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園春色關不住?來自中醫的國情報告
說到國情研究，還沒有見到在哪一個領域或在哪一個行業象中醫這樣，似乎人人都熟悉，卻又都知之甚少、知之甚淺；幾乎家家都離不開，卻又都誤解甚多、偏見甚多。我們常常聽到“中醫不科學”的說法，常常接受“西醫來得快，中醫來得慢”、“中醫治不了大病急病”的看法，常常採取“西醫診斷，中醫治療”的做法。中醫真的就有這麼大的侷限性，真就這麼無能、這麼淺薄、非要依附於西醫不可嗎？事實並非如此。中醫以深邃嚴謹的哲學思想為指導，有系統完整的科學理論和極為豐富的臨床實踐。中醫是在捕捉人與自然、社會的相關運動的不協調中，查找機體的問題，是在調動人體自身的調節功能中，使機體恢復調和平衡狀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不僅概括了西方醫學對自然環境、社會、心理、精神、人文與疾病關係的認識不斷深化的全部過程和全部內容，而且還大大早於它、高於它、遠遠深於它。臨床上的無數事例證實了中醫的科學，顯示了中醫的神奇。中醫不僅可以治小病、常見病、多發病、流行病，也可以治急病、重病，還可以治疑難病；被稱之為“不可逆”、“絕症”而在中醫手中起死回生的患者，早已不可勝數。如果能客觀、平等、公正地評價中醫，就不難看到中醫所創造的奇蹟，遠多於斷手再植、剖割巨瘤……；如果能象扶植其它醫學一樣地在中醫上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全國以至全人類早已享有更高的保健醫療服務。當今中醫之命運，正如一位老中醫所說，就象當年“和氏璧”之命運， 人們對中醫價值的認識，與其本身實際的珍貴价值嚴重背離，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振興發展中醫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只有認清了這個問題，才能看清我們現在的一些做法是多麼幼稚和愚蠢。
中醫教育必須改革
我國現在30所中醫藥高等院校，每年畢業生近萬人，解放以來中醫藥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教授……從無到有，人數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按說中醫藥隊伍的新鮮血液，完全可以帶來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的春天，令人費解的是，偏偏出現了中醫藥隊伍嚴重後繼乏人的怪事。中醫藥隊伍從五十年代的近百萬人，銳減到五十多萬；中醫藥真正的高級人才，集中在七八十歲的高齡代，能治病、治急病、治重病的中醫隨著年齡段的降低越來越少，能切實解決問題的中醫藥高級人才極度匱乏。
崔月犁同志生前為此曾致信全國各主要中醫藥高等院校負責人，調查瞭解到中醫藥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西醫課程比重過大、忽視中醫經典理論、與中醫臨床脫節等問題，他在彙集歸納後，寫信給全國政協科教文衛委員會，一些中醫老專家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致信中央領導，反映這方面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有效、全面的解決，相反，有些錯誤傾向越來越嚴重。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會運用中醫給人看病，只會鑽在實驗室裡做老鼠實驗，這不僅僅是誤人子弟，更是誤我中華民族。
近來，一些院校開設“傳統班”、“繼承班”，民間社會辦學也有類似的舉措，雖不失為一個探索，但力量弱小，影響不大，作用甚微。崔月犁同志當年設想，全國能有300萬?400萬中醫，其中能有50萬高級中醫人才，唯如此才能滿足國內醫療保健事業的需求，才能使中醫在世界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由此看來，中醫藥教育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就是必須從根本上調整政策，總結出一套培養高層次中醫藥人才的教育方法。
