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李致重
內容提要
在“中西醫結合”的名義下，我國中醫學術、事業的發展日趨“西化”。對這種狀況，從學術角度進行反思和討論是十分必要的。在學術討論中以“語言暴力”對不同觀點進行“批判”，違背了學術自由和爭鳴的原則。當年提出“中西醫結合”時，我國的中醫事業中存在著突出的“雙重學術標準”問題。既強調保持發揚中醫的特色與優勢，又堅持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主導著中醫的科研與發展。而“雙重學術標準”的背後，真正承認的其實還是西醫一家的學術標準。這就使中醫學術自身的繼承與發揚，長期籠罩在矛盾與衝突之中。幾十年來，對於現行的醫學科學體系究竟是“二”還是“一”這一首要的學術問題，學術界研究與思考未能深入。因此在什麼是“中西醫結合”這一命題上，至今沒有明確的界定。這是導致“中西醫結合”其說不一、各行其是的根源。尤其花費了數十年的功夫，“創造”缺乏科學理論支持的“中西醫結合醫學”，歷史與事實已經表明，這是人類科學史上罕見的盲目行為。要使中醫和“中西醫結合”走出困惑，需要打破來自中醫界自身的和客觀文化環境、人的自我觀念等方面的桎梏。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智慧。基於“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搞好“中西醫配合”，是當今唯一的正確選擇。“中西醫配合”的原則和目標是：以中西醫各自的科學理論為基石，加強中西醫工作者的團結與合作，推進中西醫兩種醫學的治療技術(包括經驗特長)的有機配合，以最大可能提高防病治病的臨床效果。這是今後相當長時期內，在中西醫並存條件下，兩種醫學之間相互合作的基本方式。
標題目錄
引子
一、學術討論不可訴諸“語言暴力”
二、中醫事業上的雙重學術標準問題
三、關於相關定義的再討論
四、打破桎梏，復興中醫
五、有中西醫並重才有中西醫配合
（以下為正文）
當代中國的科學界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怪現象：一講到科學，多半指的是分析性（還原性）科學，甚至將其技術也視之為科學，而綜合性（系統性）科學被邊緣化了。一講到醫學，多半指的是西醫，並把西醫的觀念、理論、方法作為衡量所有傳統醫學的唯一標準，而中醫被邊緣化了。
當代中國的中醫界，中西兩種醫學之間的關係問題，始終是一個爭論著的話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從科學層面(而不是從技術、經驗層面)講，我國現存的醫學科學體系，究竟是“二”還是“一”？一種觀點是，“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因此就科學體系而言，兩者是並存、並重的關係；就臨床醫療而言，兩者是合作、配合的關係。另一種觀點是，人類醫學科學體系只有西醫一家，中醫只是一種經驗療法或經驗醫學而已。以西醫的觀念、理論、方法為主體，將中醫的理論體系部分加以驗證、解釋、改造，將中醫的臨床治療的部分轉變為西醫可以接納的指標或經驗。這種做法，被稱之為“中西醫結合”或“中醫現代化”。
對於“中西醫結合”這一命題的解釋，幾十年來通行的說法很多。誠可謂，“中西醫結合是個框，什麼都往裡邊裝”了。由此造成的學術混亂，以及對中醫事業造成的困擾，直接導致了中醫學術的全面衰退。
2002年，臺北《自然療法》第4期發表了本人《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一文後，又一次引起了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士奎先生的強烈反對。所以2004年6月，《自然療法》第27卷第2期登載陳先生《也談“中西醫結合”--兼駁李致重的幾點謬誤》(以下簡稱“陳文”) 的同時，也發表了本人《中西醫配合清議》一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大講堂”網站2004年4月提前發表)。拜讀陳文之後，覺得尚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補充，故寫成此文，併兼答陳士奎先生。
一、學術討論不可訴諸“語言暴力”
不同觀點的學術討論和爭鳴，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基本保證。而理性思維基礎上的實事求是的嚴謹論證，是開展學術討論和爭鳴的必要前提。所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所屬的全國性學會、協會、研究會，無一例外地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面前人人平等”作為學會工作的根本宗旨，寫入自己團體《章程》的總則之中。在討論和爭鳴中訴諸“語言暴力”，對不同觀點憑藉手中的權力到處“批判”、“肅清流毒”，不僅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所屬的全國性學會《章程》所不允許的，而且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尤其值得冷靜思量。
1.如此“語言暴力”
自從2000年以來的4年裡，陳先生對《中醫科學必須徹底告別“餘雲岫現象”》(該文由劉鐵林先生與本人合寫)和《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等論著，前後“批判”達6次以上。從學術期刊到報紙，從內地到香港，而今又到了臺灣--不論那裡發表或轉載本人的論著，陳先生充滿“語言暴力”卻不觸及“核心觀點”的文章，便立即趕到那裡。
