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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節選）
1966年5月，以“海瑞罷官”、“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開始，北京市委被點名，江青要抓北京市委，把北京市委打倒。在文藝改革問題上說北京市委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等等，五月間在市委內批判了鄧拓。鄧拓是很有才華的人，哲學、歷史、文學都很好，政策水平也很好，寫文章寫得很快，在人民日報當社長。他受不了突如其來的批判，在五月初就自殺了。6月初，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帶著華北局檢查組，接管了北京市，打倒了彭真、劉仁。
他們首先到了市委大樓，讓每個部門的負責人交待，搞得烏煙瘴氣，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不知怎麼回事，交待什麼，我也不清楚。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執行了，別的我什麼也交待不出來。
六月底七月初，批鬥會一個接一個，規模還比較小，但很多人沒思想準備。鄧拓自殺之後，外辦主任辛毅自殺了，市委紀律檢查組的副書記劉君達自殺了，宣傳部部長李琪被江青逼得自殺了，組織部幹部處處長於瑛被批鬥，不知怎麼回事，也跳樓自殺了，市人委一個秘書處處長關文雄自殺了。當時，跳樓的，吃安眠藥的，跳北海的，自殺的幹部有十多個，都沒思想準備，不知道怎麼回事。
七月初，開始批鬥我。在北京飯店被批鬥的一共有二十多個人，那時我是副市長，主管衛生、外事、賓館服務、人委日常工作，還兼衛生體育部長、統戰部部長、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等，有許多具體工作。因為紅衛兵勁頭越來越大，北京衛戍區把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等主要領導名為關起來了，實際是保護起來，批鬥時再帶出去，免得紅衛兵抓起來打。那時北京市在外邊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處排隊搶著鬥我，每天總有一兩場，到區裡鬥，到各單位鬥，差不多有一年。沒事時打掃衛生，打掃廁所，批鬥時掛著大牌子，貓著腰，一下就是三個小時。有一次批鬥時，地質學院的學生造反派配合北京市委造反的人，兩個學生扳著我的手，我用腳尖站了三個小時，冬天棉襖都被汗溼透了，手也扳壞了，筋都拉長了，很殘酷。這一年裡，家裡被抄了好幾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裡東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個工棚裡，兩間小屋，四面透風，白天到機關去勞動。
1966年7月9日，晚上9點多鐘我回到家，來了個軍隊幹部(後來知道是警衛師的一個參謀長)帶著兩個戰士，說是要集中學習，兩個戰士一邊一個架著我上了吉普車，拉到朝陽區三間房二師的一個團部，一直關到年底。那天正是大年三十，來了五、六個戰士，一個幹部，把我找去，兩邊列著戰士。
“你叫崔月犁嗎？”
“我是崔月犁。”
“你看看這個。”
我一看，是逮捕證。我想問問他為什麼逮捕我，又一想，他也是執行任務來了，多問也沒用，就逮你了，怎麼著？
“行，走吧！”上來一個戰士給我帶上手銬，上了吉普車，一邊一個戰士押著，向西開去。
上午十點來鍾出發，走了一個多鐘頭，到了小湯山療養院，這個地方有個很好的溫泉，穿過溫泉進了山溝，一看山溝裡有一大片房子，有個大鐵門，原來是監獄。
進了監獄，把所有衣服脫掉，換上囚衣，帶著一雙棉鞋，一雙單鞋，連襯衣都換掉，只讓穿一身囚服——一件黑棉衣，一件黑棉褲，鞋帶也抽掉了。我留了一個又舊又破的皮背心，把釦子都得揪掉，手錶也收了。我帶著四本毛主席著作，一本毛主席語錄，跟著進去，大院套小院，兩道牢門，裡面是四、五層的樓，一進樓又是牢門，牢房外面一道鐵門，裡面一道木頭門，一共五道牢門。
抓我時正是大年三十，1967年底，1968年初。
