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的態度推進中西醫配合
--致陳可冀先生的公開信
陳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醫復興論》一書，可能沒有來得及送給您。值您來香港浸會大學接受榮譽博士之際，贈一冊，請指正！同時送上今年撰寫的《中西醫配合清議》與《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二文。另外也送上陳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兩篇文章，以供對照參考。
您此次來香港，時間安排緊促，為了不耽誤您的時間，也為了您對我所提的一些問題有充分、冷靜的思考空間，謹以書面形式談以下幾點，容以後有機會時，再共同討論。
第一，關於口號和求真務實。
關於“中西醫結合”這方面的口號，這些年實在太多了。老口號、新口號、大口號、小口號連連不斷。似乎推進中西醫結合，就只有靠口號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國中醫藥報》的“團結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國際中醫藥論壇暨第二屆世界中醫藥大會”上的發言中，所提到的口號有：“著眼現在，把握未來，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為我們當今必須明確的戰略需求”；“中西醫結合沒有終點，中醫現代化永不謝幕，應當與時俱進地去不斷完善和提高”；“繼承、創新、和諧、融匯、發展中去葆有中醫藥學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態的風格和魅力”；“協同奮鬥，為實現中醫藥現代化作貢獻”；“多元創新，有新作為”；“互補才能雙贏多贏”；“乘時代進步的輕舟，鼓勵創新和自我超越，挑戰未來”；“努力實踐，提高療效，造福人類”；“與傳統中醫藥理論結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種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要多一些寬容，少一些責難，多一些幫助，少一些帽子”；“中醫藥的現代化和中西醫結合更是時不我待”；“希望中醫藥的足跡走遍全球，希望中醫藥學的桃李滿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頓、無奈、疑惑、猜忌，繼承優秀傳統，建設先進文化”；“實現中醫現代化，促進中西醫結合，為中醫藥學堂堂正正的進入世界主流醫學領域，為建設富強的中國，充滿激情地灑脫前進”；“發展中醫藥學，促進中西醫結合，實現中醫現代化，是建構'風景這邊獨好'的頂天立地的舉措”；“永葆中華醫藥文化常青”；“創制新型複方，走向世界”；“現代創新模式”；“獨到高招模式”；“並用互動模式”；“不封閉、不排他、和而不同，繼承發展，共同為繁榮中華民族醫藥文化作貢獻”……
以上這些，完全是口號，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號！
本人並不完全反對口號，因為口號常常是上級行政領導號召大家應該努力去“做什麼”的一種方式。然而，專業人員在科學問題上，沒有製造口號的職責和必要。譬如“中西醫結合”，它原本始於上級行政領導提出的一種號召或口號。而專家則應當在充分研究或科學論證的基礎上，解決好“如何做”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人不再是一天聽不到口號，就不知道今天該“做什麼”什麼的時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學”、“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樹立科學發展觀”的當代，更應當知道科學自身的發展，首先是“內在於傳統的歷史性演進”。靠口號來推動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對“中西醫結合”上的混亂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須冷靜反思；現在最緊迫的責任是，要以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給“中西醫結合”做出一個符合中醫與西醫科學原理的、準確而又規範的定義（或解釋）來。只要學術界理解和接受這一定義或解釋，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為。您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責任重大。與其用口號鼓動、宣傳大家，說中西醫結合“應該做”，說“風景這邊獨好”，倒不如對“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做出科學的定義來。當什麼叫“中西醫結合”的問題解決後，接下去的“如何做”，便會如影隨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關於“二”和“一”。
“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呢，還是人類醫學體系只有西醫一家？這個問題是研究“中西醫結合”定義時的首要問題。近一百年來，人們多是把中醫學當作一具屍體來解剖，企圖用西醫還原性研究方法從中獲取西醫可用之物。或者人為地認定中醫是經驗醫學、經驗療法，否認其基礎理論的科學原理及其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聲稱：“不管是英、美、德、意，還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個主流醫學”；“中醫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強調中醫特色與優勢，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復古尋舊”，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來”；所以，“還想成為主流醫學，這樣是行不通的”(呂維柏先生語)。這些觀點，其實是中西醫結合界的主流觀點。按照這些觀點，憲法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可以不要了，“中西醫並重”的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為尷尬的是，按照這些觀點，中西醫結合的根，便被中西醫結合界自己親手挖掉了。既然世界發達國家和中國的“主流醫學”都是西醫一家，那麼，用西醫的還原性方法從經驗的中醫中將可用之物拿到西醫裡去，不就行了嗎？如此可見，“結合”從“一”而開始，到歸於“一”而告終。那麼，被稱之為的“中西醫結合”和“中西醫結合醫學”，其存在的土壤和價值，究竟在何處呢？如果“結合”的最終結果是把中醫的經驗，“化”到西醫體系之中了，中醫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麼，“中西醫結合學會”2001年迎春聯誼會上提出的“中西醫結合是繼承發揚中醫藥學的重要途徑”，又應該做何解釋呢？