比如，對於上述兩篇論著中的學術觀點，陳先生所用的語詞有：“梧鼠技窮”、“招搖過市”、“惡意中傷”、“欲置於死地”、“蔑視和誹謗”、“借題發揮”、“含沙射影”、“製造混亂”、“顛倒黑白”、“編造謊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惡意攻擊”、“窮兇極惡”、“謊稱”、“醜化”、“殺機”、“詭辯”、“蠱惑”、“歪曲”、“汙稱”、“荒唐”、“謬誤”、“主觀臆想”、“心懷叵側”、“理性的狂妄”、“海外奇談”、“貫用伎倆”、“壞人”、“玩弄小人之技”、“惡劣影響”…… 又比如，陳先生對於兩篇論著中的觀點所要採取的措施有：“揭穿”、“反駁”、“批判”、“徹底清除流毒”、“肅清惡劣影響”……倘若再加上“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讀者準會以為當年“文革”中的“大批判”、“大字報”，在中醫界又復活了呢！
作為“文革”年代的過來人，對陳文中的那些言詞，見多了、聽多了。我信守的是瑪竇福音裡的一句話：“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所以我懂得，在中醫復興的艱難過程中，註定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而復興中醫的使命，正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共同的社會責任。
2.學術界的共識
2000年，《科技導報》第12期登載陳文時，特地加了一篇“編者按”。現將全文抄錄如下：
“本刊今年第7期上發表了中國中醫藥學會柳秉理的(中醫科學必須徹底告別‘餘雲岫現象’)一文後，於最近收到了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陳士奎先生激烈反對該文的來信、來稿。雖然陳文未正面觸及柳文的主旨觀點，但為了有助於讀者辨明是非，有利於發揚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精神，特將陳先生的來信來稿全文刊出，以供讀者們對照、思考。我們想，關心中醫中藥發展和關注中西醫結合問題的各界專家學者，在對照閱讀這兩篇文章後，對其間的不同觀點，乃至其中的是非曲折，將會得出自己的理解和判識。我們認為，柳文討論的是一個涉及學科發展決策的學術問題；而對於過去歷史上有關國家發展和學科發展的政策、決策問題，是可以實事求是地回顧、討論的。我們希望，今後參與討論和爭鳴的來稿，均能針對柳文的核心觀點--中醫學存在著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只有承認、尊重、維護這個體系，中醫學才可能得到完善和發展--展開討論和爭鳴；並希望來稿均要堅持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原則，要切實避免任何上綱上線，傷及人身、人格的過激言詞，以共同維護改革開放20年來來之不易的、已開始形成的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氛圍和環境。”
這一“編者按”，其實把學術界想說的，全都說明白了。儘管陳先生在給《科技導報》的信中稱，陳文是“廣大中醫、中西醫結合界特別是中西醫結合界專家學者”委託他本人寫的。凡是讀過陳文和《科技導報》“編者按”的人，誰敢相信廣大“中西醫結合界專家學者”會委託他寫這種文章呢！
2001年，香港《亞洲醫藥》第6期被迫登載陳文時，也加了一篇與《科技導報》基調相同的“編者按”。後來有人問及緣由時，該刊編輯部主任說：我們有責任向亞洲的廣大讀者表明，本刊並不認同“語言暴力”的立場；通過我們這個窗口，讓在學術自由環境中的香港同仁見識一點“文革遺風”，應該不是壞事。
今年4月初，臺北《自然療法》雜誌社社長來香港，他以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的共同名義，將陳先生前後3次強烈要求《自然療法》登載其文的信件複印給我，藉以表明《自然療法》“多次婉言拒登”陳文的立場，表明他們無奈的心理。尤其是近年裡《自然療法》連續發表過本人多篇學術論著，雜誌社同仁不忍心在他們的陣地上令我無端受辱，帶來傷害。為此他們懇請我另外寫一篇闡明中西醫關係的文章，然後將兩篇文章同期刊登出來，供讀者自己對照、評判。他們認為，這樣安排既是給臺灣中醫界學人的一個交待，也是他們表白心跡的一種方式。我別無選擇，只好順應他們的誠意。
我想，陳先生一定明白多年來本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本人的研究涉及中醫學科發展決策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探討中醫改革出路的時代問題。另一方面，本人是從歷史、文化、科學、哲學和中西醫關係的廣泛比較入手，探討中醫基礎理論領域裡長期以來不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也許基礎理論範疇的問題，臨床工作者或不感興趣，或容易忘記。然而陳先生連續“批判”6次了，對《科技導報》“編者按”所指的“主旨觀點”、“核心觀點”，至今沒有“正面觸及”。這就令人生疑了。本人亦曾供職於另一家全國性學術團體。依據學術團體的宗旨，展開“和而不同”的學術討論和爭鳴，是學會工作的天職。身為“一會之長”的陳先生如果沒有完全沉溺於“文革”思維，對以行政權力和“語言暴力”干擾學術的做法，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二、中醫事業上的雙重學術標準問題
馬克思主義裡有幾條基本原理：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如果把相互關係顛倒了，就變成了生產關係決定論。從科學技術的屬性而言，中醫屬於是生產力的範疇。所以對中醫事業的行政管理，應當以中醫學自身的科學規律為根據。就是說，行政管理的職能是為學術發展做好服務而不是發號施令；提高管理水平的核心是科學決策而不是長官意志。
