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配合”清議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李致重
西學東漸的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圈裡既有中醫，又有了西醫。這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大好事，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中醫和西醫兩個醫學體系的關係，卻一直是中國文化圈裡爭論不休的問題。二十多年來本人從科學學、軟科學角度對這些問題做過一些研究，並發表有數篇論文。去年在香港防治“ＳＡＲＳ”的實踐，才使我深深體會到，還是“中西醫配合”這個提法好。
一、關於“中西醫結合”
“中西醫結合”這個提法在中國出現近50年了。它與“團結中西醫”一樣，也是由毛澤東的號召性語言中演變而來的。兩者最早的含義幾乎一樣，即中西醫工作者相互團結，兩種醫學相互取長補短，共同為人民大眾的健康服務。1958年以後，“中西醫結合”的含義越來越多了起來。粗略一算，不下9種。（《中醫復興論》.中國醫藥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8頁）。
在中國文字裡，一字多義甚為普遍，一詞多義卻很少有。如果課堂上遇到一個有9種解釋的詞，不獨學生無所適從，也要難煞老師的。“中西醫結合”這麼多解釋，不能不令人質疑：具體工作和學術活動如何做起？大家遵循的共同標準又在哪裡？所以從1982年起，我決定研究思考這一問題。
因為這個提法出自權威者之口，又盛傳於中國，波及於周邊國家、地區，而且當時已經有了“新醫藥學”、“中西醫結合學”的說法。所以，我不僅要把“中西醫結合”作為一個詞，去研究其定義，更要把它作為一門“學科”，從歷史、文化、科學、醫學等不同角度，做廣泛的比較研究。我自知愚才無能，因此在整個研究思考中，始終小心謹慎，如履薄冰。“‘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一文寫寫停停、修修改改，前後十易其稿，到1995年公開發表，歷時14年之久。
其實，與其說“中西醫結合”的定義，倒不如說對這一提法的解釋。當時的出發點僅僅是堅守嚴格的邏輯原則，在說明“中西醫結合”本質屬性和特點的同時，增加其內涵，緊縮其外延，使“中西醫結合”的含義更清楚、更準確，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歧義。
“定義”是揭示概念內涵的邏輯方法。故本人對“中西醫結合”的定義為：“中西醫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醫學術相互配合，以提高臨床療效為目的的實踐過程，謂之中西醫結合”。
其內涵有四。第一，人是科學知識的載體和研究者，首先要以中西醫工作者的相互合作為前提。第二，學術是核心，在中西醫兩種醫學還沒有在科學的總體高度上融為一體的現實情況下，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是“中西醫結合”的真正主體。第三，配合的目的是發揮兩者各自的優勢，提高臨床療效，這無疑是合理利用兩種醫學科學資源的最佳選擇和最高標準。第四，講“實踐過程”，一方面因為從臨床做起是中西醫工作者團結合作，兩種醫學有機配合的基石。另一方面因為由實踐到理論是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科學的進步，不能像神話故事裡的呼風喚雨；從實踐做起，在實踐中積累，發展和成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於過程之中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初給“中西醫結合”下定義時，其內涵就是“中西醫配合”。而且我一直覺得，用“結合”這個詞解釋中西醫的關係並不貼切。一方面因為50年代的政治習慣，結合一詞的使用幾乎到了泛政治化的程度，這在解釋中西醫關係時，便難免指意模糊。另一方面，結合一詞的重心強調了合一，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更需強調相互的不同。而配合一詞則比較中性，對於解釋和營造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和而不同”的相互關係，則顯得更為恰當。 這裡順便說明一點，以往討論中西醫關係的論文中，由於考慮到人們的習慣，所以只好沿用“中西醫結合”的提法。
二、“學”字千鈞重
當代世風浮躁，人所共知。連刮痧術、修腳術、占卜術等，也常常刪去“術”字不用，易以“學”字而故作高深。所以“學”字雖然千鈞重，當代卻是滿天飛。然而醫學卻不同。醫學乃濟世活人之學，臨床上一方有誤，可能誤人一命；醫學上一說有謬，將會誤世害人無窮。所以，若用“學”字，更須慎之又慎。
創造“中西醫結合學”的願望，同仁中為數不少。但是，願望和現實是兩回事，而且分別在天壤。醫學知識，浩如煙海，其中有經驗、有技術、有科學。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第一位使用“科學”二字的嚴復曾經說：“學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可見，科學指的是基礎理論所揭示的該學科的基本規律、原理的部分。所以經驗與技術，原不可與科學相互混淆的。
