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將“中醫藥的可持續發展”作為重大科技專項列入中長期規劃的呼籲書
尊敬的黨中央國務院領導：
根據黨的十六大精神，溫家寶總理親自領導的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工作，現已進入關鍵的戰略研究攻關階段，這是一個關乎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的重大戰略決策成形時期，將直接影響我國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和前景。但是據瞭解，在規劃中對中醫藥學的發展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這些長期工作在中醫藥領域的專家學者憂心如焚。我們認為，中醫藥的可持續發展是關係到中國國計民生的戰略性大課題。故鄭重向黨中央、國務院建議：將“中醫藥的可持續發展”作為重大科技專項納入中長期規劃。因為：
首先，中醫藥確有比較優勢，能解決13億人健康問題。
中醫藥與中華民族的歷史一樣悠久，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使中華民族在無數次瘟疫侵襲下從未像歐洲那樣一死上千萬人。在SARS 這場災難中，中醫又做出巨大貢獻：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國內地7％（廣州中醫介入最早，死亡率不到4%），臺灣為27％，香港和新加坡均為17％。與西醫對抗療法不同，中醫並非與病毒對抗，而是調護病人正氣，使邪不勝正，給邪以出路。西醫要先找到致病病毒，再找到殺滅這種病毒的藥品，未找到病因之前無法決定治療方案，更無藥可醫。中醫之精髓在於辨證論治，調動人體自康復能力以恢復健康，所以在治療病因不明疾病和多因素疾病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而且，西醫治療一位SARS病人的平均費用是5－10萬元；而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以中醫為主治療SARS病人，費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誠如吳儀副總理2003年5月8日指出的：中醫藥“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東漢建安年間流行傷寒病，張仲景提出傷寒論，有效制止了當時的傷寒大流行。明代永樂到崇禎年間多次大疫，吳又可的溫疫論和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又制服了這些不同於傷寒的傳染病。曾是歷史上可怕傳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間中國就發明了通過種人痘預防天花，後來才傳入歐洲。
1956年石家莊乙腦流行，師仲景法用白虎湯，療效超過世界水平；1958年廣州流行乙腦，中醫之療效亦達90%，且無後遺症；60年代廣東麻疹流行，中醫用透疹清熱之法，所到之鄉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曾對1988年上海以中醫藥為主治療乙肝重疊甲肝與1983－1988年美國本土西醫藥治療同類疾病的死亡率進行了統計對比，結果為中美的死亡對比是“1∶234”。
其次，中醫藥關係到國家的功能運轉和國家安全的維護。
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的報告《新出現和再度出現的傳染病對全球的威脅》中明確指出：大部分國家面臨的威脅已由敵對國家直接軍事攻擊轉為'灰色領域'的挑戰，如傳染病不可控制的蔓延等。現代科學雖然高度發展了，但今天疾病的性質及威脅程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嚴重得多，不僅有近幾年突發的從前未曾想象到的致命疾病如艾滋病，還有幾十年前出現過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又捲土重來，如結核病，並且毒性更大，抗藥性更強。這是因為現代醫療研究的性質和導向，越來越偏向對微生物的大規模的滅活，打破了微生物與人類之間精確的生理平衡而造成的。如對此不加以重視，對一個國家的功能運轉和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是毀滅性的。
蘭德公司的報告表明，美國正在從國家戰略高度，重新認識西醫的侷限性和西藥的毒副作用，尋求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途徑。
中醫強調“天人相應”，主張人與自然（包括細菌、病毒等）和諧共處，通過中藥、針灸等多種方法，調整、激發人體的自組織自康復能力來祛病健身，而不是去與細菌、病毒搞“軍備競賽”，這正是醫學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理念，正由於此，只有我國的總理才能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這種特有的哲學理念、防治疾病思想，對於衛生突發事件如“SARS”的控制乃至對將來可能的外來恐怖手段攻擊的防禦，對於國家強大的公共健康系統的健全和“大國防”的建立，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三，中醫藥是解決13億人口特別是9億農民醫療保健問題的關鍵。
