，共有二十六題，居全書近三分之一；一者稱書名，即六十三難與六十四難所言《十變》；一者直問，即不稱“經”，亦不言何書。其中除《十變》外諸設問之詞，有的見於今《素問》、《靈樞》，有的與該書文異而義同，有些問題，則不見於《素》、《靈》，甚有個別者，與之相左。因此，若以為《難經》所解之經為《內經》之說，似難成立。
根據現有文獻及《難經》的內容分析，似可認為，《難經》一書，或出於漢人佚名氏依託之作，其所解之經，並非《黃帝內經》，當是另一家言。其中有諸多問題，如診脈“獨取寸口”、“三焦有名無形”說、“命門”說，均可體現另一學術流派的不同學說。也是漢代醫學基礎理論文獻的一個特點。
5、《明堂經》
關於古《明堂》一書，除西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有大量引文外，在後人如唐人楊上善及王燾等，亦皆提及，並在其著作中，有所引用，而古《明堂》這一早期針灸學專著之原著，卻早已亡失，然諸多古籍，有書雖亡而內容或部分內容尚存者，亦不鮮見。如宋人鄭樵《通志?校讎略》在“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中曾專論及此。文中除以文史諸書為例，並舉醫書為例。詳古《明堂經》一書，基本上屬於此種情況。考之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援引類編之《明堂經》文、唐．楊上善類編《黃帝內經明堂》(原為十三卷，今僅存序及卷一，《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之《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當為此書)及唐．王燾《外臺秘要》卷二十九援引之《明堂經》文，雖其體例尚難確斷，就其內容而言，大致可知，古《明堂經》一書，應為三卷本，內容包括經脈、臟腑形態及五臟旁通、360多個腧穴、腧穴主治等，據內容推斷，其成書年代，必在《黃帝內經》之後，故極有可能成編於西漢末期或東漢時期。其內容亦基本上可以輯出，故是書雖亡，實則未亡。
6、《傷寒論》
今存《傷寒論》為宋臣林億等校定本。詳《傷寒論》一書，宋以前書目著錄或別書援引，並無是名。如隋、唐時書目著錄有《張仲景方》或《張仲景藥方》，《新唐書?藝文志》又有《傷寒卒病論》之名等等。則今名有可能為南北朝或隋唐間人所取。觀其內容，實則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之“傷寒”部分。
7、《金匱要略方論》
今存《金匱要略方論》，亦宋臣林億等校定本。詳宋以前亦無是名，其內容疑含於《張仲景方》或《張仲景藥方》十五卷本中。今《金匱》林億等序文雲：“張仲景為《傷寒卒病論》(按“卒”，疑為“雜”字之壞文而誤)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是則可知今名乃林億等沿用舊名略為簡化而校為定本，流傳至今。又詳今本林億等序文後，遺存有九十七字雲：
仲景金匱錄岐黃《素》、《難》之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
故周流華裔九州之內，收拾奇異，捃拾遺逸，揀選諸經筋髓，以為方論一編……
經檢今《肘後備急方》葛仙翁自序文有云：“省仲景、元化，劉、戴《秘要》，《金匱綠帙》、《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為百卷，名曰《玉函》……”若將兩文對照，何其相似乃爾。是則可知王洙所見《仲景玉函要略方》三卷，必南北朝或隋、唐時人，據葛仙翁《玉函方》，抄取有關仲景醫方及論，別為一書，並仿之葛序，聊為前序，遂成此編，傳之宋代，為林億等將“雜病”及“婦人”部分析出，校定為《金匱要略方論》三卷。此亦仲景書源流演化之一端。總之，該書為仲景原《傷寒雜病論》中部分內容則無疑。
從今存以上二書之內容與晉王叔和《脈經》中所收仲景書內容互相對照，雖有一定差異，但似可認定，此二書基本保存了張仲景原《傷寒雜病論》一書的主要內容。
張仲景作為漢末一代宗師，對醫學文獻的貢獻極大。《傷寒雜病論》的問世，體現了醫學的總體水平，特別在臨床治療方面，有了新的發展與提高。
從該書內容及張仲景自序看，它是一部以《內經》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故書中對各種疾病的論述，亦可謂有論、有說、有理、有法、有方，體現了理、法、方、藥的治療學理論體系。在辨證萬面，對病與病、證與證、病與證之間的關係，充分顯示了辨證的思想，體現了六經辨證，臟腑辨證，陰陽、表裡、寒熱、虛實辨證等具體方法。在治療方面，充分反映了“法”在治療中的意義和作用，使治療方法由樸素的感性的方法過渡到理性指導的階段。對方劑學的發展，已達到了比較成熟和完善的階段。方劑從簡單的不穩定的經驗方過渡到有方名、有主治、有相對穩定的藥味(有些方劑並有加減)、有劑量、有製法、有服法、有禁忌等。使方劑這一藥物治療的重要形式，達到了系統的理論化水平。
總之，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精神，創立了辨證施治的體系，首創臨床各科(包括“傷寒”與“雜病”、“婦人病”等)專著，對後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五)古籍援引之醫論、醫言