我一個人住個單間，六小步寬，十小步長，後面有扇一尺見方的小窗戶，陽光可以照進來，窗戶上有鐵欄杆，放風時，我數了數，一層有十個牢房，一個牢房一個人，誰跟誰也見不著。監獄裡一個星期放一次風，曬曬太陽，外面四周也是圍牆，上面有個平臺，兩個戰士在上面站崗，開開門有個小方框，一個人一個人放風，一個進來，另外一個才能出去，每人半小時。
早晨一碗稀飯，一塊鹹菜，一個小窩頭，冬天窩頭又涼又硬，中午兩個小窩頭，一碗菜湯，春天湯裡只有幾片菜葉，連洗都不洗，連根一塊切進去，喝完碗底還有泥，晚上也是這樣，一年四季如此。
戴著手銬，面向一側地板睡覺，上面的燈照著，沒法翻身，一翻身，手銬象刀背似的卡著手，四年都如此，致使我的右腿長期壓迫萎縮。初到監獄時，晚上睡著了，不知不覺翻個身，便被看守叫起來靠牆站一宿，也不知犯了什麼錯誤。放風時，因為吃不飽肚子，走得慢些，後面的戰士就踹你兩腳。屋裡有個馬桶，有自來水，暖器用水泥砌成圓的，沒楞沒角，屋裡只有十大件：一袋牙粉，一支牙刷，一個瓷缸，一身囚衣、囚褲，一個褥子，一床被子，一雙破鞋，一件裡面的襯衫，一件小破皮背心。冬天時，吃不飽，還很冷，每天晚上五、六點鐘燒暖器，八點鐘就沒了，吃不飽，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沒有草，只有層褥子，連枕頭都沒有，睡覺時枕著雙破鞋，晚上九點鐘就凍得打哆嗦，肚子裡沒食呀，十點鐘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簡直睡不著覺。這下我體會到了無產階級為什麼要革命，國際歌裡不是唱：“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飢寒交迫真是不得了，這種生活連續過了五年，林彪倒臺後才有所改善。
當時是康生向中央報告提出“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罪該萬死，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式的審訊工作，讓他們繳械投降。”第一個劃圈的是毛主席，第二個是周總理，下面其它的政治局委員也都劃了圈。在那種生活環境下，聽說徐子榮沒多長時間就死在監獄裡。他比我大十五、六歲，我是最年輕的，進監獄時是四十七歲，文革前工作那麼緊張從沒住過醫院，沒鬧過大病，頂多感冒，體質是很好的；劉仁是林彪剛一粉碎，就給他摘手銬了，也死在監獄裡；馮基平坐了九年監獄，比我時間還長，文革後恢復了工作，任北京市委書記，1985、86年得癌症去世。劉仁比我大十一歲，又有胃病，又有心臟病，哪裡受得了，拖了那幾年還算不錯的。我是1972年林彪粉碎後摘的手銬，在監獄戴著手銬過了整整四年零兩個月。
一年年，一月月，遙遙無期，也不知家裡知不知道我的去向，本以為也就一、兩個月，可是半年過去了，一年，兩年，難道三年還出不去？後來下了決心，《紅燈記》裡的李玉和不是說“把牢底來坐穿”，這輩子我出不去了，這樣想才有可能安下心來坐下去。最好的是勞改，可以看到陽光，看到大地，看到大地上蔥綠的植物，雖然失去了自由，但還有人可接觸，還能過半人的生活；其次是槍斃，不用受這個罪，折磨得太厲害了，槍斃時喊聲“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啪”一聲就完了，不就這麼回事，有什麼了不起。
粉碎林彪後，生活才有所改善，有時有個饅頭，菜裡有些油水。
剛進來時，我整天在屋裡轉來轉去，每天劃一道槓，數著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十個月……，划著划著索性不劃了，日子望不到頭，反正也出不去。出去不是槍斃，就是勞改，也許就一輩子出不去，死在裡面呢？ 我思考著，為什麼讓我坐牢，我有什麼問題，心裡是什麼想法，應當綜合一下，好針鋒相對地反駁他們，我不是反革命。
五道牢門為我開， 昂首闊步走進來。 革命幹部沒犯罪， 鐐銬鎖身笑開懷。 反覆拷打強逼供， 一生歷史最清白。 主席思想陽光照， 柴扉春風自此開。
毛主席政策執行好的話，我還會出去的，進去之後沒多久，我作了這首順口溜，反映了我當時的心理。
接著進行了三個月的突擊審訊，後來回憶這段經歷，從公安部要了康生的批件，其中後面批示“突擊式審訊，要他繳械投降”。正審是康生的秘書，叫齊景和，副審徐仲華，後來在北京體委當副主任。在監獄的八年間，都是這兩個人審的我，齊景和這個人壞極了，挑了一個大個兒，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專門做打手。
“你去沒去東四六條？”
