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科學主義到偽科學--兼談“西化”中醫和“結合醫學”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李致重
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裡，中國的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一直處於“在衝擊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狀況。近50年來，儘管國家為了中醫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並在《憲法》總則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但是，中醫問題上近代科學主義的嚴重傾向和偽科學現象，始終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國家高揚“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這些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一、“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及其分類
有人說：今天的社會正處於一個科學迷信或技術瘋狂時代。這個說法在其它領域裡的表現如何，本人不便評說。然而，堅持“人是機器”的機械唯物主義立場，把在非生命領域取得成功的觀念和研究方法，作為研究生命(包括醫學)領域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當然是十分片面的。這種立場、觀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醫高度注意，切莫誤入歧途。為此有必要對“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及其分類問題，做一些簡要的澄清。
1．“科學”的出發點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一書的開頭便說：“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對感覺的喜愛就是證明”。這裡所謂的求知，即人對客觀世界背後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籠統地說，客觀世界就是人們科學研究的出發點。
客觀世界展現在人們面前的，用當代哲學裡的習慣表述，叫做各種千變萬化的“事物”。有的哲學著作裡，稱之為“物質”。用列寧的意思來說，這些千變萬化的事物，是人們的感官（包括通過儀器延長了的感官）所能感知的，又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
這些客觀實在的事物，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稱之為“萬有”（或“存有”）；在老子那裡稱之為“萬物”。所謂“萬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陀釋迦牟尼的說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到的色、聲、香、味、觸、法。所以，人們透過感性的色、聲、香、味、觸、法，達到對隱藏於其背後的本質屬性的理性認識，這就是科學研究的意義。而從“萬有”、“萬物”、“五蘊”中，真實、全面、完整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具體對象，則是科學研究的具體出發點。
儘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喜愛視覺尤勝於其它”，所以對研究對象認識上的片面性或者誤差，便成為科學研究的首要難題。為保證科學研究出發點的客觀實在性，亞氏在其《形而上學》一書中，重點討論了這一問題。其中的許多論述，經13世紀的託瑪斯.阿奎那的闡發、補充，進一步趨於完善。故臺灣的學者常將他們的學說，統稱之為“形上學”。比如，“形上學”首先討論了萬有的單一性。接著討論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緊接著又討論了“有之真”（“名實相符之謂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謂善）、“有之美”（悅目、自然者即為美）。然後確立並重點論述了“因果律”等等。這些討論，是人們從事科學研究之前，必須率先對人的理性思維加以規範的邏輯條例。有了這些基礎，才可能保證在真實、全面、完整的客觀實在的前提下，健全地發揮人的理性思維的特長，以達到對客觀實在背後的本質屬性正確的認識或把握。
當代哲學裡，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言，本人以為，用“事物”這一概念比用“物質”這一概念為好。其一，“事”是“物”的運動方式及其過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礎。“事”表現在人的感觀裡的，是狀態（信息、現象）。作為中醫研究對象的證候，自然界的氣候、物候，皆屬之。用哲學的話講，“事”是客觀實在運動、變化狀態的時間軌跡。而“物”表現在人的感觀裡的，首先是其結構與功能。這常常是物理學方法、化學方法研究對象。同樣用哲學的話講，“物”是客觀實在結構、功能意義上的空間特徵。其二，當代哲學裡的“物質”世界之說，用“形上學”裡的“形質論”來看，它著重強調了組成某一事物的“原質”（或材料）的結構特徵。這便一定程度地忽略了該事物作為本來存在的“原形”時，它的固有特徵。以中、西醫對比而言：西醫著重研究了組成人的“原質”及其“原質”的結構與功能；中醫則著重研究了人的“原形”，即作為真正的“人”的意義上的、活的整體層次上的存在及其特徵。從“事物”與“物質”的對比中強調上述這兩點，在近代物理學、化學佔據科學主流地位的當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義。而用“事物”一詞表述“萬有”、“萬物”、“五蘊”的客觀實在性，不僅比“物質”一詞準確、合理，而且也是歷史的、應有的哲學統一。