在20世紀上半葉，儘管當時的統治當局歧視和壓制中醫，仍然有許多民間開辦的中醫院校，如丁甘仁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施今墨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等，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有許多人後來成了著名中醫學家，成為普濟蒼生的名醫。然而，當代中醫院校卻無法培養出這樣的名醫大家了。如果以辦學的硬件條件而論，如今的中醫院校比丁甘仁、施今墨當年的辦學條件不知要強多少倍，為什麼學生的質量反而下降了呢？主要原因在於辦學思想和教學機制。早在1962年，秦伯未、任應秋、陳慎吾等5位先生普聯名上書，提出了《對修定中醫學院教學計劃的幾點意見》，要求增加《內經》的授課時數，以便使學生“對祖國醫學理論有一個大概的輪廓”，“增強學生閱讀古代著作的能力，給他們今後的鑽研一把開關的鑰匙”。
這份《意見》不僅在當時是切中時弊，而且在今天仍然極富現實意義。遺憾的是，秦伯未等先生的正確意見不僅在文革中被誣為“反黨綱領”而受到批判，在今天也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由於長期以來中醫教育走入誤區，使中醫高級人才的培養受到極大影響，進而危及到了中醫的生存與發展。中醫教育必須痛定思痛，改弦更張，徹底改變現行中醫院校的辦學思想和教學體制。
中醫歷史上出現過的名醫大家，都有深厚的文史功底。而國內現行的中、小學教育，卻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因而不利於中醫後備人才的培養。中醫人才的培養應該像足球那樣，從娃娃抓起。建議中醫院校像藝術類院校一樣，設立附中和附小，在附中、附小中適當加強傳統文化教育。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將來對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醫學，才會有較為深刻的理解。
最近一段時間，祝諶予、董建華、趙紹琴、劉渡舟、索延昌等著名中醫相繼逝世，而後繼者又難以企及這些名家的水準，使人們備感改革中醫教育的迫切性。今日的中醫教育特別需要一批像丁甘仁、施今墨、惲鐵樵、張山雷、秦伯未那樣傑出的中醫教育家，來完成振興中醫的使命。
另外，中醫的普及教育更令人耽憂，我們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普及教育中見不到中醫的影子，這不能不說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極大忽視。希望教育部門能認真將中醫普及教育問題及早納入議事日程，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振興的一件大事。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領先的東西已經不多了，如果再把中醫丟了，我們將愧對祖宗，愧對子孫。
保持和發揚中醫藥特色
誰都知道，在足球場上不能運用打籃球的規則；在京劇舞臺上，再冠以“現代”、“革命”的頭銜，也不能改為流行歌曲的調子；河北梆子如果能和芭蕾舞“接軌”，恐怕就是“活見鬼”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常識，偏偏在對待中醫藥上一再糊塗。
中醫的基本特色包括整體觀和個體化治療等。
中醫的整體觀強調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譬如中醫將人體內在的臟腑和體表的器官組織加以聯繫，有“肝開竅於目，心開竅於舌，脾開竅於唇，肺開竅於鼻，腎開竅於耳”等觀點，西醫則通常僅針對局部病灶進行治療。在個體化治療方面，中醫的辨證施治，以及對應於千變萬化的病情而採用的千變萬化的方劑，更是西醫的治療方法所難以企及的。在中醫學數千年發展的歷史上，不僅留下了精闢的理論，豐厚的典籍，而且留下了無數的醫案。這些醫案是億萬人的珍貴醫療檔案，是一座博大的寶庫。
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以後，西醫西藥大舉進入中國，崇尚西醫而貶薄中醫的潮流就從未平息過。1929年，國民黨政府曾提出過“廢止中醫案”，後經全國中醫界反對而未能實施。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中醫持支持態度。崔月犁同志任衛生部部長期間，也曾大力支持和促進中醫的發展。儘管政府對中醫總體上持支持態度，但實際運作上，崇尚西醫而貶薄中醫的思潮依然存在。而這些思潮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具體的舉措上體現出來，進而嚴重影響了中醫的發展。
中醫醫院一味地貪大求洋，和西醫醫院的差別越來越小，本來以望聞問切的科學診斷為主的中醫，卻反過來，幾乎完全依賴於“現代化”設備、儀器；本來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中醫，卻一反常理，單純根據檢查指標用藥；在不以為然中，幾千年的經典被擱置，億萬人的實踐被忽略，有藥無方的淺薄取代了凝練粹取的感悟、不求甚解的浮躁壓制了下苦功夫的艱辛。
