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與後現代化邂逅的中醫學
聖人之教
現存最早的中醫典藉《黃帝內經》是以“聖人之教”為張本的：“是故上古聖人之教下也，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所謂“聖人之教”以今天的語言來表述，就是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究心於天人之間，以一種整體的、聯繫的、有機的信念來觀察和理解宇宙與人類。《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天地人是按一個統一的“大道”來運動的，人類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因此人生也只是“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即使是聖人也只能“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而疾病則只是生命“浮沉”的偏離狀態而已。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易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黃帝內經》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是“聖人之教”又是究心天人之際所發現的，整體陰陽的矛盾運動與協調和諧這一根本規律。這一點是一脈相承地貫穿在“東方神秘主義”的核心之中的。
世界觀是一種哲學。而在古代，哲學也就是科學。所謂“自然哲學”實際上是試圖以哲學的思辯來解決自然科學的問題。然而，科學的本質是實證的，如何使哲學的思辯與科學的實證正確地結合，創造出實際的技術，以解決日常切用的問題？我們偉大的祖先在醫學領域裡進行了卓越的建構，創造出一個偉大的奇蹟--中醫學。
古聖人的方法，一方面是藉陰陽的矛盾差異，逐層地分析，引出種種中間命題，為四時之陰陽、晝夜之陰陽、人身之陰陽、臟腑氣血之陰陽、藥物性味之陰陽等等。另一方面，通過對人體生理、病理、藥物性味、功效的深入觀察體驗而綜合出與上述分析概念相對應的“象”“性”--病象、證象、藥性等實際知識和物化手段，使哲學的思辯與科學的實證相互契合，形成一整套獨特的概念體系和物化體系，並進一步通過理論←→實踐之間的無數次檢驗、反饋、修正、擴張，使中醫學由一個包含整體論基因的胚芽發育成參天大樹。
一定的哲學總是衍生出一定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中國古代哲學的認識論是主客一體、物我交融、體物會心、司外揣內、司內揣外，於是它的方法論也必然是整體論的。所以中醫的概念體系，徹頭徹尾地打上整體論的印記。從天地之陰陽下推到腎陰腎陽，在理論思辯上是分析的，而在概念內涵上是整體綜合的，並沒有真正打開人體的“黑箱”。從整體出發，中醫概念所蘊涵的必然側重功能、聯繫、狀態，而不是結構、實體、結果。而恰恰因為人體生命系統是一個最複雜、最富整體性的系統，所以中醫學在以陰陽體系為座標來描述與調控人“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所發生的偏離狀態時，能獲得最大的成功。只要想象一下，從1840年算起，西醫大量傳入中國至今才160年，而璜胺藥、青黴素發明至今才60年，就可以深切地體會到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張仲景的麻杏石甘湯、葛根芩連湯、白虎湯對於患大葉性肺炎、痢疾、乙型腦炎的中國人來說是何等“救苦救難”的菩提甘露！
所以在即將步入公元紀年第三個千年的時刻，來回顧一下中醫學的歷史，我們會認識到中醫學蘊藏的是一個世界觀，一種哲學，一種文化，一種方法論，一種獨特的理論體系、概念體系、技術體系。而這一切都是我們睿智的祖先究心天人之際，以整體方法認識自我的結果。
百年困惑
17世紀發源於西方的現代科學，以一種新的世界觀來認識世界。他們發現，天體的運行遵循著嚴格的機械與力學規律，分析的方法較之亞里士多德的預測方法，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將事物從複雜還原到簡單、從多元還原為一元更有助於達到對深層規律的揭示掌握和利用，於是隨著近現代科學的蓬勃興起和發展，機械論的還原論世界觀以一種席捲全球的澎湃之勢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
現代科學究心的是物質與結構，而人則是處於研究對象之上的主宰者。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成為現代人類的響亮口號。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之上的現代醫學，也首先是把人作為生物機器來研究的。在分析--還原方法的引導下沿著人--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原子的下行方向逐層還原，使人類對自身的瞭解越來越達到細緻入微的程度，藉助於伴隨而來的各種干預手段如抗生素、激素、體液療法等，使人類面臨的健康問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面對著蓬勃的現代科學和現代世界觀浪潮，中醫學在“上下求索”中彷徨跋涉，初欲援西證中，繼欲衷中參西，進而中西匯通、中西結合，以致於今日提出中醫現代化的構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醫學的世界觀--方法論--理論信念--概念體系--物化手段都難以在現代科學中求得詮釋。通約，更無論找到同調或知音了。“當今日的中醫學環顧四周時會發現，科技之林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樹在科學規範這一‘基因’上都與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說現代科技知識背景是‘一片翠綠’的話，那麼中醫學就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它的色彩與背景已形成了鮮明的反差。”（1）
應該深切地認識到，醫學的中西之別實則是古今之別，而古今之別又植根於世界觀及方法論的層次之別，但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層次之別又是否有優劣之分呢？
從人類認識史的角度而言，古代聖哲在面對一個紛繁複雜、萬象疊羅的陌生世界時，迫切需要一種“觀念上的秩序”。因此，他們採用從“最簡單的特殊”（如日月、水火、明暗、雌雄）出發，突然飛躍到“最高級的一般”（陰陽學說），然後再推出種種中間命題（如氣為陽、血為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瀉為陰）的“預測方法”，這一途徑不但是能動的、卓有成效的，而且是必由的、不可逾越的。亞里士多德與黃帝歧伯都是如此。
然而，當整體論的預測方法開拓到一定程度，同時人類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追求一種更為深入的、更為確切的知識又成為必須，所以以弗朗西斯、培根為代表的分析方法就應運而生。
從歷史發展來看，如果說亞里士多德、黃帝歧伯邁出的是第一步--左腳，那麼培根邁出的是第二步--右腳。從里程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遠，從時序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現代”，然而這並不能說明左右腳孰優孰劣，對哲學、認識論、方法論的中西古今之別亦應作如是觀。
東方文明、華夏文化、中醫學歷劫不磨，綿延至今的歷史與現實就證明，它們有著自身的價值、活力與真理性。機械論、還原論的現代世界觀與方法論並不能包容傳統的世界觀、方法論及其衍生的科學知識。中醫學的百年困惑其根源即在於岌岌於以彼證我。以西證中，以現代“化”古代，而忘記了“我心即佛”“求人不如求已。”
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