古代援引漢代醫籍或醫家醫論與醫言亦較多，今舉數家為例。
l、《後漢書?方術列傳?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此與《靈樞經?九針十二原》言針道“粗守形，上守神”之義，亦頗相似，言醫者當靜意守神，不可疏失時機。且病氣之變化，微而難測，有時盡在意度，難以言狀。故“醫之為言意也”一語，傳為後世醫家名言。
2、《韓詩外傳》卷一第二十章：“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言，期年髑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慾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
按此文在劉向《說苑》中亦具，惟文少異。此文不僅說明陰陽互變的基本道理，而且其男八女七之生理變化週期說，對研討《素問?上古天真論》文言“天癸”週期的學術淵源，很有參考價值。又此文不見於今存醫籍中，可能為漢代或漢以前古醫籍中，具有此說。
3、《後漢書?方術列傳?華佗傳》：“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按華氏五禽戲，亦導引之術也。今陶弘景《延性延命錄》引《導引經》中，詳述五禽戲之具體方法，或系該書所見，系華佗之遺法。故此記對深入探討華氏之五禽戲，具有重要文獻價值。
該書論一年二十四節之風當至不至，或不當至而至，物候及十二經脈發病情況。今舉正文及鄭玄註文四則為例。
小寒，合凍。當至不至，人手太陰脈虛，人多病喉脾； (注：脾字誤也，當為喉痺……手太陰脈，起手大指內側，上貫咒唾，散鼻中)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太陰脈盛，人多熱。
大寒，雪降。當至不至，人足少陰脈虛，多病?逆、惕、善驚； (注：足少陰脈起於足，上系)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陰脈盛，人多病上氣嗌腫。
立春，雨水降，條風至。當至不至，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疫瘧；(注：此當與火同為足少陰脈，言陽非)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陽脈盛，人多病粟疾疫。(注：粟，痤腫也……脈亦當為足少陰矣)
雨水，凍冰釋。當至不至，人手少陽脈虛，人多病心痛；(注：於脈，宜為手太陽，雲少陽似誤。心痛，坎也。手太陽起於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內眥)末當至而至，則人少陽脈盛，人多病目。(注：言脈亦當為於太陽也)
按《易緯通卦驗》，為《易緯》八種之一。詳諸緯書，均漢代依託儒家經義宣揚符?瑞應占驗之書，其內容雖多附會人事吉凶，預言治亂興衰，頗多怪誕之談；但對天文、曆法、地理、醫學等知識，均有重要學術價值。本書注者鄭康成，即鄭玄，生當漢末，為經學大師，註文引經脈諸文，對研討經絡學說，頗具重要文獻價值。
綜觀上述《通卦驗》及鄭注援引經脈諸文，有以下特點：①該文引經脈已具十二脈之數，特“手心主”一脈之稱謂，與今存《靈樞?經脈》同，說明該書引文之祖本，較之馬王堆醫書十一脈系統為晚，當與《靈樞?經脈》成文時代相近或相同，經脈系統己臻完善。②鄭注引經脈諸文，與今存《靈樞?經脈》有一定差別，如言手太陰脈“上貫咒唾(按二字義未詳)，散鼻中”，“足太陽脈起小指端，至前兩板齒”，“足少陰脈起於足，上系”等，均與《靈樞?經脈》不同。③從鄭注援引手太陰、足少陰、手太陽、足太陽四脈之起始與走向看，皆起於四肢末端，其走向呈內向性。亦與《靈樞?經脈》不同。從而說明鄭注引文之祖本，當與《靈樞?經脈》為不同系統之經脈傳本，或為另一家言也。是則可知，在漢代當有經脈不同系統之多種傳本，惜後皆亡佚。
又本書所述曆法、物候、發病等，亦反映漢代有關氣象醫學內容，與《靈樞?九宮八風》之說，似為同一學術體系，猶醫學氣象學之不同流別也。
5、《春秋元命苞》
該書為《春秋緯》書之一種，亡佚後，今存輯本中，有少量醫學遺文，可供研討漢代藏象學派之多家學說。今摘取數端如下：
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
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
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
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
陰者，腎之瀉。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
口者，脾之門戶。
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脾之為言?著也。如龍盤虎伏，合?著也。