中醫在攻克疑難絕頑病症上，幾千年來，全國各地不知有多少好辦法、好經驗，許多都應該是醫學科學的優秀成果，有些已經可以躋身於尖端科學的行列，但往往因為沒接西醫的軌，不合西醫的理，被冠之於“土”、“不科學”、“沒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在對待中醫上居然碰了壁，幾千年億萬人的實踐居然與科學不沾邊，這個理講得通嗎？“科學是不斷向前的，它的進步就在於探索未知的新領域，尋求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對現在的科學手段無法檢驗，現在的理論無法解釋的事物，我們應有一種包容精神和虛心求解的態度”。
中藥的遭遇同樣如此，幾千年億萬人的實踐不算了，在“耗子點頭”之外，我們就真的束手無策了。我們作為中醫藥的超級大國，難道就不能有中國中醫藥自己的評審辦法、自己的評審標準、自己的評審隊伍嗎？追隨他人沒能得到他人的青睞，依附於他人帶來的卻是自己的衰敗。全世界每年300億美圓中藥產品交易額中，我們中國只佔有3―5%的份額。一個勁兒地向左轉，最後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實在讓我們中國人的臉上熱辣辣的。
無論什麼事物都有本身的規律，無論什麼改革都有一定的限度。 有人以為我們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是抵制現代科學、阻止規範工作、不懂發展變通，其實這僅僅是在挽救中醫，防止中醫名存實亡。真要等到從科學上認識中醫了，全世界都來學習中醫了，而我們真正懂得中醫的人卻沒有了，該是多麼可悲的結局。
發展中醫藥天地廣闊
香港把發展中醫藥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之一，是非常明智的舉措，中醫藥潛在的能量一旦被激發出來，將令世人瞠目。 具有簡、驗、便、廉四大特點的中醫，適合我國國情，尤其適合於我國廣大農村。我國的社會健康醫療保險不可能和美國相同，如果按照美國的模式，把我國每年國民經濟總收入全部用於此，也難以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我們的社區醫療在盲目地培訓“全科醫生”的時候，可曾想到我們的中醫都是“全科”，我們有什麼必要去趕西方的時髦？廣大農村的衛生院在花重金購置B超、X光機和其它高級設備的時候？為什麼不首先把花錢少、作用大、方便群眾的中藥房建起來？
在中醫學發展的歷史上，自清代葉天士開始，就提出了“藥量輕靈”的主張。即用盡可能少的藥物，來達到治病的目的。而要用較輕的藥量達到預期的療效，則需要有高超的醫術。中醫的這一“藥量輕靈”的主張，不僅可為病人節省藥費，而且減少病人攝入的藥量，減輕藥物對人體的毒副作用，從根本上有益於人體的健康。然而，大概是由於“藥量輕靈”的主張與醫藥企業的利潤相悖，這一精闢而有益人類的科學主張近年來已鮮為人知。但是，為中國這樣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的廣大人民解除病患之苦，中醫中藥的作用顯然是無可替代的。“藥量輕靈”的主張也應該重新弘揚了。
我國從新世紀開始，進入老年型社會，社會保健醫療費用將逐年大幅度增加。中醫保健養生之法，在世界上無與倫比，對於減輕社會負擔，保障老人健康，維繫家庭幸福，中醫的作用不可低估。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中醫不僅可以提供優質廉價的醫療服務，而且中醫的普及還可以在優生優育，生殖保健，預防疾病，增強體質，減輕負擔，穩定社會等各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最近，由PPA引起的對西方化學藥物的不信任，其實早就始於西方，許多西方國家早就禁止使用抗生素。化學制藥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幾乎無法治理。西方國家將藥廠大量遷往第三世界國家，在轉移汙染的同時，以建廠國的人群作為新藥實驗品，以矇昧未化的區域作為被淘汰藥物的再生傾銷地。世界性“迴歸自然”的潮流，帶來中藥再發展的廣闊天地，我國中藥具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只要我們進一步重視開發產地、規範市場、科學生產，我們不僅能保護好國內市場，更可以大舉進軍國際市場。