把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翻譯為中文的臺灣學者苗力田先生在為該書寫的前言中，沿用亞里士多德之意特別講道：“科學是目的不是手段。”（苗力田譯.形而上學. 臺灣. 知書房出版社.2001年第1版9頁）就是說，科學是研究者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獲得的知識，其目的決非功利。技術源於科學，是滿足人們現實應用的功利性手段。此說除了指出科學高於技術、經驗外，更強調了科學的真理性、嚴肅性、聖潔性。所以,“中西醫結合學”是否已經形成，應以此標準來考量；為其下定義，也應以真理性的“自然之理、必然之例”為依據。
本人寫“‘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臺北《自然療法》.2000年第4期.第10頁）一文，有這樣一個思緒，即先對“中西醫結合”做出定義或解釋，然後再討論“中西醫結合學”如何定義的問題。為此，圍繞關於定義的邏輯規則、邏輯結構形式、學科定義的原則這三項基本要求，在文中做了若干說明。
以後在報刊上，曾見到一些對於“中西醫結合學”的定義。比如，“中西醫結合就是綜合統一中、西醫藥學知識，創造新醫藥學”。 從定義的邏輯規則來說，定義項中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包括被定義項，否則就是循環定義或者同語反覆的錯誤。所以對於這個定義，邏輯學家肯定不會認同的。因為“綜合統一中、西醫藥學知識，創造新醫藥學”，只是對“中西醫結合學”這一語詞在文字表述上的改變而已。作為學科定義，明顯是“間接地包括被定義項”的“同語反覆”。故為循環定義，等於什麼也沒有說。
在這裡，我們再引用中學和大學一年級階段時，人人熟知的10門基礎學科的定義如下，希望為“中西醫結合學”做定義時，作為參考的樣本。
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中事物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的科學。
化學是在分子、原子或離子等層次上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變化以及變化過程中的能量關係的科學。
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環境特徵、分佈情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
歷史學是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
生物學是研究生物的結構、功能、發生和發展規律的科學。
人體解剖學是研究人體形態結構及其發生、發展規律的科學。
人體生理學是研究人體各種正常功能活動和變化規律的科學。
組織學亦即顯微解剖學，是運用顯微鏡和切片、染色技術，研究生物體各種器官和組織的細胞形態及其聯繫的科學。
分子生物學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結構和功能，從而揭示生命現象規律的科學。
生物化學是研究細胞和有機體中存在的各種各樣化學分子以及它們所參與的化學反應的一門科學。
以上10門學科定義，除了組織學、生物化學是以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複合定義之外，其餘八門學科皆是以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特徵來定義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醫結合學”以中醫和西醫兩門成熟的醫學為研究對象，而願望中的“新醫藥學”至今尚在“創造”之中，況且遠遠不到形成自身一整套概念、範疇體系的成熟期。在科學研究和學科定義中，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的先例。這也許正是不得不為“中西醫結合學”做出上述“循環定義”的原因。
三、當代是西醫告別近代科學主義的時候
所謂近代科學主義，即用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為衡量一切科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的做法。當然，人們依據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和方法，在非生物領域裡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現代物質文明；人們也用同樣的觀念和方法在人體生理學方面解釋了器官、組織、細胞、分子水平上許多的生命現象。但是，人們至今卻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在生物學領域用幾個基因片斷連接成一個病毒。這就是說，如此最簡單的生命，人們今天還沒有能力製造出來。可見，用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和方法，並不能解釋人的生命現象的一切。所以，它也不應該是醫學科學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