胃者，脾之主府稟氣。胃者，谷之委，故脾稟氣也。
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6、《韓詩外傳》
該書有援引五臟六府之說，與今存《素問》、《靈樞》說亦頗有差異。該文雲：“惟夫命本人情，人有五臟六府。何謂五臟？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量入之府，(月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精液之府。”
7、《白虎通?情性》
該書為東漢班固撰，本篇有諸多論藏象之說。結合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與五臟的關係，亦為合經學之論。惟其引用前人醫論，如《春秋元命苞》等，頗具文獻價值。另有諸多佚名氏之論，今摘要如下：
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
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
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
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谷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也。
通過以上諸書對藏象的記載，足可看出，其與今存《素問》、《靈樞》之藏象學說，雖有相同或相近之處，然亦有諸多不同之處。從而似可證明，在漢代醫學文獻中，有關藏象的學說，並非全屬一個體系，而是具有多家不同的學派。反映了人們對藏象的認識，從多方面與多角度的經驗總結，形成了不同的學說，對探討人體生理與病理變化，推動學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六)出土文物醫學文獻
在近代出土之文物中，有不少系漢代古醫籍或古醫籍殘文。均有重要文獻學價值。其中如前引長沙馬王堆漢墓醫書，另有安徽阜陽漢簡古醫書《脈書》與《引書》，其成書年代究在漢以前或西漢時期，實難確認，雖在先秦時期的可能性大，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在西漢前期的可能性。今再舉兩種為例。
l、《流沙墜簡》
英籍探險家斯坦因於1906年至1907年間，考察我國新疆之和闐、尼雅、樓蘭古城遺址及甘肅敦煌漢代長城鄣燧遺址時，發現了大批漢文及粟特文、?廬文、婆羅謎文文書，書寫材料多木質簡牘。法籍漢學家沙畹曾系統整理斯氏此次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編著《思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19l0年，羅振玉得知沙畹正在考釋漢文簡牘，翌年即向沙氏索取有關資料。1912年沙氏提供了手校本，羅氏隨即與當時也僑居日本的王國維，據此手校本進行了釋文和考證，於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墜簡》。
據王國維該書序言云：“敦煌所出者，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爾北者，則自魏末以迄前涼；其出和闐旁三地者，都不過二十餘簡，又皆無年代可考。然其古者，猶當為後漢遺物，其近者，亦當在隋、唐之際也。”
按《流沙墜簡?方技類?醫方》共有完、缺簡文十一枚；殘紙一片，有字三行，右邊行字亦殘缺。據整理註記，其殘紙出蒲昌海北；十一枚簡文，除“塗牛領”方不記出處外，餘皆出於敦煌。“塗牛領”方一簡，雖無出處，但若從文字字體及書寫風格看，與其他簡亦頗相似，故很可能是同出一地，而原整理漏記。從簡文字體看，亦皆為漢代隸書，此與王國維所謂“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的考證亦相符。
從內容方面看，據羅振玉氏按雲：“右醫方十一簡，內第三及第七以下共六簡，確為獸醫方，其他諸簡，雖未能確指，然簡式書法並同，疑是一書……又諸簡載處方者姓名凡二，曰臣安國，曰漕孝 （上“穴”下“皿” ），每方之前，又載病之徵候，多如後世醫者之診案。”
從上述情況分析，當時出土之醫方簡文僅十一枚，且有多半己不完整。故有可能這僅是原藏中極小的一部分。從內容分析，它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獸醫方”。從《周禮》記載之醫事制度看，官家為保護御用大牲畜，已專設獸醫以治獸病，迨至漢代，至少亦當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治療方面，定已積累有眾多的治療經驗與醫方。然《漢志》著錄，僅“數術類”有《相六畜》三十八卷，而無醫方書。故《流沙墜簡》之獸醫方，對獸醫方書源流的考證，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又為漢代已有獸醫醫方書，提供了實物證據。