一百年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發展式微。這樣的大環境，對中醫的發展當然不利。然而，在科學化、民主化論證的基礎上，高瞻遠矚地制定符合中醫自身科學規律的發展戰略，以扶持和保護中醫在逆境中的完善與發展，在中國並非沒有可能。令人深感不幸的是，僅僅因為良好的動機或願望，在中醫事業中“先上馬、後備鞍”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其中使中醫在生死兩難之中苦苦掙扎的關鍵，就是貫徹至今的“雙重學術標準”問題。
1.雙重學術標準的產生
如前所述，處於中國文化轉型下的中醫行政管理，問題多，難度大。建國初期，衛生部兩位主要負責人受醫學領域裡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大力推行“中醫科學化”，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後，因此而被撤職。這種情況，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增多了中醫管理決策中的“唯上”心理。所以20世紀50年代以後，國內在中西醫關係的問題以至中醫事業管理的思路上，多數是以毛澤東關於中醫工作的幾次指示和講話為基調的。然而就指示和講話的具體精神而言，卻有三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中西醫團結、合作，取長補短。比如，1949年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要團結新老中西廣大醫藥衛生工作人員。這一說法後來進一步概括為建國初期我國衛生工作總方針之一的“團結中西醫”。1954年他又針對歧視、排斥中醫的傾向，指示西醫首先要學習中醫，克服宗派主義；提倡中西醫之間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這兩個講話，是以中西醫兩支隊伍、兩種學術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為前提而講的。
第二，創造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這是毛澤東1956年講的。這一版本代表了社會上廣大民眾的樸素願望。由國家領導人講出來，可以理解為對醫學發展提出的一種口號或者號召。但是，中西兩種醫學能否統一，如何統一，什麼時候可以實現統一，這是醫學科學本身的事，是由中西醫兩個學科的內在科學規律來決定的。
第三，用近代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研究、發展中醫，是毛澤東1956年的一次講話和1958年的“10.11”批示中的精神。這個說法是否可行，應採取哪些科學觀念和方法，同樣要由中西醫的科學規律來決定。
以上三個版本的含義不盡相同。“團結中西醫”，是因為中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體系。可見第一個版本的重點是要中西醫兩種醫學揚其所長，相互取長補短。第三個版本的重點是發掘、提高中醫。但他稱讚西醫學習中醫，則容易被誤解為認同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研究、發展中醫。
應當強調，毛澤東是國家領導人，而非中西醫專家。上述三個版本作為戰略性號召，或者領導人的希望、理想，都是無可厚非的。問題的關鍵是醫學領域裡無孔不入的近代科學主義的頑固作祟，使毛澤東的提法被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地歪曲了。後來在“中西醫結合”的旗號下，“西化”中醫的驗證、解釋、改造，逐步演變為“發展中醫的唯一道路”和“繼承發揚中醫藥學的重要途徑”。這就造成了當代中醫學術上“雙重學術標準”的怪現象，成為人類科學史上罕見的盲目行為。
按常理，什麼叫“中西醫結合”這一學術問題，應當首先由中西醫專家進行廣泛、深入的學術論證。當達到理解一致，定義準確時，才能成為制定方針和政策、法規的科學依據。遺憾的是，那時候的整個中國，管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意識，還相當薄弱。後來，加之眾人趨之若鶩的競相“發揮”，“中西醫結合”這個框，幾乎變得無所不裝。在這種情況下，中醫學術、事業中的矛盾與衝突，自然無可倖免。
2.雙重學術標準下的矛盾與衝突
20世紀80年代，在中醫工作上有三位行政見解各不相同，卻都頗有行政影響力的主要管理者。中醫界習慣把他們稱之為“三駕馬車”。一位是50年代擔任中央衛生部中醫司司長，70年代末創建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並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的呂炳奎先生。一位是50年代創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的老院長，70年代起先後擔任中華醫學會常務副會長、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中國針灸學會會長的魯之俊先生。另一位是第二任中國中醫研究院院長，擔任過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首任會長的季鍾甫先生。
