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醫的自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李 致 重
１９世紀後半葉和２０世紀，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發生重大變革的一個時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科學瑰寶的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則隨之經歷了在衝擊中陷於困惑，在困惑中力求生存的艱難歷程。這一歷程，習慣上把它稱之為“百年困惑”。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醫的國際聲譽不斷提高，國家也在醫療、教學、科研上給予了大量的投入，而中醫的整體學術水平卻日趨“西化” 和“退化”。這種動機與效果相悖的狀況，值得人們深思。
一、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撐，是中醫百年困惑的時代特點
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之後，在中國出現了維新改良、勵精圖治的趨勢，也產生了自怨、自卑的情緒。多半個世紀後的“五四”運動，在請進西方的“德先生”、“賽先生”的同時，又出現了“全面反傳統”、“砸爛孔家店”的浪潮。今天的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是以自己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拾級而上。而中國的近代，卻沒有為自己營造出各種文化多元並存、共同繁榮的和諧環境。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的文化科學上，非此即彼的幼稚病和自挖祖墓的劣根性，至今沒有徹底清除。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當其它國家和地區紛紛從工業革命階段邁向新技術革命階段的時候，中國卻在“史無前例”中，革文化的命。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心理的支撐，無疑是悲哀的民族。把近代的貧窮、落後和捱打原因，一味歸咎於經濟、歷史和祖宗，這其實正是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撐的一種變態。在這種情況下，中醫的生存危機幾乎無可避免。
二、傳統認識論、方法論的扭曲，是中醫陷於困惑的重要原因
形成於春秋、秦漢之際的中醫，是以當時的文化科學為土壤，以當時的認識論、方法論為基石的。那一時期，中國與東、西方其它幾個文明古國共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化高峰，而中國則代表著東方文化的中心。但是中國近代的一百年裡，《易經》、《老子》以及儒家文化中許多不朽的思想和理論，時而說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時而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統統被貶入揚棄之列。與此相反，印度人沒有忘記佛佗，西方人更沒有冷落他們的古希臘三哲；偏偏留在中國人的心底裡的諸子百家，只不過一個個喪魂落魄的軀殼。作為中醫方法論淵源的陰陽五行學說，也因此而成為被殃之池魚，長期被扣上了落後、封建、唯心的帽子。好在中醫數千年來無可辯駁的臨床療效，才勉強為陰陽五行學說保住了一個“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思想”的說法。其實“樸素”和“自發”，已經是對其哲學價值的貶抑。況且，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還包含系統科學、模糊數學等當代科學方法論的豐富內容，並不僅僅限於哲學這一個方面。
２０世紀後半葉，奉行唯物辯證法的不少中國人，竟然連“物質”這一範疇也被無知地歪曲了。難怪毛澤東多次抱怨說：中國真正懂馬列的不多。按照列寧的解釋：“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們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８頁）這個“客觀實在”，與亞里斯多德說的“萬有”，與老子 “有無相生”的“有”，尤其與佛陀說的色、受、想、行、識之“五蘊”， 其實都是一回事。所指的都是物質在“客觀實在”這一根本屬性上的相似的範疇。但是在近代哲學領域裡，物質這一範疇被物理學、化學中關於結構、形態學說的含義取代了。佛陀說的受、想、行、識被排斥在物質之外，亞氏和老子的“萬有”、“有”，也被大加閹割。由此波及到中醫方法論的陰陽五行學說，也同病相憐，被貶入揚棄之列。而且連人的“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中醫通過望、聞、問、切所獲知的作為中醫研究對象的證候，也在物理學、化學的至上標準下，被剝奪了“客觀實在”這一物質的根本屬性。所以一百年來，中醫界為之惴惴不安或者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能為中醫學找到物理、化學意義上的“物質基礎”。
我們知道，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是每一門學科形成和存在的根本要素。當陰陽五行和證候的科學價值被扭曲之後，中醫便徹底地陷入到風雨飄搖之中。
三、中醫在“西化”中衰落，是百年困惑的主要表現
中醫和西醫研究的客體固然都是人，然而人是萬物之靈。萬物之靈，就意味著人的複雜性是萬物之最；形上學家把天、地、人並列為“三才”，主張天人合一、天人相應，意味著人的身上必然彰顯著萬物的諸多屬性。因此，從醫學研究的對象來說，中醫和西醫這兩種醫學，各自只不過研究了“人”這一自在之物的一部分屬性而已。在“人”身上，應該探討的空白領域或誤區至今仍然很多很多。只是因為中、西醫各自所選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不同，於是便形成了今天這樣兩種概念、範疇大不相同的醫學科學體系。所以從人類醫學發展的觀念來看，未來醫學的方向，首先要進一步拓寬關於“人”這一自在之物的研究領域，以獲取更多、更全面的醫學知識體系，而決不應該目光短淺地用今天的西醫來解釋、改造中醫，使現有的醫學科學蛻變為一隅、一家之言。
