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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同志的講話（摘錄）
崔老會長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1978年來到衛生部擔任副部長、部長，分管和領導中醫工作的。上任不久，面對“四人幫”對中醫工作嚴重破壞的局面，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革命年代造就的非凡氣魄，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於1982年召開了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衡陽會議”。衡陽會議的主題是保持發揚中醫特色、振興中醫。本人就是受衡陽會議精神的感召，開始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的。
崔老會長在中國中醫藥學會任職18年。95年3月中旬在中西醫結合學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崔會長問：“中醫學會的韋黎是誰，我怎麼不認識呢？”當他知道韋黎就是我的筆名時，爽朗地笑著說：“你讓我好找啊！你的文章我仔細看過了，我已經批給中醫學會秘書長，讓他們打印成單行本發到各省、市學會，希望學術界就這一問題進一步研究、討論。”當時我不由得一驚：他已經75歲的老人了，對學術問題還那麼關心，那麼敏銳。他直率、風趣地說：“我主張中西醫結合，但我不贊成中醫西醫化。這個觀點我是從工作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你從理論上把它講透徹了，這也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吧！你對中西醫結合誤區的分析符合歷史、實事求是，所以最後的定義是科學的，有說服力。”接著他認真地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待中西醫兩者的關係，核心是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首先從實踐入手，提高臨床療效，共同服務於病人。至於創造統一的新醫學體系，那是指醫學發展的長遠目標。中西結合為一的醫學體系，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恐怕要經過許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可能實現。說今天已經形成了中西結合的醫學體系，那就不是事實了。現在中醫學術發展的核心仍然是保持特色、發揚優勢。中醫學術全面振興了，中西醫結合才會有一個可靠的基礎。”他的概括言簡意賅，直截了當，既準確、又全面。分手時他叮嚀我：理論研究很重要，軟科學研究更是中醫的薄弱環節，一定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並囑我今後再有軟科學方面的新文章發表，一定先送給他看。
1995年5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中國中醫藥學會組織召開了“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學術研討會”。會上，專家們對40年來中醫基礎研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一言未發，從頭到尾聽得很認真。會後他來電話找我，一見面便說：“我打算編一部書。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醫事業與學術的發展做一些回顧，希望啟發大家對中醫事業的歷史、現狀、未來進行一下冷靜的總結和思考，使人們從中分辨出一條比較清晰的路子來，免得以後走彎路。”他語氣嚴峻地說：“在會上聽了專家的意見，感到壓力很大。中醫應該走自身發展的道路，中醫機構應該突出中醫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醫的做法不改變，或者在漂亮的口號下使中醫很快地西醫化，那就重複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消滅中醫的悲劇。到那時，我們和你們這一代人就都是歷史的罪人了！”他要諸國本同志和我輔助他，把20年來在事業發展、理論研究、戰略思考方面的好觀點、好文章，收集、整理一下交給他。並要求在中醫學會換屆之前先出一集，作為他從會長位子上退下來時留給中醫界的禮品。這就是以後由他擔任主編而出版的《中醫深思錄》第一卷。
1997年8月《中醫沉思錄》出版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12月20日，即北京市召開中醫工作會議前夕，崔老會長要我再給他送去二百冊《中醫沉思錄》，他除了送給參加會議的各位代表外，還準備送給一些關心、支持中醫發展的各界領導和有關人士。那天，他顯得很高興，也很激動，使我又一次領略了他那赤誠坦蕩、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懷，聆聽了他對我的諄諄教誨。他指著《中醫沉思錄》說：“一本書如果只有人說好，沒有人批評甚至反對，那就千奇百怪了。”當我談到有些專家打算寫書評向學術界推薦《中醫沉思錄》時，他說：“不要在報刊上發表讚揚的書評，我們不講我們好，也不要別人稱讚。觀點、論證擺出來，還怕群眾不認識？我希望把各方面的不同觀點都擺出來，讓大家分析，有什麼不好呢？”他鄭重地說：“中醫上的困難，集中起來就是‘兩個西化’-學術上不尊重中醫自身規律，用西醫的觀點、方法對中醫進行改造是一個西化；醫療、教學、科研的管理上，不加消化地搬用西醫的一套，也是一個西化。徹底扭轉西化傾向，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既需要努力，也會有犧牲。中醫近百年裡在這方面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浪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如能減少事業上的浪費、學術上的損失，個人做出一些犧牲，算什麼！”他還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致重，你還年輕，在理論、學術研究上要有書卷味、學究氣，更要有勇氣和骨氣。你搞軟科學研究，就要敢於堅持經過深思熟慮、來自於科學與實踐中的正確觀點。不隨波逐流，也不要怕有人誤解。我知道你，許多老中醫更瞭解你、支持你。要多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的治學態度，敬業精神，也要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和人格。在學術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是好事。為了振興中醫，弘揚我們優秀的文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就是遇到打擊和非難，也沒有什麼。有‘雙百’方針和改革開放的大政策，還怕打成右派嗎？一代代的科學家走了，科學研究成果永留在世，這就是我的人生態度。”他那坦然、無私的肺腑之言，使我開口便溢出了前人的兩句話：“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千秋。”他爽朗地大笑著，連聲說：“好、好、好！人民的健康需要中醫，我們就繼承發揚中醫，抓住不放。”離開他的住所，腦子裡一直迴旋著兩句名言：“心底無私天地寬”、“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就是崔月犁。
他大概希望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苦心，98年1月20日又寫給我一封信。信中說：“在中醫振興中，有不同見解是正常現象。我不主張點名爭論，我主張絲毫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從正面來逐步深入地加以論證，把各自的觀點擺出來，請上上下下各界參考評論，從實踐中證明哪些提法、觀點、預測是正確的，請醫、教、研和行政工作的同志們選擇。”他的叮囑是對我的厚愛，也是對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工作者的要求。沒有想到98年12月20日的談話竟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見面，更沒有想到98年1月20日寫給我的信竟成為他一生的絕筆。一年來每思及此，就使我感到不盡的懷念，令人淚下，催我振奮。
崔老會長把他的後半生完全獻給了中醫。他忠實地按照鄧小平同志：“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高高舉起了“保持發揚中醫特色”、“振興中醫”的旗幟。他在管理工作中正確地處理了學術和事業的關係，始終把遵照中醫自身規律、繼承發展中醫藥學放在振興中醫事業的首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行政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在學術界廣交朋友，逐步使自己成為中醫藥學術的內行，並投身到生產力（即學術）的開發與推廣上來。為了給更多的人提供學習中醫的方便，為了讓中醫儘快走向世界，他從1987年起，即著手籌劃中醫古籍的白話翻譯工作。經過專家反覆論證，經過他精心運籌，《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終於在1998年1月8日全面起動。令人痛心的是，不到一個月他竟因心臟病驟發而與世長辭了。我們深信，在廣大中醫藥工作者的努力下，他的願望一定能夠實現。
老子曾經說過：“死而不亡者壽”。崔月犁老會長就是這樣一位壽者。今天我們緬懷他，就是要不忘教誨、牢記使命，為振興中醫而不解努力。老會長，安息吧！待到中醫輝煌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