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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錘萬擊出深山，岐黃殿堂一偉人
--在崔月犁紀念文集《月犁》一書首發式上的發言
諸 國 本
崔月犁同志離開我們整整四年了。四年來，他的親屬、戰友、同事，一切追隨他、敬仰他的人們，都深深地思念著他。有的奉獻心香，有的形諸文字。他的夫人徐書麟大姐將崔月犁自傳和一部分紀念文章集在一起，主編《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一書並公開出版。我有幸讀過這本書的初稿，一次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心情久久不能平靜。2001年5月20日，中國中藥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會議開幕之前，張文康部長對我說：“要編一部崔部長的紀念文集，你幫著辦一下吧。”儘管我對《月犁》一書的出版沒有做多少工作，主要是徐大姐操心，曉彤出力。但我做的這一點工作肩負著文康部長的授命，我在這裡代表編委會和全體作者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崔月犁同志出生於“五四”運動之後的1920年1月，本姓張，叫張廣胤。1939年2月，19歲那年，奉命從河北深縣抗戰建國學院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冀西阜平縣學習和工作。“時值春天，到達時又是傍晚，依稀可見月光下農民趕著牛在田裡耕地，因取名崔月犁。”這月光下趕牛耕地的情景和月光下耕地的命運，正是崔月犁為革命和建設畢生奔波勞作的寫照。崔月犁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對人民的愛。他出身貧寒，從小同情貧苦農民。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在天津、北京等地廣泛接觸社會底層的市民群眾，同時和許多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大學生交朋友。解放後又負責北京市的統戰工作。他深知人民的苦難和需求，胸中激盪著一顆強烈的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求生存、為祖國圖富強的赤子之心。無論他走到哪裡，他總能與群眾打成一片，總覺得人民群眾可親，總有很多朋友。他忘不了群眾，群眾也忘不了他。他從事多年的地下工作，從抗日戰爭年代到解放戰爭勝利，他像尖刀一樣插入敵人的心臟，又沉著安全地隱蔽於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好像一片普通的樹葉深藏在綠色中間。基於這一點，他尊重領導，團結同志，聯繫群眾，從不突出自己。北平和平解放，他做了大量工作，對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但他有功不居，總是把取得的成就歸功於領導的英明決策，歸功於“兵臨城下”的軍事形勢。他蒐集到的關於傅作義起義之前的情報，正確及時而又細節生動，聶榮臻司令員表揚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瞭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但他總是突出劉仁、傅冬菊和“三個主要人物”的貢獻。建國以後，北京市的五一勞動節和國慶節遊行，他都身負重任，參與市委、市政府的籌備領導工作，可是每到遊行開始，他的角色始終是“站在主席臺後邊，聽取中央領導同志的詢問和臨時性服務。”這種“站在主席臺後邊”的勤務員作風和甘心站在後邊的勤務員本色，正是崔月犁為人民服務的一貫形象。
崔月犁同志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留在人們的心裡。他質樸坦誠，實事求是，敢說敢為。他深入基層，必定走村串戶，和老百姓促膝談心。他調查研究，必定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有功報功，有問題談問題，決不文過飾非。“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坐牢八年之久，吃盡苦頭。但他一身正氣，不講一句違心話。解放以後，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總是儘量地保護好人，減少損失，挽回負面影響。有一次他和我談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說：“實事求是並不難，把白說成白，把黑說成黑，有什麼難？難的是在壓力面前，在生死關頭，敢不敢講真話。”後來，我在《月犁》一書的書稿中看到他說的另外一句話：“1973年我總結了幾句在監獄中的感想，其中第一句是‘革命征途曲折多，實事求是最難學。’”兩種說法，一個意思。被他正反兩方面一說，理論和經驗結合在一起，“實事求是”的意義就更加完整，他的人品也變得更加完美了。杜潤生同志說：“月犁同志一生革命，重實際，辦實事，收實效，無私無畏，堅持真理，奮鬥不息。”這個評語是非常中肯的。