“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現在約90%的農民是毫無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1999年我國農村的貧困人口仍高達1.2億，其中約50%系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農村的醫療保障問題，已成為奔小康的主要障礙之一。要改變弱勢群體缺醫少藥狀態，想單純靠西醫藥是不可能的。且不論美國已意識到西醫藥的種種弊端，開始質疑西醫藥的方向，就是其越來越高的醫療費用也限制其成為我國醫療特別是農村醫療的主導模式。如，美國僅2.8億人，2000年的醫療衛生總支出已高達1.3萬億美元，佔全球醫療衛生支出總額的43%，但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醫療服務。美國人均醫療衛生費用高達4650美元，擁有世界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誤診率達50%以上，且對絕大多數多因素疾病束手無策。因此，美國這種以現代生物醫學為主的衛生保健模式不可能在全世界，更不可能在13億人口的中國推廣。
中醫藥“簡便廉驗”，在預防及治療慢性病、疑難病以及新型特別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尤有所長，目前包括美英等在內的西方國家醫療衛生界也開始認識到我國中醫藥的優越性。所以唯有以中醫為主、中西醫並重的衛生保健體系，才可能解決中國特別是農民和城市貧困人口的醫療保健問題，併成為全世界醫療模式的典範。
第四，中醫藥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不希望成為千古罪人。
吳儀同志最近指出，中醫藥學凝聚著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是我國各族人民在長期與疾病鬥爭過程中不斷創造、積累、豐富和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
但是，百十年來，由於“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中醫藥始終處於被質疑、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原中央衛生部賀誠、王斌等領導人錯誤地認為中醫是“封建醫”，要予以徹底改造；儘管他們被撤職，但其影響仍在：違背中央“中西醫並重”的方針，只發展西醫，不發展中醫，要把中醫改造、提高到西醫水平：
全國中醫1949年27.6萬人，2001年33.4萬人，只增長21%；西醫1949年8.7萬人，2001年175.1萬人，增長20倍，增長速度為中醫的95倍。
1999年，全國綜合醫院10793家，中醫院僅2449家，二者之比約4:1。中醫院規模普遍比西醫院小得多，而且絕大多數早已不是真正的中醫院：大量採用對中醫診斷毫無助益的西醫檢查化驗，首選西藥，等等。中醫也不敢用中醫手段搶救病人，萬一出了問題，不受法律保護；而用西醫，則無此虞。近些年來，中醫已無自己的臨床基地，處於西醫輔助療法的地位。
2003年，全國醫藥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醫院校104所，中醫院校32所。兩類院校之比為3:1。中醫院校的規模很小，而且都是中西醫“結合”院校，培養西醫醫助的院校，沒有一所真正的中醫院校，畢業的學生基本上不會用中醫思想看病，實際培養的是中醫藥事業的掘墓人。
今天的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喪失了主體地位，實際上多是用西醫的思想、理論、方法、手段、設備來研究中醫，驗證中醫；甚至有人唱出中醫藥要和國際接軌的“高調”，致使中醫藥研究幾乎完全西化，使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在異化中蛻化，失去了臨床指導作用。基礎理論研究的從屬地位，嚴重影響了中醫藥學的可持續發展。 現在，身懷絕技和有一技之長的名老中醫越來越少，1965年以前畢業的中醫大夫已經全部退休。1977年以後入學的中醫學院學生，基本上是兩個中專水平。如果我們不及時搶救名老中醫的知識和臨床經驗，那我們就將失去最後的機會。
中醫藥如此發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醫中藥將不復存在。如果中醫藥消亡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我們將成為千古罪人。
因此，我們呼籲將中醫藥，特別是包括經絡在內的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重大疫情的預測預防研究等，作為重大科技專項納入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進行深入研究，系統整理，按自身規律不斷完善，實現中醫藥自身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是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舉措，更是確保13億人民健康、建立“大國防”、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