儘管歐洲的笛卡兒、梅里特曾經出版了《動物是機器》、《人是機器》那樣的著作，其實不過是近代科學主義思潮下的一種學說而已。20世紀70年代美國科學家恩格爾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醫學模式的觀點，很快被世界衛生組織所接受。雖然人們對此在不同層面上有過不同的解釋，但是就醫學科學而言，至少說明人類已經在醫學領域裡，認識到近代科學主義有侷限性了。僅就這一認識來說，就是人類劃時代的一大進步。
對於近代科學的侷限性，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旅歐學者羅志希先生在他的《科學與玄學》一書中，已經做了明確的論述。他說：“近代科學界對於科學觀念的一大進步，就是認定科學的性質是描寫性的。”（羅志希.《科學與玄學》.北京商務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頁）所謂“描寫的”，即是運用近代的科學技術，把過去人們不曾見到的現象、事實及其關係記錄、描寫下來。而“描寫的”三個字，意在強調這些記錄下來的另一些層次、水平上的所見，仍然是現象。也就是說，今天見到了過去不曾見到的事實、現象，並不等於說這些事實、現象背後的真正因果關係，也認識和揭示出來了。
其實在羅志希之前，即19世紀末葉，有哲學批評精神的科學家，如柯克霍夫（Kirchhohff）、馬赫（Mach）、彭加勒（Poincare）、皮爾遜（Pearson）等人，就曾對“科學的原則，是自然界的立法，是絕對不移的……為之明定因果，自然界就會服從”的說法，批評為一種“武斷的迷信”。哲學家休謨對“近代科學主義”的批評更徹底，他說：“我們的知識都是從感覺的印象而來的；感覺的印象成為觀念。我們所謂的知識，只是從我們的觀念相契或不相契而定。我們的知識範圍盡止於此；至於宇宙的本體是什麼，本體的因果是什麼，我們一概不能知道”。（《科學與玄學》）
這些大師們的說法，與前面提到的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技術、經驗的觀點一致。“運用近代的科學技術，把過去人們不曾見到的現象、事實及其關係”描寫下來，其中多數是技術發明，而並非科學發現。所以，愛因斯坦也曾大聲疾呼：“因果律非存在不可”。因為他最懂得現象、事實是果，只有揭示其出背後的真正原理，亦即本質原因，才稱得上科學。
2003年春季SARS肆虐期間，電視上播放過對北京市朝陽醫院副院長王晨先生的一次採訪。他是留學西醫回國的學者，談話中他也重複了近代科學是“描寫的”觀點，並說：現代醫學其實還不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主要是現代技術和經驗。他是SARS肆虐的數月裡，我所看到的講這一見解的唯一的人。為此令我倍感興奮！
據我的理解：當著現代西醫藉助物理學和化學的手段，對人的生命現象從組織、細胞水平進入分子水平以後，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事實：即分子水平上人的生命現象與一般動物、甚至植物在這些層次上的相似性越來越多。於是接連產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新問題。其一，西醫與人類醫學本來的研究對象和目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因為這時候西醫所看到的細胞、分子水平的生命現象，已經偏離了整體狀態的人的生命現象，偏離了與天地（社會、自然）一體的，處於生、長、壯、老、已全部生命過程的人。其二，西醫對疾病的深層診斷令世人傾倒，但治療上卻陷於空前的困境，特異性有效藥物越來越難求。其三，針對於細胞、分子、細菌、病毒而使用的藥物，使“真正的人”承受著越來越恐懼而又難以避免的毒、副作用。這些狀況，正是現代西醫面臨的、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我把這一問題，稱之為現代西醫學悖論。
關於現代西醫學悖論，其實託瑪斯與亞里士多得在“原形與原質”的討論中，早就把產生這一悖論的原理，給後人講透了。“所有的人……都從原質與原形合成”。（曾仰如.《形上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增訂版.第225頁）
所以就人而言，整體水平上的人是原形，組成人體各種各樣的細胞或分子是原質。原質是“潛能”，原形是“現實”。原質具有合成原形的潛能，但原形卻限制著原質。如果原質脫離原形，它將無法獨立存在。
按照這些原理，西醫著重研究原質的人，中醫著重研究原形的人。西醫不研究原質的人則不是西醫，中醫不研究原形的人也不是中醫。所以人類的防病治病任務，必須由中醫和西醫聯合擔負。只要原形與原質的原理不可推翻，中西醫並存的格局將不可能改變。明智地講，西醫必須告別近代科學主義，也不要排斥和企圖改造中醫。因為西醫不可能包攬整個醫學科學，就像原質不能取代原形一樣。
四、當代是重新認識中醫的時候