您也許知道，本人從事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已經20多年了。從1993年12月在中國《科技導報》發表“中醫現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時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經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時候，本人就曾對“中西醫結合”概念的混亂，提出了多方面的質疑。接著於1995年發表了“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和“論中醫學的定義”兩篇文章。而為“中西醫結合”和“中醫學”做的定義的同時，也研究了西醫“生物醫學”的定義。正如本人在“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一文中所說：“至今我不願意說本人對'中醫'、'中西醫結合'和西醫'生物醫學'所做的定義準確無誤，而是熱切地寄望於學術批評和科學檢驗。但是可以無愧地說，從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的比較中，從中西醫的科學、技術、經驗層面的比較中，研究這些定義的思路是正確的。”如果再經過歷史與實踐的檢驗，當這三個定義為學術界所理解和承認時，便無可爭議地填補了我國醫學辭書的幾個空白。我一向說話謹慎，但“填補”二字，相信沒有誇張。
當年倉頡造字，每一個字造出來時，必然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意思。後來在文化科學的發展與傳播中，每一個新概念的出現，自然要首先以定義的形式對其內涵加以規定。因為科學研究就是理性思維，而概念是思維的“細胞”。倘若一個概念出現之後，長期沒有對其內涵加以規定，由此所進行的思維，只能用“混亂”二字來概括。“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提出來近50年了，其定義至今還在“探討”(陳士奎先生語)之中。而且就連這種“探討”，仍然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問中西醫結合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沈自尹先生語)，沒有必要“為怎樣給中西醫結合下定義”而爭論不休（見《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9月24日）。提出這一觀點的竟然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學研究中的“理性思維”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尤其令人難堪的是，在“中西醫結合”沒有定義的前提下，持這一觀點的他，竟然是中西醫結合的學科帶頭人和中西醫結合的科學院院士多年了。科學歷史會說話，到時候真不知道將如何交待！
第三，關於“配合”與“結合”。
在從科學的層面上，理清中醫和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之後，中醫和西醫之間的關係，則是兩種醫學在技術、經驗層面上的配合關係。把兩種醫學從科學層面上合二而一，從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史的比較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沒有可能性的。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塞繆爾.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理，也解釋了這一點。本人在2000年發表在中國《科技導報》上的“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一文，從中醫和西醫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三個方面，做了論證。接著在“中西醫配合清議”（臺北《自然療法》雜誌2004年第2期）一文中，從亞里斯多德“形質論”原理，做了進一步的說明。陳士奎先生在“也談中西醫結合--兼駁李致重的幾點謬誤”一文中，對“中西醫結合”與“中西醫結合醫學”所做的“定義”，真可謂見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學科分類和定義的一般常識。其二，他分明缺乏邏輯學常識，卻要玩弄邏輯詞彙，結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他並沒有從科學層面上，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三個方面，做認真深入的中西醫比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終是結構實體的人，而沒有信息（狀態）實體的人；他所認可的始終是還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無視系統（綜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認的始終是以具體概念描述的西醫的知識體系，而無視以類比概念所揭示的中醫學知識體系。歸根結底，他完全站在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方法、標準一邊，沒有顧及中西醫兩者在上述三方面的“範式”完全不同，所以無法理解中西醫之間是“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關係。
在科學學、軟科學研究上，本人有一種體會：我們欲知一個學科發展的今天，就必須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們欲知一個學科發展的未來，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則，必然陷於膚淺或茫然。人們都知道《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的科學（理論）基礎，但是，《黃帝內經》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識基礎之上呢？不知《黃帝內經》之前的文、史、哲，則對《黃帝內經》所奠定的中醫科學基礎，註定理解不深。須知春秋-秦漢之際，是整個人類文化科學的第一次高峰時期，而決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點。人類第一次文化高峰時期的深厚積澱，豈是“復古”、“落後”幾個字可以了結的嗎？倘若陳士奎先生不是把中醫學作為西醫觀點下的屍體來解剖，他在《也談中西醫結合》一文中所提的“定義”，必定會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與討論。
我們都是長期搞學術工作的人，深知學術民主、學術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性。不論中醫或中西醫結合，都需要我們以“和而不同”的心態來面對不同觀點的學術討論。從“大字報”、“大批判”式的“語言暴力”干擾學術討論的做法，早已是歷史的陳跡。用這種做法干擾學術討論，必將走向歷史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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