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漢方醫學發展的軌跡思考中醫未來的發展
日本漢方醫學是中國醫藥學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斷髮展、逐漸形成的具有日本特點的傳統醫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曾經一度興盛，但目前已逐漸走向衰落。中醫藥界當考察其衰落的原因，並從其衰落的軌跡中記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漢方醫學的興衰
早在隋唐時期，中醫藥學已傳入日本，並於公元8世紀奈良時代被確定為其正統醫學。在之後1200餘年間，中醫藥學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斷髮展，逐漸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其間也湧現了不少著名的醫學家和傳世之作，對後世漢方醫學乃至整個中醫藥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然而，自日本明治維新後的100多年間，隨著西方文化與科學陸續傳入，日本出現了輕視、排斥傳統文化的強烈傾向。自1873年以後，制定、頒發了一系統法規、政策，意在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使漢方醫學受到了斷根絕源的致命扼殺，日本漢方醫學從此一蹶不振，由主導醫學地位逐漸萎縮，乃至生存困難，走向衰落。
近些年來，隨著迴歸自然熱潮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的漢方醫學又出現了復興的趨向，從事漢方醫學臨床和實驗研究的人員日趨增多，一些漢方研究機構亦相應建立，尤其是依託高新技術建立的漢方製藥工業發展迅速，其中成藥出口份額佔去全球中成藥出口的絕大多數。然而，經過釜底抽薪摧殘過的日本漢方醫學從整體上恢復元氣絕非易事，“漢方醫”這一概念在部分日本人的心裡呈過去式--是一個遙遠記憶中的概念。筆者曾經出訪過日本西北地區的某一城市，在該市的20多家醫院中竟沒有一家漢方醫院，也沒有一家經售漢方藥的藥房，只看到街頭一家掛著“漢方XX”布幌的商店，但當筆者興沖沖進去時才知是經營保健品的小店。當向同行業內人士詢及有關漢方醫的一些問題時，回答的卻是茫然不知所以的目光，或是連連搖頭表示的歉意。社會群體的認知度、業內人士的認可狀況和整個社會的普及情況，應是衡量事物是否旺發達的基本標尺，儘管我們所見到的以上情況僅僅是一個局部（一個不算小的局部），但也能反映出日本漢方醫學現狀之一斑。
漢方醫學衰落的原因
毫無疑問，西洋醫學的進入和近百年來日本當政者所採取的一系列“滅漢興洋”的政策，給漢方醫學帶來了滅頂之災，是漢方醫學走向沒落的直接原因，但是，筆者認為，其內在的一些問題才是其步入窮途的根本原因。
1、 重實用、輕理論，導致藥存醫亡。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在中華文化指導下而建立的中醫藥理論是中醫學賴以生存和興旺發達的基礎。日本文化起步較晚，其醫學家又受漢語水平的限制，難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藥學之真諦，所以在中醫藥文化傳入日本之始，日本醫家就重視治療經驗的吸收，而忽視了基礎理論的研究，在之後漢方醫學發展的1000多年間始終未能擺脫單純經驗吸收的桎梏。不少漢方醫學發展史上頻有影響的醫家在其傳世之作中亦均無臟腑、經絡等理論的論述，而專以各類疾病的治療為主要內容。如丹波康賴的《醫心方》、和氣廣世的《藥經太素》、安倍真直的《大同類聚方》、弘原性全的《頓醫抄》和《萬安方》等大都是參考中醫方書編纂而成。被後世漢方醫學視為旗幟的江戶時代名醫吉益東洞是古方派的代表，他更是輕視醫理，否認“經絡”、“氣”的存在，否認六淫、七情、飲食、勞倦的致病作用。由於他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這些思想給漢方醫學的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理論醫學是臨床醫學的基礎，沒有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任何的臨床實踐都是盲目的、沒有發展前途的。在醫學理論上的淺薄和沒有根底正是漢方醫學步入沒落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於其對理論的輕視，使中醫學賴以生存的基礎理論在日本日益萎縮，所存留的只有經過了異化的“方”和“藥”，藥存而醫亡了。
2、 重方證對應、輕辨證論治，自失立存根基。辨證論治是中醫藥學的基本特色，它是中醫具有卓越功效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中醫幾千年的優良傳統，丟掉辨證論治這一精髓，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丟掉了中醫。
