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中醫的世紀——答《中國青年雜誌》記者問
（1995年5月）
問：崔老，您是我國衛生界德高望重的領導人，在擔任衛生部長時，您就提出要發展我國中醫藥事業的主張，併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您能否介紹一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情況？
答：中醫是我們中華民族非常寶貴的文化財富，但在對它的繼承和發展過程中，由於中醫理論體系和診治方法的特殊性以及我們對中西醫認識上的不一致,中醫事業的發展並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走了一條艱難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要“西醫學習中醫，中醫學習西醫，搞中西醫結合，創立新的學派”。本來這是個非常好的主張，為中醫在新時代的發展開闢了更廣闊的領域。但那時我們國家整個路線都是“左”的，當時認為我們大幹快上用十年八年就一定能創造出一個新的學派，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加上講階級鬥爭，批判牛鬼蛇神封資修，一些老中醫被當作封建殘餘臭老九，被打倒趕回了家，中醫的骨幹被瓦解了。在這種情況下，創造中西醫結合的新醫學派怎麼可能？中醫沒有骨幹，就由西醫去創造，西醫很快佔領了中醫的陣地。1978年我恢復工作到衛生部當副部長，服從組織安排，主管中醫工作，當時中醫是什麼狀況呢？
文革前，全國有中醫院371所，文革中搞掉了200所，只剩餘100多所，這100多所還是以西醫為主，中醫為輔,中醫實際上被消滅得差不多了。1982年，湖南衡陽會議上，我提出中醫就是中醫，不能用西醫消滅中醫；中西醫結合不是誰佔領誰的問題，中西醫結合應是一種高級結合，它所用的方法應既不同於原來中醫的方法，也不同於西醫的方法，是在更高層次上尋找結合點。我們不能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卻唱著流行歌曲的調子，保持中醫的純粹性這是中醫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次會議是個轉折點，從此我們在政策上開始重視中醫了，但是怎樣才能把中醫發展起來，還是個大問題。中醫的真正發展首先要國家增加對中醫的投入。1982年重新修訂憲法時，彭真同志給我寫了封信，說中醫你要好好地抓，後來又派王漢斌同志和我談怎樣發展中醫。經過討論，我們在憲法中加入了“發展傳統醫和現代醫”這樣的字句。1985年，我們向國家爭取到1億元發展中醫專款，在當年的衛生廳局長會議上，我對各省衛生界負責人說：“現在我們有了這麼些錢來發展傳統醫學，我不提多的要求，就兩條：第一，必須要每個縣建立中醫院，如果是少數民族山區，應按他們的需要建民族醫院；第二條，加強中醫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數民族的蒙醫、藏醫、維醫要建立醫學院，傣醫要建立衛生學校。”先把傳統醫學的廟建起來，有了廟，請神就比較容易了。到了1985年，我們有了近1600所中醫院，現在已到2000多所，中醫學院有了30所。可以說，中國的中醫事業發展也只是剛剛起步。
問：崔老，您在前面提到在我國中醫事業的發展過程中，西醫曾一度取代中醫佔據領導地位，事實上由於西醫在醫療技術和診治手段等方面與現代科技進步緊密結合，發展極快，而中醫的發展相對緩慢，因此有人提出應把中醫西醫化，或者說中醫向西醫看齊，對這種觀點您怎麼看？
答：我贊成中西醫結合，但我不贊成中醫西醫化。
有三個概念我們必須弄清楚，一是發展中醫，一是發展中西醫結合，一是發展西醫。我們不能用中西醫結合代替發展中醫，這是個原則問題。1984年我在中央書記處彙報工作時，書記處提出中醫不能丟，中西醫結合要繼續搞。中醫是我們祖國的傳統文化瑰寶，它所包含的內容博大精深，中醫有一套獨特的體系，它的整體觀、辯證思想、天人合一等東西在西醫裡是沒有的。雖然中醫不像西醫直觀、量化，可以測定，但中醫在臨床的實踐中是極富成效的。有些在西醫看來是沒有辦法的病，中醫一看就見效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醫的診治方法也許在實驗室做不出來，可在客觀實踐中得到了最好的檢驗。人們常說：“西醫治表，中醫治裡”，可見大家對中醫神奇的療效還是十分信服的。一些歐美國家對中醫也重視起來。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振興科學，在學習了德國的細胞學後，取消了漢醫。1979年我訪問日本，日本醫學會西醫會會長很有感慨地對我說：“中醫非常好，我們取消漢醫是個錯誤”。如果按西醫的測驗手段，取消中醫很容易。比如號脈，中醫認為正脈反脈共有80多種，可西醫的脈像儀只能測出幾種，如果因為儀器無法測出就否定它的存在，這樣的態度才是不科學的。科學是不斷向前的，它的進步就在於不斷地探索未知的新領域，尋求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對現在的科學手段無法檢驗，現在的理論無法解釋的事物，我們應有一種包容精神和虛心求解的態度。對中醫這種有幾千年歷史實踐的東西，我們更應努力挖掘發展。也只有在中醫得到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中西醫才能找到最佳的結合點。
問：目前，我國中醫藥界面臨著一些困難，比如科研經費不足，人才的缺失等，與此同時，日本、韓國在對中醫的研究和應用上非常下功夫，也達到了相當水平。兩相對照，有人驚呼：中國的中醫再不奮發向前，恐怕不久就將變成日醫、韓醫了。你覺得這種說法是不是危言聳聽？您對目前中醫面臨的困境怎麼看？