基於上述，具體而言：科學的出發點是萬事萬物發生、發展、變化、運動的時間軌跡和（或）空間特徵。而每一個學科，僅僅是研究了萬事萬物中某一個方面的時間軌跡或空間特徵而已。這樣講，既有利於理解本學科自己，更有利於理解自己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係。研究中、西醫的關係，這一點尤其不可忽視。
2．“科學”的含義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科學最早的含義，即“知識”。所以，源於西方的“知識就是力量”之說，其實是對“科學”價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換一個提法，那麼“知識就是力量”，也可以稱之為“科學就是力量”。當然，人們認識客觀實在的理性知識，也包括技術（技藝）和經驗。因此嚴格地講，真正揭示客觀實在的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才能稱之為科學。所以臺灣學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譯《形而上學》一書時特別強調：科學是目的的，技術是手段的。也就是說，科學是以為認識事物的真理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術具有明顯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學前提下的功利性運用的手段。
與亞里士多德同一時期，在中國的《禮記.大學》裡，科學稱之為“格物致知”。其原話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朱熹對致知的含義及過程註解得極好，他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可見，“格物致知”所獲得的“欲其所知”，與亞氏的知識原本一樣。進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麼科學原本沒有任何迷信和神秘可言，它只不過“物格而後知至”的不斷認識的過程而已。
在清代後期的外來文獻翻譯中，西方文獻中的“科學”一詞常被譯為“格物致知”。在東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學”二字用在外來文獻翻譯中的，其實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面臨著不斷湧進的門類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日本人取“分科之學”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裡，發明了“科學”一詞。這的確是日本人在靈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礎上，頗有智慧的翻譯。
第一位將“科學”二字直接用在中國的，當推嚴復先生。他在翻譯《物種起源》一書時，將過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為“科學”。從此，“科學”一詞便成為源於中國的文字，滲透著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國，卻頗具西方現代意味的詞彙了。如果再把“科學”與“知識”並列起來看，則“科學”二字就變得既樸實無華而又絕無神秘色彩了。
嚴復對科學和技術的解釋說：“學者，考自然之則，定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則，求可成之功。故學主知，術主行”。這一說法，與亞氏的觀點是完全相通的。
基於上述，本人這裡用今天的語言給科學做一個現代的定義：分門別類地研究各種不同事物所獲取的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則稱之為科學。
具體而言，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自身所面對的特定的客觀實在為其研究對象；也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對象所形成的系統化的概念(範疇)體系。這一系統化的概念(範疇)體系，揭示了研究對象的本質特性；在指導實踐中有可重複性；並達到了表述的單一性。這就是成熟的科學的基本標誌。同時尚須強調，科學不僅不神秘，而且不同學科之間，原本不存在排它性。任何一個科學的發展既是歷史性的，更是傳統性的，即內在於自身傳統的歷史性演進，絕非其它學科所能代替。
3．“科學”的分類
科學既然是“分科之學”，所以它的門類，成百上千。這裡所談的分類，只是從宏觀角度的大體劃分。
第一，從研究對象分類
在科學上，最早、最準確、至今仍不失其指導意義的分類，當推中國的《易經》。《易經.繫辭第十二》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裡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觀實在，可以理解為天造之萬物；這裡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觀實在，可以理解為人造之萬物。
春秋秦漢之際，人們加工製造“器”的能力雖然十分有限，但是人們從“形”入手，認識天造之物的能力卻卓有成效。面對自然生成的萬事萬物，中國先哲們的認識路向是“下學而上達”，即向上攀爬的認識論特點。具體而言，這種向上攀爬的認識路向是：以“形”為研究對象；通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類萬物之情”；按照天人相應的原則和“下學而上達”的認識路線；最後追尋到萬事萬物生成、發展、變化的總原理、總規律上，即“道”。回過頭來，再以此“總原理、總規律”，認識“形”是如何來的、如何變的、向何處去的運動變化規律。這先“上”再“回”的認識路向，同樣是中醫學形成、發展、完善的思維路向。