“東四六條，我平常去的時候很多。”
“問你去過沒去過。”
“我專門到那去，我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了。”
“他媽的！”
“梆！梆！梆！梆！”
“你去過還是沒去過！”
“可能去過。”
“去過就說去過！到東四六條哪個地方？”
我說：“我可想不起來到哪個地方，我記不清了。是不是過去我在和大當秘書長時，我們的秘書長劉貫一，解放後他住在東四六條，好象到他那兒去過。”
“什麼門？”
“二道門吧？”
“什麼樣？”
“四方院。”
“多少號？”
“記不清了。”
“什麼他媽記不清，你明知道……”
“梆！梆！梆！梆！”一次下來，整個臉都腫了，第二天，眼睛都打得腫得看不見。有時我得咬著牙，不咬的話，牙都會打掉的。
一天吃也吃不飽，睡也睡不好，審問時，雖然有個座，但也不讓坐，坐下的話，問著問著，吼一聲“站起來！”就得從早晨八點鐘站到十一、二點，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回去吃菜湯、小窩頭，生氣吃不下就算了。八點以後，九、十、十一、十二……，有時審到夜裡兩點，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兩三天，再接著打。
打完一次之後，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讓回去寫材料，給五張紙，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鋼筆。因為覺得沒有什麼可寫的，就寫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無產階級覺悟很低，沒有按毛主席的辦。
交上去，到下一次審問時，就會罵，“他媽的！你就寫這個？你自己的問題你不清楚！你找死啊！”
我說我沒什麼可寫的，“什麼他媽的沒什麼可寫的！”一腳將我踢個跟頭，接著又是一頓打，打得根本站不住，兩個肺部都腫了，我繃著勁，怕把心臟打破了。
差不多三個月的突擊審訊後，眼睛打得根本睜不開，走路時用手扒開眼睛，四、五個月後我的臉才消腫，兩個肺呼吸起來都疼。
“去六條多少號？”
“我不知道？”
“什麼不知道！你明知道還不說。”
他們想把劉仁搞成特務。劉仁是不是特務，我怎麼會知道？劉仁1927年入黨，我是1937年入的黨，他比我大十多歲，他的工作情況我能知道嗎？說人家是真特務，是假特務，我怎麼能說！後來，他們要我說到劉仁就必須加上大特務的頭銜，不這樣說，就小心著點。
以後我就只說事情，不提名字，因為說出劉仁，就得捱打，這也是一種鬥爭方法吧。
他們一看從我嘴裡總也套不出“劉仁是個大特務”，就開始上傢伙。
每次審訊都是一個正審，一個副審，一個專門打人，兩個作記錄的，一共五個人，他們把我靠在牆上，一個記錄把我一推，一拉手銬，手銬一下就卡到肉裡去了，血順著袖口就流出來。
“劉仁是不是大特務？”
“不是。”
“他媽的！是不是？”
“不是。”
反覆好多次，細節我已記不大清，但他們想把劉仁搞成大特務，就是用這個辦法審訊的。
接下來，就是王光美。他們想把王光美搞成特務，再聯絡劉少奇，說劉少奇跟特務有勾結，在王光美的問題上，比對劉仁的問題打得還厲害，這是他們抓我的關鍵所在。因為我在1944年搞地下工作時就認識王光美，那時她在輔仁大學物理系，功課很好，本來要留美，後來是我勸她留下。日本投降後，葉劍英代表中共執行部與國民黨、美國進行談判，稱為三人小組，當時缺少英文翻譯，我動員王光美去給葉劍英當英文翻譯。談判破裂後，葉劍英把她帶到延安。她當時功課很好，英文也很好，留美沒有問題，小學、中學都名列前茅，在大學物理系也是高材生，到了延安，她和劉少奇結了婚。
他們一定要從我嘴裡講出王光美是特務，為什麼要逼我說東四六條這個地方呢？因為六條有個日本的特務機關，後來國民黨特務機關可能也住過，其中的細節我並不清楚。所以反覆問六條什麼門，多少號，而且打得很兇。
我開始糊弄他：“多少號，1號啊。”
“什麼他媽的1號！”
“那麼2號，3號……17號。”
“他媽的，你明知道是17號，為什麼不說，就是17號嘛，他們那是幹什麼的？”
“那我可不知道。”又一頓毒打。
最後，他們說著，讓我寫下東四六條一個什麼樣的門，幾號。我寫下來，他們是想取這一段作為王光美是特務的證明。
“王光美去過六條沒有？”
“我根本不知道王光美去沒去過六條，我跟她接頭都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時文化宮叫太廟，每星期在那兒和她碰一次面。