2、《武威漢代醫簡》
1972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了一批文物，據整理者考證，此墓當系東漢早期墓葬。
與其他文物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批簡牘醫方，原無名，經整理者定名為《武威漢代醫簡》。
據該書“簡牘整理概況”介紹，“原簡冊已散亂，各簡上也沒有編號標誌，以致原冊編聯的先後次序幾無可尋之跡。經過清理，現存簡牘九十二枚，計：簡七十八枚，牘十四枚。”
該書所載各科醫方三十餘首，包括雜病、金創、婦人、目病、針刺及膏藥等。選用藥物達一百餘種。
所列諸方，基本上是無名方，仍具有古代純樸經驗方的特點。但也有個別方，己初具有名方之義。如“白水侯方”，方末並記雲：“建威耿將軍方，良禁，千金不傳也。”說明此方之傳人，及為“禁方”之價值。此方後在唐孫思邈《幹金翼》卷十二第二猶有“周白水侯方”，藥味略有變動。說明此方流傳之久。又有“千金膏藥方”，“千金”二字，示珍貴也。亦具方名之義。說明醫方己開始由無名方向有名方之過渡，同時也證明，醫方己由純經驗的基礎，向理論化、成熟化發展的趨向。亦可顯示出醫方的發展，從《黃帝內經》所載之方，到《武威漢代醫簡》之醫方，到漢末張仲景書所收醫方的發展過程和源流關係。故《武威漢代醫簡》對研討方劑學的發展和源流，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3、人體經脈漆雕模型
《文物報》1993年第二期載何志國、唐光孝《我國最早的人體經脈漆雕》一文報道，1993年2月四川綿陽西漢古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人體漆雕格外引人注目”，又云：“我們推測它可能與經脈有關。其體表分佈的紅色線條當為人體經脈。人體正面從頭項、經胸腹、至腳兩條線；背面則有三根線條，兩根從頭頂經背部至腳，一根從頭頂至股縫；兩臂各有三根線條，從指尖，經手臂至頸，與頭部線條聯接，形成網絡。頭部和手部線條最為複雜，頭部正面縱線條就有五根，橫線條三根，與軀幹和手臂的線條聯接；背縱向分佈和交匯的線條也有五根，形成彼此相通的風格。線條俱為紅漆描繪，寬O.1至0.15釐米。線條雖多，但行徑有序，顯然有所意圖。上述線條分佈與《黃帝內經》記載的十二經脈有些相似，頭部和手背密紋的線條可能是支脈。”
從該文所述，結合圖片所示，此人體模型所描繪線條，雖無文字說明，當屬經脈圖象無疑。此“人體漆雕”模型，不僅記載經脈分佈和走向的早期文獻內容，與馬王堆及張家山出土之經脈文獻，同為研究早期經脈學說的可靠依據。其另方面的意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載體，或者說模型圖象，是迄今為止文物發現之最早者，也就是說，至晚在西漢時期，己亦之。故其學術價值猶為可貴。
( 七)胎教方面的文獻
胎教問題，雖其來己久，然在漢以前之今存文獻中，尚不見記載，而在漢代文獻中，不僅多書記載，而且有專篇論述。今舉例如下。
l、漢賈誼《新書》卷十“胎教雜事”一篇，對胎教有關問題，作出了專題性論述。如援引《青史氏之記》雲：“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鬥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非正味則太宰荷鬥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又舉例雲：“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笑而不喧，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2、《大戴禮記．保傅》亦記載《青史氏之記》說，唯與《新書》所記文字，小有出入。有北周學者盧辯注“青史氏”文雲：“一曰青史子”。清人王聘珍謂：“《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是則可知《青史氏之記》，或當漢前史官記事之書。又“蔞室”，《大戴記》作“宴室”，盧注云：“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以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
3、《韓詩外傳》卷九雲：“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從以上諸書可見，在漢代文獻中，對胎教問題，雖僅言及王后之事，然必及於百官與庶民。可見，在當時己深知妊婦之生活、飲食、情志等，均可影響胎兒的成長，故特對胎教問題，尤為重視。此猶胎教之早期文獻也。
(八)道教醫學文獻
道教始於東漢後期。就其思想體系的淵源而論，原在秦漢時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宗天神學及讖緯神學思想的影響，及於社會對宗教的需要，加之秦漢王朝對鬼神祠祀，特別是秦皇、漢武等，迷信於方士求仙不老之術，是教道成立的主要社會背景。在思想體系方面，由於漢代自武帝以來，崇尚黃老之說，主張清靜無為的道學觀念，是道教形成的思想基礎。加之東漢後期的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人民群眾對漢王朝的統治日趨不滿。故在順帝時期，首由張陵在西蜀創太平道，又由其入道者需交納五斗米，故又稱“五斗米道”。