崔月犁同志重視中醫工作，其出發點仍然是急人民之所急，求人民之所需。徐書麟大姐最瞭解他。徐大姐說：“他對中醫的熱忱完全來自人民群眾的需要。”崔月犁同志自己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要注重發展中醫。”但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他在衛生部接手中醫工作的時候，“中醫那時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了。”從數量上看，文革前有371所縣以上的中醫院，到文革結束時只剩下171所，“不少中醫醫院被拆毀，人員被下放，尤其是大批集體所有制的中醫醫院，連他們勤儉辦事業積存下來的資金、房屋、設備也被分光了。”從質量上看，“主要是沒有充分體現中醫中藥的特點”，許多醫院都西醫化了，“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的調子”，已經名不副實了。當時衛生部門的爭論也相當激烈。有的人認為，“聲光化電奔前走，何必破車拉老牛。現在這個時代提倡中醫等於倒退。”中醫界則大聲疾呼：“中醫千百年來取得的療效就是實踐檢驗過的真理。”有的人指問：“中醫醫院姓中還是姓西？中醫醫院裡該是中醫學當家還是西醫學當家？”作為衛生部的領導，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用西醫改造中醫，使中醫醫院最終由變質而消亡。一種是“堅持中醫特色的辦院方向，”“一定要把這些醫院辦成名副其實的中醫醫院。”中醫教育也一樣，“中醫學院都應堅持繼承發展中醫藥學的辦學方向，”使中醫事業撥亂反正，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崔月犁同志順乎民心，頂著壓力，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攬狂瀾於既倒。1982年4月，在湖南衡陽召開了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即現代中醫學史上著名的衡陽會議。崔月犁在會上凜然提出：“我們要在中醫事業上有所作為。”關於保持發揚中醫特色的問題，他非常清醒地指出：“中醫院怎樣才能辦成名副其實的中醫院，而不是中西醫結合的中醫院，這是新問題，這裡存在著中醫和西醫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內部矛盾，因為主要是不同學派的問題。因此解決這個矛盾，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前邊，好好做、認真做、細緻做。對西醫人員要合理安排，各得其所，發揮其積極性，不要使之產生消極因素，不要引起一些別的麻煩，不要使同志之間發生誤解，鬧不團結。主要是要把三個問題解決好：第一個是體現中醫特色，即在診斷、治療、急救、護理、營養、病歷書寫、病房管理等一系列問題上恢復和發揚中醫中藥的特色，有計劃地提高業務水平。第二個是領導班子問題，第三個是西學中和西醫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比較麻煩一些，都牽扯到組織整頓調整方面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應當是從實際出發，採取靈活多樣的方法，最主要的是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那些熱愛中醫事業，願搞中醫工作的西學中人員，認真地學習中醫，使他們逐步成為真正能夠運用中醫理法方藥，開展醫療活動的醫生。這個問題，在中小單位好解決，大的中醫醫院可能比較困難一些，不論採取什麼方法解決，辦院方向必須堅持。”在這裡，崔月犁的實事求是精神，對矛盾的鞭辟入裡的分析，對原則的堅定性，對方法的靈活性，表現得淋漓盡致，體現了一個革命幹部的豐富經驗和高度的成熟性。在那個時候，象撥正中醫醫院辦院方向這類事，除了崔月犁這樣的大手筆，其他人確實很難有這樣的魄力和能力。但崔月犁考慮問題更加縝密深入。他接著說：“對西醫和西學中人員，儘可能多地保留熱心於中醫事業的同志，儘量做到人盡其才，在院內適當安排，如果安排不了，可以調整或調動一下，以發揮其積極作用。”“在解決中醫事業的同時，還有中西醫結合、綜合醫院中醫科的問題，是否可以考慮中西醫結合工作在綜合醫院中進行，綜合醫院的中醫科，首先還是發展中醫，保持和提高中醫的業務水平，原確定百分之五的中醫病床要保證兌現。至於中西醫結合工作怎麼搞法？中醫科怎麼搞法？請各省、市、自治區總結一下經驗，提出意見，爭取今年能召開一次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崔月犁在這裡所指的“召開一次會議”，即同年十一月在石家莊召開的“全國中西醫結合和綜合醫院、專科醫院中醫科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關於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的意見》。一個衡陽會議，一個石家莊會議，兩個會議相隔半年時間，崔月犁都做了正確決策和妥善安排，我本人是這兩個會議的參加者和見證人之一，崔月犁在衡陽會議上的講話，後來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收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又載於《中醫沉思錄》第一冊。
崔月犁在衡陽會議主席臺上做完報告，上午的會議宣告結束。他就被熱情的代表們團團圍住，許多問候，許多讚賞，許多提問。崔月犁如魚得水，如坐春風，微笑著與大家交談，很快已到中午，代表們走出會場，拐過一條街，返回駐地。天空下起了——細雨，他沒有帶傘，沿牆走在人群中間。在那一次會議上，有許多文革以後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還有許多中醫界的著名人物，我只能算小字輩。我只是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面，迎著細雨，沒有把傘撐起來。