“她在北京那麼多年就沒去過六條。”
“那我可不知道，那麼多年去過的衚衕當然很多了，也可能去過呢。”
“他媽的，你明知道她去過，你說她沒去過！”一下歪曲了我的意思。他們的審訊方法是把他們主觀願望打成是我說出來的。
“王光美去過六條什麼門，多少號，都寫下來。”
我說我都說了，有什麼可寫的，不寫。於是他們就拽著手銬，在後面推著、打著我，逼我寫下來去過六條並簽字，按手印。我當時想你們就是這樣取證啊！
他們為劉仁審我，四、五個回合，一個回合三天三夜，為王光美審了我七、八個回合，每個回合還是三天三夜。
還有一個人叫張東蓀，是民盟的，也是全國有名的統戰人物，解放前他是知名的教授，腳踏好幾只船，與共產黨、與國民黨都有聯絡，日本統治時，他被抓起來過，可能答應過給日本人做事。日本投降後，上級指示我去找張東蓀，告訴他共產黨要進城，勸他和周圍的民主人士與共產黨合作，把北京城搞好。結果共產黨沒進城，國民黨進來了。他在燕京大學當教授，地位不低於校長，四面八方的聯絡很多，可能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絡。政治上還是個大特務，不是一般的小特務。解放後毛主席把他安排成中央政府委員，那時他七十多歲。50年抗美援朝時，他把每年的國家預算材料都送給了美國人。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有一次在懷仁堂，毛主席講話：“張東蓀偷了我們國家的預算，送給了美國人。”這我才知道張東蓀跟美國人有關係，是美國的大特務。但考慮到他畢竟和我們合作過一段，並沒有從重處理，免去他燕京大學教授的職務，給他一套房子養老，每月還給他一筆生活費。當時北京市委在德國使館，我當時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羅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長。有一次我們正在打檯球，羅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崔，張東蓀有個電臺，他說是你讓他安的。”
“你去調查好了，調查是，就是我安的，調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
我不知道張東蓀有電臺，那跟美國人有關係。他一說是我給他安的，等於是共產黨讓他安的，為自己開脫罪責，可是卻把我牽扯進去了，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他們把這件事提出來，又突擊審訊了兩次，六天六夜。
我說，張東蓀是特務，毛主席說他是特務。可這之前我不知道他是特務，那時讓我找他，是上級指示，他做特務，我怎麼知道，爭取傅作義時，不是還有他在裡邊，解放後他還是中央政府委員，那麼些公安人員、政府委員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況且解放後我與他再也沒有來往過。
這些事，共突擊審訊了三個月，我在獄中又作了一首順口溜：
日食三餐窩窩頭， 時光大好付東流。 鐐銬鎖身真痛苦， 寂寞難熬無盡頭。 反覆審訊無數次， 拷打逼供鮮血流。 我對“死”“苦”俱不怕， 人生可貴是自由。 英雄男兒不落淚， 高山聳立不低頭！
突擊三個月並沒有把我在思想上、身體上搞垮，因為我沒有做出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說我工作上有過差錯是可能的，可要說我在政治上是特務、是叛徒，做過壞事，那根本沾不上邊。
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說要你衝，即便衝進去是一死，我也會衝的。我對黨的忠誠到了可以為之上刀山下火海的程度。入黨時我就曾面向西北，舉左手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我一生都忘不了。把我當反革命，關進監獄，與我的情況差距太大了。我想：我在黨內不算好乾部，中上等也說得過去，如果我這樣人都進了監獄，那得有多少幹部被關進監獄，被打倒。對我肯定是過了火，對別人也這樣過火，那麼黨的路線可就“左”了。這是我當時的初步想法。
進監獄第五個年頭，粉碎林彪之後，監獄才允許家裡探監，但還要汪東興批准。