道教的教義，不論其思想體系源於何家，但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有神論者，他們不僅創造了諸多之神，而且把人也神格化了，遠者如老子，近者為創始人張陵，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些精神不滅的神。
道教形成之後，為宣傳和傳播教義，自然需要一定的理論、學說與神仙不老之術。同時，為能切實作到養生長壽，導引行氣，自然需要與醫學結合，因而形成了教道醫學所具有的某些特色。以下僅舉二書為例。
l、《太平經》
《太平經》的真正作者，古無確記，現亦難考。據《後漢書?襄楷傳》：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陽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延熹九年，自家詣闕上書曰：“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幹吉(按或稱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幹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令書》。”李賢注：“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是則襄楷傳中所言幹吉神書或《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也。
今存《太平經》一書，殘缺較多，就其內容而論，諸如陰陽、五行、天文、歷算、驅災祛邪、守一養神、祝由覆文等無不論及。其中固有諸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與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總的思想體系，則不失其神道設教的基本教義。今僅以醫術為例。(按用王明先生《太平經合校》本)
經抄乙部闕題：真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遊不時還，目無明也；
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聾也；脾神去不在，令人
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冥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閒之處，不居汙濁之處也；欲思
還神，皆當齋戒，懸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人也。皆上天共訴人也。所以
人多積病，死者不絕。
卷五十草木方訣：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驅使也，名之為草木方，此謂神草木也。治事
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訣愈者，
名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應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驅使，
有官位之草木也……
卷五十刺訣：灸刺者，所以調安三百六十脈，通陰陽之首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脈者，應一歲
三百六十日，日一脈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頭頂，內繫於髒。盛衰應四時而
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此得天經脈讖書也。
卷九十三方藥厭固相治訣：……今天師拘校諸方言，十十治癒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癒
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癒者方，使人精神治之。過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是萬二千物，悉
皆受天地統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統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也。
又卷一百四至一百七有覆文若干道。