在兩種醫學並存的近代中國，影響人們對中醫準確、公正認識的另一個障礙，是人們頭腦裡先入為主的已知對未知的排斥。這種已知，是作為當代科學皇冠的數、理、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分析性科學研究方法；這種排斥，是人們以自己熟悉的形下類科學理念，對並不瞭解的形上類科學所產生的一種偏執性的抗拒心理。事實一再表明，一旦一個人首先學習了形下類的西醫生理、解剖之後，固有的已知總是頑固而又不自覺地用西醫形態學、組織學的觀點，詮釋、修改、排斥形上類的中醫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等理論。思維科學中人類認知能力的這一常識性問題，可惜被當代的人們普遍疏忽了。
所以在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撐，在傳統認識論、方法論處於貧困的情況下，“中醫西醫化”幾乎成為一百年來社會上對待中醫的潮流性偏見。這種潮流性偏見與這一時期行政絕對權威交織在一起，活像戴在中醫頭上的“緊箍咒”，牢牢地將中醫置身於被輕視、排斥和被解釋、改造的危機之中。剛剛在香港起步的中醫事業，也無可倖免地被這種潮流性偏見所困擾。
四、學風空疏、學心浮躁，進一步加劇了百年困惑
在一次次的潮流性衝擊之下，中醫界日漸學風空疏、學心浮躁。一方面是“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人們做學問的耐力不夠，著書立說的興趣卻甚濃。與歷史上各個時期相比，當代出書的數量誠可謂汗牛充棟，而心得獨具的力作卻顯得太少太少；大多數叢書中隨處可見相互傳抄的轉手材料，而在反覆傳抄中卻常常錯謬百出，甚至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是“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某一個“大人物”的一句話，或者其它學科的一個新學說，都可能招來蜂擁而上的熱情，立即被奉為經典。或旋風式地追逐其後，或藉以對中醫妄加詮釋，並把這種做法統統自命為創新。
應該說，“內在於自身傳統的歷史性演進”，是各門學科逐步走向成熟與完善的發展軌跡。而隨著文化科學的外部環境以及語言環境的變化，在語詞上對其概念的定義做出必要的、不失其本來內涵的界定，是各門科學在不斷自我演進中的理論任務。況且，真正科學意義上的自我理論演進，它永遠是、而且也只能是本學科極少數精英之間所進行的嚴謹、聖潔的思維創造，絕非“有心栽花”或“群眾運動”所能造就。然而在近半個世紀裡，“中醫學”、“中藥學”、“證候”、“辨證論治”以及“中西醫結合”等等範疇性的核心概念，中醫界並沒有為其做出學術界達成共識的，有充分科學依據的定義或解釋。而以全方位之勢開展的“中醫現代化”、“中藥現代化”、“臨床診斷標準”、“中西醫結合學”，卻已經轟轟烈烈地動員、宣傳、推進、貫徹十數年、甚至數十年了。這種本末倒置而又頗具“群眾運動”形式的習慣做法，沿襲著與“大躍進”時期相同的基因--“情況不明幹勁大，心中無數主意多”。尤其在學科的理論問題上，概念、範疇的定義不清，這個學科自我完善、發展的出發點或者起跑線將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包括由此所開展的技?性研究，也將因此而失去了科學依據。半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沒有找準起跑線的“中醫現代化”、“中藥現代化”、“中醫臨床診斷標準”“中西醫結合學”的種種努力，正是造成中醫傳統“西化”、“退化”的禍水源頭。
“潮流”這東西，有時候頗像瘟疫。它雖然產生於缺少理性或文化科學底蘊的情況下，一種一轟而起的盲目從眾現象，但是往往因為其聲勢洶湧，每令人不可抵禦，甚至有理莫辯。今天討論中國文化的迴歸或復興，這一歷史教訓，我們應當銘記在心！
面對中醫的生存與發展，當前有兩點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牢固確立文化科學多元、共榮的社會意識，儘快終止“中醫西醫化”的做法。兩千多年前，荀子針對儒學和墨學之間曾經出現過的相互非議，明確地提出“和而不同”的遠見卓識，期盼不同學科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的客觀態度，認真發掘相互間的不同，努力實現共同繁榮。對於當代中、西醫工作者來說，荀子的期盼仍然具有不朽的意義。現在，國家《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中西醫並重”的全國衛生工作總方針，應當切實地成為當代中、西醫工作者相互信守的共處準則，並努力在中、西醫兩種醫學之間，營造出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那樣一種多元和諧的氛圍。
第二，從正本清源入手，全力挽回中醫“退化”的趨勢。病人切望莫誤其病，醫學最忌染病在醫。為要終止中醫學術的“西化”和“退化”，首先必須對中醫進行正本清源的自醫。這就是使中醫學儘快走出西化的誤區；把顛倒了的文化信念、科學觀念重新顛倒過來；把搞亂了的學術範疇、概念重新加以釐正；使中醫早日恢復元氣，重振生機。
中醫當前的狀況，本人曾把它總括為一句話：“即將消亡的邊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中醫興衰存亡的兩難關頭，已經無情地擺在了當代中國人的面前。本人以為：中醫的自醫，是當前我們唯一、明智的選擇。因為中醫成功的自醫，就意味著新的突破，意味著中醫的真正復興。
（該文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７-２０日在香港舉辦的“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上的發言，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文化自覺與社會發展”，寫於香港浸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