呂先生的主要行政見解是：中西醫是兩種不同的學術體系，中西醫之間應當相互尊重、團結，取長補短；中西醫結合不應該是發展中醫的道路；西醫的實驗研究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和改造的做法，在中醫科研中不可取。主張“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長期並存，各自發展”； 希望把中醫隊伍與“西學中”隊伍分開，以此為中醫的自 我發展爭取一塊獨立的空間，謀求中醫的振興。概括起來，即“保持發揚中醫的特色”。魯先生的行政見解比較折衷：除了中西醫之間要團結、合作，兩種醫學相互配合，取長補短以外，中醫與“西學中”之間也要團結、配合，共同努力發展中醫學。“西學中”應沿著“系統學習、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道路，首先學好中醫；中西醫結合自身應在探討、總結中前進，不能簡單視為發展中醫的“唯一道路”。季先生是西醫生理學出身的專家，他的行政見解與呂先生的見解明顯對立：他認為西醫是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是醫學科學的主體；中醫是經驗療法，最多隻是一種經驗醫學。中西醫結合就是用現代西醫的觀念、理論、方法，來整理、提高中醫；通過驗證、解釋、改造中醫，最終創造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學、新藥學。
其實，這三位領導者的行政見解都是從上述“三個版本”中來的，所不同的是各自手中把握的學術標準不一樣。表面上看，他們相互之間的行政見解不一致；本質上看，則是中醫事業上雙重學術標準的矛盾和衝突。
幾十年來，中醫事業管理就處於這種矛盾和衝突之中：一方面強調“中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理論體系”，強調保持發揚中醫的特色與優勢；一方面又把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對中醫進行“西化”式的所謂研究，作為中醫科研的主流。有的場合裡講，醫學科學體系是“二”；有的場合裡又講，醫學科學體系是“一”。而且兩種說法在中醫界都是合理的、合法的，都在名正言順地“發展”中醫事業。同一個學科、同一種事業裡，流通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學術標準--這種怪現象，在當代中國的任何學科、任何事業裡，恐怕找不到第二例。幾十年來，中醫界一代又一代的學人為拯救中醫學術的靈魂，或嘔心瀝血，或奔走呼號，或苦苦掙扎，或不懈努力……究其根源，都在這雙重學術標準上。
3.對雙重學術標準的質疑與初步思考
1981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給中醫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即是對中醫工作中雙重學術標準提出的質疑。
當時，因為討論“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的籌備與組建，一些人主張一步到位，直接成立“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但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下設的全國性學術團體，有學會、協會、研究會三種不同的類型，只有成熟的專門學科，才可以申請組建學會。所以當時中國科協的裴麗生、田夫、謝東來等主要負責人，希望中醫界需要首先說明三個問題：什麼是“中西醫結合”？什麼是“中西醫結合學”？“中西醫結合學”是否已經成熟？中國科協並建議魯之俊先生牽頭，做一些調研和討論。魯先生指定我作為學術秘書，協助其事。當時我所知道的意見和說法大體是：“中西醫結合”應當肯定，不過許多問題現在仍然需要研究、探討；中西醫結合的“新醫學新藥學”是中國可能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一個方面，恐怕還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斷努力，才有可能實現；不同於中醫和西醫的“新醫學”，現在並未形成。當時人們討論這些原本屬於學術性的問題時，往往太多地顧慮其潛在的政治色彩。總是先把行政領導擺在肯定的地位，再談個人的實踐與感受，很少有人從深層的學術理論上思考問題。至於什麼叫“中西醫結合”、什麼叫“中西醫結合學”，沒有人作解釋，大家共同交了白卷。
作為工作人員，在那種環境中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對於我國現存的醫學科學體系為什麼是“二”而不是“一”，這一問題我同樣做不出準確解釋。但是從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邏輯推理，對上述問題我有以下三種理解：
第一，如果中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而且按照託瑪斯.塞繆爾.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理，兩者不能相互取代；那麼，兩者從科學層面到技術層面，只能是在保持自身體系與特色原則下的相互配合的關係，而不可能合二為一。
第二，如果中醫尚屬體系未完整的“潛科學”、“前科學”(當時有這種提法)；而且它與西醫的研究“範式”原本各不相同；那麼，就必須老老實實地為中醫提供獨立發展的空間，促進其自我更新與完善，而不是用西醫的觀念去幹擾它。
第三，如果人類的醫學科學體系只有西醫一種；而且中醫果真是經驗療法，不存在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或不同的研究“範式”；那麼，只要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把中醫的經驗加以解釋、消化，然後吸收、充實到西醫體系之中就可以了，再講“中西醫結合”和“中西醫結合學”，對中醫和西醫都是毫無意義的多餘。