按所謂“覆文”，即後世之“符文”，唯該書覆文，雖人不解其意，亦大多為復字如卷一百七神祝壽?覆文之“ ”（四個“天”字上下各二）、“?”（上面兩個“地”，下面兩個“土”）、“?”（三個“乙”，上一下二）等。即由某字或某幾字疊合而成，或取某幾字加某種偏旁疊合而成。此概為“覆文”之意，與後來“符文”純由點、線、圈等曲折彎轉疊合者不同，符文亦極少有明顯的字形，純屬符號性的。凡此等“覆文”或“符文”，即代表天帝或神的意志或方法，故取為神?，或用驅邪，或用以療病。
以上諸端，已足可反映，在道教醫學中，亦有某些合理的或比較合理的成分，亦即具有一定科學意義的內容，如言“三百六十脈、通陰即之道而除害者”，又言“三百六十脈者……總於頭頂，內繫於髒”等，其“總於頭頂”之說，今《素問》、《靈樞》中皆不具其義，惟《金匱玉函經?證治總例》有云：“三百六十五絡，皆歸於頭。”當源於是。此亦可謂對經脈學說的另一家言。
儘管該書中有關醫學方面，有諸如此類內容，但作為道家早期的這一經典著作，其立說的基本思想是“神權”和“天命”，人只不過是“神權”和“天命”的代表者或奉行者。這在上文引諸有關醫學內容中，己表述得非常明確。如人之所以數有病者，乃“上天共訴人也”。草木之所以能治病者，以“天上神木也，下居地而生”。灸刺之治病者，“此得天經脈讖書也”。方之所以可用者，“是萬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統而行”，如此等等，大凡如是。此所謂天，絕非物質的天，自然界的天，而是精神的天，意志的天，也就是上帝的代稱，神的觀念。故在道教醫學文獻中，一直是受這種教義規範的約束，貫穿著神學的思想。
作為道經經典的《太平經》，也是今存有關道教醫學文獻的最早著錄者。
2、《參同契》
《參同契》，漢末魏伯陽撰。伯陽，史無傳，晉葛洪《神仙傳》雲：“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殆失其奧旨矣。”
該書雖不著撰人，然因書中多用?辭隱語，據宋俞琰雲，魏氏之名，亦隱於文中。如卷下雲：“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際，水旱隔並，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俞琰雲：“此乃魏伯陽三字隱語也。委與鬼相乘負，魏字也；百之一下為白，白與人相乘負，伯字也；湯遭旱而無水為?，?之厄際為阝，阝與?相乘負，陽(按繁體為?)字也。魏公用意，可謂密矣。”此說不無道理。
詳該書內容，雖曰言《易》，實則是對秦漢以來內養與丹術之總結與發展。正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元真子董德寧《周易參同契正義》再識雲：“三篇之作，總敘大易、內養、爐火三道。是以上篇言易道為多，而次之以內養，其爐火則兼及之；中篇則內養為多，而易道次之，爐火則又次之：下篇乃爐火為多，而內養為次，易道更為次也。此三篇之中，其三道之詳簡有不同也如此。故魏公之三篇者，以象三才之體也。”該書在道教中影響較大，一直流傳至今，而從未間斷。其內養與爐火之術，對兩晉及南北朝期間影響尤大，故後起之作，多不勝舉。
以上二書，作為道教早期古籍，具有一定的代表。其中有關醫學之內容，己具有道教的某些特色。作為醫學基礎理論，在《太平經》中，己突出了對精、氣、神的論述。為後來《黃庭經》的問世，奠定了基礎。而《參同契》之內養與爐火，則是繼承先秦以來，養生法與黃白朮(即丹術)的成就，加以發展而成。另外，道教用以驅邪治病之覆文，後來竟發展為有些教派的主要法寶，對醫學方面，也有一定影響，實則為醫學領域之異端而矣。
第二、學術成就
根據以上情況，儘可說明，兩漢三國時期醫學文獻，是一個十分輝煌的時代，它具體反映了這一時期醫學發展的偉大成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理論基礎的建立與學術體系的形成。
中醫學術，在直觀的感性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時期的總結，特別是受先秦時期，陰陽五行學說被廣泛運用於各個學術領域作為說理工具的影響，在中醫學中，亦借用了陰陽五行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說明人體生理、病因、病機、診法、治則等有關問題的機理。兩漢三國時期文獻，在繼承先秦醫學成就的基礎上，體現得尤為完備。從而說明，中醫學術，己從感性知識，發展到理性階段，建立了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主體的理論基礎。
在學術體系方面，亦從多家學說的發展中，形成了以五臟六腑及十二經脈為主體的藏象經絡學說，並根據“人與天地相參”的指導思想，與“陰陽五行”的理論基礎，形成中醫學術體系的框架結構，為中醫學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在漢代最終成編的“醫經”類書，特別是《黃帝內經》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著作。
2、一批經典性著作的問世。