前些年，一些美籍華人學者曾提出過“中藥救國”的主張，正是看中了中醫中藥這一中國獨有國寶，看中了中醫中藥潛在的巨大市場價值。如果方向正確措施得力，中藥真的是可以“救國”的。可以說，中醫中藥是應該能夠成為國人的“金飯碗”的。
西方先進的東西要學，我們自己的珍寶更不能丟。 捧著金碗要飯吃，得到的是別人的殘羹剩飯，失去的是我們自己的民族氣節。 如果我們從振興中醫藥出發，弘揚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新認識我們民族文化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振奮我們的民族精神，帶來的將不僅僅是中醫的振興、醫學的革命，還將大大促進我們祖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騰飛。
自己站起來才有出路
振興發展中醫藥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需要國力支持，需要調整政策，力度要大，步子要穩，但關鍵在於要自己站起來，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的中醫藥人才，是靠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是靠熟讀經書、拜師實踐成長起來的，必須承認中醫藥教育的特殊性，必須保持和突出中醫藥的特色，必須重視和尊重中醫藥自身的哲學理念和系統理論。所謂“現代化”人才，是有真才實學，有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人才。把現代化理解為西醫化，是對現代化的曲解。現代化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是民族化的現代化。沒有自尊的人永遠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民族虛無主義者也永遠成不了國際主義者。當代的中醫藥教育沒有現成的路好走，要靠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組織和鼓勵中醫學術成果的鑑定和交流，解除思想禁錮，崇尚傳統繼承，打破地域限制，汲取各學科特長，讓國家機構、社會團體、研究院所都動起來，多渠道、多形式地探索中醫自己的評審標準、辦法，最終形成我們中國自己的中醫科學成果評審的國際權威，讓老百姓瞭解中醫成果的真偽，同時，把我們的優秀成果，象當年推廣“針刺麻醉”帶動針灸走出國門那樣，一項一項地讓世界瞭解，在世界推廣。
中藥生產出口上的急功近利，各自為政，極大地削弱了我國的整體競爭優勢。使我們總是被動地接受國外的質檢，聽任他們的苛刻限制，消極地迎合他們的口味。別忘了我們是中醫藥的“超級大國”，我們的人才、資源、市場都是最大最多的。中藥市場唯有先行“中國化”，才能從根本上推動“國際化”。“中國化”不是重新回到閉關自守，而是建立中國化的中醫藥國際權威，在中醫藥上，要中國人說了算。現在後退一步，為的是可以前進兩步、三步、五步、十步……，使我國在中藥的國際競爭中永遠佔據主動地位。
198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衛生工作的決定指出：“要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醫藥學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所獨具的特點和優勢，中醫不能丟，必須保存和發展。另一方面，中醫必須積極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這是一個正確的、英明的決定，我們不應該用概念含糊不清，容易被人歪曲誤解的“中醫現代化”的口號來取代它。建議恢復《決定》的提法，大張旗鼓地宣傳，腳踏實地地落實。
雖然中醫的振興發展，現在尚不容樂觀，但低谷之形，猶如冬至陽生，蓄勢待發的滿園春色已經為時不遠。
三年前，崔月犁同志曾留下這樣一段肺腑之言：“ 現在堅持繼承發展中醫藥，已處在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堅持得不夠而且沒有制度保證，就可能逐步被西醫消化、代替，而走向消亡。就和農村中醫機構一樣，現在大部分醫院已經是西醫佔七成多，而中醫可能還佔不到三成。這樣下去，可能會是在口號上喊得很歡，如何如何發展中醫，而實際上到二十一世紀初，中醫的醫教研機構又是掛著梅蘭芳的牌子，而唱的是流行歌曲的調子，走上日本消滅漢醫之路了。 ”
今天已經邁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又是怎麼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