4.關於“二”與“一”的研究歷程
然而，用三段論的邏輯推理來解釋中國科協所提出的三個題目，畢竟是“外圍性”的。必須在基礎理論的研究上下功夫，準確闡明我國現存的醫學科學體系是“二”而不是“一”的問題。只有從源頭上揭示中西醫各自的本質特點與屬性之後，雙重學術標準這個最大的癥結才可以徹底解開。
回顧本人研究和思考“中西醫結合”的經歷，貫穿於其中的思維過程，是階段性的，又是連環式的。即沿著一個一個的學術問題，一步一步前進的：
第一，要知道中西醫結合，首先必須回答什麼是中醫，什麼是西醫。
第二，要回答什麼是中醫、西醫，首先必須知道中西醫各自的全部內容中，都包含著科學(基礎理論)、技術、經驗三個層面的知識。只有科學(基礎理論)層面的知識，才能代表中醫和西醫，即反映中西醫各自的本質特點與屬性。
第三，要回答中西醫各自在科學(基礎理論)層面的本質特點與屬性，首先必須知道中、西醫各自的科學(基礎理論)，是由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這三大要素構成的。
第四，當把中西醫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辨別清楚之後，中西醫各自的本質特點與屬性，就不言自明瞭。只有到這一步，才可能為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做出科學意義上的定義來。然而中西醫兩種醫學科學體系在中國相遇一百多年了，科學意義上的中醫和西醫的定義，在當代中國出版的任何一本辭書上都還找不到。
第五，當通過對中醫和西醫的定義，徹底辨明中西醫各自的本質特點與屬性之後，接下來什麼是中西醫結合、中西醫結合學，中西醫能否結合、如何結合，這些半個世紀的問題，將不辯自明。
近年來，對上述五個步驟的研究、思考，信心不斷增強。一方面，中醫事業上雙重學術標準的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另一方面，中醫管理上長期的矛盾與衝突，學術上長期的困惑與掙扎，有了改進的希望。至少對於當代學術界重新認識中醫，相信是有意義的。
三、關於相關定義的再討論
給一個概念下定義，可以從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屬性方面進行，也可以從揭示語詞的涵義方面進行。在這裡，前者適應學科的定義，後者適應口號的解釋。
1.我所做的三個定義
1995年，本人發表了《“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見《中醫復興論》.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第1版.第43頁)一文。因為“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事實上包含著比“三個版本”更為複雜的解釋，而且“中西醫結合學”也包含於其中。“所以，我不僅要把中西醫結合作為一個詞……更要把它作為一門學科來對待”。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為什麼要從中西兩種醫學基礎理論的比較入手，來進行研究的主要原因。
同年12月，當《論中醫學的定義》(見《中醫復興論》第1頁)一文發表時，我在結尾處說：“至於什麼是'西醫學'，西醫界的朋友一定會給出更權威、更科學的定義，此不贅言。”以往在思考中西醫關係問題時，所謂的“西醫”，原本就是“西醫生物醫學”。如果把9年前不便講出來的“贅言”今天講出來，那麼“西醫生物醫學”（統稱“生物醫學”）的定義是：“以還原性科學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後來，當《中醫藥學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論問題》和《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見《中醫復興論》）發表時，對於自己所做的以上三個定義，自信可以經得起學術界的討論與推敲。
至今我不願意說本人對“中醫”、“中西醫結合”、西醫“生物醫學”所做的定義準確無誤，而是熱切地寄望於學術批評和科學檢驗。但是可以無愧地說：從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的比較中，從中西醫的科學、技術、經驗層面的比較中，研究這些定義的思路是正確的。沿著這個思路，在率先為“中醫”做出定義的同時，也率先在理論上打破了西方“生物醫學”統治人類醫學的神話：還原論基礎上建立的西方“生物醫學”絕非生命科學的全部，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較小的一部分。正是因為這一點，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盼望學術界的討論、批評、指正和爭鳴。
2.三個定義之後的等待與苦衷
今天有理由說，當研究工作進行到這一步，我們至少對本文第二節按照“三段論的邏輯推理”，而對“中西醫結合”和“中西醫結合學”的“三種理解”，找到了信實的理論根據。所以有理由進一步說：其一，我國的“中西醫結合”（這裡指的是本文第一節“三個版本”裡的“二”和“三”），實質上是雙重學術標準在中醫事業上的產物。其二，中醫事業上雙重學術標準背後的真正含義是，在醫學科學中只認可西醫一家的學術標準，而不認識或者不承認中醫的科學性及其學術標準。第三，在這樣的前提下，中醫事業中“中西醫結合”的結局必然是：表面上講是“中醫西醫化”，本質上講則是中醫科學標準的徹底喪失。《“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一文，就是在論證了“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之後，而做出其定義的。