“從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不但喪失了主權，也患上了嚴重的文化自卑感。整個近、現代史，我們都在不斷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不僅沒有文化優越感，甚至連認識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願都似乎喪失了。”（吳清輝.全球化、中華文化與香港教育.月報月刊.2003年第3期）所以中國人懷疑和否定中醫的科學性，就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這裡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例，做一些簡單的回顧。
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告別經驗醫學，邁入理論思維階段，逐步發展為成熟的醫學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應該說，沒有陰陽五行學說，就不會有中醫學。
陰陽五行學說原本不是中醫的專利。《周易》是現存的最早討論陰陽的代表經典之作。戰國時期的鄒衍創立了五行學說，並有《鄒子》、《鄒子終始》兩本專著，可惜現在己經亡佚了。不過《黃帝內經》成書於鄒衍以後，陰陽五行學說在《黃帝內經》中的完整地體現，應當視為鄒衍思想在中醫學中的具體發揮。兩千多年來，《黃帝內經》始終是歷代信守的中醫重要經典，未曾有過動搖。
從19世紀後，先是一些接觸過西方文化的中國文化名人大肆非議陰陽五行學說。如梁啟超、康有為、俞樾、章太炎、魯迅等。接著便是餘雲岫為代表的一些西醫。非議陰陽五行，不外封建、落後、迷信之類。然而，“封建”是政治性概念，“落後”是時間性含義，原本與醫學科學風馬牛不相及。至於“迷信”，人常說“不知而信謂之迷信”。 而一些不懂中醫的人憑著感覺而來的偏見，對中醫的陰陽五行“不知而又不信”，則是更武斷、更無知的迷信。這其實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感在作怪。
自唯物辯證法傳入國門，並於20世紀40年代末成為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準則以後，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時而被說成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時而被說成是客觀唯心主義的。20世紀30年代，浙江中醫學校的楊則民寫了一本《黃帝內經的哲學檢討》小書，以他所理解的唯物辯證法對《黃帝內經》做了一番詮釋。雖然由於楊氏的作用，為陰陽五行學說保住了“樸素唯物論”、“自發辯證法思想”兩頂“桂冠”，但是又同時使陰陽五行陷入到新的教條之中。因為楊氏的詮釋，後來成為全國高等中醫院校《黃帝內經講義》與《中醫學基礎》的範本，這就使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在很大程度上侷限於唯物辯證法的解釋，而難以體現其“一般系統理論”的真正含義。
20世紀60年代以後，伴隨著國內政治運動的此起彼伏，中醫界至少出現過三次關於摒棄陰陰五行的討論。1974年，身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要職的嶽美中老中醫大義凜然，頂風而上，發表了“評論五行學說先要懂它”一文，才算平息了這場摒棄浪潮。 錢學森是中國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世界上公認的控制論的創始人之一。20世80年代他了解中醫之後，多次呼籲“中醫理論包含了許多系統論思想，而這是西醫的嚴重缺點”。並直接指出，中醫是典型的“開放的複雜的巨系統”。
1998年，臺灣學者鄺芝人出版了他的《陰陽五行及其體系》一書。（鄺芝人.陰陽五行及其體系.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增訂2版）他把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與20世紀70年代轟動世界的美國科學家貝塔朗菲創立的一般系統理論，相齊並論。在這裡，由衷地感謝鄺芝人先生！感謝他為鄒衍、為陰陽五行學說平了反，感謝他把《黃帝內經》和一般系統論的之間切斷了的線，重新連接了起來。
眾所周知，方法論是各個學科發展的動力。而長達一百年的近代，中醫學方法論一直面臨著被廢除、被貶抑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之下，中醫如何能進步、如何能發展呢？應該說，中醫到今天雖然明顯萎縮，但尚未消亡，這就是萬幸了。所以我們在感激中醫學強大生命力的同時，不能不感激為中醫學求生存而奔走呼號、奮力拚博的幾代中醫老前輩。沒有他們的支撐，中醫也許早就不可想象了。
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今天的中國人其實用不著為鄒衍，為《黃帝內經》爭什麼系統論的發明權或知識產權。只要我們能認真地反思一下一百年來因為無知而剿滅民族優秀文化瑰寶的罪過，並在今後夠痛心悔改也就行了。而對於一百年來在生命線上掙扎的中醫來說，現在正是中國人重新認識中醫的時候，現在正是中醫走向復興的時候。