而製造“器”，則要向下尋找。先認識和把握製造器的“質”，亦即材料，再學會獲取“質”和製造“器”方法，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製造出理想中的“器”來。
由此可以說，人類既要認識和調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製造人造之“器”。於是，從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發，便形成形上與形下兩類不同的知識體系。亦即兩種科學分類。
在西方，最早對科學進行分類的，還是亞里士多德。他採用的，同樣是“下學而上達”的路向：先從“物理學”入手，經過“生理”、“心理”（靈魂），一直到達“天理”的認識。亞氏所說的“物理學”，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範疇。而相對於“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亞氏時代則將其稱之為“後物理學”。由於“後物理學”寫於“物理學”之後，其內容又是對“物理學”總原理、總規律的概括，故稱為“後”。 “後物理學”後來被人們稱之為《第一哲學》，其實在於強調其“超物質”、“超經驗”、“超感覺”、“超現象”的意思。《第一哲學》，相當於今天所通稱的哲學。
依據上述意思，亞氏的科學分類是層次分類。即將一般的自然科學統統稱之為“物理學”；而比“物理學”層次更高的科學，稱之為哲學。後來，當中國人翻譯亞氏的《第一哲學》時，依據中國的表述方式，翻譯為《形而上學》。這一翻譯，誠可謂恰到好處，名副其實。因為“形而上”所探求的總原理、總規律，即中國先哲所講的“道”，這與亞氏思想，基本相通。因為亞氏也是從“形”入手，最後認識到形上之“道”的。
這裡需要附代說明，亞氏同樣處在人類製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時代；而他的上述分類中，沒有涉及人造之“器”的問題。
本文前面所談的“事”與“物”，應該說是當代以科學研究對象為前提的另一種分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只能是狀態（信息、現象、證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所以研究歷史、社會、進化、生態、天文、氣象，以至中醫研究的證候時，人們總是遵循著這些“客觀實在”運動、變化狀態的“時間軌跡”，來認識本學科所研究的客觀實在的。可以說，從研究狀態（信息、現象、證候）的運動、變化入手，這是研究“事”的原則和特點。而分析“物”的結構、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組合結構為人造之物的研究，則要遵循著所研究的“客觀實在”，亦即物的“空間特徵”而進行的。故研究“物”與研究“事”相比，彼此屬於不可通約性的兩類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
以上三種分類裡，“形”、 “事”之軌跡，相互類似；而“器”、“質”之結構與功能特徵，則基本一致。人們習慣上講的近代科學，主要是指研究後者而言的。
第二，從研究方法分類
據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須在“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類萬物之情”的基礎上，以體悟“道”的總原理或總規律。進而把天地萬物之大“道”，與具體研究對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聯繫起來，以探求具體對象的發生、發展、變化的因果關係。這種方法，與當代綜合、系統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
研究人造之物，先須熟悉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與方法，並以此為基礎，研究具體對象的物理學、化學特徵。然後，才可能推進人們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發展。這種方法，即近代分析、還原性研究方法。人們習慣上所講的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
所以簡言之，就研究方法來分，科學可以分為綜合、系統與分析、還原兩大類。歷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綜合、系統性方法是研究“道”、“形而上學”，“形”、“事”之軌跡時的常用方法；分析、還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質”的結構與功能時所必須的方法。這兩類方法，是因為科學研究實踐中兩類不可通約性的研究對象所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同樣是不可通性的。
第三，從知識層次分類
科學-技術-經驗，是由高到低的三個不同的知識層次。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正如前面提到的嚴復的界定那樣。理論原理、規則、規律，是科學的內容；在實踐應用中，技術是以科學為基礎的。而經驗則是最初級的、以感性認識為主的知識層次。
現代常常把這三個不同的知識層次，稱之為理論（基礎）科學、技術科學、經驗科學，這是很不嚴肅、很不恰當的。這種情況與人們常常把“高新技術”誤稱為“高新科技”一樣。一方面混淆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學迷信”和“技術瘋狂”形勢下，一種對科學認識上的盲目現象。近20年來，獲得諾貝爾醫學科學獎的項目中，絕大多數屬於技術性內容，有的甚至是初步為經驗所證明的內容。足見這一盲目現象在當代的普遍性。