第一次探監，家裡來了四、五個人，那時已粉碎林彪，但我還不知道林彪幹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事。當時可以看《人民日報》，有一天報紙上有篇天津教育局的總結，有句話“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謬論”，這是林彪在學習毛主席思想時提出來的，怎麼成了謬論？我想林彪一定出了問題。家裡人看我時，暗示我監獄裡住著不少人，有的職位好象比我高，我不大相信，中央的負責人怎麼能隨隨便便就進了監獄？他們暗示彭真也在裡面，我更不相信了，因為彭真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這麼高的位置能進監獄嗎？
出來之後才知道彭真確實進了監獄，北京市進監獄的有彭真、劉仁、範瑾、張文松、任彬、我，還有一個體委副主任林一忠等，至少有十多個人。任彬進去後很快就死了，因為他有氣喘病、心臟病。
家裡認為我蹲了幾年監獄，精神苦惱，我卻談笑風生。家裡半年探視一次，一直到七三年春，我的眼睛很不舒服，讓我出去看病，我的心裡才得到些安慰，但無形中也增加了我急切出獄的心情。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出獄呢？多一天，多一小時我也不願意呆在裡面。
他們讓我到第六醫院看病，條件相對比較好一些，但外面有戰士晝夜看著，不許出門。六院有個曹維禮院長，想盡辦法探望了我，暗示我好好養病，身體好了早出去。但過了幾天，突然又讓我回監獄，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很大刺激，後來才知道是四人幫一夥作亂，監獄的氣氛又開始緊張。
那一天是下午五點鐘左右，夕陽西下，影色慘淡，更加重了我感傷的心情。回到屋裡，覺得腦袋很輕，天空中傳來聲音，有毛主席，周總理，媽媽，有過去一些熟人的聲音，聲音聽不太清，晝夜講話，我也跟他們講。我開始神經錯亂，煩燥，站不住，夜裡聽到虛無的講話聲就害怕，有時會看到人被大卸八塊，恐怖得要命。這是長期的監獄生活給人造成的恐怖心理，給我的飯，被我一腳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致恍惚感到，周總理要救我出去，說監獄圍牆太厚，調坦克來也衝不出去。
我真的瘋了。他們請了安定醫院的大夫給我看病。那時，不止我一個人瘋了，馮其平瘋了後大罵毛主席，範瑾直到現在還沒完全好。這就是被關在牢房裡，一個人想啊怎麼也想不通，最後導致精神失常。
給我吃藥之後，四肢癱瘓，一動也不能動，洗臉得跪著爬過去，連搓毛巾、擰毛巾的力氣都沒有。這是因為用藥量過大，把小腦運動神經吃壞了，這個病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全好。
半年後，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風，半天走不出去，腦袋如石頭一樣重，也沒有棍拄著，只好一點一點蹭。
同時由於著急，兩隻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麼都看不見。這下子覺得太痛苦了，出去勞改也沒有希望了，這才知道為什麼說保護什麼珍貴的東西要象保護眼睛一樣。因為眼睛太寶貴了，沒有眼睛，看不見東西太痛苦了。
每天給我吃藥，不煩躁了，但也動不了了。眼睛也瞎了，只好躺在床上，給的飯摸索著吃點。不知延續了多久，才能坐起來。
好幾個月之後，到了1973年夏天，家裡人來看我，嚇壞了，看到我跟以前判若兩人，像傻子一樣，吃藥吃得痴呆了，走不了路，說話也不利索了，沒有感情。後來病情逐漸轉輕。這以後，差不多兩年時間，在監獄只能坐著，看不了書，腦袋脹得厲害，在牆上碰，才覺得舒服些，硬把牆頂出一道溝，睡覺睡不好，走也走不動，每天如此。手銬已經摘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病痛卻加劇了。
在林彪倒臺之後，打人少了一點，還是逼我承認王光美是特務，我說你們槍斃我可以，打人不行，打人是違反政策的，鬥了3個多鐘頭。他們不打不動刑，我更是什麼都不說了，謊話我堅決不說。他們又拍桌子，又嚇唬我，使出了各種辦法，狐假虎威，猖極一時，但真理沒在他們手裡，違反了事實，對我沒什麼威力。