答：這種說法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好多中藥，比如六神丸，日本人拿過去後很快就佔領了世界市場。還有救心丸，這是我們研製了幾十年的國家級新藥啊，可現在日本生產的的確比我們自己的好。日本不僅想在中醫藥上佔領世界市場，他們還專門扶植“東方醫學”向世界發展。針灸是中醫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人跟我們鬥了兩三年，他們一定要按日本的穴位作為世界通用的標準，我們不同意。後來他們又想把世界針灸協會放在日本，我們爭了好久，才把它放在中國。氣功也是如此。為什麼我現在還當著世界醫學氣功學會的主席？主要就是要和外國人競爭，氣功是中國的國寶，我們不能像景泰藍那樣把它給丟掉了。
現在我們在中醫研究方面的投入是不夠的，許多好的想法因為缺少資金實現不了。1986年我訪美時，洛杉磯幾個衛生專家說他們打算辦一箇中西醫結合學院，講一些中醫課程，我聽了很感興趣，問他們講些什麼？有什麼困難？我們能幫些什麼？他們說最感困難的是中國的文言文，太令人費解。這對我很有啟發，中醫要走向世界不僅僅要有實踐，還應有一套讓世界人民看得懂的理論。我們有那麼多的典籍，應該翻譯出來。後來我通過中醫研究院和中醫學院的專家開了個單子，把一個普通人要成為中醫高級專家必讀的120部書列了出來，這是從上萬部書裡精選出來的。我想把它們譯成白話文，從保健、飲食、醫療各個方面，出一個系列，但因為沒有錢，這想法也就只有被人贊成而無法實現。從衛生部長的位置上退下後，我曾組織100多名專家分4個小組把4部醫學經典譯成白話文，一共出了5000冊，本打算再譯成英、法、德、日文，後來沒錢也就算了。在中藥的研製和開發上也是如此，如果國家能在大醫院有規模地對中藥藥效進行臨床檢驗，然後規模生產，普及國內，打入國際，中藥的發展就快多了。
問：這次由全國青年聯合會和中國中醫藥學會主辦的中國傑出青年中醫評選活動，這麼大的規模在國內還是首次。應該說這對促進我國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做了一件好事。您是這次活動的名譽主任，能否就舉辦這次活動的意義談談您的看法？
答：我覺得這次活動有四個特點。第一，這次選出的青年傑出中醫不是隻有一方一劑，也不是西醫化了的中醫，他們遵從中醫望聞問切的診療法，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醫；第二，這批青年對我們傳統醫學的基礎理論掌握得很好；第三，他們有突出的臨床實踐經驗，醫術很高，在群眾中享有較高的聲譽；第四，因為他們所具有的良好素質，當他們跨進二十一世紀時，他們將是中醫界骨幹，是下個世紀中國中醫發揚光大的希望之所在。綜合這些，由全國青聯和中國中醫藥學會組織的這次評選活動，為我國中醫學界培養跨世紀的學術帶頭人，做了一件大事，對我國中醫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意義和影響都將是深遠的。
問：發展中醫事業需要我們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您認為全社會應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創造些什麼條件？
答：今年年初我給江澤民同志寫了封信，比較詳細地談了我在發展中醫事業方面的看法，主要有四點：第一，我們的大學一定要培養出真正高水平的中醫，而不是半中半西低水平低層次的中醫。我不反對在中醫學院開設西醫課程，但我們不應在學生一、二年級打基礎時，讓他們先入為主地按西醫的方法理論學習，到三、四年級時才開始接觸中醫，我們應有一套培養高層次中醫藥人才的教育方法；第二，恢復帶徒制，一是這種方式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尤其適合對醫生需求量很大的廣大農村地區，二是這種教學方式對中醫水平層次的提高大有裨益，我們應該讓有實踐經驗的老中醫把他們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第三我們的中成藥應由國家有計劃地開發，不能讓外國人佔領世界中藥市場；第四，國家對中醫投入要增加，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可我們對中醫的投入卻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如果在中醫投入上再不下大力氣，中醫藥的研究就有可能落在別人後頭，更談不上為十二億人民的健康作貢獻。
問：作為醫學界老前輩，請您對中國年輕的中醫藥品工作者提點要求和希望。
答：現在吸引年輕人的熱門行業很多，真正願沉下心來學習中醫的並不多。中國是中醫的發源地，如果不把中醫這塊國寶發揚光大，沒有相當多的繼承人，我們將會愧對祖宗。毛主席說，中醫要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貢獻。如果我們二十一世紀沒有一批年輕的有水平的中醫，這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遺憾，也是人類醫療衛生界的遺憾，對醫學界是個失望，對世界也是個失望。在這裡，我對有志於發展中醫、學習中醫的年輕人的希望是：如果選擇了中醫這個行業，就要好好利用現有的條件，打好基礎，學好理論，真正地把中醫的精華學到手，為發展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人類的健康，為中醫在二十一世紀的輝煌做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