《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一文，本人是2001年發表的。當時的本意是：既然說“中西醫結合學”在中國已經形成，那麼它的定義還是由從事其研究的同仁們首先拿出來，然後才有利於學術界共同討論。所以該文的第一部分講了關於定義的若干規則和必要性；第二部分重點講了“中西醫結合”的定義與“中西醫結合學”的關係；第三部分再以拋磚引玉的形式，介紹了本人對中醫學的定義及其一些想法。出於中醫興衰的急切心情，《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一文中對幾十年裡“中西醫結合是個框，什麼都往裡邊裝”的混亂狀態，講得多了幾句。但誠懇希望將“中西醫結合”和“中西醫結合學”的研究引向深入，這一點應該無可非議。然而，陳先生似乎並沒有理解《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一文中隱含的苦衷，也沒有留意該文為做定義而提供的若干基本要素和要求。
3.無可避免的自我否定
陳先生在《也談中西醫結合》一文中，談到定義時說：“中西醫結合就是綜合統一中、西醫藥學知識，創造新醫藥學”。這個定義雖非千呼萬喚，卻是跚跚來遲，而且其中的毛病的確不少。
首先是定義不當。比如，陳先生關於“中西醫結合”的定義，其實就是對這一口號的解釋，而且是選擇性的解釋。因為這裡所解釋的，只是“三個版本”中的一個含義。這就等於把其它“兩個版本”排除在原有的“中西醫結合”的含義之外了。況且，所謂的“定義”，好像中小學語文教學中的“解詞”一樣。把“結合”解釋為“綜合統一”，把原版本中的“中醫中藥和西醫西藥的知識”壓縮為“中、西醫藥學知識”。這是不能叫做“定義”的。陳先生原本想避免“同語反覆”，結果仍然是同語反覆。
又如，定義中“創造”之說給人的正面理解是，“中西醫結合學”尚在“創造”之中。不言而喻，尚在研究、創造之中的未來產品，不能等同於市場上流通的真正商品。這就好像汽車的設計圖紙尚未定型，製造汽車的原料、工廠、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等尚未落實，而公路運輸的經營業務，事實上已經熱火朝天了。陳文在“中西醫結合的外延”一段所講的“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繁榮景象，與這種“先上馬、未備鞍”的“熱火朝天”如出一轍。時空觀念如此顛倒，令人瞠目結舌。它使科學名義下進行的“創造”，無可爭議地走向了科學的反面。
再如，倘若“創造”指的是“中西醫結合學”已經形成，這當然是世人翹首期盼的了。下面先看看陳文中“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定義，是如何講的：
“綜合運用中、西醫藥理論與方法，以及在中西醫藥學相互交叉綜合運用中產生的新理論、新方法，研究人體結構與功能、人體與環境(自然與社會)關係等，探索並解決人類健康、疾病及生命問題的科學”。
這個“定義”給人留下的盲區太多，讓人橫豎看不明白：其一，原有的“中、西醫藥理論”是怎麼來的，陳文首先要有論證或交待。其二，“中、西醫藥理論”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是什麼，陳文也要交待明白。其三，“中、西醫藥理論”在研究中是如何“相互交叉綜合運用”的呢？其四，“中、西醫藥”的“方法”有什麼異同，兩者怎麼可能“相互交叉綜合運用”呢？其五，產生“新理論、新方法”的原理是什麼？其六，為何沒有將這些不同於“中、西醫藥”理論、方法的 “新理論、新方法”展示世人呢？其七，如何用這些“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人體結構與功能、人體與環境(自然與社會)關係”呢？第八，既說“探索”、又稱“解決”的“人類健康疾病及生命問題的科學”，應當是“創造”出來的“中西醫結合醫學”了，如今它的理論體系又在哪裡呢？
本來，陳先生應將“定義”中所存在的盲區，首先一一解釋清楚之後，接下來才能談“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定義。這樣的思路，才符合邏輯順序。不過，如果按照邏輯順序，倒有一種極大的可能。當上述八個盲區真正“解釋清楚”的時候，陳先生大概方能體會出“欲說還休”的意蘊--那時候，三緘其口只怕來不及，更遑論什麼“結合醫學”的“定義”呢！如若不信，現在就請陳先生在其“解決人類健康疾病及生命問題的科學”中，參照中醫藏象和西醫器官的層次，舉出一個（而且只須一個）不同於“中醫藏象和西醫器官”的新概念來。例如，既不是“君主之官”的中醫之“心”，又不是“循環器官”的西醫之“心”，而在“結合醫學”中用什麼別的名詞表述的所謂新概念。讓人們從管窺之中，先想象一下“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全豹。這也許比雲山霧罩的所謂“定義”要實在得多。
其次是邏輯常識上的錯誤。人們常說：邏輯學是思維的原理，語言的法律。所以不論思考問題，還是行文、講話，邏輯學的規則是不能違背的。陳先生喜歡講邏輯學，但陳文中卻存在著多處邏輯常識上的錯誤。
比如，陳文中關於“內涵”、“外延”含義的理解，與邏輯學不符。記得20世紀80代初，中醫界在反思“重事業、輕學術”的失誤時，提出了“加強內涵建設”的口號。“內涵”二字在這裡是一種習慣性的借用，實際指的是中醫“學術”。而“學術”對應的是“事業”。所以，借用“內涵”二字的本意，在於強調中醫學術對於事業的重要關係--即學術繁榮是事業發展的基礎。陳文把“學術”與“事業”的關係，誤解為邏輯學中“內涵”與“外延”的關係，這當然不妥。這一誤解，使陳先生將自己的“定義”變得南轅北轍、文不對題了。其結果，恰恰由自己宣告了自己所做的“中西醫結合”的“定義”，完全站不住腳。