五、當代是中西配合、共同繁榮的時候
從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原形與原質的原理，到現在兩千三百多年了。這期間，中醫從研究原形人入手，以整體層次上的證候為研究對象，用綜合（系統）性方法去探索，按照綜合-演繹的邏輯規律，總結形成了中醫學科學理論。西醫從研究原質人入手，以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為研究對象，用分析（還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分析-歸納的邏輯規律，總結形成了西醫生物醫學科學理論。原形與原質，綜合方法與分析方法，演繹與歸納什麼時候可以結合為一，是否還要再經過一個兩千三百多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類問題的融合為一，是國內外至今沒有人提出過的問題，是超越當代人類理性能力的、甚至連想象也須小心的問題。更何況中醫和西醫各自眼前還有許許多多難題，正等待著各自去解決。
1991年，曾讀過《現代中醫生理學基礎》一書。其思路之混亂無序，令我驚駭不已。比如，該書中談到中醫的脾胃時說：“脾胃的功能，大體就是現代生理學（注：這裡的”現代生理學“作者指的即西醫生理學）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季鍾甫.現代中醫生理學基礎.北京.字苑出版社.1991年第1版.178頁）。而1994年，《脾虛證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討》一文的作者，同樣是用西醫方法研究中醫脾胃的，其文中總結說：國內開展的動物模型實驗中，應用過的觀察指標不下60個，大家公認的“相對特異的客觀指針只有兩個”（危北海.脾虛證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討.中國中醫藥報.1994年4月15日第3版）。不難看出，這兩種說法幾乎完全相反。如果以後者的總結為依據，把前者的“大體就是”換成“大體就不是”，其實更為恰當。
我不明白身為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多年的《現代中醫生理學基礎》的作者，為什麼如此缺乏學者的求實與嚴謹。尤其在“中醫生理”如此嚴肅的基礎科學問題上，不可望文生義，更不可替換概念。在科學問題上我信守的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不能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讀過《現代中醫生理學基礎》之後，對他帶頭遊說的“中西醫結合學”，令我不敢輕易苟同。
人們當年憑感覺而來的印象把中醫定位為“經驗醫學”，與休謨所批評的“感覺的印象成為觀念”幾乎完全一樣。“中西醫結合”以此為立意起點，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僅就基礎理論而言，中醫和西醫各自的篇目體系就大相徑庭。中醫學的經絡、藏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方劑、藥物等，各自都是一個個獨立的部分。西醫學的生理、解剖、組織 胚胎、病理、藥理、流行病以及生物化學、生物物理、細胞生物、分子生物、微生物等，各自也是一個個獨立學科。即使其中的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相互配合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但是，假若要想“創造”出個“細胞、分子生物結合學”來，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更沒有可能。
本人從事醫學工作40餘年。早年與西醫楊萬成先生情同手足，臨床上中西醫配合12年餘。治療過包括乙型腦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毒性肺炎、化膿性爛尾炎、膽道蛔蟲症、肺膿瘍以及非手術治療宮外孕等許多疑難重症。中西藥在什麼階段配合，如何配合，至今歷歷在目。後來在北京，又與西醫劉鐵林先生同室工作16年餘，至今仍常在中西醫理論問題上切蹉琢磨，疑義相析。並與他合作寫下了“中醫科學必須徹底告別餘雲岫現象”一文。有一次，彼此一起討論起這些年的體會，記得當時我們概括出這樣幾句話：尊重歷史、正視現實，兩個體系、一個目的，學術上獨立發展、臨床上中西配合。
自從20年前讀葉天士臨終時告訴兒子的一段話之後，我才感覺到此生本不該從醫。葉氏曰：“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我不敏、又學淺，常常擔心救人有失，反成刀刃。故每每進入診室之前，便默唸一遍這段話。在寫下“'中西醫配合'清議”這篇文字的時候，自然也銘記著葉氏的名訓。
談到這裡，還需要補充說明一點。自古以來，清議是中國讀書人討論問題的一種習慣--只代表自己，不強加於人，有用無用，說說而已。以上所及，就算是本人對“中西醫配合”的一點清議吧。
200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