看報時，看到被打倒的物件是地、富、反、壞、右、修、資、臭老九，八、九類都是反革命。我這樣的幹部都進了監獄，那得有多少人都被打倒。毛主席啊，你不是說革命要象吃飯一樣一口一口吃，貪多咬不爛，你把地、富、反、壞、右等九類連同他們的家屬這麼多人都搞成是敵人，能一下子解決問題嗎？這時，我肯定文化革命的路線左了。但文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發動的，我還是沒有十分把握說它是錯誤的，沒有人敢這樣說。
直到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總結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我才比較系統地瞭解了文革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左的，對黨，對人民，對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監獄的八年，我沒有幹任何工作，身體也搞壞了，本來這一時期應該是我一生中最應有所作為的階段，經驗也有些了，思想也比較成熟了，幹工作時也有勁頭、果斷，繼承了黨的優良工作作風，對黨的工作應當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一起一落再加上監獄中的八年，從46歲到58歲，12年的時間都耽誤了。
坐了八年牢，我並沒有對毛主席產生個人恩怨，相反我仍認為毛主席是個偉大的人物，他的出發點是為了把中國搞好，只是方針不對，越搞越“左”。我明知道我進監獄是毛主席劃的圈，只有中央政治局才有權力批准省市級幹部進監獄。即使受了那麼多苦，我也沒計較個人的得失與恩怨。在監獄的前五年，我還帶著四捲毛選，一本語錄，語錄一共三十三章，我都能一字不落的背下來。看問題不能絕對化，好的就絕對好，一點問題沒有，壞的就絕對壞，一點優點沒有，這都是錯誤的。象朱老總說，勞改的人也有優點，他能勞動，不是廢物。辯證法的觀點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暫時的，是一個過程，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任何自然界、人類社會的事物都有它發生、發展、成長、滅亡的過程。所以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永葆青春的哲學，因為它把事情都看成是發展變化的，看為一個過程，舊的死了，新的誕生。毛主席提倡看事物的兩面性，不要絕對化，有優點也有缺點，這是符合辯證法的。所以在坐監獄過程中，我也本著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看問題。
誰也不願意坐監獄，但已經坐了，怎麼能讓這件壞事情變成好事情？毛主席不是講壞事變好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過去哪有這樣充分的時間學習毛選，我把《論持久戰》裡有關辯證法的章節、寫得好的章節，還有《矛盾論》、《實踐論》都背下來了，對我思想的開闊，理論的提高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馬列主義的書應當多看，但看得再多，不聯絡實際，不聯絡個人的世界觀，用處也不大，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一個是階級性，一個就是實踐性。特別是實踐性，對理論來講，它是第一性的。現在我們黨的實事求是作風正符合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條準則。
這個時期透過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自己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都有提高。對毛主席，任何時候我都認為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這一點我始終沒有懷疑過。從29歲我在天安門開國大典在他身邊開始，就對他非常崇拜，他有過的嚴重的錯誤，也並不防礙他的偉大。