又如，陳文中引用了他自己的《論中西醫結合的概念與定義》一文。若把這一題目用形式邏輯加以解析，則為“論概念的概念與定義”。可見，前面提到了“中西醫結合”，後面的“概念”二字就應當刪去。這裡反映了一個明顯的錯誤--對邏輯學“概念”的概念不清。
討論到這裡，油然想起孔子的一句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論談邏輯，還是論定義，首先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所以孔子這一名言比起前面的討論來，不知道更重要多少倍。
四、打破桎梏，復興中醫
姜巖先生在《東方科學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性》(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8月11日第5版)一文中說：“西方科學與文明的發展，目前出現了瓶頸。與此同時，科學的發展、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新的文明，而它們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與東方科學與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這話講得很對。
然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患上了嚴重的文化自卑病。“整個近、現代史，我們都不斷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不僅沒有文化優越感，甚至連認識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願都似乎喪失了”。（見《中西醫配合清議》一文） 在這一百年裡，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科學瑰寶的中醫，恰恰揹負著沉重的桎梏。至少在今天看來，中醫的命運仍然不容樂觀。所以實現中醫的復興，遠不像姜先生理想中的那種“必然”。當今最為緊迫的，首先是打破桎梏，拯救中醫。這裡從三個方面，簡要分析一下制約中醫和“中西醫配合”健康發展的桎梏。
1. 來自中醫界自身的桎梏
本人在《當代中醫的自醫》(《中醫月刊》2003年1月試刊號)和《中醫復興論》“前言”中，都討論過這一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其一，中醫自身研究對象的物質屬性受到懷疑。即作為中醫研究對象的“證候”，也就是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所獲知的生命過程中表現在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被排除在“物質”之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中醫學的本質屬性及其立論基礎。幾十年來，以西醫的實驗研究為主要手段的所謂“中醫科研”，都在企圖為中醫的理論尋找“物質基礎”，就是其證明。
其二，方法論的貧困和扭曲。形成於中國春秋秦漢之際的形上學、哲學被定性為唯心主義；西方的形上學、哲學長期以來鮮為中國人所知；中醫界對形成於近代的系統科學方法論缺乏必要的敏感性；而中醫學立論之本的陰陽五行學說偏偏被戴著封建、落後的“政治大帽子”。因而使當代培養的許多中醫，不熟悉甚至不會運用中醫的思維方法進行辨證論治了。如此狀況，中醫學術建設、科學研究、臨床效果必然不會好。
其三，中醫概念(範疇)體系在“西化”中不斷走向解體。這就是中醫科學（理論）層面的退化與消亡。在科學（理論）危機的狀況下，使得整個中醫學術朝著“經驗醫學”的窠臼，迅速地滑了下去。
其四，學風空疏，人心浮躁。當今，中醫的理論問題缺乏深究，“重用輕學”的現象十分普遍。加之學風日下，功利心切，導致中醫隊伍的整體學術素質下降。這就是：中醫的隊伍在逐年壯大，後繼乏人、乏術的狀況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遵照中醫的科學原理，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核心，全方位的進行正本清源，是擺在當代中醫學術面前的首要任務。
2.來自客觀文化環境的桎梏
結合本人在《中醫復興論》第四篇“為中醫教育診脈處方”一文中的提法，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其一是近代科學主義。即用近代物理學、化學、數學的觀念、方法、指標，作為衡量中醫科學是非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使中醫牢牢地置身於被驗證、被解釋、被改造的陰影之中。
其二是民族虛無主義。中醫與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命運相連，處於不被理解、不被重視、反覆批判、甚至揚棄的困境之中。
其三是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外行官僚主義、近代科學主義的官僚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的官僚主義，與本文第二節中所說的發展中醫的“三個版本”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地束縛著中醫。
其四是觀望主義。幾十年來，人人自危的政治環境，長官意志束縛下的消極狀態，中醫事業錯綜複雜、積重難返而引發的畏難情緒……大大削弱了中醫隊伍的事業心和責任感。
其五是行政保護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中醫界對本行業直接或間接的種種反思，每每令中醫行政管理部門感到了壓力。故“成績是主要的”，便成為行政保護主義的口頭禪。這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中醫事業的改革步伐。