在漢代最終形成及漢代形成的大量著作中，今日猶存世的一批著作，如上述諸書，雖經後人多次整理及輯復，難能盡復舊貌。但就其內容來看，應當說，基本上屬於原作。這一批文獻之所以能夠存世而流傳至今，決非偶然。主要是由於它是該時期學術水平最高、應用價值最大的代表性著作。它不僅對中醫學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中醫當前和今後的繼承發揚，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故後世奉之為經典，良有以也。
3、辨證施治的奠基之作。
辨證施治是中醫治療學中的一大特色。它把治療從直覺的感性階段上升到理性階段。體現了治療學中理法方藥的完整過程。辨證，意味著說理與立法，施治，意味著遣方與用藥。張仲景撰用之《辨證》一書，當屬此類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之《辨病形證》，或即此書之傳本。又張仲景醫書，猶充分體現了辨證施治的法則。從辨病到辨證，從六經辨證到臟腑辨證，從同病異治到異病同治，從方劑變化到藥味加減，均可充分顯示這一法則的運用。故仲景著作，是在總結漢代及漢以前治療經驗的基礎上，對中醫治療學的一個飛躍，是辨證施治的奠基之作，為中醫治療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4、方劑的完善與成熟，醫方的運用，由來已久。
《漢書?藝文念》著錄“經方”有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然皆亡佚，不得詳知。今所見者，唯《素問》、《靈樞》中僅具數方，特有近年出土之漢簡醫方，如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及《武威漢代醫簡》，從諸多古醫方看，概猶“經方”之屬。類此諸方，皆無方名，惟言主治何病證等。故仍為純經驗之記錄。然仲景醫書，乃博採眾方(亦或合《湯液經法》等方書)，故所存諸方，大都具方名、主治、藥味、用量、煎法、服法及加減、禁忌等，說明對諸多醫方，經多次運用調整，嚴密的選汰，合理的配伍，己形成一批定型的處方，予以命名，而成為有名方。此乃醫方發展的一大進展，象徵著醫方的完善與成熟，為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故梁陶弘景贊曰：“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
5、一批專科、專病及綜合性著作的形成。
在漢代及三國時期成書的文獻中，有一批屬專科性或專病性醫書。在專科性醫書中，針灸如郭玉之《針經》、託古之《明堂孔穴針灸治》等；婦科如衛?之《婦人胎髒經》；兒科如衛?《小兒顱囟方》；本草如託古之《神農本草經》、張仲景撰用之《藥錄》、吳普之《吳普本草》等；按摩如《漢書?藝文志》著錄託古之《黃帝岐伯按摩》；診法如張仲景撰用佚名氏《平脈》等。在專病性著作中，如《漢書。藝文志》著錄之《五臟六腑痺十二病方》、《五臟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臟六腑癉十二病方》、《客疾五臟狂癲病方》、《金創瘛?方》等。綜合性著作中，如《漢書?藝文志》著錄之《婦人嬰兒方》，為兩科合著；又有張仲景撰用之《胎臚》，據近人餘嘉錫先生考證，“婦人嬰兒方書也。胎謂婦人胎髒，臚與顱皆從盧得聲，古字通用，即顱囟也。”是說有一定道理；此中最有代表性者，為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實為一部多學科綜合性醫學著作。惜大都亡佚，倖存者唯仲景書經後人多次整理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這批醫籍的問世，不僅說明中醫學術的發展，己及較高水平，而且在文獻著述方面，亦具有重大成就。
6、針灸學術的成熟及文獻的形成。
針灸作為一種治療技術，固是在較長實踐中逐漸發展起來，並且逐漸由經驗而概括為理論。如果說《素問》與《靈樞》為針灸學術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而《明堂》一書，則是在理論的指導下，為針灸學術的應用，提供了範本。因此，漢代針灸學術的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絡系統的建立，說明人們對經脈的認識，已達到系統、全面和完善階段。第二，腧穴體系的建立，包括名稱、部位、歸經、針刺深度等，說明人們對腧穴的認識，已相當深化；第三，針刺手法的運用，已根據中醫理論，提出了諸多可操作性原則與方法；第四，腧穴的主治與禁忌，已進行系統的總結。而《黃帝內經》有關針灸學術方面的眾多論述，及《明堂》一書的問世，正充分體現了以上幾點，說明針灸學術已臻成熟階段。
7、本草學的創立。
據現有文獻足資考證者，先秦時期尚無“本草”之名，亦未發現有本草方面的專著，而《漢書?藝文志》亦無著錄。故《神農本草經》一書，據近代學者考證，傾向於該書成編於漢代者日多。“本草學”者中醫藥物之學也。《本草經》一書，它不僅記錄了每一藥物的功效主治等，而且對藥物理論方面的問題，亦有所論述，而且概括出某些共同性與規律性的內容，說明人們對藥物的認識，已不是簡單的感性知識的階段，而是逐步向理論方面發展。故《本草經》的問世，象徵著本草學的創立。