衡陽會議的一幕如今都歷歷在目，衡陽會議的精神凝聚了整個中醫隊伍，人們感謝黨的中醫政策，人們敬仰崔月犁。但衛生界的一位負責同志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衛生事業發展與決策》一書（簡稱《決策》）中，歪曲衡陽會議的精神，認為“衡陽會議的這些估計和判斷是不符合科學和客觀的實際的。”這不禁令我十分驚訝和不解。崔月犁對綜合醫院搞中西醫結合，有過明確的要求。在不久以後召開的石家莊會議上，對於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更做了全面安排，包括建立中西醫結合醫院、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建立中西醫結合科室或中西醫結合研究所，還特別在文件中指出：“綜合醫院中醫科設有病床並有一定數量的西學中人員，在保持發揚中醫特色的前提下，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來開展中西醫結合工作，這樣做有利於醫療、科研工作的開展。”而《決策》一書卻說衡陽會議指出“中西醫結合工作不能在中醫機構中搞，也不準在西醫醫院的中醫科裡搞”。衡陽會議以後於9月3日下達的《高等醫藥院校中醫專業教學計劃》（五年制）規定西醫課為774學時，加上專題講座約800學時，佔總課時的十分之二，而《決策》一書卻說“把中醫院校現代醫學課程和中醫學課程由原來的3：7改變成1：9。”這一些巔倒基本事實的白紙黑字有幸已留在歷史上，從而也進一步證明崔月犁做事是何等博大，何等光明，又何等堅定與縝密。我國著名中醫學家、湖北中醫學院教授李今庸先生在追悼崔月犁時寫道：
慧眼獨具識杏林，?
岐黃殿堂一偉人。?
志在深山探寶藏，?
未暇顧及路不平。?
大智大勇倡特色，?
“衡陽會議”見精神。
崔月犁本人不是中醫，卻被中醫界人士譽為“岐黃殿堂一偉人”，其為中國中醫事業嘔心瀝血，政績昭然如此。今日國人言中醫者，必稱崔月犁，道理就在這裡。
編者按：
這段文字摘自《中國衛生事業發展與決策》一書。這本書已發行十多年了，因為影響不大，在這期間，沒有人理他。但畢竟事關真理和原則，諸國本同志作為當年衡陽會議的參加者，以愛真理的精神和講真話的勇氣，公開對此文予以批判，現將這段文字抄錄在下面：
1982年4月，衡陽會議後發的文件卻提出：①中醫醫院是中醫的基地，中西醫結合工作不能在中醫機構中搞，也不準在西醫醫院的中醫科裡搞；②中醫院校中現代醫學教學時數由1千小時砍掉一半，把中醫院校現代醫學課程和中醫學課程由原來的3:7改變成1:9；③文件中還提出中醫院校由於辦校方向錯誤，辦成了中西醫結合的醫學院校。這些估計和判斷是不符合科學和客觀實際的。
同年，在南京召開了中醫教育會議，會議審議的教育計劃和教材編審要求，糾正了行政干預的“偏激”思想，合理地進行了調整，中醫教育仍按科學知識體系向前發展。同年11月又在石家莊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不僅解決了中西醫結合的方向和任務，而且對否定中西醫結合的錯誤論調（如有人說：“中西醫結合越多，消滅中醫越徹底”），用事實加以駁斥。會議一致公認：中西醫結合是發展我國醫學科學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我國醫藥衛生工作的優勢，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醫藥衛生事業重要內容之一。會議肯定了1958年開創中西醫結合以來的重大成績，給否定者一個有力回答。
1985年，傳達了中共中央書記處對中醫工作的決定：“根據憲法‘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學’的規定，要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醫藥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獨具的特點和優勢，中醫不能丟，必須保存和發展；另一方面，中醫必須積極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要堅持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中醫、西醫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努力發揮各自的優勢。”40多年來的實踐，在黨的團結中西醫的方針指引下，傳統醫藥學的繼承和發揚，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因為幾十年來，中醫、西醫在黨和各級政府及其衛生部門的領導下，不僅沒有丟掉中醫，也沒有丟掉中藥和民族醫藥，才有今天。如果把中西醫團結合作所取得的大量成果，認作是“丟掉了中醫”，忽視了廣大醫藥衛生科技人員的辛勤勞動，既違背了黨的中醫藥政策，也違背了歷史真實情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肯定了要堅持中西醫結合方針，中醫必須積極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這些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行政干預科學的教訓必須經常地吸取，科學才能興旺發達。
1986年，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使中醫工作有一個獨立機構來管理，1988年又改名為中醫藥管理局，既管中醫又管中藥，各省、市、自治區衛生廳局行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