所以，破除上述五方面桎梏，把中醫事業和學術從“三個版本”的習慣中，從“雙重學術標準”的困擾中解脫出來，中醫才可能取得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
3. 來自自我觀念的桎梏
本文在這裡，要從一個真實的故事講起。
楊維益先生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顧問，他的學者風範在中醫界人所共知。他是北京中醫藥大學首屆畢業生，最早以西醫的實驗方法來研究中醫，又最早從反思中走了出來。1994年他發表了《西體中用與“證”的動物模型》一文（《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對以西醫的“動物模型”方法研究中醫的做法，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批評。當時，他也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中西醫結合課題評審組成員。該課題評審組集中了全國中西醫結合方面多位知名專家，其中包括兩位中國科學院院士。1997年5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主辦的一次討論會上，我與他談起該課題評審組成員如何看待中西醫結合的問題時，楊先生用兩句話概括了前不久該課題評審組成員的一次交談。談到中西醫結合，在座的多數人說：“看來，這條路的確走不通了”。接下去幾乎不約而同地攤開兩手說：“那麼，我們這一輩子不就白活(什麼都沒有)了嗎”？
聽了楊先生的話，我沒有感到意外。在與楊先生的交往中，對他自然而然的信任和敬重感，甚至不容你遲疑。這不僅因為他嚴肅謹慎、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更因為他剛直不阿、不尚空談的為人格魅力。後來我隨他在香港浸會大學執教期間，他出版了一本書，書中記錄了上述情況，也記錄了他自己。
楊先生在他的專著《中醫學--宏觀調控的功能醫學》（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發行，2001年6月30日初版）的“前言”中，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圍繞那“兩個概括”作了進一步的評論。他先以代人稱的提法，直接指向“北方某單位”帶領下的“活血化瘀”研究和“南方某單位”帶頭下的“腎的研究”，並同時指出兩者“勞民傷財”、“結論錯誤”的問題。緊接著他從自我反省開始，嚴肅地說：“首先我要責備自己為什麼在做學問方面不多下功夫，以致在中醫研究方面走了那麼長時間的彎路。其次，如果研究者當時能夠認真些、嚴謹些，不要太早的下結論，全國也許不會將這種研究途徑作為中醫研究的榜樣而進行全面且長時期的跟隨。”
針對全國範圍內長時期盲目跟隨“北方某單位”、“南方某單位”的做法，他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的光陰，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錢，最後總算換得了與他的（本人注：這裡指”兩次南北“研究者，亦是該評審組成員）結論完全相反的結論，那就是，在目前情況下對五臟中的任何一證進行診斷的特異性指標是找不到的。對這兩次南北誤導的結果究竟如何評價？我們為此花了多少學費？難道我們不應當找找經驗教訓嗎？”
接著，他針對作為中西醫結合帶頭人的“兩次南北誤導”者不肯帶頭講實話，有誤事業的問題，頗為動情地總結說：“中西醫結合在理論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們應當要重新考慮。中醫研究不能與西醫劃等號，包括盲目跟隨西醫在內。但是據我所知，似乎中醫研究還是按照既定方針在閉著眼睛的情況下進行下去。知恥近乎勇！如果仍就堅持以往的做法，不斷向無底洞交學費，中醫科研還會有光明的未來嗎？”
他在該書“前言”的最後，向讀者交待了他急切地要把上述情況寫出來的真正目的：“主要在於表明中醫與西醫，中醫知識與西醫知識相互配合，對病人有好處。中醫不能丟，需要存在與發展；中醫也需要與西醫合作……在本書付梓前，我可以用四個字來表達此刻把想說的話說了出來的心情，那就是：今生無悔。”
好一個，“今生無悔”！這才是一箇中國儒者的風範。楊維益先生把別人不願意講，在中醫界卻應當公開的實情，毫不掩飾、正義凜然地講在了明處。正所謂“知恥近乎勇”，他是當今令人可敬的勇者！如他所言，他也會為自己“留個餘地”，但這“餘地”與別人不同：“如果引起麻煩，就退出這個圈子，以免妨礙他人。老老實實做個草民”。2002年，楊先生在香港浸會大學退休之前，不至一次地告訴我：“從今以後，退出江湖”！從他的話中，我知道他要完全“退出這個圈子”了，同時也聽到了他內心的堅定和悲憤。至今兩年過去，他恪守斯言，悄然隱居，遠近不聞其聲。其實這也是一種勇，一種不與為伍之勇。然而，楊先生自己做到了“今生無悔”，但中醫界卻少了一位敢講實話的功臣。正義如果會說話，應當把楊先生還給中醫界。這樣的人，中醫界最為需要。
其實，對於那“兩個概括”，從楊先生講的那一天起，我們就另有理解。其一，說中西醫結合“這條路的確走不通了”，對此要另作分析。以往的“中西醫結合”中也包括了“中西醫配合”。中西醫兩種醫學科學多元共存、共同繁榮，中西醫各自的診療技術（包括經驗）相互配合，通過中西醫人員的團結合作，發揮兩者的特色、優勢，最大限度地提高臨床防治水平，這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世界人民的需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