粉碎林彪後，我讓家裡給我拿了《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世界地理》、《魯迅選集》等許多書。入黨多少年，我想看《資本論》，都沒看完過，這次，我一下看了三遍，每章每節都記下來了，使自己在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經濟觀念增強了。有些文教幹部工作中不太注意經濟觀念，馬列主義思想不能停留在思想的範疇裡，社會的思想形態應當到經濟關係中去找，這是對的，是唯物的。社會發展的線索主要是經濟，其他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意識都是上層建築。馬克思這本《資本論》鉅著對我的幫助很大，對我形成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經濟、勞動、科學方面的觀點有很大幫助。
為什麼我的思想現在比較開闊一些呢？一方面我經過正面、反面、苦的、樂的種種考驗，還有一個原因是聯絡實際來看《世界地理》。那時全世界有124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我就把這些國家的人口、面積、首都、物產、經濟狀況、政治制度等背下來。比如當時非洲有獨立的國家47個，我都記下來，後來出訪非洲、南美等地區的國家，詳細的情況我無法知道，但這些國家大概的一些知識我都瞭解，都在我腦子裡裝著呢。知識的積累不是一日之功，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在監獄的幾年中，我認真地看了許多書，有些需要死記、死背，這對我知識的積累、理論水平的提高很有好處。這不是壞事變好事嗎？
第二個壞事變好事的，是獲得了超人的毅力。人如果沒毅力，是辦不成任何事情的，在社會上不會有作為的，他必須有毅力、有敢於鬥爭的精神。不管是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對生活、對學習，做任何事的過程當中，都必須有毅力，沒毅力我認為是沒出息的。在監獄裡經歷了生死的考驗，出來後對名譽、地位、作官、虛榮不能說一點不想，但想得很少。死都不怕，如果因為不同意見、鬥爭而影響了仕途，就更不怕了，作官不作官算什麼呢？
在毅力方面，除了敢於向各種各樣不正確的現象作鬥爭外，主要在執行方針政策路線方面，在治國為民的大事上，要堅持正確的，堅持真理，小事影響不了國家大事，但方針、政策錯了不得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咱們跟日本差了幾十年。1964年我去日本，看到他們有的教授穿的西服領口都是破的，東京帝大醫院的地板都沒有油漆，十五年後，1979年我第二次訪問日本，全都變了，樓蓋的都象高階賓館一樣。所以核心是要注意國家大事，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要鍛鍊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才能參與國家大事。否則，提意見也好，發牢騷也好，都起不了作用，因為你講的不中肯，你還沒有當政的人瞭解得多。
我非常注意方針、政策，比如中國的教育，只靠正規院校一條腿走路行不行？要提高全民族的水平，光靠一條腿是不行，至少是困難的。必須得有另一條腿，比如社會辦學，質量不一定比正規院校低。國家有困難，辦不了很多正規院校，要大力發展非正規院校，才能使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得到學習和進修的機會，這樣千千萬萬的人透過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訓，才能適應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一億人口的國家，才能使全民族的素質得到提高。特別是農村，更要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提高科技、文化、思想、文明等各方面的水平，結合農村的實際，不能只搞普通訓練班，也可以辦短期、長期、專業的大學，才能普及文化，對整個農業生產有利。我曾對辦教育的提意見，不改還提，不管你是任何人，我認為我是對的，在未證明我的意見是錯誤的之前，一定堅持到底。
毅力不僅表現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一樣。有人辦事拖拖拉拉，有人辦事不徹底，都是沒毅力的體現。打不下這個基礎，一個人一定樹立不起好作風，當官必是官僚主義，當兵也不是好兵。所以我辦事，無論大小，必有交待，比如群眾來信，當回必回。作為幹部，更要鍛鍊這種作風，把事情做徹底。