漢方醫學自16世紀後葉起逐漸分為三個流派，即古方派、後世派和折衷派，而古方派自興起至今，一直在漢方醫學中占主導地位，是漢方醫學中的主流學派。這一學派主張獨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證對應”作為其臨床基本思維模式。其實他們所謂的“證”與中醫固有的“證”的內涵完全不同，不包括任何病因、病機成分，只不過是症狀或一組症狀集合的“症候群”，與仲景所提出的“湯證”也完全不是同一概念。他們所謂的“方證對應”根本不是中醫的辨證求因，審因論治，實際上只是根據症狀選擇方劑，根據症狀進行藥物加減而已，與仲景創立倡導的辨證論治已相去甚遠。近50年來，日本漢方學者更在“方證對應”的基礎上提出“方病相對”的臨床思辨方法，再一次使漢方醫學陷入了表面上似中似西，實質上非中非西的誤區。中醫治病不辨證，還有何特色可雲？失去立身之本，何以還能自存？難怪有學者認為：由“方證相對”到“方病相對”的再倒退，是把漢方醫學推向“非中非西”的“最後晚餐”。
3、 重政治抗爭、輕自我完善，本末倒置。自然科學的振興與發展，雖然和周圍的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有著密切關係，但是起決定作用的動力還是來自於學科自身內部，單憑外力的扶持，是不能得以長久的。
在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採取“興洋滅漢”扼殺漢方醫學的政策後，漢方醫學界沒有針鋒相對地維護中醫基礎理論所確定的西醫無可取代的科學規範，沒有從學術理論上論爭中醫藥學的科學性，也沒有深刻地自我反省自身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予以改弦更張，適應發展的社會，而是以衰兵之勢發動多次請願、上書，企圖以政治的方式恢復已經喪失的正統醫學地位，並決心在治療領域裡與西醫一爭高下，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非但沒有為漢方醫學贏得往日的輝煌，反落得“非政府批准的中醫方劑醫生不得使用”的下場，可謂悲慘。
值得深思的中國中醫藥學
日本漢方醫學的百年興衰史對於我們來說，是一部發人深省的教科書，值得國內同仁深切反思。因為昨日發生在日本漢方醫學中的一些現象正悄悄地向國內中醫藥學界襲來。
建國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諸如20世紀80年代國家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傳統醫藥”的規定：（20世紀）90年代新衛生工作方針中的“中西醫並重”等等，都為中醫藥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中醫藥學的繼承和發展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然而，中醫藥學為了避免重蹈日本漢方之覆轍，尚需自尊、自重、自強，注意自身理論水平和臨床能力的不斷提高。但是部分年輕中醫在理論上輕視中醫基礎理論，在臨床中喜用洋藥新藥，遇到難題不思從辨證論治中尋求出路，而是一味在西醫的治療方法中兜圈子，其結果只能是不倫不類，非中非西。如果這樣下去，中醫的學術理論與臨床經驗將如何繼承和發展？我們中醫醫院如果全是這樣的醫生，中醫的特色將如何體現，整個中醫的前途又將如何，豈不堪憂？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中藥成藥的開發，近些年來千軍萬馬齊上陣，各種新的成藥層出不窮，中成藥廣告更有鋪天蓋地之勢。有資料報告：1998年全國有中成藥企業1020家，總產值334.9億元，品種規格達8000餘種。這個可喜成果背後的問題是：一種成藥是否能適應複雜多變的病情，何況不少的中成藥還稱“在不辨證的情況下可以治療多種疾病”，這和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還有多少相似之處？和日本的方證相對又何其相似？更值得憂慮的是受商業利益驅動，一些藥品廣告對藥效誇大其詞，不實宣傳，這樣發展的結果必然是社會對中醫的療效越來越懷疑，對中醫的信任、認可度越來越低，其最後的結局不和漢方醫學相同又會是什麼？
科學不斷髮展的趨勢越來越證明中醫理論的科學性，所以中醫的研究方法不應只限於用西醫的研究方法去印證，而應運用現代科學的新思維、新理論、新方法去研究中醫藥學傳統的理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企圖用單一的西醫研究方法去探索傳統的中醫理論，把中醫藥的理論和臨床納入西醫的框架之內，正是日本漢方醫學沒落的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日前這種研究方法不但是西醫研究中醫的方法，也還是部分中醫進行基礎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如果一定要將一些臨床反覆驗證證明有效的治療方法，反過來還要進行動物實驗，豈非本末倒置？用研究成分單一的西藥的方法，來研究成分複雜、且多種藥物混合應用的中藥，未必就是一條理想的途徑。中醫的研究方法是亟需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中醫藥學的發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社會的幫助，但是又不應依賴於政策的支持和社會的幫助，而應自尊、自重、自強，以日本漢方醫學的沒落為借鑑，既重視傳統理論和臨床經驗的繼承與整理，又注意以新思維、新方法、新技術進行全面研究，只要中醫界全體同仁目標清晰，齊心協力，不懈努力，一定會有一個燦爛的明天。
原載於2003年3月31日《中國中醫藥報》
中國醫師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