8、傳世醫學文獻的整理與著錄。
如果說先秦時期，傳世醫書尚多以單篇別行的形式出現的話，而到了兩漢時期，則經過官方或個人的整理，而發展為較多的綜合性醫書。西漢劉向校書，是首次由官方組織的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其中“方技”部分，由侍醫李柱國擔任。最後由劉向父子總合著錄，形成了《七略》，後被班固刪選其要，編成《漢書?藝文志》，此為今存首次對文獻之著錄，也是醫學文獻的首次著錄。個人整理今存世者如張仲景書。其自序雲：“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是知該書，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次文獻整理工作。當然，仲景之書，並非單純地對已有醫學文獻的編輯，而是吸收已有文獻，結合個人經驗進行的整理工作。
9、對“房中”與“神仙”學術的重視。
從《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之方技書，不難看出有兩個特點，一者就門類而言，醫經、經方，與房中、神仙並列四類，足見其在方技文獻中的地位；一者就家數與卷數而言，醫經、經方合共十八家，四百九十卷；房中、神仙合共十八家，共三百九十一卷，亦近半數。足見其存世文獻及整理入目者之多。詳自古王室貴族，一方面過著荒淫侈奢的生活，一方面又追求神仙不老之術，在秦漢兩代帝王如秦皇、漢武等，尤重此事。此正統治階級在個人追求中的矛盾現狀。為了迎合統治者的需要，房中、神仙之類文獻的大量問世，並被官方較多地整理入目，與此種歷史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係。當然，就房中與神州兩類文獻內容而論，除具有淫穢與荒誕的一面外，更多的是對性醫學與養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10、對胎教問題的重視。
胎教之事，雖據史料所記，其來已久，然據現存古文獻所記，仍當以漢代更為重視，且對後世之影響尤為深遠。如北齊．顏之推《嚴訓．教子》雲：“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於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其例一也。
ll、氣象醫學的濫觴。
氣象醫學是研討氣象變化對人體的影響以至於致病的學說。在今存《靈樞經》中已有“九宮八風”一篇，言及太乙遊宮及八風致病情況，或系漢代或漢以前文獻，被收入該書中。詳八風之說，由來尚矣，在《呂氏春秋》、《史記》、《淮南子》中均有這方面的記載。然記有太乙遊宮及八風致病者，則莫詳於《易緯書》。如《乾鑿度》卷下雲：“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日，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為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此說與《靈樞?九宮八風》之義盡合，可證其淵源本同。又《通卦驗》卷下雲：“凡此陰陽之雲，天之雲，天之便氣也。坎、震、離、兌為之，每卦六爻。即通於四時二十四氣，人之四支二十四脈，亦存於期。”其二十四氣八風之當至不至或未當至而至所致經脈之病，前已摘引。此較之《靈樞?九宮八風》文，尤為詳備。又張仲景撰用之《陰陽大論》一書，在今存《傷寒論?傷寒例》尚存部分引文。可證其以二十四氣為序言醫學氣象者也，與“九宮八風”說，顯非一家之言，自是另一流派。凡此類記載，正為早期氣象醫學文獻之淵源。與後來運氣學說內容，雖非一種體系，然從氣象醫學而論，亦不無源流關係。
12、道教醫學的初創。
宗教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早在人類祖先進入文明社會之前，便己悄然產生在人類精神活動之中，不管經過多少時代變化，它始終保持著其共有的特點--有神論，演變為不同的形式與教義。道教則是產生於後漢，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為教祖，以不老神仙、清靜無為等為宗旨的一種宗教。處於其教義的規定性，必然地與方技類之“神仙”一派有相同處，與醫學相結合，因而在早期的道經經典中，便包含有諸多與醫學有關的內容，並在繼承先秦行氣導引術與黃白朮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總結髮展，形成了特有的內養修煉等方法，在理論上也具有自身的某些特色，為道教醫學發展開創了道路。
以上是為兩漢三國時期醫學文獻之概況。凡此種種，皆據歷代文獻所載、前人研討所得及個人管窺之見。由於資料及個人水平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各位方家予以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