我抽了30多年的煙，文化大革命以前戒了多少次都沒成功。但從78年到衛生部工作後，下決心不抽，到現在我一支菸也沒抽過。要戒就徹底，有毅力。當然這只是生活當中的小事，但卻可以鍛鍊一個人的毅力。
要有毅力擁護真理，真理是以實踐的檢驗為標準的。
我在獄中讀魯迅的著作，反覆看了他的雜文，他的詩寫得好，我幾乎都能背下來。透過學習，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提高了文化素質。我小學畢業，沒上過幾年學，上過不到半年的訓練班，原來的底子很薄，看些書也是與業務有關的。監獄給了我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學習；同時磨鍊了堅強的毅力，做任何事不怕吃苦，不怕動腦子。
在衛生部當部長的時候，數字我記的特別多，有的司長記的數字還沒我記得多。有一次訪問東德，東德衛生部長，歲數和我差不多，以善記國家各種數字出名，談判時，他舉了很多數字，我也舉出很多，後來下面人講，這兩個部長，旗鼓相當，都記這麼多數字，靠什麼，靠的就是毅力。學習上，有些就得死記。記電話號碼，錯一個數也不行。不怕用腦子，不怕艱苦。
第三個，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正確，這是最重要的，治國的方針政策不正確，一刀切下去，損失無法估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解放後，我參加過各種各樣的運動，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搞階級鬥爭，現在想起來，每次運動的缺點是什麼，錯誤是什麼，我都比較清楚。公社化，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我都親自搞過。根本問題就是方針錯了，左了，損失就無法挽回。1958年大躍進，接著三年災害，吃樹葉，餓死人。治國一定注意方針路線，這是至關重要的。
這是將壞事變好事，將坐牢變禍為福的幾點體驗。
過了五年監獄生活以後，老出不去，這怎麼辦呢？反正是一輩子，一輩子也不能總苦惱著，每天老哭也出不去，於是我就自得其樂，還作了一首順口溜，以這個順口溜指導自己少苦惱：
獄中之樂樂無窮， 漫步輕飄入雲空。(在小房子裡轉暈了) 日食三餐送到口， 勝似修行深山中。(又靜，又不用會客) 入夜酣睡不知曉，(反語，上半夜睡不著，黎明才能入睡) 黎明百鳥來朝鳳。(獄中院內鳥叫) 晨曦沙彌敲木魚，(戰士都是禿頭，跟小沙彌似的，早晨犯人還沒睡醒，他們就用腳踢門叫起) 夜半和尚來撞鐘。(十點鐘，統一敲鐘叫犯人睡覺) 人間懼怕入監牢， 豈知獄中樂趣融。
在獄中最想家了，戰士態度稍緩和些，就讓人感到很親切了。五年以後才告知家屬來探監。國慶時可以看報紙，那時候，“五一”或“十一”時都組織遊行，我從1949年開國大典直到文化大革命，遊行時我在天安門上一直站在毛澤東身後，以便在主席詢問遊行隊伍是何單位時回答，或是為主席做些臨時交辦的事情。當時在主席身後站有兩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汪東興，他負責保衛工作，毛主席身材魁梧，舉止穩健，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朱德的一舉一動都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相稱，很有氣派。從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每年的五一、國慶我都是這樣參加，幫助組織遊行，對國慶這項內容感情特別深，也特別具體。十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組成的“國慶”字樣，真是一個紅色海洋。每年“十一”都有閱兵儀式，坦克，炮兵，陸、海、空三軍，真是威武雄偉，我特別懷念這種場面，國家這麼偉大，人民歡欣鼓舞，特別是在監獄中第五年，更是感慨萬分，作了這首詩：
身在深山牢獄中， 心向京都萬花叢。 相隔不過咫尺地， 如同千山萬里重。 妻子兒女盼我歸， 年年月月渺無聲。 何日能出監牢獄， 只待軍方裁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