第四，科學與哲學的關係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學是對自然、社會和人的大腦思維的一般規律的高度概括。辭海中對科學的解釋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可見，哲學的“一般規律”，即普遍規律，它是覆蓋著所有科學，即知識體系的。所以就分類而言，“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脫離哲學的指導作用，就像“後物理學”是“物理學”的總原理、總規律一樣。如果把哲學排除於科學之外，或者把哲學與科學並列起來，都是不恰當的。然而，科學是研究和認識具體對象的知識體系，它不能等同於哲學；但是認為哲學可以“代替一切自然科學”，也是十分錯誤的。這一點我們在“文革”中有過沉痛的教訓，相信人們不會忘記。
過去常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認為春秋-秦漢之際，“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甚至把《易經》的存在，視之為“導致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的原因，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哲學本身就是科學的一類，而且是層次最高的一類。就像“後物理學”是從“物理學”基礎上概括出來的一樣，兩者在知識層次上有區別，但決無矛盾可言。其二，春秋-秦漢之際的科學，比如中醫學，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它與近代科學分析、還原性科的範式明顯不同。當然也不能因為中醫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而將其排除於科學之外。其三，當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還原性科學的主場上來看綜合、系統性科學時，就像熟悉九章算術的人不理解萊布尼茲的數學二進制一樣。在兩種範式不同的科學之間，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視之為“其中本無味”。其四，近代科學門類繁多，是分析、還原性科學在近代突飛猛進的反映。這是分析、還原性科學自身發展的歷史所決定的。不能說古代哲學制約了近代分析、還原性科學的發展，也不能說近代分析、還原性科學是擺脫了哲學的桎梏後，才獲得繁榮的。
再從亞里斯多德、託瑪斯的“形上學”來說，它的主旨是討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尤其是“形上學”中關於“萬有”真實、全面、完整地展現在人們視野之中的論述，關於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等思維原理，更是對人們思維方式加以邏輯規範的根本性的科學。從這個意義上看，“形上學”應富有“哲學的哲學”的意義。也可以說，它更是人類科學研究之母。從“僅在美國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學及研究中心傳授此學說”，“每年就有五百多本書籍和二十五種刊物問世以專門介紹此學說”這一點來看，足見當代科學哲學界對“形上學”之重視了。說它是科學研究之母，其實並不為過。
第五、從生命與非生命的分類
《辭海》中關於科學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之說，代表了近代對科學在研究對象或範疇上的一種分類，當然無可厚非。然而面對中醫學發展中的困惑，總令人有一種缺失之感。
在中國，生命科學（包括醫學）一直被劃歸於自然科學系統。而當今的自然科學系統中，絕大多數是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分析、還原性科學。如前所述，分析、還原性科學最成功之處是非生命領域，或稱之為人造之物領域。而醫學面對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人與人造之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人的新陳代謝功能是任何非生命領域的人造之物所不具有的。用現代系統科學的觀點來說：人體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具有自組織能力的、至今仍存在著諸多盲區的巨系統。所以迄今為止，西方西學可以藉助分析、還原性方法，把人由組織、器官水平，拆到細胞水平，再拆到分子水平；但是，人們至今不可能用幾個基因片斷，連接出一個最簡單的病毒來。這就說明，生命科學（包括醫學）絕不是分析、還原性科學一家的領地。從人是天造之物的角度講，醫學科學同樣也有一部分應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範疇。而且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的一部分，肯定還大於屬於分析、還原性科學的那一部分。中、西醫之間，也是這樣。
基於上述，以往把中醫劃歸於生命科學之中，這在使中醫從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同時，也使中醫從屬於西醫之下。這就無形之中助長了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自身發展的在干擾，影響了中醫自身的完善和發展。所以從當代科學分類來看，至少在中、西醫並存的中國，生命科學（包括醫學）應當從自然科學範疇中獨立出來。如此，《辭海》中關於科學的解釋，則應修改為：“關於自然、社會、生命和思維的知識體系”。
二、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的干擾
所謂近代科學主義，即是把近代物理學、化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分析、還原性觀念和研究方法，視為評定一切科學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的看法。
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的干擾，與機械唯物主義不無關係。在當代生命科學界，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機械唯物主義助長了近代科學主義，近代科學主義加深了機械唯物主義。儘管一百年前“動物是機器”、“人是機器”這種觀點，已經受到西方科學哲學家的深刻質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觀點仍然牢牢地束縛著著中醫，當然也同樣干擾著西醫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醫復興論》一書。該書中“論中醫學的定義”、“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中醫在人類醫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中醫藥學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論問題”等文，在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的比較中，在中西醫的科學、技術、經驗層面的比較中，對中醫和西醫生物醫學做了定義。同書還在“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中醫生存與發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醫學術的百年困惑”、“中醫科學必須徹底告別餘雲岫現象”、“為中醫教育診脈處方”、“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科學學思考”、“西化--中醫研究的致命誤區”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造成的危害，這裡不再重複。總結《中醫復興論》的相關論述，對於近代科學主義在中醫上的干擾，集中起來，那就是“中醫西醫化”思潮。下面僅以歷史的角度，談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紀前半葉，持近代科學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餘雲岫。他於1917年出版了《靈素商兌》一書，完全從西醫角度出發，全盤否定《靈樞》、《素問》的醫學觀念和基礎理論。他於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提出了“廢止中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第一次提出廢除中醫的叫囂。1950年，他又在建國初期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期間，改換包裝，老調重彈，又一次提出了“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學西醫的學者，頭腦中只有分析、還原基礎上的形而下的西醫，當然視中醫為格格不入。他的重點始終盯在中醫的基礎理論上，亦即中醫的科學原理部分。他欲通過“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醫形而上的科學原理統統廢除。他可以容納的，只是與中醫斷根絕緣的方和藥。所以他後來也被稱之為“廢醫存藥”的代表者。
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醫科學化”，意在改造中醫。改造之法，即要求開業中醫必須通過西醫若干門基礎理論課程的學習和考試，用西醫的基礎醫學，取代中醫頭腦中的中醫基礎理論。受這一做法的影響，1956年創建的中醫大學教育裡，無可爭議地將西醫基礎醫學的全部課程，以“醫學科學”課程的名義，納入中醫大學早期的教育之中。這就使學生從進入中醫大門之時，便踏上了“西化”中醫的誤區。
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家最高領袖對衛生部一份報告批示的形式，鑄成了中醫科研上的“雙重學術標準”的問題。所謂的“雙重學術標準”是，既承認中醫是科學的，又將中醫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寄託在西醫學術觀念和方法上。中醫本來是形而上的醫學，卻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觀念與方法對其進行“發掘”、“提高”。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後的事實表明，近50年來“發掘”、“提高”中醫的主流，其實就是由“雙重學術標準”所鑄成的“中醫西醫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代科學主義充斥了整個中醫的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的各個方面。故“西化”中醫，始終是干擾中醫發展的一大誤區。而且由於“西化”中醫思潮的長期氾濫，令中醫陷於偽科學的困擾之中。
三、偽科學及其在中醫上的表現
偽科學的做法，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科態度相反。所以偽科學就是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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